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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血书华严经的普超禅师 [打印本页]

作者: 宣真    时间: 2016-10-16 09:30     标题: 血书华严经的普超禅师


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八月十四日清晨,庐山五大丛林之一的海会禅寺,以血书经的住持普超和尚集众顾命,端坐而逝,西往极乐佛国。众僧齐呼佛号,梵钟悲鸣的哀普萦绕在匡山和蠡水的上空。至今98年过去了,普超禅师墓上的青草萋萋,但大和尚的名字依然存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他用自己的鲜血写成的《华严经》,已成佛家瑰宝。面对血经,后人常常会进行深深的思索和无穷的感叹。1946年5月8日,江西一代名历史学家吴宗慈在海会寺阅看了普超禅师血书的《华严经》后,挥笔写下了题识:“刺血以写经,此血永不灭。念此苦心人,痴绝亦慧绝。痴也何云痴,其理不可说。”他给普超禅师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和由衷的赞叹。


普超禅师,都昌县苏山乡马鞍戴家村人。马鞍岛位于都昌县的西北部鄱阳湖中,与庐山五老峰隔湖相望,方圆面积近10平方公里,岛上一山形似马鞍,俗呼马鞍山,岛遂因山名。岛中有九姓十三村。其中戴姓因戴高、戴凤祥父子在清代乾嘉年间一中举人,一中进士,成为岛中的“高门大姓”。戴村有一人名戴启辉,乃戴凤祥族侄,家道小康,有一妻一妾,可惜只活了43岁,没有留下后裔。戴启辉之妻陈氏便思谋在族中过继一男丁,以接续香火。戴启辉逝世7年后,在安义县石塘戴村的戴启楠生下一子,时为清同治二年癸亥(公元1863年)六月廿九日戌时。马鞍戴姓本自安义县石塘迁徒而来,陈氏托人将戴启楠之子接来都昌立为嗣子,取名圣谦,字益生,行尔六。此子即为后来的普超和尚。

圣谦幼时入私塾读书,极聪慧。清代都昌农村盛行早婚,何况圣谦家中男丁单薄,其母陈氏急于抱孙,遂在光绪三年丁丑(公元1877年)将自己所带童养媳余氏与圣谦结婚圆房。此时圣谦只有14岁,而余氏已是22岁的大姑娘。圣谦结婚后的第二年即生下长子徵仁;17岁时,他又生下次子徵义。这时,家中只有十余亩薄田,由于添丁加口,生计日愈艰难。圣谦便在戴村设一蒙馆,教授几个孩童以增加家中收入,家中的生活重担沉重地压在不到20岁的圣谦肩上。

圣谦一边教书,一边参加科举考试,试图取得功名,改善生活的窘境,像其叔祖父戴凤祥那样取得一官半职,荣耀家庭,可惜,他却屡试不第。在读书做官的道路上受到打击,加上对世俗的不满,“一旦自觉光阴迅速,人命几何,泡影死生,直如转毂,富贵尘云有何可着,遂舍儒从释”。马鞍山上有一古青云寺,在湖山灵气的熏染下,禅风甚浓。圣谦常至庙中与老僧法圆法师相问答,遂决计遁入佛门。这时,圣谦只有23岁,虽然家中母亲陈氏已有69岁,两子俱不满10岁,亲老子幼,他也毅然斩断尘缘,皈依了佛门。

清光绪十二年丙戌(公元1886年),圣谦投入应竹庵,从本公薙染圆具戒,授法号觉禅,字普超,在九华山甘露寺学习佛家经典,礼佛问禅,寒暑不辍。三年后,他又登天台山,寻师释友,虚心求教,咨决心中疑问。接着,普超禅师返回江西至庐山海会寺,拜谒住持至善和尚。海会寺位于庐山五老峰下,明万历年间所建,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毁于兵灾。光绪初年僧至善禅师来此,筑茅以居,后在姑塘驿官魏兴林的资助下重建海会寺,至善和尚主持庙务,香火渐盛。普超禅师来到寺中,至善禅师见他慧根独具,佛法造诣甚深,知其必有大成,海会佛种薪传将要依靠此僧,便将一部《华严经》授予普超禅师,谆谆指教说:“闻此可以发明心要。”该经阐述了“六相”“四法界”等佛理,提出了一些相对应的范畴来说明世界事物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等关系。普超禅师认真学习钻研《华严经》,与至善住持相互答疑解难,佛学水平渐进至高层。他以《华严经》为护身至宝,正如他的弟子所说“从兹动静不离,忆忘如一也。”

清光绪十五年己丑(公元1889年)的秋天,普超禅师面对云绕翠溢雄峙亿万年的五老峰,彻然大悟,便“发广大心,立坚固愿,燃身香五百炷以增净因,期证圣品”,决心用自己的鲜血书写佛经。他的这一舍身求法的行动得到了至善住持的大力支持。至善用寺内的一间静室专供普超写经。普超每天掩关闭户,燃香一炷,于身上取血一小盏,用圆润端正的楷书进行抄写。他足不出户,伏案读经、写经,每日二餐,由小沙弥送入室内。有时,他还要小沙弥进入寺后山中采摘野生百合供他啖食,以补元气。由于他用心至诚,甚至见佛陀从经中迸射的金光中出现,与他讲解经文。普超禅师在以血书经的过程中,没有感觉到任何的身心疲软,而似乎在美仑美奂、富丽堂皇的华藏世界之中遨游和生活。

光绪十七年辛卯(公元1891年),住持至善和尚作古西去。海会寺内住持法席空虚,僧众公举普超禅师主席。普超禅师坚辞不就。

光绪十八年壬辰(公元1892年)冬,普超禅师终于用鲜血书写完了《华严经》八十一卷、《梵网经》三十卷、《行愿品》三十卷。这一百四十一卷佛经浸透了普超禅师的心血。其弟子说普超禅师“十指沥干,一心不动,宴如也!”普超禅师把书写血经当作一件快乐的事情去做,任何事情都动摇不了他的决心,就是寺中众僧公请他当住持,在未完成书写血经的任务前也拒不担任,致使法席空虚二载。大功告成后,立即轰动僧俗。“因定发慧,静极光通。”令诸见者莫不欣崇感叹,发信向心。时有清朝的官吏许观察、周军门阅读了普超禅师书写的血经,极为钦佩,大加赞叹,不惜花费巨资,购买珍贵的楠木和紫檀造成宝塔,珍藏血经。这藏血经宝塔供奉于寺内方丈上阁,“俾诸求者瞻仰钦敬礼念”。

光绪十九年癸己(公元1893年),经寺内僧众再三请求,普超禅师才应命担任住持。他秉承佛陀的宣示“以戒为师”,由戒生定,由定发慧,由慧护戒,严肃清规,严净毗尼,领众宏修,信众倍增,香火盛极一时。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公元1899年),普超禅师在海会寺大开戒坛,传戒得度弟子800余人。时隔9年,在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年),普超禅师在寺内又戒法重宣,度弟子数十人。在普超禅师主持海会寺的10余年中,寺庙积资甚丰,置寺田80余亩,建庄屋8所,修建了华严静室,庙宇规模宏大,弟子众多,海会寺遂成为匡庐境内的五大佛教丛林之一。

普超禅师由于主持寺务,操劳过度,虽然还不到50岁,但身体日渐衰弱,清宣统元年己酉(公元1909年)农历8月,他突然感觉身体不适,自觉将要圆寂,于是召集寺内僧众,嘱托后事,端坐闭目而逝。这时刚刚冉冉升起的朝阳,将一缕金色的光芒射进寺内,映照到普超禅师的法体上。一代名僧就这样骑鹤而去,托体名山。但他书写的161卷血经却成了海会寺的瑰宝。

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康有为第三次来访海会寺,听说住持至善和普超先后辞世,十分伤感,他在寺中观看到血经,深为钦佩和感动,挥笔题曰“尊之、敬之、护之、保之”。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日寇侵华,海会寺沦陷入日寇手中。当时海会寺的住持会通法师丢下一切,仅只怀抱血经逃难于湘桂边境。8年后,日本投降,会通法师奉血经返回海会寺,可惜血经已经在战火中散失了大部分,仅剩三十三册。佛门遗宝,经劫难而重光。

后来罗家伦、王陵基、吴宗慈等民国名人在寺中观看了血经,都题写了观后记。罗家伦写道:“刺血写经、成此巨帙,非有极伟大的宗教热忱,曷克臻此。”王陵基写道:“刺血写经,发愿宏深,血干叶尽,自归西庭。”安福王孟述写道:“相级普超,出世大雄。碧血写经,厥力异通。果证菩提,参透色空,世世永宝,护我禅宗。”现在,剩余的血经保存在庐山博物馆中。斯人已去,斯经犹存。普超禅师刚毅决断和献身佛教的精神,将永远光照佛门,永远启迪和教育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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