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达摩年岁?原籍及来华年代之谜(批驳胡适禅学中的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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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宣真
时间:
2018-4-14 18:40
标题:
达摩年岁?原籍及来华年代之谜(批驳胡适禅学中的我见）
作者：冯冯
达摩到底原籍是什么国籍?是什么种族?他是什么时候到中国?他那时候是多少岁数?他有没有见过梁武帝?谈话内容如何?
这些问题始终仍是未解的谜。
已故学者胡适之先生在其大着「禅学案」内的「菩提达摩考」一篇内说：「公元七世纪道宣和尚作「续高僧传」，全无达摩见梁武帝的记载。八世纪，净觉和尚作愣伽师资纪，也没见达摩见梁武帝相见问答之事。」
公元八○四或八○五年，日本僧人最澄来大唐留学，揣回佛教经纶多种返日，他后来在传教大师全集卷二引用传法记：
「谨案，传法记云：达摩大师，渡来此土，初至梁国，武帝迎就殿内，问云：「朕广造寺度人，写经铸像，有何功德?」
达摩大师答云：「无功德!」
武帝问曰：「以何为功德?」
达摩大师云：「此是有为之事，非实功德。」
不称帝情，遂发遣过江，杖锡至嵩山。」
「历代法宝记」(大约是公元八世纪无住大师的弟子所作)，记载如下：「大师至梁，武帝出城躬迎，升殿，问曰：「和尚从彼国将何教法乘化众生?」
达摩大师答：「不将一字来。」
帝问：「朕造寺度人，写经铸像，有何功德?」
答：「并无功德，此是有为之善，非真功德。」
武帝凡情不晓，乃出国，北望有大乘气，乃至魏朝，居嵩山…。」
柳宗元在元和十年(公元八一五年)作大鉴禅师碑(六祖惠能)，其中有句：「梁氏好作有为，师达摩弃之，空术益愿。」
后世的景德传灯录的记载如下：
「十月一日到金陵。
帝问：「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数，有何功德?」
祖云：「并无功德!」
帝云：「何得云无功德?」
祖云：「此但人天小果，如影随形，虽有非实。」
帝云：「如何是真功德?」
祖云：「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可以世求!」
帝云：「如何是圣帝第一羲?」
祖云：「廓然无圣。」
帝云：「对朕者谁?」
祖云：「不识!」
帝不领旨，祖于是月十九日灭渡江北，十一月二十二日居于洛阳(宋僧悟明联灯会要卷二)。」
胡适指出上面几段都是伪造的「神话」。「添枝添叶」云云，好像是柳宗元也不相信了。
胡适在「菩提达摩考」一文中又说：
「菩提达摩的传说在禅宗史上是一件极重要的公案，禅宗尊达摩为初祖，造出许多无稽的神话(禅学案第三集卷四第二九三页)。」
在胡适的同集「中国禅学的发展」卷二「中国禅宗的起来」(第一一五页)，胡适说：
「在五世纪(四七○年左右)，刘宋将亡之时，广州来了一位印度和尚，叫做菩提达摩，因为达摩从南天竺出发，所以从海道。宋亡于四七九年，他到宋，宋尚未亡(旧说五二○年始到，不确。按：五二○年为梁武帝普通元年)，他到过洛阳，曾瞻礼永宁寺，事见杨术之的洛阳伽蓝记，因这书中当说：达摩到永宁寺(五一○年造，五二○年毁)，自称一百五十岁。」
「他来中国是四七○年左右，到永宁寺大约是五二○年左右，所以他在中国住了五十年。当一个年少的印度和尚到中国来，道不易行，所以自称一百五十岁，大概由于印度是热带，人多早熟，早生须鬓，故自称一百五十岁，以便受人尊敬吧?他到中国后，将中国话学好，四处传道，计在中国五十年，其道大行…。」
胡适在「菩提达摩考」一文中的假设也有互相径庭，又怎能苛求道宣与其他各年代作者的记载完全一致?
胡适在愣伽宗考的第二章「菩提达摩」内这样说：
「关于菩提达摩的种种传说，我曾有菩提达摩考(胡适文存三集，页二九三—三○四)，发表在八年前(一九二七)，我现在把我的结论摘记在这里。
菩提达摩是南天竺婆罗门种。他从海道来到中国广州，大约在刘宋晚年(约四七○—四七五)，但必在宋亡<四七九>之前，证据有二：
一、绩僧传说他有「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可证他来在宋亡之前。
二、绩僧传(卷十九)的僧副传中说，僧副是太原祈县人，从达摩师出家，为「定学」之宗，「后乃周历讲座，修习经纶，并知学唯为己，圣人无言，齐建武年<四九四—四九七>南游杨辇，止于钟山林下寺…卒于开善寺，春秋六十有一，即梁普通五年(五二四)也。」
「依僧副的一生看来，他从达摩出家必是在他二十多岁时，约当萧梁的初期(约四八五年左右)，因为建武元年(四九四)，僧副只有三十岁，已经离开北方了。
「旧说，达摩见梁武帝，谈话不投机，他才渡江北去，见梁武帝的年代，我说是普通元年(五二○)或普通八年(五二七)，这都是后起的神话，并非事实，证据甚多：
一、绩高僧传全无此说。
二、僧副一传可证梁武帝普通元年，达摩已在北方至少住了三、四十年了。
三、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或者在五四七)记达摩曾游洛阳永宁寺，此寺于北魏熙平元年(五一六)，达摩来游，正当此寺盛时，约当五一六至五二六之间。
四、不但七世纪的道宣不记达摩见梁武帝之事，八世纪沙门净觉作愣伽师资记(敦煌写本)，其中达摩传也没有此笔。
五、这段神话起于八世纪以后，越到后来，越说越详细了，枝叶情节越多了!可见神话是逐渐添造完成的。
旧说达摩在中国只住九年，依我们的考据，他在中国差不多住了五十年，他在北方最久，「随其所止，诲以禅教」，道宣说他自言一百五十岁，游化为务，不测于终。
我们推算他在中国的时间，上可见刘宋之亡，下可见永宁寺的盛时，其间大约有五十年，印度南部人身体发育甚早，所以少年人往往显出老态，很容易被人当做老人，达摩初到中国时，年纪虽轻，大概已被中国人误认老头子，他也乐得自认年高，后来他在中国住久了，真老了，只好自言一百五十岁了(洛阳伽蓝记也说他自言一百五十岁)。」
胡适的「中国禅学的发展」一文第二章「中国禅宗的起来」(一一五页)说：
「在五世纪(四七○年左右)刘宋将亡之时，广州来了一位印度和尚，叫做菩提达摩，因达摩由南天竺出发，所以从海道，宋亡于四七九年，他到宋，宋尚未亡，旧说五二○年始到，不确(按：五二○年为梁武帝元年)，他到过洛阳，曾瞻礼永宁寺(五一○年建，五二○年毁)(事见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自称一百五十岁。」
「他来中国是四七○年左右，到永宁寺大约在五二○年左右，所以，他在中国住了五十年，当时一个年少的印度和尚到中国来，道不易行，所以自称一百五十岁，大概由于印度是热带，人多早熟，早生须鬓，故自称一百五十岁，以便受人尊敬吧?他到中国后，将中国话学好，四处传道，计在中国五十年，其道大行，尤其是在北方。」
请比较以上胡适文章三篇之间的矛盾：
一、在「中国禅学的发展」的第二章「中国禅宗的起来」(地一一五页)，他说：永宁寺是在五一○年造，五二○年毁。但是在他的「菩提达摩考」一文内，他说：永宁寺建于熙平元年(西元五一六年)…至永熙三年(五三四年)全寺为火所焚，火延三个月不灭。
胡适自己考据出来的，他自己的结论都会互相矛盾，到底永宁寺是五二○年焚毁呢?抑或是五三四年焚毁?胡适自己都弄不清楚!他还苛责道宣绩高僧传的资料不正确!又说古人的记录是「神话」「雪球越滚越大」!
二、胡适在「愣伽宗考」之中说，印度南部人身体发育甚早，所以少年人往往显出老态，很容易被人认作老人，达摩初到中国时，年纪虽轻，大概已被中国人误认老头子，他也乐得自认年高，后来在中国住久了，真老了，只好自言一百五十岁了。但是胡适在「菩提达摩考」一文中却说：「…当时一个年少的印度和尚到中国来，道不易行，所以自称一百五十岁，大概数由于印度是热带，人多早熟，早生须鬓，故自称一百五十岁，以便受人尊敬吧?…」
这两段大有出入，前一段是指达摩到了年老，才只好自认一百五十岁，后一文是说达摩年轻到中国时，已自称一百五十岁，胡适自己都弄不清楚，到底是达摩一到中国就自称一百五十岁呢?抑或老了才自称?叫我们无所依从!
三、胡适在散文中均指称道宣的绩高僧传不确，是「伪造」，道宣的「达摩于普通八年到中国是不确的」。但是，胡适却深信道宣所说达摩是「南天竺婆罗门种」，他更深信道宣所作的「僧副传」所列出的僧副生年为四六四年，当时为普通五年(五二七年)，胡适因此用僧副传做为唯一的证据，来否定达摩抵华是在五二○年，他说僧副追随达摩之时，大约二十多岁，那么是在四八五年至四九○年之间。
四、胡适认为杨衒之的资料可靠，但是他不采用洛阳伽蓝记中所说的达摩是波斯人之说，胡适对这两种文献的信服深度，已经是前后矛盾、互相径庭了，他说可靠的，他又不采用，他说不可靠的绩高僧传，他却又采用其中的「僧副传」做为否定达摩的武器，胡适的治学方法真是足景式后世了!
五、胡适说僧副三十岁已往南方了，故此投师于达摩应是二十多岁之时，此论有漏洞—僧副为什么不可以往来于南北之间?为什么一越南方就不北返?为什么不可能在晚年北返才皈依达摩?胡适太武断了，他是为了迁就他的推想假设的达摩于四七○年代到中国，而又毫无依据地硬说僧副是二十多岁拜师达摩，好做为他的推论证据，这是很强词夺理的。胡适完全没有足够的资料来支持僧副二十余岁拜师达摩。
僧副传并没有这样说，它根本没有提及僧副何时才皈依达摩。
胡适现身这几段的确定是「大胆的假设」到极了!可惜他在世时未能「小心予以求证」，就这一段而论，胡适之首先违背了他自己的着名治学方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怎样说呢?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
胡适认为达摩「自称一百五十岁」，胡氏语气显然认为达摩是说了谎「以便受人尊敬」。首先，胡氏不了解佛家首重戒妄语!即使是在家人的五戒之中，也戒妄语，即是戒说谎，何况受过圆具足戒的出家人?何况达摩祖师那样道行高深、佛理精妙的高僧?他怎会「以便受人尊敬」而说谎?胡适之未免过分「大胆假设」来诬陷古人了!也未免太厚诬圣人了!
胡适显然完全不懂得人类学、生物学，及各种新科学，他只会向故纸堆中捉字虱，他心中有先入为主的成见，他认为人类不可能有一百五十岁那么老!
请看高加索山脉高地民族的长寿记录(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多次刊出)，在黑海边缘的乔治亚邦图(今属苏联)的高加索山上，村人贫穷，终年劳苦耕种，难得一饱，只有大节日才有肉吃，村人最年轻的老人，也高寿一百二十多岁，也还每日上山、下山采樵牧羊，最高寿的老人从一百四十岁到一百五十、一百六十多岁都有，也都依然健步如飞，负薪劳作不息，他们的祖先有些寿达两百岁，现代的人也平均在百四、五十岁左右。
请看，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在秘鲁与智利一带)万尺高山上的印加族(应译为殷家族，因为他们是中国殷朝的亡命子孙后代，古代文字与中国殷周相似，已有西方学者考证如此推断—不在本文讨论之列)，这些贫苦的高山土着，祖先已被西班牙人灭亡，文化也被西班牙天主教会摧毁于十六世纪，幸存的子孙，人数已无多，少数住在高山上，仍未与西班牙人通婚，保持纯血统的，多数都是长寿者。前年死了第二十多任老婆，他还公开征婚，轰动一时。
墨西哥的高山土着，也有一个现已一百二十多岁的老人，也要再娶老婆!
同一件事，经过不同的作者记录，即使是同一时代、同一天、同一地的几个作者，也还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笔法，对于事实有所不同的取舍，何况是不同时代的作者呢?我们试看今日今时发生的大事新闻，同一件事，各报章都会有个别大同小异的报导，重点各异，观点有别，取舍编辑方法各有千秋。如果达摩是今天来到中国，见到梁武帝，全世界各国的报纸电讯对这件新闻的报导，会不会人人都异口同词呢?自然是美联社的电讯与合众社的又有不同角度，中央社的又不同了，这种道理再简单不过，我们怎可因为各社各报的报导差异，就否定了有这件事实发生?我认为胡适的假设大胆是够的，小心求证则未够。
胡适只是就他所能找到的残缺史料而做下大胆假设。我认为他是太不「小心求证」了!以不完整的资料来做结论，亦未体会当时的社会情形，及达摩的开宗宏法的努力决心，亦未衡量到当时的交通困难情况，以及当时中外贸易海运的情况，波斯人、阿拉伯人来华的情况…他显然都未予以列入考察，他那种只从残缺不全的记录去研究史料的方法，我认为在今日是过时而不合逻辑的，而且是非常不科学的。
胡适说：「…这一段记事，不但添了真功德，廓然无圣，对朕者谁，三条问答，并且还添上详细的年月日，七世纪人所不记，八世纪人所不能详，而十一世纪以下的人，偏能写出详细的年月日，这岂非最奇怪的灵蹟吗?这一件故事的演变，可以表示达摩的传说如何逐渐加详，逐渐由唐初的朴素的史蹟，而变成宋代的荒诞的神话，传说如同滚雪球，越滚越大，其实禁不住史学方法的日光，一照便销溶净化了(胡适文存「菩提达摩考」三○一页)!」依胡适此理，他是二十世纪的人，又怎会知道比十一世纪的多呢?
七世纪人不知，八世纪人不晓的事，而二十世纪的人都知道的详细事太多了!七世纪人知道秦始皇的确实出生及死亡日期吗?当然不知道，但是二十世纪的作者不知道达摩到达中国的年月日，八世纪的作者不知道达摩与梁武帝的对话详情，但是十一世纪的传灯录就会知道，为什么不能呢?十一世纪的作者难道不会去做考据工作吗?难道中国自古以来只有胡适一人才会做考据?十一世纪的作者获得的史料，也许比胡适从巴黎博物馆找到的更多，十一世纪的作者采用的史料，胡适得不到，就大胆地予以推FAN了!这是什么考据家的什么方法?那么武断!
胡适动轧以巴黎图书馆藏敦煌写本为止上权威，凡是敦煌本没有记载的，他就予以否定。
敦煌写本是不是具有绝对无上权威?是否绝对的「可靠」?怎知手写本没有偷工减料?没有失缺?没有遗漏?没有删减?没有伪造?没有篡改?没有歪曲?
敦煌写本被尊重，可能是因为它是最古的，但是，凡是最古的就最可靠吗?从逻辑上是讲不通的!而且，历代记载的文字，都是由简转繁的，一代比一代繁复，古代的简，未必就是可靠!
十一世纪传灯录作者找到资料考据，把达摩史料补充，不可以吗?胡适有什么合理的理论，可以否定传灯录作者和历代法宝记的内容是没有经过考据的?胡适有什么真凭实据可兹以推FAN传灯录?没有!纵观胡作，武断多于考据!胡适是一个ji 督教徒，我怀疑他可能有先入为主的主观摒斥佛教的动机在内!
一个真正治学、治史的人，不会那么武断否定历史人物的种种记载，他可以存疑，却不可以推FAN!更不可以毫无证据就妄斥古人是「…造出」神话，是「无数的谬说」。
胡适「书菩提达摩考后」一文承认：「我假定菩提达摩到中国时是在刘宋亡以前，宋亡在四七九年，故达摩来时至迟不得在四七九年以后，我的根据只是道宣僧传中，「初达宋境南越」一语。」
这是他自己招认唯一的根据了，只有一处根据显然是太不充分的证据了!
就算达摩是在宋亡(公元四七九年)以前来华，为什么没有可能见到梁武帝呢?达摩不可以在广州住到学会中国话好些年，才去金陵求见梁武帝吗(梁武帝普通元年是公元五一九年，故此胡适武断达摩不可能见到梁武帝)?这一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胡适在这篇续文内说：「今日重读道宣僧传，在僧副传中又得一证据。
「…xing 爱定静，游无远近，裹粮寻师，访师不逮。有达摩禅师，善明观行，循援岩穴，言问深博，遂从而出家，义无再问，一贯怀抱，寻端极绪，为定学宗焉…久之还返金陵，齐建武年，南游杨辇(我认为这两句未必就是按照文气时间先后排列的，可能与达摩无关)。卒于开善寺，春秋六十有一，即梁武普通五年也。
齐建武为西历四九四—四九七，梁普通五年为五二四，僧副生时为四六四年，即宋孝武帝末年，建武元年他才三十岁…他从达摩受学，当在二十多岁。约当萧齐的初期，西历四八五—四九○之间，其时达摩已在北方传道了。以此推之，达摩到广州当在宋亡以前，约当四七○年(宋明帝泰始六年)左右，他在南方不久，即往北方，他在北方学得中国语言，即授徒传法，僧副即是他弟子中的一人。他当五二○年左右，还在洛阳瞻礼永宁寺，可见他在中国约有五十年之久，故难隐居山穴而能有不小的影响，他大概享高寿，故能自称一百五十岁。」
这一大段文章，道理似是而非，胡适假定僧副二十多岁师事达摩，这一假定有什么根据?僧副不可以在五、六十岁才师事达摩吗?「僧副传」中并没有说明在几年、几岁拜师达摩。胡适根据什么来肯定他是二十多岁拜师呢?我认为胡适这样武断，是为了用这一段文字支持他的「达摩不可能见到梁武帝」理论。
达摩学习中国语文，一定要到了北方才可开始吗?胡适的推论说，达摩在中国北方学得中国语言，即授徒传法。我认为那也是毫无根据的武断!就常情而论，一个传道者多半在未到中国之前，就已经开始学习多多少少的中文了。像伽愣经那么深奥的佛经，达摩若无相当的中文修养，怎能表达词义及经文真髓?他既有志来震旦传道开宗，难道不曾在印度之时就已经学了一些中文?印度佛教僧人，那时代都风尚来华传教，学习预科中文，必然亦是一时风尚罢?我认为达摩可能在印度时期，已经在僧院学过若干中文，到了广州也不断补习，以后一路北上，都不断在学习中文，很可能在广州就已经多少能用中文讲经了，你能想像一个完全不懂中文的僧人，来到中国从头学习，牙牙学语一般讲愣伽经吗?你能想像到达摩会放心叫人传译、口译那么深奥的愣伽经吗?
今天不是大多数外国的天主教教士，都是先学了若干中文才来华传教?
假如相信胡适的假定：达摩是不懂中文，要到了北方才学会中文，怎符合一个宗教家宏教的怀抱?又怎能一路北上内地?直到今天，不会讲普通话的广东人进了内地，都有旅行的困难，你能想象一句中文也不懂得达摩，从广州步行，经过湖南、湖北进入中原吗?如果胡适的假定可靠，那么也等于他自己推FAN了达摩直接从广州陆路北上的假定了!
在那时代，从南到北，陆路一走半年，难道有今天的长途巴士?何况当时的湘、鄂一带路途因战争而溷乱不靖，也没有很多很着名的佛教寺庙可吸引达摩去参观?而那时代，外国来华的商队，一是从天山南北两地进入中原，另一是循海道至广州，再从广州航海经过温州、杭州、扬州而进入中原与北方，那时波斯商船很多，我所以推测达摩可能是从广州乘波斯商船经过沿海抵杭州，再从彼处往苏州、南京。然后渡长江，北上至洛阳(海运时间比陆路短得多)。
我推测达摩一到中国，就一定先遍游各地佛教丛林，观察情况，寻找开宗机会及适当地点，他既到了金陵，梁武帝力倡佛教，没有不邀见天竺高僧之理，达摩也自然希望获得君王助力开宗，两者相见，实乃合情合理之事。
我推测，达摩见过梁武帝之后，因见武帝不悟，无能为力，就渡长江北上，极可能先往洛阳参观当时最宏伟的永宁寺，该寺在西元五三四年焚毁，胡适说达摩无可能在五二七年才到广州(原文：达摩在洛阳当此寺的全盛时期，当西历五一六至五二六年，此可证「景德传灯录」所记载，达摩于梁普通八年(五二七年)始到广州之说是不正确的了)。
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景德传灯录」各版本错字误刻甚多，所刊普通八年有可能是「元」年之误!抄写的人或刻板者，把元字误刻为八字，是很有可能的，元字去了「二」头，就像八字。我很疑心那本是来是元字，只不知胡适用的哪一个版本?有无比较过各本?
鉴于僧副死于普通五年(西元五二四年)，而僧副是达摩的弟子之一，所以，我同意胡适的假定，达摩不可能是普通八年来华;但是我不同意胡适所称僧副是二十多岁拜师达摩(那是毫无根据的)，我推想可能是在晚年拜师达摩的，也许是在五二O年左右。
第二永宁寺即是那么重要的佛寺，难道火焚后就完全没有重建?它既是太后胡氏所立的帝皇敕建佛寺，一旦被焚，帝皇怎会不予重建?永宁寺火焚于五二○年，以后有没有重建?我不知道，这是题外了。胡适说达摩往永宁寺在五二○年，那么也相当符合达摩来华的初期年代—是普通元年或八年，既然后者八年已被僧副的歼年五二四年所否定，那么，达摩来华的年代在五二○年左右，可能在武帝的普通元年亦非全无可能的，没有理由叫我同意胡适的假设：达摩在四七○年(宋明帝泰始六年)就到了广州，挨到五十年后才去参观天下闻名的第一名刹永宁寺，你能想象你到了泰国皇都，要学会泰文，住了五十年才去参拜着名的玉佛寺吗?你能想象到了缅甸仰光，住了五十年才去参拜大金塔吗?你能想象到了台湾住了五十年，才去参拜佛光山吗?
总之，从今日的常识和逻辑来看胡适禅学案，我发现胡适对于达摩考据，是有太多自相矛盾和不合逻辑的武断的，而且是史料不足的，我认为他这些考据尚待重新予以检讨，运用更多的资料与更冷静、公正的态度去重新再研究!我不是一个考据学家，只是从常识和逻辑观念来分析而已，我也不敢说我的推论正确，或者很错谬亦未可知。
胡适说：「八世纪净觉作「愣伽师资记」，也没有达摩与梁武帝相见问答的话，七世纪道宣作「续高僧传」全无达摩见武帝事」，他武断否定了达摩见梁武帝，他说「逐渐由唐初的朴素的史蹟，变成宋代的荒诞的神话，传说如同滚雪球，越滚越大，其实禁不住史学方法的日光，一照便消溶净化了。」
我认为胡适的考据太不够小心，也太缺乏足够的史料证据，他也太偏执、太武断了!
胡适指责历代作者伪造法统，捏造达摩神话，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位曾学过法律又讲求西方逻辑的学者，怎么会那么冒失武断?以不充足的非直接证据来指控罪名?
一个严肃的学者，不应那么随便妄指误导众生!顶多只可能说「存疑」而已!
拙文也是反映对于胡适遗作的「存疑」，我认为他的「禅学案」全部都有予以重新检讨的必要!我总觉得他有些蓄意破坏佛教的一切，就如他年轻时大叫「**孔家店」一样，可能是有些偏见在内的，并不是客观的学术研究!佛教学者应该另外考据研究清楚，不容他的着作继续鱼目混珠地误导众生下去!
其实，只用常识也就足以推FAN胡适的「禅学案」内许多不合逻辑的大假设了。
达摩见过梁武帝，达摩是有一百五十岁，达摩是波斯人，达摩在武帝普通初年来华…我的推论认为都是有可能的!而且，我认为历代作者都是佛教僧人为多，不可能毁戒而妄语捏造达摩的神话，容或有资料不同，但决非妄语!
摘自：《天眼慧眼法眼的追寻》作者：冯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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