宣真

C=记者
L=我
社会与教室
C：在您的自述中，您的决定常常包含对他人和周围环境的考虑，可以看出您是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科学是这个时代造福人类最为直接的、影响力最大的手段，您为什么一心选择遁入空门呢？甚至有人说，您的选择是对教育资源的浪费，您对此又是如何理解的？
L：一切行业存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人。为了人的什么呢？我想不仅仅是生存，而应该去寻找人的幸福，人的发展，让人能成为真实的自己。教育尤其如此。我从小喜欢数学，是因为数学向我展现了世界的神奇，人类心智的伟大，打开了一片心灵探索的世界。我所关心的，是心灵的启迪、成长与教育。如何让人成为一个丰富而完整的人，一个幸福而善良的人。 我一直在探索。 曾经我是一个过于理性而拘谨的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我在佛法 及传统文化中获得了莫大的喜悦与成长，前行的信心与力量，我看到了心灵的自由与宽广，因此我想去研究和弘扬它。
曾有一位中央领导到龙泉寺视察，他问我为什么出家。我说：“出国不如出家，很多大学生出国，都去为美国打工了，我要为中国文化服务。”领导听后很赞许，说：“我们国家培养的很多人才都流失了，你弘扬中华文化，很好。”

C：照您所说，这似乎也是一种爱国精神？
L：小学的思想品德课上，老师就教导我们：“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但我当时挺感动的。高中时我特别喜欢读屈原写的楚辞，也受到他很大的影响。我觉得爱国就要爱我们的文化，佛教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当然，我对儒家、道家、中医、太极拳等也很感兴趣——我觉得我们首先要有文化自信，才能走向文化自强。

C：那么您是否考虑过一边做科研一边学习佛法呢？有人说“中国不缺修为高的隐士，缺的是像亚里士多德、牛顿这样在哲学与科学领域都很有影响力的人”，像您这样有天分的人，应该承担起这样的责任。中学时数学与传统文化对于您来说是相互促进的，这种内心的平衡在大学毕业的时候为何就不受用了呢？
L：你说的方向没有错，我也希望把佛法和科学相结合。但学任何专业都需要就其本身深入钻研，如果还没有钻进去，就奢谈什么结合，那往往是肤浅的。我了解有一些西方国家的佛教学者，他们为了了解佛法，会到泰国、缅甸等地出家体验十几年，然后才回到大学里讲课。佛法博大精深，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它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修行方式。所以出家这几年，我是以学修佛法为主的。此外，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一流的科技强国了。我们有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与美国比肩，我们生产的无人机翱翔于世界各地，我们开发的支付宝、微信为全球人民提供方便。我觉得传统文化的研究这块还是需要更多的人参与，然后才能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有机结合。

C：那您会不会考虑像您所说的西方国家的佛教学者一样，出家若干年之后回到尘世？毕竟作为居士也可以修行。
L：这个没必要。有一回，一位我的高中老师来看我，劝我到大学里研究佛学。我告诉他，在一般大学里面，佛学是哲学系-宗教哲学专业中的一个三级学科，研究经费和人力的投入都非常不足，研究的范围也比较窄。有一些外国的佛学科系，上世纪比较红火，现在去读的人很少，已经快到门可罗雀的地步。所以真要研究佛法，还得靠出家人，有信仰，全身心投入，而且研究人员的基数有保障。他听了也比较支持我的选择。再一个，我不想受学术体制的限制，经常研究一些自己不感兴趣的问题、细枝末节的问题，乃至于有违佛教基本立场的问题。这样只会限制自己的发展。我希望在环境清幽的地方有一个小庙，我在庙里办一个小研究所，然后大家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晨钟暮鼓，没有什么人来打扰，只剩下修行和思考。有空我还可以陪父母去世界各地转转。海德格尔说：人，诗意地栖居。

C：您认为目前在寺院的修行研究，是您理想中的佛教学习方式吗？
L：北大的学生多少会有些理想主义，不安于现状，我个人也会对现实有些批判吧。我姑且说一说现在的想法，将来也许会变化。我觉得主要是教学方式可以改进，佛教本身是以生命体验为核心的，佛陀的本意是让人们觉悟生命的真相，要用合理的方式来思考生命、认识生命，是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而并不是盲从于某种教条。所以应该更多地采用体验式教学，这样的课堂应该是很开放和民主的，应当少一些灌输或照本宣科。一切佛法的概念，都需要在当下，在师生的互动和对话中重新建构，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领悟。因此才有了那么多的禅宗公案。我们对当下发生的事情，要有很大的开放性。教室之外发生的事情固然重要，却没有教室内正在发生的事情重要。

C：在外界的评论中，有些指出您大学毕业剃度出家时缺乏足够的社会经验。您是否想过和李叔同一般，先积累社会经验，再遁入空门？
L：社会经验慢慢会有的，否则多少岁能说有足够的社会阅历呢？可能到四十岁、五十岁也未必真正理解这个社会。所以这个不是理由。人生是短暂的，我觉得当我选定了一件事情，就应该先坚定地去尝试，同时要时常反观内心，总会有所提高。社会经验在佛门一样可以积累。我们僧团的出家人来自各地，文化程度和生命经验各不相同。我来到僧团之后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种不同的人，我很喜欢了解身边同学的生命故事，觉得这些故事极大地拓展了我的生命。而且我觉得这种经验在其他任何一个团体都是难以获得的，不管是企业还是事业单位，你接触的人都是和你类似的。在学校就更是如此了。另外很多人理解的所谓社会经验，主要是指社会的黑暗面，我觉得这是很狭隘的。我所理解的社会经验，是指了解人的丰富性，人性的多种可能性，同时了解怎样和不同的人相处。

责任与自由

C：您提到过，在大二时就有了出家的打算，但您在本科期间一直并没有放弃专业学习和研究，另外还考了托福和GRE。那时为什么没有选择更多地去研究佛法？
L：专业课当然要学好，那是自己本分的事。不能把其他的事情作为逃避学习的借口。如果专业课成绩不好，干别的也很难安心、投入地去做。所以我在专业课上还是很认真的，高中时也有一定的基础。但我也没有刻意要去和别人比。至于英语，本来不想考的，后来我妈跟我说，将来即便你出家，英语也是基础。我听她的，就去考了。

C：父母当时就知道您想出家？
L：看我那么喜欢学佛法，应该能想到吧。

C：您为什么又申请去麻省理工读研呢？
L：也是避免让父母操心，当时就顺从他们的意思去申请了。首先我希望能完成学业，在北大的求学经历是一生中难得的。既然不会马上出家，那我得给父母一个交代，让他们知道我在好好学习，不用过早地担心。

C：媒体报道中很多都提到您与父母的争执，称您的父母“内心饱受煎熬”，父母的态度是您遇到的最大阻力吗？
L：媒体上常说我父母不同意，其实父母是非常爱我的，他们也愿意给我一个尝试的机会。恰恰是因为媒体的炒作，给我父母很大压力，导致他们在一段时间中对此耿耿于怀。很多媒体其实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可能他们恰恰代表的是最保守、落后的社会成见，给那些行为有别于大众观念的人以最无情的打击。其实中国自古就有这个毛病，社会舆论是不给个人以空间的。你们看看鲁迅的文章，想要做点革新的事情吗？那些看客的吐沫星子已经把你淹死了。

C：媒体报道具体对您和家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为什么您长久以来都没有做出回应，直到今天愿意与我们分享？
L：应该说，这些炒作给我的家人带来很大麻烦。其实这几年来的报道多是一些陈年的往事，很多还是编造的，没有什么实际内容，我也不想成为大众的焦点，所以一直拒绝采访。但每次又有人把这些往事炒起来，就会有很多人去骚扰我的父母、亲人、老师、同学，还经常违背新闻道德，捕风捉影，给他们带来很大压力。我想说，这些媒体让我挺愤怒也挺无奈的。我是一个平和的人，但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对于这些缺乏独立思想，全靠炒作过活的媒体，我已经知道他们的品味，以后也不会接受他们的采访。我也希望北大的同学不要迎合这类媒体，不要把第一手资料给他们。

因为媒体它喜欢炒作，你给他一点信息，他就会捕风捉影把它放大。佛法里有句话叫做，“是非以不辩为解脱”。自从我出家的事情被媒体关注以来，有很多人来找我，前几年我是能躲就躲。但有一次还是被撞见了。当时我还是居士，一位法师正带我们出去散步。有一位母亲，为了她自己的一些人生困惑以及孩子的教育问题来找我，在我们出去的路上等我。我当时想赶紧躲起来，那位法师比较慈悲，他对我说：“人家这么想见你，你就和人家交流交流吧。”于是我就留下了，和那位母亲谈了约一个小时吧。但以我当时的水平，解决不了她的问题。我只能告诉她，一个僧人的成长周期是很长的，至少需要五年吧。她当时挺遗憾的。

前不久，她又来找我，留言给我说：“五年过去了，你能见我一面吗？”这一次我又拒绝了她。但拒绝了她之后，我仿佛感受到一种召唤，来自广大的人群。我就想，我是不是太决绝了？我希望把佛法学好之后再面对大众，但什么叫学好也没有具体的标准。也许大家需要我发出一些声音了。这也是我接受你们采访的一个原因。

C：您现在与父母的关系如何？他们现在持怎样的态度？
L：他们都还好。我母亲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还有国际催眠师，经常去全国各地参加心理学的培训讲座。我在她的影响下，对心理学也很感兴趣，今年刚拿到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的资格证，目前还在参加“京师博仁”团体辅导师的培训，也许今年就能拿证。我们平时在心理学上也会有一些交流，所以母亲也是我的一位老师。2015年的时候，有一次我妈告诉我，她在整理我高中时候的文集，准备出版。当时我正忙，而且也不想过早地面对公众，我就请她再等等。3年过去了，现在她开始继续整理我高中时的文章。

我父亲喜欢音乐、摄影，梦想周游世界。他的足迹已经遍布世界五大洲，只有南极洲和南美洲没有去过。他还到世界各地的中学去考察物理教学的情况，学习他们的经验。他有时会给我发来一些游览中的照片。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我很放心。
上次父亲节我才跟我爸通一个电话，和我妈经常会微信联系，讨论些心理学的问题。可以说，他们越来越释然。

C：您觉得比较理想的家庭关系是怎样的？
L：首先，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选择；其次，不是说没有关系，应该去相互照顾、相互尊重。我觉得西方的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可能相对来说要好一些，但是也有它的局限性。很多中国的父母是没有自己的生活的，他们的一辈子就投在子女身上，子女成家了，有了孙子之后，就投在孙子身上，没有为自己而生活。

C：如您所说，您的父母也有自己的追求，向往更高的境界和自由，而您对于自由也有自己的追求，并且是十分不寻常的。在您看来，他们对于自由的理解与您的理解有什么不同呢？
L：首先，我特别感谢我的父母，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包括对自由骨子里面的热爱。我父母给我起的名字，柳智宇，对我也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智”是智慧，就是追寻心灵的一种东西，然后“宇”呢，是一种比较开阔的格局。

不过我学习佛法之后，我所理解的自由就会有些不同。佛法注重内心的一种自由，和外在的因素不太一样。比如说，一个人可以自由自在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他不一定能够自由自在地使用他的心，因为我们的心念是受很多东西影响的，比如说，我们吃饭时的心念就受厨师的影响很大。我们看见一个东西，第一印象也不是当下能够控制的，而是我们过去的一种积累，比如说，见到一个人，莫名其妙地就会很讨厌，觉得和他性格不一样，想控制也控制不住。或者有些时候明明知道一件事情很重要，但就是要不断地拖延、不断地逃避。当然，心理学里面对这些问题讲得挺多，很多时候人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所以才需要心理学，需要心理咨询。如果每个人想不痛苦就能不痛苦的话，那心理学就没有什么必要了，所以我是更侧重这方面的一种自由。
当然，我在最开始学习佛法的时候，对它的理解还是会偏于另外一边。佛法里面有很多戒律，以及对人的要求，但这种要求其实是为了帮助人去训练自己的心，并不是要束缚人的身体。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把握住这一点的话，尤其是最初学习佛法的时候，就会展现出非常拘谨的形象，就会让我们父母觉得难以接受。我记得大一的时候，父亲带我去买面包，我就说这个面包不能买，因为我对它起贪心了。父亲就很受不了，就觉得你怎么这么教条，这么磨叽。慢慢地，我对佛法的理解才变得更加的灵活，和人相处的时候也会更加去考虑到别人，同时对自己也不会过于严苛，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种内心的自由和外界的自由也是可以协调的。

C：您强调自由，但同时又强调爱国、社会责任，怎么去平衡这两者呢？
L：一方面，自己要慢慢去摸索，找到一些去服务于社会的道路，现实上要有所妥协，适应自己所处的团体和时代。佛法里有一个词叫做“随众”，大家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另一方面，人不能被他的社会角色和定位所绑架，他始终要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即便他是一个团体中很重要的人物，也要不断地有一种自我的反思、自我的批判，对自身和环境都要有所反思。所以我觉得我们思想的自由其实很重要，思想能自由，心灵才能自由。同时，只有秉持独立的思考，才能真正为社会和时代负责，而不是人云亦云、随大流。

宣真

理想与选择

C：小时候自己性格是什么样的？
L：从小没有什么玩伴，喜欢自己玩。同学们玩的游戏，我不太感兴趣。可以说是比较孤独的一个人，也不知道怎么跟人相处，但其实内心潜在着要寻找一群伙伴。高中时有一些好朋友，但总感觉还有隔膜，难以进入彼此的内心深处。直到遇到佛教，才找到真正能懂得自己的一群人。

C：当时的职业理想是什么？
L：小时候想当一个科学家，研究出一种能够让人不会死亡的药物或者相关的技术。后来觉得好像不太现实，就想做一个数学家。高中的时候，我想数学家又不够，不是我真正想要的，好像太局限了。我希望对整个人类的文化能够有所帮助，所以其实数学只是我的一个切入点。我当时觉得，做一个数学家可能是最没办法的事情。其实我是想从数学进入，把整个人类的文化做一个梳理。我觉得后来选择出家，其实跟我一贯的思路是相通的，它并不是一个突然冒出来的选择。

C：有些人认为您出家十分可惜，他们的顾虑在于，您在数学方面的天赋和成就已经有目共睹，而佛法上的造诣并非一日之功。您有没有过类似的担忧？
L：其实成为一个数学家和在数学竞赛中获得好成绩是不一样的，只是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因为高中数学竞赛相对来说不那么复杂和艰深，而且其中很多地方的美感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再往上去走的话，要付出加倍的努力。因为我们高中学到的知识基本上都是19世纪之前产生出来的，当时数学发展处于一个黄金时期，这些知识是能够给人内心带来喜悦的，但后来的数学发展中有些地方特别的艰深，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所以我觉得，假设要想成为一个数学家的话，在这个时代，光靠奥数还是很不够的；但是如果以数学为一个基础，把这种数学的方式放到别的领域，这种理性、严谨的思维训练对每一个人的帮助是很大的。这种数学思维对我的影响很大，学佛法的时候我也会比较严谨，容易把概念理解得比较清晰，不会随便地搞一些联想。另外，数学里面体现的对于自然本质的一种洞察是非常重要的，与佛法里面讲的智慧类似。

C：您最早被国学吸引是什么时候？
L：那是小学的时候，基本也是我对数学开始真正感兴趣的时候。在此之前我特别在意老师的表扬和批评，可能一节课就专门冲着老师的表扬——表扬了，我心里就特别舒服——这种状态其实自己内心是不太满意的。当时，最开始带我走出来的是数学，后来我走数学这条路大概也是这个原因，但它对我并不是意味着一个考试成绩，我爱的是内心的一种东西。我当时参加了刘嘉老师办的“明心教育”数学培训班，从中感受到了一种超越了人世间得失的东西，感受到数学的美。刘老师讲课的时候会和传统文化相结合，他一般上课之前先去讲一段《老子》或者《论语》，他先讲那背后很深刻的一种哲学，然后再讲数学。当时就觉得研究这个应该很幸福，很吸引我。

C：从您的自述中看出，一开始您的思想更偏向于老庄，后来是怎样走到佛法上的？
L：道家特别强调个体生命的自由，但当时我就觉得自己挺不自由的。因为在学校里面，虽然学习数学，但很多地方还是会被各方面的压力左右。包括在初中的时候，和大家一起作弊等事情还是常会有的，所以虽然当时觉得数学好像给我提供了一片小天地，但是并不能够让我去做一个真实的自己，去达到一个能够让自己满意的生命的状态。后来读到《庄子》之后，觉得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对他精神的那种超脱自由特别地向往。

其实当时最开始读到的是我妈给我买的蔡志忠的漫画，先读的是《佛说》，也接触了六祖慧能大师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很喜欢。但当时对道家更感兴趣：道家是直接把这种生命自由解脱的境界讲得非常清晰，令人神往。《庄子》通过很多比喻告诉我应该怎么去生活，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怎样的生命状态是自己会满意的，所以后来就在大概三年的时间中把它作为一种信仰，依此去生活。

后来转向佛法的一个原因是，我发现道家比较少地去谈怎么去和其他人相处，而我好像并不是一个满足于只在自己世界里快乐的人，我是很渴望去走进别人的世界的。再就是，《庄子》第一篇不是逍遥游嘛，当自己遇到人生的一些挫折和苦难的时候，发现逍遥不起来了。我在高三时眼睛也不舒服，还有咽炎，在这种状态中我就感到生命的局限性，非常的痛苦。这时候我就发现，此前得到的那种自由、那种解脱的快乐还是依赖于很多因素的，自己很难真正地不依赖这些因素去获得一种内心的自由。我当时觉得道家好像很难真正地解决我遇到困境时的问题，虽然它可能在平常的状态下能给我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在寻求另外一条道路。

高三的暑假，我听到一段《心经》的音乐，当时就觉得特别地被触动：“观自在菩萨行深波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我觉得我就蛮苦的。虽然不懂什么叫“照见五蕴皆空”，但是对这个也挺向往的。佛教敢于直面生命的苦难，不会先告诉你人生就是快乐的，它告诉你人生确实有很多苦，不会去掩饰太平，“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一点和我当时的内心状态是非常契合的。然后它告诉你怎么去慢慢地走向解脱。

后来大学阶段，我听了一些哲学系的课，特别是张祥龙老师的课。我觉得他把中国传统文化讲得特别清晰，而且和西方的一些哲学相结合，我很感兴趣。听完他的课之后，我对佛法生起了很大的信心，觉得这么多哲学中，佛法是最好的。再一个，就是遇到了一群非常好的学习佛法的朋友，让我感受到了佛法这种慈悲的力量——一个是智慧，一个是慈悲。我感受到之后，觉得这是我真正想要的，它能告诉我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真正让自己获得内心的自由，也能帮助别人获得内心的自由。

C：您怎么看北大和北大人的特点？
L：北大人相对来说更愿意去谈理想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点是很好的。我在离开北大之后，才更感受到理想的可贵，就是说一个人的理想在他人生中的一种价值。但另外一方面大家的实践力不够，导致有的人慢慢就屈从于现实了；还有一部分人坚持去实践，但遇到很多阻碍，内心很纠结。其实并不是理论或理想不应该谈，而是要加强实践，认识社会现实。

另一方面，北大是一个过度竞争的场域，这里的竞争比社会上还要激烈。如果你经常和那些牛人、学霸们比较，你很容易迷失自己。重要的是要明白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敢于尝试。同时不要太理想化，要找一个适当的下手处。北大人的实践力不够，又往往孤高，常限于理想或理论的思考当中，不知道怎样组合各种资源来把事情做成。一个人要能够跟大家打成一片，这样比较好，所谓“和光同尘”，同时要保持自己心灵的一种独立的空间。另外不要常常挂念着自己过去的成就，而要多去做一些踏实的小事。

C：如今出家研究佛法是在实现您的理想吗？
L：实现理想包括佛法的研究和教学。不仅是研究高深的理论，还要让它能更好地走入寻常百姓家。

坚持与改变

C：在您出家后，一直没有主动向外界公开过自己的修行生活。进入龙泉寺这几年中，您在生活与思想上具体发生了哪些转变？
L：转变是很大的。我觉得学到了很多东西。我首先经历了一年左右的预备期，主要是适应僧团的生活和修行方式。在这期间，我们以劳动为主。我参与了工地劳动，也体验过耕种，为大众做饭，以及盛饭，我们叫做行堂，在值班室处理各种物品的收发和接听电话留言，我还负责教导过年龄较小出家的同学。在劳动中体验到生命的厚重感，非常的踏实。当我们彻夜工作，完成一座楼房的封顶，当我自己炒出的菜被送到几十位出家人的钵中，我感受到一种深切的满足感。我也能理解农夫和工人们的心情。我觉得这是一种很难得的体验。

其后的一年，我剃度成为沙弥，听了许多僧团安排的课程。当时我还负责龙泉寺博客的写作，通过采访和编辑文稿，了解了许多人的生活，了解了寺院的方方面面。当时僧团安排的课程比较浅，可能主要针对初学者，我并不满足，于是和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一起研讨《菩提道次第广论》，并得到了几位法师的指导，比我居士阶段的学习要深入得多。

《菩提道次第广论》是影响我最大的一部佛学典籍。我高中时就在思考人类文明冲突的问题，因为911事件和美伊战争的刺激，我觉得世界并不太平，我希望从文明的融合与会通上探索出一条道路。当我遇到这部书时，我觉得触摸到了自己一直在追寻的东西，似乎看到了问题的解决答案。所以我并不是仅从佛教的立场来看这部论，而是希望发掘它对人类文明的价值。这部论目前的研究，我觉得还是很不够的。我希望把它与汉传佛教相结合，与现代的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科学、比较宗教学等学科相结合，开显人类心灵提升的蓝图。

**年底，我和几十位同学一起前往广化寺受戒。受持戒律，成为比丘，是正式出家身份的开始。随后的三年，直到2015年底，我主要参与了南山律典校释的工程，同时也学习了许多戒律典籍。参与此项文化工程，对我来说是一项挑战，也是非常难得的经验。戒律的学习，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印象深刻的体验。通过学习律典，慢慢掌握戒律精神，了解佛教中各项制度、仪轨的历史和制定的原因，从中感受佛陀的智慧与慈悲。其后，我花了两个月时间学习《阿毗达摩俱舍论》。2016年前半年，我参与了龙泉寺藏经工程。

2016年下半年至今，我参与僧团的教学，主要负责受戒前后的教学工作，同时编辑了一些戒律教材。我很喜欢现在所从事的僧教育工作，我和许多学生都成了要好的朋友，时常受到他们的启发与感染。在这项工作中，我感到非常充实与喜悦。

C：寺院生活的作息大抵是怎样的？与您之前的生活习惯是否差异很大？
L：四点钟起床，四点半上早殿，七点钟左右吃饭，上午八点到十一点是工作或者学习的时间，中午大概十一点钟吃饭，然后午休一会，下午一点半起来。两点钟到四点一刻是下午的工作和学习时间，四点半上晚殿，六点左右吃晚饭，然后一般是晚上上课。九点二十就打板，可以休息了。这套作息适应起来也不是很容易，刚刚出家的时候早殿经常打瞌睡。

C：您最近为什么开始研究心理学？如何处理其与佛法的冲突？
L：心理学是我妈建议我去学的，我觉得也挺好，我高中自己也参与过（心理咨询），对这个领域有一定的了解。至于冲突，我觉得可以先接纳，然后再慢慢地把它汇总，而不是急于讨论是不是一样的，否则得出的结论往往是肤浅的。

但是我觉得佛法和心理学都是基于现象本身，它不是一种先验的概念去限定这个现象世界，它是基于经验，从现象世界出发，然后对它的结构进行讨论。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一种现象学的还原，就是把佛法或心理学的概念都还原到现象本身，去体会它到底是在说什么，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是如何发生的。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们其实是没有矛盾的，而如果要从概念上去探讨的话，可能就不太容易说得清。

C：您对未来的生活有哪些的规划？
L：一方面继续教学和研究。另一方面也有出书的想法，例如高中和大学时代的文集。佛教类的书我也编写了一些，但现在宗教类的出版审查比较严，不知能不能出版。此外，也有去欧洲参学一段时间的想法，我对法国梅村的一行禅师挺景仰的。我觉得他的书挺适合现代人的心理特点。总体上，我还是想保持低调一段时间，多积累，多沉淀。

C：以您这些年的学习，您觉得佛法的意义是什么？您认为应如何处理佛法与普罗大众的关系？
L：佛法是系统、完整的生命教育，让我不会迷失在这个喧嚣的世界，是不断开发心的潜能，越走越从容，越走越有力量。佛法不在于外在的形式，而在于内心的慈悲和智慧。慈悲与智慧让我能走入他人的内心，让我能分享大众的苦乐。我遇到佛法以前是一个孤独的人，而现在我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我渴望和每个在生命里相遇的人成为知心朋友，我能常常体会到与他人内心深处的联结。这样，他们都成为我生命中美丽的花园。当然，我也欢迎你们常来贤宇的花园走走。

所以当我转身之际，我发现身后是一片片清新的田园、秀丽的风景，充满了生机。这个世界上能有理解和支持我的人，能有和我一起走下去的团队和伙伴，这就可以了。即便这些也会失去，还有一样东西能陪伴我，那就是我的呼吸，时时刻刻都与我在一起，带我回到当下，走向心灵的自由。所以即便这一生我一事无成，只要我努力过，我依然会觉得非常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