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企者不立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余食赘行，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企鹅的步伐，猩猩的醉舞
由第二十二章开始，接连到二十五章为止，反复地申明，道体自然，切莫乱加造作，因此，当起用因应在万事万物时，亦须效法天地自然的规律，“曲全”而成事。本章衔接上两章内涵，再提出反证，作为正面的告诫。因此开始便由“企者不立”讲起。什么叫“企者不立”呢？且看我们现在有许多公司，取名叫企业公司。什么叫“企”呢？把脚尖踢起来，不断向前开展叫“企”。这样跟起脚尖来，能站多久呢？其实，是难以长久立足的，练过功夫的人，也不过站一短暂的时间。平常时，人们很少要那么跟起脚来站立，也许是个矮子，为了与人比高，才这样做，或者，偶然远望，才那么踢起脚来。但是，到底是站不久的。这便是“企者不立”的道理。
“跨者不行”是说跨开大步在走路，只能暂时偶然的动作，却不能永久如此。如果你要故意跨大自己的步伐去行远路，那是自取颠沛之道，不信，且试跨大步走一二十里路看看。大步走，跨大步是走不远的。因此，老子用这两个人生行动的现象来说明有些人的好高骛远，便是自犯最大的错误。“企者”，就是好高，“跨者”，就是骛远。如果把最浅近的、基础的都没有做好，偏要向高远的方面去求，不是自找苦吃，就是甘愿自毁。由这两个原则的说明，就可明白“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四不的道理。
“自见”、“自是”、“自伐”、“自矜”，是人类的通病，一般人的心理，大多具有这些根本病态。举一个现在社会上常见的例子，当我们经常到一家名餐厅宴会，这家会做菜的名厨师，在我们吃饭当中，出来打一照面，招呼贵宾的时候，我们就要向他恭维几句，或者敬他一杯酒，表示他做的菜真是高明，不然，他就很扫兴，“喀然若丧其偶”了！如果说，你的菜做得天下第一好，那么，虽然他这时还挂着一脸的油烟，累得要死，可是心里的滋味，却舒服得很，这是一般的常理。所以，老子在这里再三说明，一个人有了“自见”、“自是”、“自伐”、“自矜”的心病，一定要能反省，知道自加改正才好。但从道理法则上讲，这些心理的行为，却是“余食赘行”。“余食”是多余吃的。等于一个人饭已吃饱了，再吞一口都吞不下去，但还要再吃一个大面包，这一下非得胃病不可，甚至还要去看医生，或者是要开刀呢！赘，就是瘤子，等于甲状腺肿大，脖子就会长粗了。我们正常的身体，在任何部位，长出一个瘤子，那当然是多余的。像我们合掌的时候，五指就够用了，有的人长出六个指头，这就是“赘指”。多一个指头就麻烦，手套还要另做。“物或恶之”，任何一样东西，都有自然的定形，变体都是不正常的，即使是植物，过分地长出来一个多余的附件，不但自己增加负担，而且令人讨厌。何况一个平常的人呢！假使你这个人已经很高明，高明就高明又何必一定要别人加说一句你太高明。你是不是高明，别人慢慢自会看清楚的。假如自己天天喊我很高明，除了做广告以外，那还有什么用呢？所以有道之士，自处绝不如此，绝对没有这种心理行为，才算合于道行。
投鞭断流的苻坚
但是，所谓“有道者不处”的“有道者”，难道是专指“入山唯恐不深，避世唯恐不远”的山林修道之士吗？当然不是如此，综合老子所谓的“道”，既不如佛家一样的绝对出世的，也不是如儒家一样的必然入世的，它是介于两者之间，可以出世，亦可以入世的。换言之，有体有用，道体在形而上的自然，道用却在万物万事，平常日用之间。因此，他的道，也正如孔子的门人曾参所著《大学》一书中所说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都不能离开此道。
因此，老子前后所说的知四不——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在体而言，有同于佛说的离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在用而言，又同于孔子所说的戒四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恰如其分。所以，它不但只限于个人自我的修养，仅是修道者的道德指标，同时，也是所谓帝王学——领导哲学最重要的信守，最基本的修养。我们现在随便举出古今历史上两个事例，说明凡是要立大功、建大业的人，只要一犯此四个原则，绝对没有不彻底失败的。
第一个例子，就是东晋时期，史称五胡十六国乱华的时代，秦王苻坚的故事。
苻坚就其君——姚生，自立为王，正当东晋穆帝——司马触升平元年（公元三五七年），他起用了那个在野的名士、平时扪虱而谈天下事的王猛为政，不过十三四年之间，北灭燕云，南胁东晋，大有不可一世的气势。在过不了几年，王猛得病将死（王猛当政也只十六七年），苻坚不但为他百计祈祷，并且还亲自到病榻访问后事。王猛对他说：
“善作者不必善成（成功不必在我之意），善始者不必善终（也就是《易经》坤卦无成有终的意思）。古先哲王，知功业之不易，战战兢兢，如临深谷。伏惟陛下，追踪前圣，天下幸甚。”
又说：
“晋虽僻处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没之后，愿勿以晋为图（告诉他，切莫轻易南下用兵图谋东晋）。鲜卑、西羌，我之仇敌，终为大患，宜渐除之，以安社稷。”
王猛一死，苻坚三次亲临哭丧。而且对他的儿子（太子）苻宏说：“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耶？何夺我景略（王猛字）之速也。”过不了七八年，苻坚一反常态，不顾王猛的遗嘱，便欲将百万之众，南下攻击东晋。
当他聚集高级臣僚开军事会议时，左仆射（相当辅相的权位）权翼持不同的意见说：“晋虽微弱，未有大恶，谢安、桓冲，皆江表伟人，君臣辑睦，未可图也。”
太子左卫率（相当于侍卫长官，警备总司令）石越曰：“今岁镇（天文星象的岁月，镇星）守斗（自南斗十二度数起，到须女星的七度，属星纪，正在吴越分野之处）。福德在吴（古代抽象天文学，认为太岁所在，其国有福），代之必有天殃。且彼据长江之险，民为之用，殆未可伐也。”
苻坚却坚持自己的意见说：“天道幽远，未易可知，以吾之众，投鞭于江，足断其流，又何险之足恃乎？”这便是苻坚的最大自伐、自矜之处。
会议席上，文官武将，各人就利害关系，正反面的意见都有，始终无法决议。苻坚便说：“此所谓筑室道旁，无时可成。吾当内断于心耳！”
当时这个时候，再也没有一个人，如王猛一样，教他先求修明内政，建立最高的文化政治以巩固基础的建议了！
散会以后，苻坚特别留下亲王的阳平公——苻融商量，苻融说：“今伐晋有三难，于道不顺，晋国无衅。我数战兵疲，民有畏敌之心。群臣言晋不可伐者，皆忠臣也。愿陛下听之。”
苻坚听了他的意见，便正色地说：“汝亦如此，吾复何望”。苻融听到他的坚持自见与自是，愈觉不对劲，便哭着说：“晋未可灭，昭然甚明。且臣之所忧，不止于此。陛下宠鲜卑、羌揭，布满哉甸。太子独与弱卒，留守京师。臣惧变生肘腋，不可悔也。臣之顽愚诚不足采。王景略一时英杰，陛下尝比之诸葛武侯，独不记其临没之言乎？”
苻坚仍然不听他的意见。等到回到后宫，他最宠爱的妃子张夫人，也苦苦来劝谏他勿出兵侵略东晋。苻坚便说：“军旅之事，非妇人所当预。”换言之，军事的事，不是你们女性所应该参与意见的。
他最喜欢的小儿子苻铣也来劝谏。苻坚便训斥他说：“天下大事，孺子安知。”换言之，你这个小孩子，哪里懂得天下国家的大事。
大家没有办法阻止苻坚的主观成见，便来找他最相信的和尚道安法师，请他设法劝阻。道安婉转劝说，也不成功。弄得太子苻宏没有办法，只好再拿天象来劝谏说：“今岁在吴分。又晋君无罪。若大举不捷，恐威名外挫，财力内竭耳！”
苻坚还是不听，转对儿子说：“昔吾灭燕，亦犯岁而捷。秦灭六国，岂皆暴虐乎？”
这样一来，只有一个人在冷眼旁观，待时而动，乘机而起的燕人慕容垂，独对苻坚说：“陛下断自圣心足矣！晋武（晋武帝司马炎）平吴，所仗者张杜二三巨而已。若从众言，岂有混一之功乎？”
这一下，正好投合苻坚的心意，因此，便大喜说：“与吾共定天下者，独卿而已。”谁知不到一个月之后，秦王苻坚，自统六十余万骑兵南下，一战而败于淝水，比起曹操的兵败赤壁，还要悲惨。慕容垂不但不能与他共天下，正好趁机讨好，溜回河北，不但复兴后燕，而且还是促成苻坚迅速败亡最有力的敌人。
我们读历史，看到历史上以往的经验，便可了解古人所推崇的古圣先贤的名言学理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可贵。譬如苻坚的暴起暴亡，抵触老子所说的四不戒条，无一不犯，哪有不败之理。苻坚虽有豪语，所谓“投鞭足以断流”。其实，正是他投鞭以断众见之流，因此而铸成大错、特错。所以老子说“故有道者不处”，正是为此再三郑重其言也。
山泉绕屋知深浅
第二个例子，也是现代史上众所周知的国民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先生“推位让国”，由袁世凯来当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结果，他却走火入魔，硬要作皇帝，改元“洪宪”。一年还不到，袁大头就身败名裂，寿终正寝，所留下的，只有一笔千秋罪过的笑料而已。袁世凯个人的历史，大家都知道，他的为人处事，素来便犯老子的四不——一自见、自是、自伐、自矜，原不足道。《红楼梦》上有两句话，大可用作他一生的总评：“负父母养育之恩，违师友规训之德。”
袁的两个儿子，大的克定，既拐脚，又志在做太子，继皇位，怂恿最力。老二克文，却是文采风流，名士气息，当时的人，都比袁世凯是曹操，老二袁克文是曹植。我非常欣赏他反对其父老袁当皇帝的两首诗，诗好，又深明事理，而且充满老庄之学的情操。想不到民国初年，还有像袁克文这样的诗才文笔，颇不容易。袁克文是前辈许地山先生的学生，就因为他反对父亲当皇帝，作了两首极其合乎老子四不戒条的诗，据说惹得者袁大骂许地山一帮人，教坏了儿子，因此，把老二软禁起来。我们现在且来谈谈袁克文的两首诗的好处。
乍著吴棉强自胜，古台荒槛一凭陵。
波飞太液心无住，云起魔崖梦欲腾。
偶向远林闻怨笛，独临灵室转明灯。
剧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起首两句便好，“乍著吴棉强自胜，古台荒槛一凭陵”。吴棉，是指用南方苏杭一带的丝棉所做的秋装。强自胜，是指在秋凉的天气中，穿上南方丝棉做外衣，刚刚觉得身上暖和一点，勉强可说好多了！这是譬喻他父亲袁世凯靠南方革命成功的力量，刚刚有点得意之秋的景况，因此他们住进了北京皇城。但是，由元、明、清三代所经营建筑成功的北京皇宫，景物依稀，人事全非，那些历代的帝王又到哪里去了！所以到此登临览胜，便有占台荒槛之叹。看了这些历史的陈迹，人又何必把浮世的虚荣看得那么重要！
“‘波飞太液心无住，云起魔崖梦欲腾。”华池太液，是道家所说的神仙境界中的清凉池水。修炼家们，又别名它为华池神水，服之可以祛病延年，长生不老。袁克文却用它来比一个人的清静心脑中，忽然动了贪心不足的大妄想，犹如华池神水，鼎沸扬波，使平静的心田永不安稳了。
跟着便说一个人如动心不正，歪念头一起，便如云腾雾暗，蒙住了灵智而不自知。一旦着了魔，就会梦想颠倒，心比天高，妄求飞升上界而登仙了。
“偶向远林闻怨笛，独临灵室转明灯。”这是指当时时局的实际实景，他的父兄一心只想当皇帝，哪里知道外界的舆论纷纷，众怨沸腾。但诗人的笔法，往往是“属词比事”，寄托深远，显见诗词文学含蓄的妙处，所以只当自己还正在古台荒槛的园中，登临凭吊之际，耳中听到远处的怨笛哀呜，不胜凄凉难受。因此回到自己的室内，转动一盏明灯，排遣烦恼。明室、灵灯，是道佛两家有时用来譬喻心室中一点灵明不昧的良知。但他在这句上用字之妙，就妙在一个转字。“转明灯”，是希望他父兄的觉悟，要想平息众怨，不如从自己内心中真正的反省，“闲邪存正”。
“剧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最后变化引用苏东坡的名句：“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劝他父亲要知足常乐，切莫想当皇帝。袁世凯看了儿子的诗，赫然震怒，立刻把他软禁起来，也就是这两句使他看了最头痛，最不能忍受的。
另一首：
小院西风向晚晴，嚣嚣恩怨未分明。
南回孤雁掩寒月，东去骄风动九城。
驹隙去留争一瞬，蛩声吹梦欲三更。
山泉绕屋知深浅，微念沧波感不平。
这起首两句，“小院西风向晚晴，嚣嚣恩怨未分明。”全神贯注，在当时民国成立之初，袁世凯虽然当了第一任大总统，但是各方议论纷纷，并没有天下归心。所以便有“嚣嚣恩怨未分明”的直说。所谓向晚晴，是暗示他父亲年纪已经老大，辛苦一生，到晚年才有此成就，应当珍惜，再也不可随便乱来。
“南回孤雁掩寒月，东去骄风动九城。”南回孤雁，是譬喻南方的**的影响力量，虽然并不当政，但正义所在，奋斗孤飞，也足以遮掩寒月的光明。东去骄风，是指当时日本人的骄横霸道，包藏祸心，应当特别注意。
“驹隙去留争一瞬，蛩声吹梦欲三更。”古人说，人生百岁，也不过是白驹过隙，转眼之间而已。隙，是指门缝的孔阀。白驹，是太阳光线投射过门窗空隙处的幻影，好比小马跑的那样快速。这是劝他父亲年纪大了，人生生命的短暂，与千秋功罪的定论，只争在一念之间，必须要作明智的抉择。蛩声吹梦，是秋虫促织的鸣声。欲三更，是形容人老了，好比夜已深，“好梦由来最易醒”，到底还有多少时间能做清秋好梦呢？
“山泉绕屋知深浅，微念沧波感不平。”“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人要有自知之明，必须自知才德能力的深浅才好。但是，他的父兄的心志，却不是如此思想，因此，总使他念念在心，不能平息，不能心安。
这是多么好的两首诗。所以引用它，也是为了说明历史的经验，证明老子四不的告诫，是多么的正确。袁克文的诗文才调，果然很美。但毕竟是世家出身的公子，民国初年以后，寄居上海，捧捧戏子，玩玩古董，所谓“民初四大公子”之一。无论学术思想，德业事功，都一无所成，一无可取之处。现在我们因诗论诗，不论其人。我常有这种经验，有的人，只可读其文，不必识其人。有的人，大可识其人，不必论其学。人才到底是难两全的。至于像我这种人，诗文学术，都一无可取之处。人，也未做好。只好以“蓬门陋巷，教几个小小蒙童”勉强混混而已。
第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天下大老母
在前面几章我们连续谈到道的妙用，是在日常生活中，就在种种为人应事的行为上。现在《老子》本书，又回转来而进一步说明“体用合一”的道理。然而，究竟“道”是什么？什么是“道”呢？这是最根本的哲学问题。但在《老子》本书中，已处处以各式各样别出心裁的语言文字，要人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它，并且它已用或显或隐的文字言语来表达，透露了个中消息，本不需要后人画蛇添足，多加注解。
《老子》五千言，洋洋洒洒，信手拈来，道的真相，答案自在其中。第一章一开头便直截了当地说：“道可道，非常道”。颇有拨云见日之势，一笔扫开所有相对名言的障碍。现在本章又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自古以来，很多人研究《老子》，竟有不少认为老子是偏重于物的“唯物思想者”，现代一般人，受到西洋哲学的影响比较深刻，有更多认定，向唯物思想方向作注解。这种错用现代意识或西方观念，附会中国古文的文意，因此而使人认识不清，个人实在不敢苟同。老子在书上从头至尾所表达的理念，是在说明宇宙与生命的存在是“心物一元”的，殊无可疑。
“有物混成”，这个“物”字，并不同于现代人所了解的“物质”观念的物字，这一关键，前面已曾提过，古代“物”字的含义，等于现在一般口语中的“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可指非物质的存在状况，例如精神、心理或者“力”、“能”等等，也可代表物质之“物”。此处“有物混成”的物，是“道”的同义字，这个道的内涵，包括了物质与非物质，是“心物一元”混合而成的。
这种“心物一元”的思想观念，源自《易经》。《易经》是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的根本，哲学中的哲学，经典中的经典。中国的文化思想，始终是讲“阴”“阳”两个符号，以二者彼此之间的相互变化、相生相克，从中去建立它的宇宙观、伦理观。如果我们以“阳”为精神的代号，那么“阴”则为物质的代号，阴阳配合，心物互融，便创化衍生了从极微到至大，应有尽有、无穷无尽的有情世界与无情世界。
然而，心物还只是一体所现的两面，这个浑然一体的道，它是“先天地而生”，宇宙万有的形成与消灭，全是它的功能所起的作用。在南北朝时代，南朝梁武帝时，有一位禅宗大师傅大士（傅翁），他的悟道偈就说：“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此一偈颂中所表达的思想，乃是中国道家老子思想与佛学合流的典型。
“有物先天地”，它本无形象，先于天地的存在，宇宙万有的本来就是它。一切万象的种种变化，生起与消灭，那只是两种不同的现象而已，虽然与这超越一切事物的“道”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却无法影响它的本质。等于我们日常所熟悉的光明与黑暗一样，明来暗去，暗来明去，明暗二者的交互转换，只是两种不同现象的轮替，那个能作明作暗的本身，并不随着明暗的变化而生灭；但是它的功能妙用，就表现在日夜明暗的来来往往之间。所谓形而上的道、本体，其实已经彻底地、无所隐藏地显现在它所创造的万象万境中，本体与现象的关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而佛家所讲的“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可以说是这个道理进一步的诠释与发挥。
那么，“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究竟是怎么的一种情况呢？老子形容说：“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老子的思想与印度的佛学对形而上道的表达有所不同，佛学到最后只以一个“空”字代表，而老子则用“寂”用“寥”。寂是绝对的清虚，清静到极点，毫无一点声色形象。“寥”是形容广大，类同佛学的“无量无边”。
佛家专用的名词“空”，是从道体的原则上说；而道家所用的“寂”、“寥”，则是形容其境界与现象，在表达上各有各的好处，也各有各的缺点。谈“空”，难免有人会误认为是断灭思想；说“寂”说“寥”，又易使人执著一个现象，落在境界的窠臼中。
老子说这个道，“寂兮！寥兮！”，清虚寂静，广阔无边，没有形象声色可寻，永远看不见、摸不着；“独立而不改”，超越于一切万有之外，悄然自立，不动声色，不因现象界的物理变化而变化，不因物理世界的生灭而生灭。但我们在这里要注意，老子说的是“独立而不改”，他并没有说“独立而常住”。“常住”，让人感觉是指具备形象的实有，但道并不适合以实有称之。因为它“非心非物”，可是也不能说不是实有，因为它“即心即物”。“周行而不殆”，它无所不在，在在处处都有道。不论“物”也好，“心”也好，都有它的存在，永远无穷无尽，遍一切处。“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这个东西是一切宇宙万有的根本，具足一切的可能性，实在很难用一般世间的语言文字来形容，所以我们中国古代的老祖宗们，不得已，姑且叫它做“道”，以“道”来统括所有万法的究竟归处。
万道不离王道与人道
道之为名，在原始的中国文化，是超然于宗教性质的代名词，西方哲学称之为“第一因”，但在内涵上彼此仍有差别之处。以宗教性的名词来说，ji 督教、天主教叫它“上帝”、“主宰”、“神”，yi si lan教叫它“阿拉”，佛教则以“如来”、“佛”来称之。像这一类的宗教性字眼，一般人很容易根据自己的知识、习惯以及下意识观念，在自己的心理意识上，构成另一种偏离原意的想象概念，混淆不清，甚至都蒙上了一层浓得化不开的神秘色彩。譬如我们一提到“上帝”，差不多都把它想成一个能控制一切，主宰一切，拥有宇宙最大威权的神明。而一提到“如来”，大部分人的观念马上想到坐在寺庙大殿上，低眉垂目、不食人间烟火的“塑像”。这种单凭一己的好恶与想象所形成对形而上真理的认识，其中牵涉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
早期的中国文化思想，对于“道”这个东西，并未附以它任何宗教形态，或者将它专属于某一种哲学派别。道的名称之外，尚有几个与它同义的名词，老子又提出来说：“强为之名曰大”，因为它实在无量无边，太大了，所以也可叫做“大”；“大曰逝”，大也就是“逝”，“逝”是永远的向内外四面八方延伸发展，等于说宇宙是无限的扩张。谈到这里，我们看到这个“逝”字觉得很有趣。引申列子的话来说，便是：“东方有圣人出焉，西方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老子认为道的本身，大到无量无边，无有涯际，因此名之为“逝”。同样的意义，佛经上“佛”亦有十个名号，“善逝”是其中之一。这个“善逝”的“逝”，除了具有“无常”的含义外，同样代表无尽无限，形容难以言喻之大，与老子所说的“大曰逝”，有不谋而合之处。但是我们知道，佛经翻译到中国来，距离老子时代之后，已经有相当一段的时间，然而老子在中国上古文化，早已有相同的看法和用词了。
既然“大日逝”，那么“逝曰远”，无远弗届，四通八达，“放之四海而皆准”，没有不及的地方，也是无量无边，无穷无尽的意思。然而，就是因为“道”太大太远了，它遍一切处，通于古今，尽未来际，我们若求大、求远地去追求它，反而难以企及，搞不好还会迷失在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现象界里，不能自拔。其实“道”就在每个人的自身上，须臾不离，若能反求诸己，回头自省，见“道”才有希望。所以“逝曰远，远曰反”。最远的就是最近的，最后的就是最初的，只要神志清醒清醒，好好张眼一看，天边就在目前。
我们晓得中国过去的观念，称宇宙万有的本体为“道”，另外还有“大”、’逝”、“远”、“反”等名称，甚至于儒家所讲的“天”，或者“帝”，也都是“道”的代号，总共算起来，至少也有十来个“道”的别名。后来印度文化传播到中国来，其中佛教对于形上本体的说法，也有佛的十个代号，与中国原有的那些“道”的称呼相互比较，颇得异曲同工之妙，几乎是同样的道理，雷同的说法，这不知是否当时双方曾开过联席会议，互相对此问题详加协调过，否则又怎能如此巧合、遥相呼应呢？（一笑）。其实这正是“东方有圣人出焉，西方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的道理。世界上真理只有一个，无二亦无三，只是东西方在表达方式上有些不同罢了。
接着，老子说“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这一段谈“天”说“地”，却又忽然钻出一个“王”来，王是代表人。依中国传统文化，始终将“天、地、人”三者并排共列，而人在其中。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文化最讲究“人道”，人文的精神最为浓厚，人道的价值最被看重。假定我们现在出个考试题目，“人生的价值是什么？”或者“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若以中国文化思想的观点来作答，答案只有一个——“参赞天地之化育”（《周易·系辞传》）。
“参赞天地之化育”，正是人道价值之所在。人生于天地之间，忽尔数十年的生命，仿如过客，晃眼即逝，到底它的意义何在？我们这个天地，佛学叫做娑婆世界，意思是“堪忍”，人类生活其上，还勉勉强强过得去。这个天地并不完备，有很多的缺陷，很多的问题，但是人类的智慧与能力，只要它能合情合理地运用，便能创造一个圆满和谐的人生，弥补天地的缺憾。
譬如，假若天上永远有一个太阳挂着，没有夜晚的话，人类也就不会去发明电灯，创造黑暗中的光明。如果不是地球有四季气候的变化，时而下雨，时而刮风，人类也不会筑屋而居，或者发明雨衣、雨伞等防御用具。这种人类因天地间种种现象变化所作的因应与开创，就叫做“参赞”。此等人类的智慧与能力太伟大了，所以中国文化将他和天地并举，称为“天、地、人”三才。这是旧有的解释。
那么，“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域”是代表广大的宇宙领域。此处道家的四大，与佛家所谓的四大不同。佛家四大，专指物质世界的四种组成元素——地、水、火、风。而道家所讲的四大，是“道、天、地、人”。这个“四大”的代号由老子首先提出，并非如佛家的四大。老子说，在这一无穷无尽的宇宙中，有四种东西是最主要，最关键性的，而人的价值占了其中之一。四大中人的代表是“王”，中国上古文化解释“王”者，旺也，用也。算命看相有所谓的“旺相日”，在古代文字中，也有称“王相日”的。每个人依据自己的八字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旺相日那一天去做某一件事，认为便可大吉。宇宙中何以人能与“道大、天大、地大”同列为四大之一呢？这是因为人类的聪明才智，能够“参赞天地之化育”，克服宇宙自然界对人存在不利的因素，在天地间开演一套渊源流长的历史文化。
好不容易自然
既然人的地位有这么的重要，这么的特殊，下面老子便接着告诉我们做人做事的法则，如何修道，如何行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老子千古不易的密语，为老子思想的精华所在，懂了这番话的道理，也就差不多掌握了修道、行道的关键了，在这里这个“法”字是动词，是效法、学习的意思。人要效法大地，大地则依法于天，这里的“天”，是指有形的太阳系统的自然物理的天，也就是天文学上的天体之天，它不是抽象的概念。地依法于天，天则要效法道，以道为其运行的依归。那么，道又以什么为效法的对象呢？“道法自然”。
现在首先要解释“自然”的问题。目前新兴的“比较宗教学”或称“宗教哲学”，把世界上各地的宗教，如佛教、道教、yi si lan教、ji 督教、天主教等等，每一宗教的哲学理论与实况综合起来研究，相互比较，寻求其中异同和彼此间的关系，已经发现了不少有趣的问题，值得更进一步去深入探讨。我们若以比较宗教的态度，抛开那些粗浅的宗教情绪心理，把眼光放在一般宗教教人如何行善做好事的普通伦理层面上，那也个个满好，满合于同一的水平。至于再进一步，要透彻各个宗教实际内涵程度的深浅，则问题重重，就不能颟顸笼统，值得仔细研究、体会。
长期以来，有不少佛家的著作，批评道家是“自然外道”。因为他们看到老子讲“道法自然”，便自然而然地将二者联想在一起。其实，印度释迦牟尼佛在世时，与佛教对立的几十种哲学思想，尤其当时同释迦牟尼佛影响一样大的几个大学派之一，专讲“唯物思想”的“自然外道”，和中国老子所说“道法自然”的自然，并不相关。二者并未结为姊妹道，或者兄弟道什么的，并无彼此互通声气之嫌。
印度当时的自然外道，属自然学派，其所谓的“自然”，完全从物理观点而说。但是老子的思想绝非如此。近代中国翻译西方典籍，把物理、化学等学科，统称为自然科学，这是借用老子的名词，我们不能因此便认为老子说的“自然”，就等同物理范畴的自然。将老子的思想硬往上套，这是指鹿为马，栽赃前人，非常没有道理的。
虽然老子并未给予直接的定义，但老子的“自然”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却也不可以如法庭上的法官们，审判一个案件，可以采用了“自由心证”，随便判决学术思想的归化，乱下断语，硬是认定老子所说的“自然”也就是印度的“自然外道”；不分青红皂白地将老子一竿打入“唯物哲学”的窠臼，这是千错万错，大错特错的误解。这种情况，如借用佛学名称来说，就是“众生颠倒”，“颠倒众生”，这所谓“颠倒”，是指我们在见地观念上和思想上的错误，因此而形成见惑、思惑。由于我们一直被这见惑、思惑两种认识上的不清所障碍，因此不能成道，无法彻见宇宙天地间的真谛。
那么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个“自然”的确实含义又是如何呢？答案很简单，“自然”二字，从中国文字学的组合来解释，便要分开来讲，“自”便是自在的本身，“然”是当然如此。老子所说的“自然”，是指道的本身就是绝对性的，道是“自然”如此，“自然”便是道，它根本不需要效法谁，道是本来如是，原来如此，所以谓之“自然”。
我们如果将大乘佛学彻底贯通了，必然不会对于宇宙本体和现象的哲学问题，感到左右为难。佛家有一个名词“法尔如是”，它是说明诸法本身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人生来怎么会成那个样子？人就是那个样子。你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我就是这个样子。一切本来就是如此，一切法便是一切法的理由，更没有什么其他原因不原因的，这样就叫“法尔如是”。从“法尔如是”来看“道法自然”，最清楚不过了。“道法自然”，而“自然”自己本身原来就是如此这般，没有别的规范可寻，再也找不到一个东西可以另为之主，“道”就是“自然”，“自然而然”，就是“法尔如是”，古人翻译佛经，怕与老子的“自然”混合了名词，只好另创一词，便叫“法尔如是”。
讲到这里，我曾经一再强调，我们后世之人读古人的著作，常常拿着自己当代的思想观念，或者现代语言文字的习惯，一知半解地对古人下了偏差的注解，诬蔑了古人，这是何等的罪过。读什么时代的书，首先自己要能退回到原来那个时代的实际状况里去，体会当时社会的文物风俗，了解当时朝野各阶层的生活心态，以及当时的语言习惯，如此掌握了一个时代文化思想创造的动源，看清这个历史文化的背景所在，这才能避免曲解当时的哲学思想和文艺创作，并给予正确合理的评价。
比如，我们研究释迦牟尼佛的经典，也要退回到二千多年前的古印度的农业社会，设身处地替当时的人民想一想。那时的印度是一个贫富差距极大，极不平等，到处充满愚昧和痛苦的世界。假若你读历史，真能“人溺己溺，人饥己饥”地将自己整个投入，身历其境，于那种痛苦如同亲尝，那么方能真切地了解到释迦牟尼佛何以会提倡“众生平等”，何以会呼吁人人要有济度一切众生的行愿，才能体会到当时的佛陀真正伟大之处。如果天下太平，世界本来就好好的，大家生活无忧无虑，什么都不虞缺乏，汽车、洋房、冷暖气，样样俱足，日子过得蛮舒服的；即使比这种情况差一点，那也还甘之如饴，又何必期待你去救度个什么？帮助个什么呢？
念天地之悠悠
话说回来，老子说“人法地”。人如何效法地呢？人要跟大地学习很难。且看大地驮载万物，替我们承担了一切，我们生命的成长，全赖大地来维持，吃的是大地长的，穿的是大地生的，所有一切日用所需，无一不得之于大地。可是，我们回报它的是什么？只不过是死后一把又脏又臭的腐烂掉的脓血和败坏了的朽骨头罢了。
人活着时，不管三七二十一，将所有不要的东西，大便、小便、口水等等乱七八糟地丢给大地，而大地竟无怨言，不但生生不息滋长了万物，而且还承载了一切万物的罪过。我们人生在世，岂不应当效法大地这种大公无私、无所不包的伟大精神吗？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非常强调此一精神。《易经》的“坤卦”，形容大地的伟大为“直”、为“方”、为“大”，指出大地永远顺道而行、直道而行。包容一切，不改其德。佛家对此的看法也是一样，后来翻译《华严经》，冠以“大方广佛”为经题，也可以说是受“坤卦”卦辞影响的关系。
再者，我们效法大地，除了上述的道理之外，同时还要了解大地自久远以来运动不止的意义。地球永远在转动。地球一天不转动，甚至只消一分一秒停止，我们人类和其他万有的生命，都要完结。
地球的转动，人们以为是近代科学知识，其实中国上古早已知之，只是我们自己不加详察而已。又有人根据中国若干书籍上说的“天圆地方”，便一口咬定古人的观念认为地球是方的。这种不明究里人云亦云的说法，非常错误，孔子的弟子曾子，就曾讲过地是圆的，不是方的，而且一直在旋转，所谓：“天道左转，地道右旋”的观念，早已由来悠久。我们人欲效法大地，就应该如《易经》卦辞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行健”，是天地的运行转动，永远是健在地前进，所以人要效法它的勇往直前的精神，一分一秒绝不偷懒，时时刻刻向前开创，永远生机蓬勃，永远灵明活泼，这才是合乎大地所具有的“德行”。
但是，宇宙间日月星辰与地球，究竟是谁使它在转动呢？由哪个作主呢？是上帝吗？是神吗？是佛吗？老子却不采用这些具有人神造作化的名词，他只是根据上古传统文化中固有的名称，无以名之，仍然称之为“道”，称为“自然”，最恰当不过了。所以便说“天法道，道法自然”。抽象而言，道是自然地具备无究尽的功能，拥有不可思议的“生灭”力量。这股力量，在佛学而言，便叫它做“业力”，业力并不一定不好，有好有坏，坏的叫“恶业”，好的叫“善业”。其实，天地本身这股力量在运转，本无善恶，所谓善恶，都是人类自己附加上去的价值判断而已。
道的力量，生生不息，源源而来，生天生地，神鬼神帝，都是由道的自然功能所分化。但是，它又为什么要生长了这些万有的存在呢？有时我们不得意时，实在很埋怨这个道，为什么它要生生不已，而又转化不已呢？道不转化便不会生成你和我，不生你和我，又何来这些纠扯不清的恩恩怨怨、痛苦烦恼！这个道，何必跟我们如此过不去呢？生了大地，又生了我们的爸爸妈妈，再生下我们，以及后代的子子孙孙，然后为了一个小问题，都痛苦得不得了，一下成功，一下失败，时而悲伤，时而喜乐，究竟这个道、这个上帝、这个主宰，在开我们什么玩笑呢？如果亘古“不生不灭”，我们能够平平静静、安安详详地休息，那该多好啊！
像这一类的疑问，不消说我们一般的凡夫俗子弄不清答案的真相，就是千古以来，许多人穷尽毕生精力，追究这个问题的哲学家、思想家，也都困在这个穷求“第一因”的谜题里，东奔西窜，寻不着出路，愈陷愈深，不能自拔。现在的科学家们，也正为这些问题向前直冲。
老子呢？他说道就是道，自然就是自然，此外再也没有一个由来，既没有为什么，也不是为了什么，本来就是这样，原封未动；无始无终，无前无后，不生不灭；而由这个不生不灭中，本然而创造了宇宙天地和万有生命的生生灭灭的现象，产生了时间、空间前前后后的无意识的意识。我们研究道家思想，“自然”这个名词，是一大关键。而佛家的终究处也是“法尔如是”，这两者值得相互参究。一般修炼道术的学道者，若无法直识本来，看透这层“法尔如是”的事实，即便是在静坐禅定的工夫上如何了得，那还似依旧仆仆风尘，流浪生死，有家归不得的游子，前途一片茫茫。不信，你去问老子试试看。
自然神仙
再说，道的本身即是自然生生不息，但很多人修道，偏要打坐求静，认静是道都不对吗？你在静坐，真能静吗？其实，内心里面，妄想纷飞，动得乱七八糟，并无片刻安闲休息。真正的静坐入定，也只是进到另一个大运动的境界而已，因为大动，反而不觉其动，便说是静。或者可说是接近于那个大自然运动的核心，好像静止而已。譬如一个旋转中的圆形，越接近圆周的地方，运动的路线越大，而接近圆心的地方，运动的路线越小，而圆心所在，在旋转的时候，则完全不离原地，根本不动，其实它是整个圆转得最起劲之处，原来不静，所以说，真的能静止似的，那是到达于一个更雄浑无迹的运动境界，只是你自己未察觉到它的究竟而已。静坐之所以能使人健康长生不老，正是由于这个静中的大动似乎不动的效果。这个动，实是自然法则的功能。
人们学道，学些什么呢？如果只知守窍练气，吐故纳新，那是小道。大道无为，什么都不需守，没有那些罗哩罗嗦的名堂。“道法自然”，自自然然就是道，若不如此，便不合道。普通的人，照修炼神仙家的看法，都是凡夫俗子。然而凡夫俗子只要能做到在日常生活中，一切任运自然，便不离于道了。
中国道家有句名言：“人身是一小天地”，认清这个观念，打坐修道就容易上路，你只须让自己的身心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那般自然，岂不真得自在。传统的道家，认为我们人身便是一个小天地，胃就像大地，地球上有长江、黄河，和胃连带关系的，在前面管道便是长江，在后面的管道便是黄河；其他别种器官，有的代表月亮，有的代表太阳，都在不停地运动。人打起坐来，心理上让它自然地清静，不去干扰身体各个器官的运作与血液循环，使之自自然然地合乎天地运转的法则，身体就会自然越来越健康。平常我们身体所以四大不调，疾病丛生，都是脑子里的意识、思想太多太乱，扰乱了体能原本合于自然的运行法则，因此才产生了疾病的现象，才有苦乐的感受。
至于佛家的修道路线也很多，通常所知的都教人要空、放下，不要妄想，它和道家的清静、无为有相通之处。清静、无为，就是什么都不去想，但是如果你静坐，心里想：“我绝不乱想”，那你早就又落入那“想不要想”的想里去了。“道”，本来自然生生不息在动，而你硬要千方百计不让它动，那岂不是道法大不自然了吗？不自然行吗？其实修道打坐，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你只须让一切自然地任远流行，它就是自然的静，不假造作，自由自在，那就对了，又何必头上安头，作茧自缚呢？
自老子之后，到了东汉时期，道家出现了魏伯阳真人作的《参同契》这部名著，素来被称为是千古丹经的鼻祖，学道家神仙长生不老之术的，非要仔细研究这部书不可，但其中所阐述的修道原理和方法，重点仍然在于老子的“道法自然”。那么，怎么又叫做《参同契》呢？因为修炼神仙长生不老的方法，与老庄、周易、丹法，三样的原理完全相同的。所以必须参合研究，而将其中的道理相互贯通、彼此发明，故叫《参同契》。“契”是指书契一样，可以核对得丝毫都无差错。中国古代订契约，是在一块竹简刻上一式二份的标记和约定的条文，然后剖析成两片，中间分际接合处，彼此丝丝入扣，可为日后印证真假之辨的，便名曰“契”。《参同契》所论述的修道原理和过程，相当复杂、奥妙，但其根本所在，仍然不外乎“道法自然”的大法则。
我们人体是个小宇宙、小天地，在这个宇宙天地里，气机如何运行，血液如何流通，一切均有固定不易的法则，分秒不能勉强，不可勉强，不必勉强，假使真懂了这种道理，自己便会明白怎么来修道摄生养命，但是总归结的道理，不外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第二十六章
重为轻根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圣人终日行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本，躁则失君。
一肩挑尽古今愁
由上章的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和四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跟着而来，就有本章人法地的引申说明，即所谓“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圣人终日行而不离辎重”。
重和轻，静和躁，都是相对两种现象。重和轻，是物理现象的相对。静和躁，是生态现象的相对。但从原文文字上看来，老子侧重“重”和“静”的重要，只偏向一头，而舍置它相互影响的关系。
正如我们现代，有了科学知识以后，知道物质的重量，是受万有引力——地心吸力的作用而来。倘使物质脱离了地心吸力，在太空中，便会失去重心的作用，都是飘浮自在，轻便悠游的。我们人生的肉体生命，也是如此。所以心思高飞远举，但肉体的生命，脱离不了万有引力的作用，仍在原地不动，即使尽量锻练体能，也只有相当的限度，不能达到想象的自由。道家的学术，也早已知道这个原则，因此，才产生对生命功能超越物质世界的方术，所谓神仙丹道之学。
修炼丹道的方法，首先是从习静着手，久久习静而舍离后天躁动的习性，也正是从《老子》第十六章所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日静，是谓复命”的原理而来。如此习静修炼，锻炼精神和肉体，互相合一而归于至静之极的不动之动，便可达到神仙“冲举”的成果。这便是中国神仙方伎学术的根据。老子，当然与神仙丹道不能脱离关系。“冲举”，便是后世学仙者所期望能修到“白日飞升”的古文辞之简称。当然，其中修炼习静的法则与修炼过程中的变化，却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概括它的大要。
那么，为什么在本章中，又似乎特别注重“重”和“静”的关系有如此的重要呢？难道说，重到极点，才能“轻举”吗？其实，从道家仙道修养的理论来讲，对于这里所用的“重”字，可以牵强作为重厚沉静的意义来解释，如第三章所谓“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的理论配合。后世有合儒道两家的修养原理，概括其扼要，而以“沉潜静定”作为修道的根基的，也可以说，是完全相合的。
但如连合本章的上下文句来说，那便须脱离神仙丹道的修养方术，专从人生日用的道用上立论了。虽然是偏向一面倒的理念，但是可以强调地说它没有错。因为“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才能作为下一句“圣人终日行而不离辎重”的基准。
重是轻的根源。静是躁的主宰。“辎”字的内涵，是车上装载着行李或物件的意思。辎重，便是车子装载重量行李的统称。那么，为什么圣人要终日行而不离辎重呢？在这里，不妨让我先说一个笑话。我在年轻的时候，出门走路，总喜欢手上抓一样东西，才觉得合适。如果两手空空，甩来甩去，自己觉得好像毫无把握，很怪很怪似的。有时不带书包或公文袋，也要抓一本书或刊物，卷在手里拿着。再不然，拿一根手杖，才觉得稳实。有人笑问我这是为了什么，说也说不明白，只好对他说，这是学了老子的“圣人终日行而不离辎重”。我非圣人，但姑妄学学，听者讲者，彼此都哈哈一笑了事。
其实，是不是这样呢？谁又知道。如果做圣人真的要终日行不离辎重，那好辛苦，不如不作圣人的好。而且，整天都不离负担重物的劳工朋友们，他们早已成圣成贤了！难道，老子自己西出函谷关的时候，骑在青牛背上，还要挑负一肩行李，或背着一个包袱吗？如果不是这样，老子何以扯谎教人要“终日行而不离辎重”呢？
谁肯放下自私的包袱
笑话说过了，再来正经的。读本章这一节原文的深意，以我个人的浅见来说，已如上面讲过，正是老子指明“人法地”的准则。我们生命立足点的大地，负载万物和一切，生生不已，终日运行不息而毫无怨言，也不索取人们和万物付予任何代价。它总是默默无言地，静静前进，不断地轮转，而给予所有生物生命的滋养。所以生而为人，也应静静地效法大地，要有负重载物的精神。尤其是要学圣人之道的人，更应该有为世人与众生，挑负起一切痛苦重担的心愿，不可一日或离了这种负重致远的责任心。这便是“圣人终日行而不离辎重”的本意。尤其是告诫身负国家社会人民所期望者的君主——领导人和官吏们，更当有如此这般的存心，才是合道的明君或良臣。因此，在下文，便有“虽有荣观，燕处超然”的名言。
“终日行而不离辎重”是说志在圣贤的人们，始终要戒慎恐惧，随时随地存着济世救人的责任感。如在颠沛流离中的大舜，始终以大孝于天下存心。如大禹的治平洪水，九年在外栉风沐雨，腓无胈、胫无毛，三过其门而不入。但古人又说：大德者，必得其名，必得其位，必得其寿。这是善有善报的必然因果律。倘使你能做到功在天下国家，万民载德的地位，当然会得到最光荣的酬庸，正如隋炀帝杨广所说的：“我本无心求富贵，谁知富贵迫人来。”如果真正有道之士，到了这种地位，虽然处在“荣观”之中，仍然恬淡虚无，不改本来的素朴；虽然燕然安处在荣华富贵之中，依然有超然物外，不受功成名遂、富贵荣华而自累其心，这才是有道者的自处之道。这里的“荣观”的“观”字，是破音字，应作古代建筑物的“观”字读，不可作观看的“观”字来读。“燕”字，通作“晏”，便是安静的意思。
然而，在老子当时所见闻中的各国诸侯君主们，当然都不能明白传统文化中君道和臣道的这种原则。因此，他才有深深感叹说：“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本，躁则失君。”所谓“身轻天下”的语意，是说他们不能自知修身涵养的重要，犯了不知自重的错误，不择手段，只图眼前攫取功利，不顾丧身失命的后果。因此，不但轻轻易易失去了天下，同时也戕杀了自己，这就是触犯“轻则失本，躁则失君”的大病。
两臂重于天下
讲到身轻天下的说明，我们且看善于承继老子之学的庄子的发挥，最为清楚。《庄子·外篇》中的《让王篇》提到：
韩、魏相与争侵地，子华子见（韩）昭僖侯。昭僖侯有忧色。子华子曰：今使天下书铭于君之前。书之言曰：左手攫之则右手废。右手攫之则左手废。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
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华子曰：“甚善！自是观之，两臂重于天下也。身亦重于两臂。韩之轻于天下亦远矣！今之所争者，其轻于韩又远。君固愁身伤生以忧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众矣，未尝得闻此言也。”子华子可谓知轻重矣！
人的生命之价值，在于我有一个完整无暇的现实身体的存在。志在天下国家，成大功、立大业者，正为我有身存，老子所谓：“及吾无身，又有何患。”现在正因为还有此身的存在，应该戒慎恐惧，燕然自处而游心于物欲以外，然后不以一己的个人自私而谋天下国家大众的大利，立大业于天下，才不负天赋所生生命的价值。可是，很可惜的，便是当时的君主们，以及后来的君相们，大多都只图眼前的私利而困于个人权势的欲望中，以身轻天下的安危而不能自拔，因此而引出老子有奈何！奈何！奈若何的一叹！
我们引用了《庄子·外篇》“两臂重于天下”的说法，看来，似乎过于消极，太过于为个人自私了。但从人道的观点来看，立身爱己，正是大有为于天下的开始，所以儒家才有“孝子不立于危墙之下”的大戒。修身养身无道，又哪里能够担当起天下国家危难的大任呢？同时须知，人无超然出世的修养，而贸然谈利益天下国家的大业，正是失其轻重权衡之处，所谓“轻则失本，躁则失君”。因此，使我临时想起明代栯堂禅师的一首诗，从表面看来，又似乎很消极，但细入深究，它正是人生积极的透彻观。
诗曰：
人生不满一百岁，今是昨非无定名。
天下由来轻两臂，世间何故重连城。
龙亡大泽群鳅舞，兔尽平原走狗烹。
满目乱坡眠白石，有时特地忆初平。
第三句便是上面所讲庄子书中子华子说昭僖侯的故事。第四句指价值连城的璧玉，也就是赵相蔺相如夺秦惠王卞和之壁的故事。第五句是秦失其鹿，天下争逐的翻版。第六句是范蠡给文种书所说的“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名言。后来韩信临死时也引用过。第七句古往今来的一切人等，最后都是如此。第八句道家神仙传称广成子名董初平。但这里所说的初平，是指企望天下初平的盛世而言。
超然轻重的历史故事
老子的话，本来已如珠之走盘，周延涵盖，无所不通，仁者见之为仁，智者见之谓之智。何况又是以简朴的古文写成，难作明确的界说。因此，又被黠慧者用作专制时代的帝王权术，或为大臣者的自处箴言，当然亦是在所难免。如果根据历史的经验，从每一朝代帝王制度的政策来看，对于“重为轻根，静为躁君”的理解，也有完全偏向于另一角度了。
例如周朝建国的政策，重点放在中央集权，诸侯分治，开创一套完整的周代封建制度，适合于当时时代环境最好的一个策略。但天下事往往“重为轻根”，你所认为已经把握了的重点，将来发生弊病的，也往往出在这个重点上面，正如唐徵君赵蕤《长短经》所谓：
天下大器也，群生重蓄也。器大不可以独理，蓄重不可以自守。故划野分疆，所以利建侯也。亲疏相镇，所以关盛衰也。
昔周监于二代，立爵五等，封国八百，同姓五十五，深根固本，为不可拔者也。故盛则周召相其沿，衰则五霸扶其弱，所以夹辅王室，左右厥世，此三圣（周文王、武王、周公）制法之意。
然厚下之典，弊于尾大。自幽平以后，日以陵夷。爵禄多出于陪臣，征伐不由于天子；吴并于越，晋分为三，郑兼于韩，鲁灭于楚，海内无主，四十余年而为战国矣。
这便是重为轻根的最好说明。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看到周代封建后期的弊病，就废封建改为郡县，完全走中央集权的路线，自以为可以建万代帝王世系的基业。谁又知道过不了十多年，天下大乱，封疆无得力的防守，就易姓为王，成了刘邦的汉室天下。
汉初鉴于秦始皇中央集权的缺点，又仿照周代封建的办法，分封同姓子弟为王（非同姓者当然都不能为王），认为一旦天下有变，同胞血肉，必能拱卫帝系。谁知不到十多年，先乱于刘邦的老婆——吕后，杀戮刘氏宗室几乎殆尽。虽然由汉文帝刘恒的复兴，但过不了十多年，又有景帝刘启时代同室操戈的七王造反。因此，不敢再信外藩，变成宫室后族的外戚操权，和一班宦官太监们把持朝政，终有前汉的外戚王莽篡位，后汉的曹操逼宫等故事发生。
从此以后，中国帝王政治体制，造成变乱的弊病，不外是外藩、内戚、太监、女祸等几个基本的因素，互相消长。唐代开始乱于藩镇，宋代又鉴于唐朝的弊病，重用文人政治而采取中央集权，终至半壁江山，始终不能完成统一的局面。后来的元、明、清三朝，大致也难逃此例。
总之，无论任何政治体制，开创的时期，如何计虑周详，毕竟跳不出“重为轻根，静为躁君”大原则的演变。即使如西洋史上的规律，也逃不了老子——太上老君这个八卦炉。自法国路易十四以后直到现在，君主固然不好，民主法治也未见得是完美的政体。将来的天下，正因为人类社会高估民主的可贵而终于毁灭在民主的变相。且看今日域中的英、美，其未来的祸根，早已埋伏在现在所谓假相幸福的社会福利和重量不重质、哗众取宠的民主自由的制度之中了！
道家老子的哲学，看透了“重为轻根，静为躁君”和“祸者福之所倚，福者祸之所伏”自然反复演变的法则，所以才提出“虽有荣观，燕处超然”的告诫。也正因为先有老子的这些告诫，后有人生的种种经验，造成历代的高明从政者，如范蠡等人，以及较为知机的张良，想要极力作到“功成，名遂，身退”。但很可惜，他始终不如正统道家的隐士们，干脆早自全身隐遁，不蹚混水。退而求其次，又不如范蠡的隐遁而去。至于如韩信一流的人物，李煜一流的角色，只是志在功名，或志在富贵的迷梦中，始终不知轻重根源的关键，更不知“虽有荣观，燕处超然”的妙用。尤其是李煜，更为可怜，在他当时那样的时代环境中，不知戒慎恐惧、奋发图强的自处之道，反而真的玩起“燕处”危巢的超然词章文学，只知填些“蝶恋花”的“一片芳心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写些缠绵悱恻的妙文。难怪后来赵匡胤对他的评语说：李煜如果把作诗词的工夫拿来专心搞政治，也未必会为我所擒。这也确是赵匡胤说的一句老实话。
至如韩信的开场与收场，基本上就犯了老子的“重为轻根，静为躁君，圣人终日行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的错误，而且更缺乏这种学养。所以宋代越王钱镠的孙子钱俶，有一首借题发挥论韩信的诗，说得最好，诗曰：
登坛拜将思虽重，蹑足封时虑已深。
隆准由来同乌嚎，将军应起五湖心。
韩信，的确是很可爱的具有侠义人性的人物。他善于用兵，而缺乏政略和大谋略的修养。他重视恩情而不顾怨怼的爽朗胸襟，极可钦佩。他对刘邦当时的登坛拜将的作风，早已埋下“英雄生怕受恩深”的情怀。所以后来提出封假三齐王的要求，也是基于这种受恩的深情而讲的真话。刘邦被张良踢了一足，便立刻变盛怒为假惺惺，马上真地封他为三齐王的时候，早已埋下后来的结局。隆准，是汉高祖刘邦长相的特征，鼻子特别高又厚，相法所谓伏犀贯顶的通天鼻。长颈鸟喙，是范蠡对文种讲越王勾践长相的特征，头颈特别长，嘴巴很尖锐，所谓“长颈鸟喙，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的评语。古今中外的君主领导人们，虽然各有不同的特别外形，但都有同一模式的猜忌心理。其实，这是人性的根本问题，除非圣贤，谁能遣此，最为可哀。
因此钱俶评论韩信，早已应该知道自己的收场结果，何以不学范蠡一样，功成，名遂，身退，泛舟五湖，飘然远引呢？其实，钱俶这首诗，正是针对他朝见赵匡胤的时候，赵匡胤封了一箱东西，叫他回去在路上拆看。他出了京城，打开一看，箱里所装的，都是大臣们的建议，要赵匡胤扣留或杀了钱俶的报告。但赵匡胤不杀钱俶，也不扣留他，叫他安心回去，正是要他老老实实自己奉献越国，乖乖归顺的手法。钱俶懂得很深，也很清楚当时的情势，因此，借评韩信的诗来发挥自己胸中的块垒，奉表称臣，正是学范蠡的泛舟五湖的最好自处，恰又合了老子的“燕处超然”，不以身轻天下的法则。杭州保俶塔的建立，应该是钱俶朝见赵匡胤的时候，他的亲信人们，为他祈福消灾所建的纪念物。后来杭州人对保俶塔有各种不同的传说，似乎都是歪曲事实了。当然，这是顺便一提，或可判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而不足为凭。这是说为人臣立场的，必须具有“虽有荣观，燕处超然”，知机知时的自处之道。不然，便会有如清初名臣尹善所自慨的名句“鸟入青云倦亦飞”欲罢不能之叹了！
但是老子的话，正如临济禅师所谓“一语中具三玄门，一玄门中具三要义”。它是随方逐圆，面面俱到的。历史的经验留给我们的殷鉴，有关类似“虽有荣观，燕处超然”而不以身轻天下的反面事实也很多。例如公子小白，与鲍叔的同谋，身居首地，正当公子纠当政，处于荣观得意的时候，他们把握成熟的时机，轻车简从，举手之间，就能复国正位，为齐桓公。“一匡天下，九合诸侯”，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又如燕昭王重用乐毅，报复齐国的宿仇，五年之间，攻坚破锐，连下七十余城。但田单却看准燕王对乐毅存有猜忌的隐忧，同时也看准乐毅心里早已存有防止燕王的猜忌，似有意似无意地留下“即墨”及“苫”二城，作为观望的作用。因此田单反用不以身轻天下而振作自重，整经教武，一举而复国成功，名垂千古，便是反用乐毅的“虽有荣观，燕处超然”的人臣之道；而田单却不以身轻天下的自重与静观；机变之智，成就他的不世功业。也就是老子所谓“同出而异名”的上智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应变了。
乐毅是乐羊子的后人，他的家族，本来就有深通黄（帝）老（子）之道的，乐毅的成就，更是得力于黄老的学术精华。司马迁赞乐氏之说：
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日河上文人，不知其所出。河上文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参）师。
正因为乐毅善学老子，因此，他报燕（惠）王书，有谓：“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计也。”汉魏之间的夏侯玄，有一篇论乐毅的专论，是比较有见地的史论，而且也正是发挥乐毅与黄老的学术修养有关的独到论文，如说：
观乐生遗燕惠王书，其殆庶几乎知几合适，以礼终始者与！又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业于至公，而以天下为心者也。
夫欲极道德之量，务以天下为心者，必致其主于盛隆，合其趣于先王。苟君臣同符，则大业定矣。于斯时也，乐生之志，千载一遇。夫千载一遇之世，亦将千载一道，岂其局迹当时，止于兼并而已哉！
夫兼并者，非乐生之所屑，强燕而非道，又非乐生之所求。不屑苟利，心无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则毕齐之事，所以运其机而动四海也。夫讨齐以明燕王之义，此兵不兴于利矣。围城而害不加于百姓，此仁心著于遐迩矣。举国不谋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于天下矣。迈全德以率列国，则几子汤武之事矣。
乐生方恢大纲，以纵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将使即墨莒人，顾仇其上，愿释干戈，赖我犹亲。善守之智，无所施之。然则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义仕穷，则从微子适周之道。开弥广之路，以待田单之徒。长容善之风，以申齐士之志。使夫忠者遂节，勇者义著，昭之东海，属之华裔。我泽如春，民应如草。道光宇宙，贤智托心。邻国倾慕，四海延颈。思载燕主，仰望风声。二城必从，则王业隆矣。虽淹留于二邑，乃效速于天下也。
不幸之变，世所不图。败于垂成，时运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齐之士，流血于二城之下，奢杀伤之残，以示四海之人，是纵暴易乱，以成其私，邻国望之，其犹豺虎。既大堕称兵之义，而丧济弱之仁，且亏齐士之节，废兼善之风，掩宏通之度，弃王德之隆，虽二城几于可拨，霸王之事，逝其远矣。
然则，燕虽兼齐，其与世主何以殊哉！其与邻国何以相倾。乐生岂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顾城拔而业乖也，岂不虑不速之致变哉，顾业乖与变同。由是观之，乐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
第二十七章
善行，无辙迹
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
不着痕迹的善行
这一章所讲的修道标准，非常符合佛教传入中国后，所特别强调的大乘道精神。道家和儒家本来就融通了出世与入世两条生命路线，只是在表达的方式和因时因地的制宜方法上有所不同而已。而大乘佛教在这方面，开发了中国有史以来儒道不分家的精神。要修养到这种儒道两家出世入世不相妨碍的程度是相当困难的。当然历史上并非没有此等人物；也许有些为帝王的，或者为国家良臣大将的，甚至那些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市井小民，有人也许有可能做到如此的境界。
前面讲到万乘之主，不以身轻天下的重点，必须有“终日行而不离辎重”的身先天下的责任感；但在作为上，又须具备“虽有荣观，燕处超然”的自处与处世之道。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种内圣外王的最高境界呢？本章恰是一篇最好的说明。
现在先讲本章对修道人在行为品格上的要求，必须要做到“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的标准，然后才能在待人接物上做到“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
所谓“善行无辙迹”，是说真正做大善事，行止高洁的人，他所做的好事，完全不着痕迹，你决看不出他的善行所在。因此，中国文化几千年来，非常重视“阴功积德”。一个有道德的人，为善不欲人知，因为他不求名、不求利，更不望回报；如果做了一点好事，还要人家来宣扬，那就与传统文化的精神差得太多了。所以，真正为善的行为，不像车辆行过道路一样，留下痕迹，如果有了轮印的痕迹，就知道车子经过那些地方，等于自挂招牌，标明去向或宣扬形迹了。
所以说“善欲人知，便非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由此理推，一个人要修道，当然是世界上最好最善的大善事，但无上大道并非人为的造作所能修得的。“道”是本自清虚寥廓、寂灭无为的，一有了方法，一有了境界，早已落于下乘，就如车过留痕，已有形迹可循，已非至善了。
后来庄子更加发挥“善行无辙迹”的意义说：“绝迹易，无行地难。”一个人的动作行为要想不留痕迹，虽然已经很难做到，但也不算太难。比如强盗和小偷，他在作案的时候，尽量要消灭现场的痕迹，甚至戴上手套，穿上袜子，想要做到不留手指足趾的印模。这也不算太难的事，挖空心思，还能做到。但是他在自己作案以后的心田中，那个事实的影像，却是一辈子也难消灭的；甚至到临死的时候，内心更加明显地有罪恶感。这便是庄子所说“绝迹易，无行地难”的道理。
同样的，一个人做了好事善事，尽管想要做到不使人知，不自我显扬，但“为善最乐”的心情，终会存在心像之中，虽然只求“阴功积德”，可是仍有心理上善行的痕影。这也是“绝迹易，无行地难”的最难之处。
唐末神仙吕纯阳真人，相传能御剑飞行，在空中来来去去，这在飞机与航天飞机还没有发明的当时，那是多么的值得人们羡慕啊！吕纯阳自己便有一首诗说：
朝游北海暮苍梧 袖裹青蛇胆气粗
三醉岳阳人不识 朗吟飞过洞庭湖
苍梧在广西，青蛇是剑。一个人能在一天当中，轻身飞过整个的南北地区，当然是飞空无迹，多么可贵！但如从庄子的观点看来，仍然是“绝迹易，无行地难”。所谓“此虽免乎行”，这虽然不要走路那么辛苦，“犹有所待者也”。他说要如列子一样凭借风力而行，如果没有风力，也是飞不起来的。总之，飞来飞去，表面看来不着痕迹，但你总还是地球上的人物，总要落到地球上，要脚踏实地才行啊！
我们讲了这些故事，还是多方说明“善行无辙迹”的不容易。现在让我们话说转来，借用“他山之石，可以攻错”的方法，却与佛家对于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的大乘说法不谋而合。例如佛说布施必要做到三轮体空，所谓三轮体空，就是说当你在布施帮助别人的时候，“施者”的我相与“受者”的他相，以及“施事”（布施行为的事实），这三种心理和行为现象都必须当下皆空，彻底不留痕迹，才能达到度过彼岸的真空正智而得大解脱的境界。如果有一个境界，那就是着相留迹了。这只是借用名词而已。说到彻底之处，便是禅宗的“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才是究竞。
讲到这里，我们再举一则唐代鼎盛时期禅宗的故事，做更进一层明显的说明。禅宗有一位著名的大师，叫南泉禅师，他是马祖的大弟子之一，在唐代各大禅院中，他的教化算是比较轻松幽默的一个。因俗家姓王，平常他常自称王老师，不喜欢什么大师、禅师、法师或师父的称呼。
当时一些禅宗丛林的大寺院，寺产很多，放租给一般老百姓耕种，到了时间才有人去收租。有一年的秋天，南泉禅师亲自下山去收租，谁知到了该地头，那些佃户人家早已把素斋准备好了请他吃。他觉得很奇怪，问大家道：“我一年难得下山一次，你们怎晓得我要到，而且把素菜也准备好了呢？”佃户们告诉他，昨夜土地公托梦给我们，说方丈和尚明天下山，所以我们赶早准备斋饭欢迎。南泉禅师听后，脸色大变说，我修行不得力，鬼神竟然知道我的落处。意思是说，自己的起心动念，都被鬼神看得一清二楚的，那自己所谓学佛修道不是白修了吗？真正的大善人，等于佛家的大善知识、大菩萨们，他的起心动念连鬼神都不知，一般凡夫哪里能够估料他在做什么！这叫做“善行无辙迹”的榜样。
会说 会做 又会教
再说，“善言无瑕谪”，真正话说得好，毫无瑕疵，就没有一点毛病可挑剔，没有一点可责难的地方，随便哪一句话，都合乎情合乎理。但是，讨论这句话，老子似乎自打耳光，因为他写了五千言，应该说是“善言无瑕谪”，可是，后世研究老子的人，却挑出了他许多的毛病。
另外，释迦牟尼佛在讲《金刚经》的时候，否认自己曾说过话（法）。更有佛经中维摩居士与文殊菩萨的辩论，辩论到最后不说话了，这个“一声不响”，当然就没有任何毛病了。所以说，只要一开口就有毛病，因此，“善言”就是不说话。你认为不说话时没有话说吗？“无声之声，其响如雷”，在教育界久了的人，有时候对一个学生不说一句话，就是最大的处罚和鞭策，有一句话已经落于下乘了。
“善数不用筹策”，真会算数的人，不用打算盘就能算出数来。“筹”是计数用的码子，“策”是计数的工具。最聪明的人，脑子比计算机还快，数字一报，马上加、减、乘、除就算出来了。所以说，善算的人不靠工具，而用头脑。
“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用锁把门锁住，不算“善闭”，如果说用电锁把门关闭，使人打不开，那用电亦能打开；真正打不开的东西，是没有关楗的。什么东西使人打不开呢？虚空才打不开，因为它没有开关，能把虚空的奥秘打开才是大学问。最大的奥秘是宇宙，直到现在也没有人能打开。有一些科学家，例如爱因斯坦，想打开宇宙的奥秘，最后他来不及打开就去世了。
假使他能再活几十年，也许可以找到这个奥秘，那时也许整个人类文化也要改观。宇宙间有一个不可知的东西，也许是上帝，是超神，所以说，宇宙虚空是个大奥秘，“善闭无关楗”，虽然没有锁但永远打不开。
“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真正会打结的人，虽不用绳子捆，但永远解不开，那就是我们新文学所说的“心锁”——感情的锁。这个锁能把你捆得牢牢的，永远解不开，如果能解就成道了。所以，佛家把妄想、烦恼叫“结使”。这个“结”打得没有结的形象，也看不出中心在哪，找得出中心就解脱了，但是没有人找得出来。所以，“善结”就是没有绳子捆你，但你永远跑不掉。感情的力量多么大啊！不管你跑到哪去，跑到国外，也要打越洋电话找你。但是，想要解脱它，我们人又很难做到，能够做到的话，就是圣人的境界了。
这几句话解释什么呢？怎么才能做到呢？那就是前面说的，“虽有荣观，燕处超然”。要非常闲静，超越一切物理世界，才能做一个真正的圣人。
“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因此，圣人之道，永远是救世救人的心愿，真正的大圣人，不抛弃任何一个人，对善人要救要度，对坏人也要救要度，这就是圣人之道。假如说，信我的人得救，不信我的人下地狱，那就不是圣人之道。圣人之道是信我的人得救，不信我的也得救，最可怜的人也得救。
“常善救物，故无弃物”，圣人不但要救人，并且要救物，但那是有次序的，要先救了人，再救万物——“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是中国文化的次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先帮助自己亲近的人，仍有余力再慢慢地扩大范围，把人都救了，再救万物，而且要做到没有弃物，这是程序问题。换言之，等于佛家的由小乘而后到达大乘，由个人的自我开始而扩大，而及于“天下为公”。
这样的行为，是谓圣人之道，老子为它取个名“是谓袭明”。“袭”是延伸的意思，在无形、无声、无色、不着痕迹的情况中，慢慢将光明延伸出来。
天地万有的本体，永远是光明的，人们把自己光明的道遮住了，变成无明就黑暗了。“袭明”引申人类光明的一面，是至真至善之迹，这是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
“做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老子叫我们做人要尊重任何一个人，不要轻视任何一个人，这与孔子的观念完全一样。老子说善人是不善人的老师，我们自己觉得是不善人，就应该跟善人去学习，那么，不善人就是“善人之资”了。其实坏人也是我们的老师，换句话说，如果善人是我们的教授师，不善人就是我们的副教授师。看到人家的坏，我们不要去学他的坏，而且更要怜悯他。所以说，不善人也是“善人之资”，如果世界上没有坏人做些坏事，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坏了，那坏人岂不是好人反面的教育吗？
“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修养到达最高处，善恶两方面都平静下来，不思善、不思恶，因为真正善的人，他不需要人家崇拜，如果自认是善人，你看到我就要叩头，那这些善人只是“散人”罢了。“不贵其师”，他不需要你崇拜，你也不必要去崇拜他。
“不爱其资”，既然善的都看不起，那恶的更不用说了。善恶两边都清净，归到清净无为，是谓“至道”。这个时候，真正如同西方宗教的“得救”了。佛家讲“得度”，得度了什么？就是真的悟了道，得了真智慧。所以，真正大智慧的人，看起来像个大笨蛋；真的大笨蛋，你不要轻视他，可能他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大智慧人。
我经常看到一些没有受过教育、一个大字都不认识的人，有时候随便一开口，真是吓人，因为他真高明，会被他吓得冷汗直流。但必须要你自己去体会，否则还以为他是一个大笨蛋呢！真智慧不是读书来的，不从知识中来，而是自然就有的。
所以，真正的智慧，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大迷糊的人。不要认为我们读了几本书，认识了几个字，就是有智慧，这是有限公司；那些没有读过书有真智慧的人，是无限公司，就是“是谓要妙”的意思。所以做人做事与道德的修养，是最为紧要的。
第二十八章
知其雄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知阴阳乾坤善恶而后
“知其雄，守其雌”，我们常常讲笑话，说年轻人谈恋爱，千万要把这两句话记住，这当然是一句笑话。其实，雄与雌只是两个代号。中国文化的《易经》讲“阴阳”，以及另用一种符号叫“乾坤”，乾是阳，坤是阴。其实，公母、雌雄、阴阳、乾坤等，这种种的说辞，都是代号。过去中国人算命，或者是老一辈为儿孙们合婚，拿男女双方八字来合算，男命叫乾造，女命叫坤造，都是用代号的。这里说的雌雄，就是阴阳的意思。
“知其雄”，雄是阳性，代表了开发、光明，放射四方。“男儿志在四方”这句话，就是表现雄性的开发作用。雌性代表的是黑暗、宁静、收敛、保守。雄是动的，雌是静的。所以，修道的人，工夫做的是静态，但要懂得阳的一面，才能开发无穷尽的智慧。我们静坐时，如果心性不晓得参究这个道理，只跟着静态呆呆地打坐，把智慧都困在里头，这样就会越坐越笨，永远不会悟道。佛家有一种修持法门叫做智慧的开发，也就是“知其雄”。这一引借，就解释了下一句，“为天下溪”。
溪水是从高处向下流的，高处留不住水，水一定是向低处流的，最后，汇归于最低的大海。所以，佛家也经常用大海作比喻，说明胸怀要像大海一样又广阔又谦下。懂得了这个道理，心量就扩大了。
“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如果修养达到了“为天下溪”的境界，则自然“常德不离”。“德”字包括用，经常行道的作用。“常德不离”，到底不离什么？这其中是它的秘密，老子没有明白地说。其实就是不离动静之间，一动一静，都有道的作用，能够“常德不离”，最后的成功是“复归于婴儿”。婴儿是刚满月或一周岁以内的婴孩，一身骨节都是软的，他没有喜、怒、哀、乐，没有主观成见，一切都是自然，逗他一下就笑，掐他一下就哭。他喜欢的时候，哭中又笑，笑中又哭，都很自然，没有做假，没有意识的固定作用，但不是无知，那是大知。
老子讲修道成功的人，要像婴儿的境界。前面也曾提到，“志气致柔，能婴儿乎”！学太极拳也常常用到这句话。但是，有几个人真能把强硬的骨节练成婴儿一样的柔软？人的骨节越老越硬，像鼓槌一样，可以用来打鼓，软骨头打鼓是打不响的，老化就坚硬。老子后面说“物壮则老”，一样东西，年代久了就老了。难听一点解释，老了就完蛋，要想不完蛋，只有“复归于婴儿”。所以，静坐的人，天天要反省自己身心的柔软到什么程度。其实，融会贯通起来说，佛法有一个名称叫“软地”，先经过修养的步骤——暖、顶、忍，到达软地。由心性刚强慢慢变成心念柔软，身体也到达“软地”。所以，静坐到真正入定的人，他的身体不能碰触，在他入定时，如果去拉他的手，可以拉到一丈多长也不断，就是因为他的身体已变得非常柔软的关系。
“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刚才用雌雄做解释，现在又用黑白来做代表。雌雄代表阴阳，所以，自身修养要把阴阳调配好，才可以到达如婴儿般的柔软境界。这中间第一是讲生理上的阴阳调配，第二是讲心念上的善恶。后来佛经的翻译也借用老子的话，善业善行叫做白业，恶业恶行叫做黑业。由此可以了解，一切都是生理上的变化及心理上的变化。能够无妄想，无分别，就是至善之念，也就是儒家所讲的“人欲净尽，天理流行”。这是白业，不起分别。
“守其黑”，黑业守他做什么？这个意思是说，不会去动丝毫恶业的念头。起心动念时的念念至善是菩提道，“为天下式”，是心理行为的标准，是至善无恶。心理的修养达到“人欲净尽，天理流行”时，起心动念上不会有错，念念起来都是善念，与天心相吻合。中国文化上讲“天心仁慈”，无心是至善，“复归于无极”，最后归到恶念净尽，善念亦不动，这个就是所谓无极，是至善了。
下面接着再讲做人做事的行为方面。
回复本来面目
“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
做人做事要知道这个原则，大家都晓得胜利是光荣的，大家都想胜利。年轻人出来到社会上，都想“前途无量”，“鹏程万里”，都想光荣归于自己。“守其辱”，光荣后面就是不光荣，有成功，一定就有失败；有上台，一定就有下台；有天亮的工作，一定会有黑夜的休息。所以“知其荣，守其辱”，就是万事要留一步。人生本来就是唱戏，上台一鞠躬，下台总归要回到你本来面目，那是赤裸裸的来，什么也没有带来。不要老是想胜利属于我一个人，光荣也都属于我一人。
譬如一个人赚了很多钱，留住那些钱一点都不用，又算什么！我的经济学是：会赚钱不是本事，会用钱才是真本事，而且钱要用得漂亮适当，才是真本事。假使今天有人给我一千万，命令我一晚把钱用光，而且把钱用得漂亮适当，用得高明，用得大家都叫好时，我怎么办？当然把它扔出去飞散，让大家去抢也行，但这不算好，一定会使很多人争夺打架，就不对了。所以，一个人要“知其荣，守其辱”，要知道自己的本来，自己平常自然的面目。
中国文化有两句话：“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我们是来自民间的人，就是来自民间，上台之后，以及功名富贵，这一切都是假的，是暂时的。等于这些房子的装潢等等都是假的，一旦把壁纸、胶漆去掉，看到泥巴砖头，那才是它的本色。真的大英雄，上台也好，下台也好，恭维也好，不恭维也好，他总是那个样子，保持他的本色。
再说“是真名士自风流”，古代的风流，近乎现代讲的“潇洒”。一个真正的名士，他本身自然潇洒，不是做作出来的潇洒；如果能这样做人处世，则“为天下谷”。什么叫做“谷”呢？就是山谷，空灵阔大，能包容许多东西。这个空灵，也就是禅宗六祖所说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胸襟有如此的伟大，山谷一样的空灵。
我们看到历史上所形容的汉高祖，从老百姓起来当皇帝，历史上形容他相貌“隆准龙颜”。我想像那个样子不大好看，鼻子高高的，面孔像龙一样，那有什么好看的！但从古至今，每人都想变龙，那又何苦呢？有人说：“你这个人的相很好，虎背熊腰，将来大有作为。”他听了必然很高兴，因为人的天性大概喜欢挨骂，老虎和熊都是野生动物，老虎的背和熊的腰又有什么好看啊！我才不要虎背熊腰！只要人背人腰就好了。人又何必要像龙呢？龙是一种冷血动物，可是历史上形容一个人“隆准龙颜”，他就会高兴得睡不着觉。袁世凯就上了这个当，聪明人都喜欢上这个当。
但是，历史上写汉高祖的面孔“隆准龙颜”，是说他的气派豁达大度，能容天下。当然，汉高祖不一定大度，写历史的人，总要把他写得好一点。如果真的能够做到豁达大度，包容一切，则“常德乃足，复归于朴”。他的常德足了，品性行为能够得上“朴”，就是归到最原始朴素的英雄本色了。
我们常形容一个人英雄本色，这在历史上有很多，后来儒家出来做官的人，虽做到官至极品，一旦回家以后，仍然是乡巴佬一个。有位历史上的名人，官至极品，当了几十年的宰相，退休以后，穿了一件旧衣服，带了一个佣人，步行出来游玩。有一个新科状元，骑在马上，很威风地过来，老宰相急忙让路。这位新科状元耀武扬威，洋洋得意，看到路边这位老头子，认为他很不懂事，新科状元骑马游街，为什么不站远一点回避？随从人员就下马来赶。一问才知道是前村的老宰相，这位状元吓得双膝弯下来说：“老前辈，对不起啊！”老宰相说：“上马去吧！年轻人是如此的。”真正有高度修养的人才是朴实无华的。这就是“复归于朴”的道理。
生理 心理 行为三方面修养
这一节我们晓得，“知其雄，守其雌”是生理上的修养；“知其白，守其黑”是心性上的修养；“知其荣，守其辱”则是行为上的修养。读书不可马虎看过，老子已经把修道的秘诀传授给我们了，如果自己不懂得其中奥秘，那又怪谁呢！
讲到朴实无华，那是最为重要的，不管是心理、生理，或者是行为上，都要修养到“朴实”。不加妄念是基本的修养。人性本来就很朴实，所以不朴实的人，是被后天环境污染的结果。能够把这些污染去掉，回归到本来的朴实，那就是“道”。因此，老子的结论是：“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朴”是一块原始的木头，没有经过雕凿，没有经过人的加工；人性也是这样，原始的社会也是这样。我们上古的祖宗们，就生长在“道”的世界，所以不需要修道，因为个个有道。那个时候也不需要有宗教，因为个个都在修中。
人类社会，在精神文明上讲，越到后来越是退化；在物质文明上讲，后来则是天天有进步。我常说，大家讲进步，要划一个界限，就物质文明而言，后来的社会的确是有进步的；但是道德的文明，不但没有进步，而且是在退化中。所以，在东方文化史上，认为人文文化是退步的。
“朴实无华”散解了以后，就变成物质文明的兴起，“朴散则为器”，这个“器”不是指物质。孔子在《易经》上也说明这个道理，人类原始的本来就是“道”，不需要有道德仁义这些名称。到了人类社会越向前发展，精神文明就逐渐退化，物质文明就越发达起来。
可是，江水东流去不回，世事是没有办法复古的。如果希望人类思想、精神文明复古，则是错误的。既然不能够复古，那么，人类是否要永远的坏下去呢？不会的，因为“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当一直前进到极点后，就会又回转到了本位，“道则返也”。等于一个人吃东西，给他吃饱了以后，他什么都不想吃了。
“圣人用之，则为官长”，圣人懂得了这个道理，就创建了一种政治制度，如《礼记》所记的周礼，保持了上古道德的政治制度。但是，真正讲原始道德的上古社会，则是《礼运·大同篇》的思想，那是真正一个伟大的制度，那个制度是没有制度，没有法律，也没有道德的。但人人都自然守法，并不要法律来约束；人人都不必讲道德，自然合于道德的标准。所以，“道法自然”，那个社会，本身就是道德，这就是所谓“大制不割”。
第二十九章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随，或歔、或吹，或强、或羸，或挫、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私心取天下的后果
这一章，及后面接连的两三章，都是说明“道”的用，而且牵涉到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和军事哲学思想。在文学的层次上，颇有“大制不割”的气势。
在中国历史哲学的发展中，儒道两家的思想是同一个根源，上古的时候，儒道本不分家。像尧舜以前的黄帝，乃至黄帝以上远古史中的三皇五帝，这些古人之所以当皇帝，是不得已而为之，是真为大众来服务的。时代越向前走，这种观念就有所改变，因为人的欲望愈来愈高了，私欲一旦提高，政治上就变为家天下的制度了。
这里老子所讲的，还是上古文化公天下的制度。他所提出上古观念的政治哲学是：“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这一名词所指，在中国文化观念中，可大可小，大的包括现在全世界人类思想。上古公天下的帝王，并不像后世帝王是有目的来做皇帝的，是想要纵横天下，割据城池而号令天下。这是私天下的帝王思想，与上古的明王思想，王道精神，不得已而出来为天下、为一般人谋福利是不同的。
“天下神器”这四个字，在文义上不是连起来的，要再加一个“者”和“也”字，成为“天下者，神器也”。意思是说，天下这个东西，是天下人的神器。这样照文字解释，还是不够清楚，如果说，天下这个东西，是一个神妙不可思议的东西，就更切合了。也就是后世包括的国家、政权等等，都是神妙不可思议的东西。所以“不可为也”，这个东西是碰不得的。
“为者败之”，像后世春秋战国时代的情形，尤其像秦始皇等等的做法，更具有充分的代表性。他们是以私欲为出发点，为个人的英雄思想而号令天下，最后还是要失败的。“执者失之”，越是私心自用，抓得越紧，抓得越牢，则失去得越快，这是拿历史哲学的眼光来看的。下面再说一个大哲学的原理。
“故物或行、或随，或歔、或吹，或强、或羸，或挫、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这是老子讲宇宙的法则，宇宙的物理，只有一个共同的法则，就是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拿“行”来说，你向前进，当前进的力量达于极点时，就是后退。《易经》上有句话，“无往不复”，没有一个向前走的东西不回过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球是圆形，向前走一定回复过来到本位。所以说，“或行、或随”，有进步就有退步。相反的，永远在退步，必定就有进步了。
“或歔、或吹”，“歔”是把气吸进来，“吹”是把气呼出去。所以，呼吸也是相对的。
“或强、或羸”，一个人的身体，是一个物理的东西，强壮到极点之后，一定会变弱。相反的，有许多人身体看似多病，但是多病的人，往往能祛病延年，虽然整天病兮兮似的，却能活得很长寿。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晓得自己多病，就会时时注意摄生调养。一个看来身体非常健康的人，有时候反而忽然死了，因为他自己觉得身体很健康，没有病，往往就忽略了保健之道，所以一下就完了。
“或挫、或隳”，“挫”是很尖锐的东西，越是尖锐的东西，毁损得也就越快。这几个原则——行、随、歔、吹、强、羸、挫、隳，是说明宇宙间一切事物，随时都在相对的变化。
举例来说，很多喜欢学《易》卜卦算命的人，当有人问某笔生意或是今年生意会不会赚钱，其实不要卜卦，答案已经告诉你了，不是赚钱就是蚀本，没有不赚不赔停留在中间的。如果一年生意做下来，算算总账，既不赚又不赔，其实年龄、光阴、精神都赔上了，这不是早赔本了吗！所以，算命卜卦，问命运好不好，答案是不好一定坏，不坏一定好。
我认为卜卦很容易，如果到街上摆一个卜卦的摊子，对来人说：“老兄，我看你气色不太好”，他一听就会想来算算命，第一句话就可告诉他，我算定你会破财，因为他已经破费了几十元请你看相了。所以说，天下没有不变的东西，绝不可能停留在中间的。老子现在是就大原则告诉我们这个道理。
圣人的作为
后面第六十七章，老子告诉我们有三宝，现在把名称先提出来，即“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我们做人处世，要慈悲为怀，仁民爱物，这就是“慈”。“俭”看起来很悭吝，实际上是非常的小心谨慎。“不敢为天下先”，认真说来，天下万事，没有创作的事物，人也不能创作；所谓创作只是自然的因缘条件成熟了，在一个机遇下，自然会得到成功。人类若想单独创作制造，违反了自然因缘原则，是不会成功的。所以说，“不敢为天下先”。
道家的思想，最会捡现成的比喻。比如，儒家经常说，一个人的人格要有“中流砥柱”的精神，大水来了，要站在河流中间挡住。如果是这样，说不定大水会把你给冲走，水势小或者还可以“砥”一下，一旦大水没了顶，比人还高，那就“中流”不能“砥柱”了。
道家不是这样，道家只是“因势而利导”，不像儒家要“中流砥柱”。要晓得，大水一来，纵然用堤防把它堵住，这个地方不出毛病，流到别的地方毛病会更大，淹死人会更多。道家的做法是，预先在下游开一道沟渠，把水顺势往下疏导，水就流到大海里去了。这就是“因势利导”的法则。
我们对人对事也是这样，当一件事情正在火头上，不能改变的时候，硬要去改变它，除非准备做烈士，那无话可说；如果真正为了救天下人，这种方法就救不了啦，必须因势利导。等事情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一切有利因素都已具备，这时只要四两拨千斤，一个指头轻轻一拨，就把它拔过来了。天下事也是一样，整个天下也只要这样轻轻一拨，就改变了。
这一章的内容是三宝的前奏。所以圣人之道，第一“去甚”，“甚”就是过分，做人做事第一不要过分，过分一定会出毛病。第二“去奢”，锦上不能添花，锦上添花，毛病出得更大。第三“去泰”，人生没有舒服的时候，天下事也没有永远泰然不变的时候。一个人身心上不加几分劳苦，不加几分运动，舒泰太过了，各种毛病都来了。这三点道理，发挥起来很多，总结一句话，要守戒律，万事不要做得太过分。
说到这里，想到一则确有其事的故事。有一位同学得了博士学位，他国文好，英文也好，日文也好，样样都好，但样样都说得不好，国语也说得不太标准。有一天对我说：“老师，你告诉我道家的道理是四个儿子。”我说：“道家哪里有四个儿子？”搞了半天，才晓得他说的“四个儿子”是“适可而止”。老子只有三个儿子“去甚、去奢、去泰”，没有四个儿子。这三点也就是告诉我们万事要适可而止，如果不适可而止，超过限度那就会变，不再是原来的现象了。老子把这个哲学原理先告诉了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