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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民国四大高僧画像 [打印本页]

作者: 思过黑鹰 时间: 2022-11-10 15:37 标题: 民国四大高僧画像

民国四大高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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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思过黑鹰 时间: 2022-11-10 16:29

虚云法师

虚云(1840-1959)，中国现代高僧，现代禅宗代表人物。

个人简介

虚云，俗姓萧，法名古岩、演彻，法字德清，临济宗80世，原籍湘乡同风五都，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7月生于福建省泉州府署。13岁随父回湘乡。后随叔父至南岳进香，顿生禅念。19岁时，携同堂弟投奔福州鼓山虚云老和尚的几则故事--四祖寺访齐贤老师02虚云老和尚的几则故事--四祖寺访齐贤老师02涌泉寺为僧。20岁依妙莲和尚习法受戒，被命名为古岩。25岁时其父病逝湘乡，从此不再过问家事，且断绝音书。在岩洞中苦修几年后，上天台山龙泉庵，从融镜法师攻读佛经。42岁时立愿为父母超生，遂于1882年(清光绪八年)从浙江普陀山法华庵起香，三步一拜，苦行不止，两年后到达山西五台山拜香。后以两年时间云游中原、西南、东南各省及印度、锡兰、缅甸诸国，与名刹高僧研讨佛学，后回到安徽九华山。1895年夏，应高吴寺住持月朗和尚之邀赴扬州法会，在荻港渡江时失足落水，飘流一昼夜，至采石矶始被救起，带伤仍坚持赴约。1900年云游北京，正遇八国联军入侵，辗转逃至西安，然后潜往终南山结茅而居，为杜绝外扰而改名虚云。1902年冬，云游至云南鸡足山，得宾川县长帮助，在钵盂庵安身。此后在云南共住26年，除募捐重修钵盂庵外，还修建云栖寺、兴云寺、太华寺、新招提寺、海会塔等寺庙。1906年为制止各省提取寺产办理学堂、工厂，与释敬安(八指头陀)赴北京请愿。光绪皇帝特为颁布保护僧众庙宇诏书，另颁一部大藏经给钵盂庵，并加封该庵为护国祝圣禅寺，又赐虚云和尚为佛慈洪法大师。

人物生平

1911年(清宣统三年)以后，先后在云南做法事，在福建鼓山寺和广东南华寺任住持，重葺寺院，整理大批宋、明、清藏经。1942年(民国31年)11月，应国民政府土席林森所派屈映光、张子廉两居士邀请，赴重庆慈云、华岩两寺土持息灾法会，超度抗日死难军民，1944年应广东省军政长官余汉谋等礼邀，前往乳源县云门山重修云门寺，经向国内外筹募资金，历数年完成。

1949年(民国38年)夏，从香港募捐返回云门寺。1951年初，被当地政府抄家并误斗。同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电令彻查平反，并派人慰问，称他为“中国佛教最杰出的高僧”。1952年4月，应中央人民政府电邀，赴京参加中国佛教协会。10月，在上海主持由东南各省人士发起的祝愿世界和平法会，历时49天圆满完成，将剩余款项分送四大名山、八大古刹以及全国大小寺院256处。1953年，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名声会长，转入江西云居山任住持，修复被日军烧毁的古道场真如寺。1959年10月13日下午圆寂，衲龄101岁，享年120岁。著有《语录》、《开示录》、《自叙年谱》。弟子宽静，传教美国，在纽约建有大乘寺和虚云法师纪念堂。

影响与著述

虚云曾传曹洞，兼嗣临济，中兴云门，匡扶法眼，延续沩仰，以一身而兼禅宗五宗法脉。他一生寻师访道，参禅见性；复兴名蓝古刹，倡导农禅道风；弘扬佛法，利济群生，深受佛教徒及社会人士的尊仰与钦敬。著有《楞严经玄要》《法华经略疏》《圆觉经玄义》《心经释》。后人辑有《虚云和尚法汇》《虚云和尚禅七开录》《虚云和尚全集》等。

印光法师

佛教净土法门第十三代莲宗世祖

民国四大高僧之一

印光大师（1862～1940）法名圣量，字印光，自称常惭愧僧，弘一大师更是拜其为师，其在当代净土宗信众中的地位无人能及。被后人尊为净土宗第十三祖师。大师留给后世的无上法宝《印光法师文钞》，前后三编共计一百余万字，是净土修行人的指路明灯，被誉为“小藏经”。大师还创办了佛教印经机构弘化社，广泛结缘经书法宝。

印光大师一生弃绝名利，以身作则，极力弘扬净土宗，其在当代净土宗信众中的地位无人能及，被后世尊为莲宗第十三祖。 [1] 其影响所及，不限于净土宗，也护持了中国近代佛教；不仅传承了佛教，还传承了传统文化。

印光大师与近代高僧虚云、太虚、谛闲等大师均为好友，弘一大师更是拜其为师。后人将其与虚云、太虚、弘一并列，合称为“民国四大高僧”。

中文名赵丹桂别名绍伊国籍中国民族汉籍贯陕西郃阳（今合阳）出生日期1862年1月11日逝世日期1940年12月2日主要成就弘扬佛法；被后世尊为莲宗第十三祖出生地陕西省合阳县路井镇赤东村信仰佛教代表作品《印光法师文钞》《佛法修行止偏法要》《印光大师开示》《永思集》等

生平履历

幼年出家

印光大师(1862年1月11日—1940年12月2日)，法名圣量，别号常惭愧僧。陕西合阳县路井镇赤东村人，俗姓赵，名绍伊，字子任。生于清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公元1862年1月11日）辰时。幼年随兄读儒书，颖悟非常。因读程朱（熹）、韩（愈）、欧（阳修）之书，受其影响而辟佛。15岁后，病困数载，得读佛经书，始悟前非，乃回心向佛。清光绪七年(1881)大师21岁（虚岁），礼终南山南五台莲花洞道纯和尚出家。次年，到陕西兴安县（今安康市汉滨区）双溪寺印海律师座下受具足戒。此前，曾在湖北省竹溪县莲化寺晒经时，得读残本《龙舒净土文》，得知念佛法门之妙。自幼病目，几乎失明，至是一心念佛，目疾乃愈。平生自行化他，一心净土为归，即肇端于此。又因仰慕佛教净土宗开山祖师——当年在庐山修行的慧远大师，故又号继庐行者。大师俗姓赵，名丹桂，字绍伊，号子任。陕西郃阳（今合阳）孟庄乡赤城东村人。大师振兴佛教尤其是净土宗，居功至伟，是对中国近代佛教影响最深远的人物之一。大师在佛教徒中威望极高，与近代高僧虚云、太虚、谛闲等大师是均为好友，

参佛经历

嗣后，闻红螺山资福寺为专修净土道场，于1887年辞师前往。

1888年正月朝五台毕，仍回资福寺。1888年10月进念佛堂，后任香灯、寮元及藏主等职。此间，除念佛外，深入经藏，研读大乘典籍。

1891年，至北京龙泉寺当行堂，苦行培福，潜修密证，长养圣胎。

1892年住圆广寺；1894年，适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入京迎请《龙藏》，助理需人，遂随化闻和尚南下，居法雨寺藏经楼。

1895年（34岁，虚岁），应寺众坚请，讲《佛说阿弥陀佛经要解便蒙钞》毕，即于殿侧闭关，两期六载。出关后，居茅蓬。1905年，为温州头陀寺请藏经，事毕北归，仍住法雨寺藏经楼。至此，出家三十年，终清之世，始终韬晦。

讲经布道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弘化社版，七卷本）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弘化社版，七卷本）

民国二年(1912年，52岁，虚岁），高鹤年居士取大师文章数篇，次年刊载上海《佛学丛报》，署名“常惭”，读者叹服。民国六年（57岁，虚岁），徐蔚如居士得大师三封写给友人的书信，遂印行，题为《印光法师信稿》。次岁，又得大师文稿二十余篇，印于北京，题曰《印光法师文钞》。师六十岁时，徐再集大师文稿数十篇合订二册，出版于商务印书馆，木刻于扬州藏经院。后又迭次增广，排印于中华书局，题曰《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其文言言见谛，字字归宗，上符佛旨，下契群机，发挥禅净奥义，抉择法门难易，发前人所未发。

民国十一年，师62岁（虚岁），江苏义务教育会成立，呈请省下令用寺庙作校舍，佛教界哗然，大师为此奔走，护教护寺不遗余力。同年，应定海知事陶在东请，推荐智德法师去监狱讲《安士全书》，宣扬因果报应和净土教义，自己应聘为“江苏监狱感化院”名誉院长。是年，陶在东又与会稽道尹黄涵之，汇集大师之道行、事迹，呈报政府，请予题赐“悟彻圆明”匾额。贲送普陀，香花供养，盛极一时，缁素赞叹，喜悦异常，然大师对此则置若罔闻。有问之者，答曰：“虚空楼阁，自无盛德，惭愧不已，荣从何来？”民国十八年（六十九岁，虚岁），应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请，连日开示，听者蜂拥而至。

功成圆寂

大师一生俭以自奉，厚以待人，凡善信供养香敬，从来不入私囊，助印佛书流通而外，办佛教义赈会、慈幼院等，亟力于慈善事业，广种福田。

大师早就拟欲归隐，于民国十九年二月住苏州，掩关于报国寺，课余则修订四大名山志，民国二十六年（七十七岁，虚岁）冬，由于战事，应妙真和尚请，移锡灵岩山寺掩关安居。中外信徒来寺叩关请益，大师对来者慈悲开导，折摄兼施，使闻者悦服。

民国二十九年农历十一月初四（公元1940年12月2日），大师预知时至，端坐念佛，安祥生西，时年八十（虚岁），僧腊六十。次年二月十五日茶毗，得五色舍利无数。僧俗弟子建塔灵岩山巅，并于民国三十六年九月十九日将师舍利奉安入塔。大师一生严持毗尼，一丝不苟，六时念佛，三业清净，护教重道，勤奋修学，言传身教，为人师表，弘扬净土，不遗余力，皈依弟子，众星拱辰。后人尊大师为净土宗第十三祖。 [2]

弘法讲经

护经修佛

光绪十六年（1890）师转居北京龙泉寺、十七年（1891年）住于国广寺。光绪十九年（1893年）时，应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之请。护送藏经南下，后便常住法雨寺。师于寺中精勤修持，念佛不懈，深受大众敬重。众等便诚请大师讲法以利群机，师辞不过，乃为开讲《阿弥陀佛经要解便蒙钞》一座。嗣后，便谢绝众缘，于珠宝殿侧掩关修行，连闭两期，为时六年。于关房中自书"念佛待死"以自策励。出关后，曾出外住茅篷，未几，源如法雨寺居之。光绪三十年（1904年），师四十岁时，因谛闲法师为浙江温州头陀寺迎请藏经，又为之助理一切，事毕师仍回法雨寺。师在此出家二十几年的光景里，始终韬晦，不喜结交，不好名闻利养，惟有用功不止，精进念佛，以期克果。其后近十年间亦复如是。全身心地念佛修行，终得念佛三昧。 [3]

撰写文钞

民国纪年（1912年），师年五十有二（虚岁），高鹤年居士取大师文稿数篇，刊入上海《佛学丛报》，署名“常惭”。读者虽不知为谁，而文章中所显义理己足以引发见闻者生信念佛。延至民国六年（1918年），徐蔚如、周盂由诸居士得读大师文稿，甚感稀有难得。于是一再搜集印光大师的文稿，题为《印光法师文钞》而刊行之。徐蔚如居士于文钞之跋中赞言：“大法陵夷，于今为极，不图当世尚有具正知正见如师者，续佛慧命，于是乎在！”

其后数年间，复为增广大师文稿，由中华书局印行，名为《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大师的文钞，正如徐氏跋中所言：无一语无来历，深入显出，妙契时机，诚末法中应病良药。不单是在佛理上精辟入理，就是一般世俗道理，亦即兼而融会，凡是能使闻者改恶修善，生信念佛者，不据一格为众宣扬法要。义理深契众机，且文法典雅，是以凡闻大师名者，人人必争请奉读师之文钞。因此之故，大师威名扬于环宇，渴望皈依大师门下之善信人等，日益增多。有登门造访请求慈悲摄受者，有亲写书信乞赐法名者。一时间，做大师的皈依弟子蔚然成风。前后二十余年来，皈依大师座下的信徒，无法统计、进而言之，受大师之教，而依教奉行，吃素念佛，精修净业，得以往生西方净土者，亦难枚举。由此可见大师身传言教之功行实不可思议。 [5]

大师一生勤俭无私，信众之供养，悉皆代为广种福田，或用于流通经籍，或用以救济饥贫。而其自奉，食唯充饥，不求适口；衣取御寒，厌弃华丽。有供养珍美衣食，推却不过者，转手即送他人。大多数的普通物品，咸皆交至库房，与大家共享，决不自用。大师先后在上海、苏州创办弘化社。二十余年来；所印的佛书计有百十种之多，其数不下四、五百万册。佛像亦有百万余帧之多，教之内外，普受法益者甚众。民国十一年(1923)年，师六十二岁时，江苏义务教育会成立，议请省府下令征用寺产作为学校，佛教界为之哗然。大师为保教护寺，不遗余力地为之奔走呼吁，终得以扭转危机。同年，应定海知事陶在东之请，物色讲师，至监狱讲道，乃推智德法师应聘。并令其宣讲《安士全书》等关于因果报应、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之佛理。充分体现大师之无缘慈悲，普化众生之本怀。后更自任江苏监狱感化会名誉会长。这种名誉是大师为利益苦难众生乐意所得。陶在东与会稽道尹黄涵之，将大师之道行事迹呈报政府，得以题赐悟彻圆明之匾额一方，资送普陀，香花供养，极盛一时，僧俗人等，深为欣羡。师则置若罔闻。人虚空楼阁，自无盛德，惭愧不己，荣从何来？其后，数年间常往来江苏、浙江、上海一带，为众开示念佛法要，因果事见闻者如潮，法缘盛极一时。

众僧习经

光绪十九年（1893年），普陀山法雨寺的化闻老和尚到北京请藏经，请得《龙藏》，要运回普陀山，需人相助，圆广寺的人以印光作事精慎，就推荐他给化闻帮忙，因此随化闻到了南普陀，是年三十四岁。到了法雨寺，就安单在藏经楼。陕西人的性格，刚劲坚毅，木讷质朴，而不自我表现。印光法师就是这种性格的代表人物。他在法雨寺励志精修，唯念弥陀。一住数年，后来由于寺众一再坚请他讲经，他推辞不掉，乃开讲《弥陀便蒙钞》，听众钦佩不已，这是光绪二十二年（1897年）的事。

闭关修佛

讲经毕，他在珠宝殿侧闭关，一闭两期六年，而学行倍进。出关后，法雨寺的僧侣了馀与真达等，特建了一座慧莲蓬供养他居住，过了两年，众僧侣又迎请他回住法雨寺。光绪三十年（1905年），谛闲法师要为温州头陀寺请藏，请印光法师协助，他陪着谛老去了一趟北京，事毕仍回到法雨寺的藏经楼。宣统元年，年方二十一岁的太虚法师在只洹精舍就学，下半年只洹精舍停办，一位华山法师推荐他到普陀山法雨寺的法雨小学任教员，学生都是山中的小沙弥，太虚在山中住了半年，认识了法雨寺的了馀和尚，也亲近过年已五十岁的印光法师。宣统三年，太虚自广州回到上海，转往普陀山度夏，再度和印光法师见面，印光法师阅太虚的诗文，深为赞许，曾和太虚唱和，也常一谈数小时不肯分手，这一老一少，于此时建立下了较深的感情。十馀年后，太虚推动“整顿僧伽制度”，印光法师不以为然，曾当面对太虚的弟子大醒说∶整顿僧伽制度是“新花样”。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印光法师圆寂，太虚在重庆长安寺领导缁素数百人开追荐会，并作诗悼念。

品行高洁

妙文获赞

那时有一位天涯行脚的高鹤年居士，光绪二十四年（1899年）到法雨寺吊化闻老和尚之丧，和印光法师由此相识，以后就常到普陀山去探视印光法师。民国元年（1912年），上海的狄楚青居士创办《佛学丛报》，高鹤年向印光法师要了几篇文稿，交给《佛学丛报》刊登，报上署名“常惭”，世人还不知道印光之名。后来在北京政府任职的徐蔚如居士，读到《佛学丛报》上的文章，向人打听常惭是谁？最后问出来是普陀山的印光法师。民国三年（1914年）、五年（1916年），他两度亲到普陀山求见印光法师，要到了印老几件信稿，带到北京印行，题名曰《印光法师信稿》。到了民国七年（1918年），徐蔚如搜集了二十多篇信稿，重为印行，题曰《印光法师文钞》。这以后一再增益，在商务印书馆印出了铅印版，在扬州藏经院印出了木刻版，后来又在中华书局、上海佛学书局、苏州弘化社，一印再印，这部《印光法师文钞》就风行天下了。徐蔚如为文钞作跋云∶

大法陵夷，于今为极，不图当世，尚有具正知正见如师者，续佛慧命，于是乎在。又云∶师之文，盖无一语无来历，深入显出，妙契时机，诚末法中应病良药，可谓善识法要，竭忱钦仰者矣！

赈灾请愿

民国八年（1919年）以前，印光法师在普陀山，从不收皈依弟子。民国五年（1915年），徐蔚如陪着母亲上山求皈依，印光法师介绍他母子去皈依谛闲法师。民国六年（1917年），北京天津大水为灾，上海的居士名流狄楚青、王一亭、程雪楼等，委托高鹤年北上勘察灾情。鹤年回到上海，当地居士随组成“佛教慈悲义赈会”，并推请鹤年到各地劝设分会，鹤年以此到了普陀山。这时，法雨寺的方丈是了清和尚。印光法师关怀灾情，他认为“救灾即是普度众生”，他与了清出面，召集诸山长老，在普陀山也设了赈灾分会，大家随缘乐助。印光法师把他仅有的银洋拾元也捐了出来。

印祖墨宝

第二天，印光法师以陕西的小米粥和油饼招待高鹤年，吃着饭他说∶“某某先生等到山上来皈依我，我决不准！并送香金，也分文不收。”

高鹤年恳切的劝他说∶“如果是真正发心请求的，说方便皈依，普度众生，也是释尊的遗制；如果说这样作有违常住的规矩，我去向法雨寺的老当家和方丈请求通过。”

印光法师这时才点头说可以考虑。这样到了民国八年（1919年），徐蔚如的朋友周孟由兄弟陪着他们的庶祖母到普陀山，再三恳求印老为那位老太太及周氏兄弟授三皈依，各赐法名。这是他受人皈依之始。以后二十馀年，他的皈依弟子遍天下，多到不可以数计。

印光法师于光绪十九年到普陀山，一住二十五年，直到民国七年（1918年），他五十八岁的时候，才出山活动。原来他想到扬州刻经处去印经，以人地生疏，约高鹤年陪他去。到扬州办完事，回到上海，高鹤年要带他到海潮寺或玉佛寺挂单，印老不许，他说∶“你的熟人太多，你陪我去，人家一定要客气办斋。你我都是苦人，何必苦中作乐，既花钱，又耗时。”高鹤年只得带他找了一所最冷落的小庙，住了下来。

这一次到上海，高鹤年为他介绍了沪上名流狄楚青、程雪楼、王一亭、陈子修、邓心安诸居士。印光法师与他们广谈孔孟学理、净土因果等。分别时，这些人欲送香仪礼物，印光法师一一谢却。

捐款印经

民国八年（1919年），印光法师为印经事，又约高鹤年陪他到上海。这一次高鹤年陪他到“南园”，和佛教护法居士简照南、简玉阶兄弟等见了面，为他们说净土法门。简氏兄弟供养他千元，其他居士也有供养，这恰够他印经之需。这以后，到普陀山去求皈依的人，如山**上，接应不暇。皈依者供养之款，他一概拿来作印书赠人之用。

民国十一年（1922年），定海县的县知事陶在东，和会稽道的道尹黄涵之，以印师教化一方，汇师道行，请北京政府的大总统徐世昌，颁给印光法师“悟彻圆明”匾额一方，铜鼓喧天的送到法雨寺，香花供养，极盛一时。这在世人认为是难得的殊荣，而印光法师淡然置之，有如罔闻。后来有一位德森法师，侍印光法师座下，为印光法师校对所印的经书，偶然读到马契西居士为印光法师撰写的传记，才知道有徐大总统赠匾这件事，他就叩问印光法师。印光法师下脸说∶“悟尚未能，遑论圆明？瞎造谣言，增我惭愧。”德森后来在大殿高处发现了这块匾，盖因殿高匾小，平常未注意到也！

创社布道

自民国七年（1918年）以后，印光法师常到上海印经书，而苦于没有落脚的处所。后来法雨寺的真达法师，住持三圣堂，三圣堂有下院太平寺，民国十一年（1922年）翻修过，真达特辟了一间净室，这以后印老到上海，始有了安居之所。日子久了，上海佛教人士都知道他住在太平寺，这一来，居士名流去问道的，善男信女求皈依的，以至于各方的函件，都愈来愈多，太平寺出了名，也增加了他人事繁杂的困扰。到了民国十七（1928年）、八年（1929年），他急欲找个清净的地方归隐，后来真达与沪上居士关炯之、沈惺叔、赵云韶等商议，找到了苏州的报国寺，真达花费了几千元的现洋予以修缮，到民国十九年（1930年）二月，他就迁到苏州报国寺去闭关了。印光法师到苏州后，创办了一所“苏州弘化社”，专印佛书赠人，自净土经论、《安士全书》、他自己的文钞，以至于各种初机佛书，前后多年印送的书籍，不下四五百万部，佛像亦百万馀帧。这种工作，全是代佛宣化，以期挽救世道人心而已。

勤俭节约

印老自奉极薄，食则唯求充饥，不求适口；衣则唯求御寒，厌弃华丽。如果有人供养他珍美的衣食，他却而不受。不得已受下，就拿来转赠别人。如果是普通物品，就交到库房，由大众共享。有一次，关絅之居士请他到家应供，他声明只需高装馒头、炒豆腐渣两样即可。关居士无奈，只得在素斋席上另备了这两样东西。他驻锡太平寺时，关居士去拜访，楼上楼下找不到他，最后在天井中找到了，原来他蹲在地上洗衣服。

他虽薄以待己，却厚以待人，凡善男信女供养的香敬，他都拿来印佛书流通，为人种福田。他对于赈灾济贫的事，权衡轻重，先其所急。如民国十五年（1926年），刘镇华兵围西安，饿死数万人。解围之后，印老立即以印书之款，汇去三千圆办赈济。二十四年陕西大旱，得到王幼农居士的函告，立刻拿出存折，令人提款一千圆汇去，而提汇之后，存折余额剩下了百元，而报国寺的一切费用全赖存折款维持，他认为赈灾事急，余事均可从缓。

1917年12月，陕西靖国军兴，护法讨陈。同盟会会员吴希真的部下袁占彪在乾县，张承轼在礼泉，李象荣、韩德元等在扶风、武功一带响应护法。次年吴集结省西各地武装，驻扎岐山，整编训练，参加护法讨陈。后因与郭坚部发生冲突，又为北洋系驻军所败，遂离开陕西。吴离陕后，先到杭州访问印光法师（同为陕西人），研究佛学，在杭州意外得到一只百年海龟，印光大师道此乃天意，吴希真遂将此龟放至咸阳市乾县姜村镇双羊村释迦院供养。后来人们便将此寺称为海龟寺。十年动乱时期，此龟不知去向。

印祖法语

一、念佛人忌静坐时切不可掐珠，掐珠则神不能定，久则受病，卧时亦然！念佛人忌卧倒姿势出声念佛，伤气；

二、念佛人宜小声念念，默念念，忌不可一味大声着力念，否则必致受病；

三、聚道友念，宜分三班，一班出声绕念，两班静坐密念，如此成天念，不至过劳。若一同出声念，久则过劳，或致受病；

四、念佛须声音高低适中，缓急合宜，若高声如赶贼之猛烈，始则心火上炎，或至吐血，以成不治之病；

五、念佛人当善调身心，心远离妄念，身得闲暇无病，方可办道；

六、念佛忌夹杂：举其正夹杂者如求大彻大悟，得大总持等。举其邪夹杂者如念佛外又研究外道杂藉修外道法！不夹杂定义除信愿行外不起他念非份之求（非指除念佛外不起他念）除念佛外朝暮向佛必须发愿！平生绝无信愿者临终决定难仗佛力；

七、善导大师示“专修”与“杂修”。专修指：1、身业专礼（凡围绕及一切处身不放逸皆是）2、口业专称（凡诵经咒能至心回向，亦可名专称） 3、意业专念。杂修谓兼修种种法门，回向往生，以心不存一，故难得益，则百中希得一二，千中希得三四往生！

八、善导令人一心持名，莫修杂业者，恐中下人以业杂至心难归一，故示其专修也；永明令人万善齐修回向净土者，恐上根人行堕一偏，至福慧不能称性圆满，故示其圆修也。

九、若是精修梵行，禅定力深，则往生品位更高，见佛闻法最速！即大彻大悟，断惑证真之人，亦须回向往生，以期圆证法身，速成佛果！

十、净土修行之法：1、退可闭关专修；2、中可世间随缘念佛；3、进可一门深入，并万善圆修，均可。

十一、念佛人忌去不净之地，如厕所、浴池等场所出声念佛，当默念为益。

十二、念佛人忌涉猎外道典籍，修持外道之法炼丹运气及扶乩等法。

十三、念观音发愿求生西方，亦可满愿，以弥陀、观音同一度生之事，非有二义也；

十四、念佛宜六字。四字亦可。如初念则六字。念至半，或将止，则念四字。若始终不念南无，便为慢易。

十五、念佛法器，唯用引磬，其他一切，概不宜用。引磬声清，听之令人心地清净，木鱼声浊，故不宜用于临终助念。又宜念四字佛号。初起时，念几句六字。以后专念阿弥陀佛四字，不念南无，以字少易念。病人或随之念，或摄心听，皆省心力。

十六、人生在世，皆不能免疾病死亡之苦。当此等苦事发现之时，唯有放下万缘，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若气促，则只念阿弥陀佛四字。一心求佛慈悲，接引你往生西方。

十七、睡时当默念，不宜出声。宜只念阿弥陀佛四字，以免字多难念。若衣冠不整齐，或洗澡、抽解、或至不洁净处，均须默念。默念功德一样，出声于仪式不合。 [6]

“人在世间，不能超凡入圣、了生脱死者，皆由妄念所致。今于念佛时，即作已死未往生想。于念念中，所有世间一切情念，悉皆置之度外；除一句佛号外，无有一念可得。何以能令如此?以我已死矣，所有一切妄念，皆用不着。能如是念，必有大益。 ”

“天下无二道，圣凡无两心。举古今中外，莫不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及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事理，为立身行道，治国安民之本。良以此种事理，皆吾人性分中所固有之常彝。无论智愚贤否，悉皆具备。其所作所为，或有符合悖戾之不同者，乃由闲邪存诚，克己复礼。及迷心逐物，肆意纵情之所致也。”

“佛法要义，在无执着心。若预先存一死执着得种种境界利益之心，便含魔胎。若心中空空洞洞，除一句佛外，别无一念可得，则庶几有得矣。”

弘一法师

李叔同，又名李息霜，谱名文涛，幼名成蹊，学名广侯，字息霜，别号漱筒。李叔同是著名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他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担任过教师、编辑之职，后剃度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后被人尊称为弘一法师。弘一大师对佛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对律宗的研究与弘扬上。他是近世佛教界倍受尊敬的律宗大师，也是国内外佛教界著名的高僧。

一，人物简介

李叔同（1880—1942），又名李息霜、李岸、李良，谱名文涛，幼名成蹊，学名广侯，字息霜，别号漱筒。

李叔同是著名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他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担任过教师、编辑之职，后剃度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后被人尊称为弘一法师。

1913年受聘为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后改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音乐、图画教师。1915年起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音乐、图画教师，并谱曲南京大学历史上第一首校歌。

二，主要经历

幼而聪敏

1880年（光绪六年庚辰）10月23日（农历九月二十日）辰时，李叔同生于天津河北区地藏前故居李宅。祖李锐，原籍浙江平湖，寄籍天津，经营盐业与银钱业。父李世珍，字筱楼，清同治四年进士，曾官吏部主事，后辞官承父业而为津门巨富。行列第三，幼名成蹊，学名文涛，字叔同。

李叔同幼年时就受到了佛教的熏染。据说，他降生之日，有喜鹊口衔松枝送至产房内，大家都认为这是佛赐祥瑞。后来，李叔同将这根松枝携带在身边，终生不离。他的父母都笃信佛教，他的大娘（李世珍的大姨太）郭氏也是虔诚的佛教徒，叔同跟她学会了念诵《大悲咒》《往生咒》。他的长嫂信佛，曾教他背诵佛经。叔同小时候，常在家与三弟一起学僧人作法，“两个人都用夹被或床罩当袈裟，在屋里或炕上念佛玩”。

李叔同六七岁时，开始跟着年长自己12岁的兄长文熙读书，并学习日常礼仪。文熙对他督教甚严，日常功课不得马虎，应对进退也不得稍越礼仪。他小小年纪便受到如此严格的教育，无疑会使他的天性受到压抑，但对他养成严肃认真的习惯却大有好处。他日后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样的好习惯。

1884年（光绪十年甲申）5岁在天津。8月5日，父病逝，终年72岁，叔同跟母亲在李家的处境更显尴尬。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李叔同小时候难免有一些自卑倾向，他沉默寡言的性格，就这样形成了。

1885年（光绪十一年乙酉）6岁从仲兄文熙受启蒙教育。

1886年（光绪十二年丙戌）7岁从文熙学《百孝图》《返性篇》《格言联璧》及文选等。

1887年（光绪十三年丁亥）李叔同8岁时，正式拜常云庄先生为师，攻读《四书》《孝经》《毛诗》《左传》《尔雅》《文选》等，同时学习书法、金石等技艺。

1892年（光绪十八年壬辰）13岁读《尔雅》《说文》等，始习训诂之学。攻各朝书法，以魏书为主，书名初闻于乡。

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15岁读《左传》《汉史精华录》等。是年诵有“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句。而且，他开始有了自己的思想，内心“反叛”的种子也开始萌芽。他对兄长从小要求他刻苦用功学习的经国济世的“正经”学问不那么热衷了，却对唱戏这种“贱业”产生了浓厚兴趣，经常去戏园子看戏，成了铁杆票友，有时还客串某个角色。他对伶人杨翠喜很是欣赏，每天晚上都去“天仙园”为她捧场，散场后，提着灯笼陪她回家。他还指导杨翠喜的唱腔和身段，使杨翠喜的艺术修为大大提高。跟杨翠喜交往，或许是他的初恋，可惜，这个女子后来被卖入官家，几经周折，又嫁作商人妇。李叔同一片痴情，化作闲愁万种。

志学之年

1895年，李叔同16岁考入城西北文昌宫旁边的辅仁书院，学习制义（八股文）。和当时天津另外两处书院（三取书院、问津书院）一样，辅仁书院与官学已无多大区别，以考课为主，不再讲学。每月考课两次（初二、十六两日），一次为官课，一次为师课，分别由官方和掌教出题、阅卷、评定等级，发给奖赏银钱，以督促学业。李叔同在进入书院前，已饱读过经史诗文，学有根底，加上自幼聪慧，每次考课作文，只觉得有不尽之思绪需要写出。按照格式，文章是要一个字一个字书写在格子中的，老师发下来的纸张又是有一定限量的。叔同每感到意犹未尽，纸短文长，就在一格中改书两字交卷，博得了“李双行”的美称。他的文章常常名列前茅，获得奖银。

1896年（丙申光绪二十二年）17岁夏，出素册廿四帧，请唐敬严师为钟鼎篆隶八分书。秋，从天津名士赵幼梅学诗词，兼习辞赋、八股。喜读唐五代诗词，尤爱读王维诗。又从津门书印名家唐静岩学篆书及治印，并与津门同辈名士交游。

1897年（丁酉光绪二十三年）18岁时，李叔同奉母亲之命，娶茶商之女俞氏为妻。哥哥文熙从家产中拨出30万元供叔同家用，这在当时是一笔巨额财富。他买了一架昂贵的钢琴，开始学习音乐和作曲。那时候，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持维新变法，一向关心国事、憧憬未来又极厌旧制度的李叔同，对这场变革感到很兴奋，积极鼓吹新说，并刻了一方“南海康梁是吾师”的印章，以示对变法的支持。不料，“戊戌政变”后，六君子殉难，康、梁逃亡海外，这场维新运动以失败告终。外界哄传李叔同是康、梁同党，为了避祸，他带着母亲、妻子，迁居上海，在法租界租了一套房子，安住下来。由于他家在上海有钱庄，他可以凭少东家的身份任意支取生活费用，手头相当阔绰，他以富家公子身份，与沪上名流交往。十月加入“城南文社”，曾以《拟宋玉小言赋》，名列文社月会第一。

1899年（己亥光绪二十五年），二十岁的李叔同迁居好友许幻园家的“城南草堂”，与袁希濂、许幻园、蔡小香、张小楼结金兰之谊，号称“天涯五友”。其后，李叔同的文人雅士日子过得风生水起，五光十色。他与画家任伯年等设立“上海书画公会”；人南洋公学就读经济特科班，与黄炎培、邵力子、谢无量等从学于蔡元培；还与歌郎、名妓等往来频繁；在上海粉墨登场，参加演出京剧《八蜡庙》《白水滩》《黄天霸》等；东渡日本留学，以“李哀”之名在东京首次参与日本名士组织“随鸥吟社”之雅集；与同学曾延年（孝谷）等组织“春柳社”；留日期间，与一日本模特产生感情，后其一同回国；35岁时加入西泠印社，与金石书画大家吴昌硕时有往来。

1900年（庚子光绪二十六年）21岁农历九月十九日（11月10日），子李准生。是年出版《李庐诗钟》、《李庐印谱》。与画家任伯年等设立“上海书画公会”。每星期出书画报一纸，由中外日报社随报发行。

1901年（辛丑光绪二十七年）22岁正月，为许幼园所撰《城南草堂笔记》题跋。春，曾回天津，拟赴河南探视其兄，后因故未果，遂返沪。是年秋，入南洋公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就读经济特科班，与黄炎培、邵力子、谢无量等同从学于蔡元培。由于校内新旧思想相争激烈，校方禁止学生阅读部分杂志、报纸，激起学生的愤怒，与校方发生了冲突，蔡元培先生站在学生一边据理力争，但无效果，于是带领学生和积极教师毅然离开南洋公学，李叔同也在离开的学生之中。

1902年（壬寅光绪二十八年）23岁在各省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叔同先后以河南纳监应乡试，以嘉兴府平湖县监生资格报名应试，均未中。仍回南洋公学。

1903年，南洋公学发生罢课风潮，蔡元培先生同情学生运动，自动辞职，全体学生相继退学。李叔同也退学了，不久后，与许幻园、黄炎培等人在上海成立“沪学会”，开办补习班，举行演说会，提倡婚姻自主等新思想。他创作了新戏《文野婚姻》的剧本，写了大量诗歌，还谱写了《祖国歌》等广为流传的歌曲，他的艺术才华如同天上的新月，放射出夺目的光芒。就在这一年，他的次子李准降生。两年后，他又有了三子李瑞。

1903年（癸卯光绪二十九年）24岁与退学者在上海“沪学会”内增设补习科，常举行演说会。以“李广平”之名翻译《法学门径书》及《国际私法》二书由上海开明书店相继出版。

1904年（甲辰光绪三十年）25岁三月，曾为“铄镂十一郎”（张士钊）传记著作《李苹香》撰序，署名“惜霜”。常与歌郎、名妓等艺事往还。在上海初次亮相，参加演出京剧《八蜡庙》《白水滩》《黄天霸》等。12月9日（农历十一月初三）子李端生。

1905年（乙巳光绪三十一年）26岁3月10日，生母王氏病逝。携眷护柩回津。出版《国学唱歌集》。随后，他把妻子和两个孩子留在天津，自己东渡日本留学。行前有《金缕曲·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在东京为《醒狮》杂志撰写《图画修得法》与《水彩画法说略》。

声名日显

1906年（丙午光绪三十二年）27岁正月，在东京编辑《音乐小杂志》。7月1日，首以“李哀”之名在东京首次参与日本名士组织“随鸥吟社”之雅集。1906年9月29日，以“李岸”之名注册，考入东京美术学校油画科。与同学曾延年（孝谷）等组织“春柳社”，此乃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演出话剧《茶花女》、《黑奴吁天录》、《新蝶梦》等，李叔同是中国话剧运动创始人之一。从川上音二郎和藻泽栈二朗研究新剧演技，艺名“息霜”。是年曾回天津，有《喝火令》一词记己感慨。

1907年（丁未光绪三十三年）28岁2月“春柳社”首演《茶花女》，李叔同饰茶花女一角。此为中国话剧实践第一步。7月再演《黑奴吁天录》，饰美洲绅士解尔培的夫人爱密柳同时客串男跛醉客。留日期间，因与美术模特（姓名不详）产生感情，后随同回国。

1908年（戊申光绪三十四年）29岁退出春柳社，专心致力于绘画和音乐。

1910年李叔同回国，任天津北洋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图案科主任教员。翌年任上海城东女学音乐教员,

1911年（辛亥清宣统三年）32岁春，创作毕业自画像。3月，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偕日妻回国抵沪，在直隶高等工业学堂任图画教员。同年家道中落。

1912年（壬子民国元年）33岁春，自津返沪，在杨白民任校长的城东女学任教，授文学和音乐课。是年加入“南社”，被聘为《太平洋报》主笔，并编辑广告及文艺副刊。与柳亚子创办文美会，主编《文美杂志》。秋，《太平洋报》停刊。应经亨颐之聘赴杭州，在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任音乐、图画课教师。

1913年（癸丑民国二年）34岁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改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5月，校友会发行《白阳》杂志，设计创刊号封面，全部文字亦由李叔同亲手书写石印。

1914年（甲寅民国三年）35岁是年加入西泠印社，与金石书画大家吴昌硕时有往来。课后集合友生组织“乐石社”，从事金石研究与创作。

1915年（乙卯民国四年）36岁应校长江谦（易圆）之聘，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画音乐教员，在假日倡立金石书画组织“宁社”，借佛寺陈列古书、字画、金石。二十四年后，南京高师校长江谦大师六十周日甲诗云：“鸡鸣山下读书堂，廿载金陵梦末忘。宁社恣尝蔬笋味，当年已接佛陀光。”是年夏，曾赴日本避暑。9月回国。秋，先后作诗词《早秋》、《悲秋》、《送别》等。

剃度出家

1916年（丙辰民国五年）37岁因日本杂志介绍“断食”以修养身心之方法，遂生入山断食之念。冬，入杭州虎跑定慧寺，试验断食17日，有《断食日志》详记。入山前，作词曰：“一花一叶，孤芳致洁。昏波不染，成就慧业。”返校后，开始素食。时，受马一浮之熏陶，于佛教“渐有所悟”。

1918年（戊午民国七年）39岁春节期间在虎跑寺度过，并拜了悟和尚为其在家弟子，取名演音，号弘一。农历七月十三日，入虎跑定慧寺，正式出家。出家前，将所藏印章赠西泠印社，该社创始人之一叶为铭为凿龛庋藏，并有“印藏”题记：“同社李君叔同，将祝发入山，出其印章移储社中。同人用昔人‘诗龛’、‘书藏’遗意，凿壁庋藏，庶与湖山并永云尔。戊午夏叶舟识。”九月，入灵隐寺受比丘戒。十月，赴嘉兴精严寺小住。年底应马一浮之召至杭州海潮寺打七。

1919年（己未民国八年）40岁春，小住杭州艮山门外井亭庵，后移居玉泉清涟寺。夏居虎跑定慧寺，秋至灵隐寺，专事研佛。

1920年（庚申民国九年）41岁春，居玉泉寺，为《印光法师文钞》题词并序。称“老人之文，如日历天，普烛群品”。6月，赴浙江新登贝山闭关，研究律学。秋，离贝山赴衢州，客居莲花寺。

1921年（辛酉民国十年）42岁正月，自新登返杭州，居玉泉寺，披寻《四分律》，始览诸先师之作。春，曾在闸口凤生寺小住，丰子恺游学日本前夕曾前往话别。3月，自杭州赴温州，居庆福寺。撰《谢客启》，掩关治律。6月，所撰《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初稿成。

1922年（壬戌民国十一年）43岁正月初三，在家发妻（俞氏）病故于天津本宅，俗家仲兄文熙来信嘱其返津一次，因故未成行。仍居庆福寺。

1923年（癸亥民国十二年）44岁2月，在上海与尤惜阴居士合撰《印造经像之功德》。赴上海途中曾在上虞白马湖、绍兴、杭州等地停留。6月，为杭州西泠印社《弥陀经》一卷刻石。9月重至衢州，居莲花寺。

1924年（甲子民国十三年）45岁4月，由莲花寺移居三藏寺。不久，取道松阳、青田抵温州。5月，至普陀山，参礼当代善知识中膺服之印光大师，拜其为师并赞曰：“大德如印光法师者，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12-13] 6月，返温州整理《四分律》，8月完稿。赴杭州，因交通有阻，暂止宁波，居七塔寺。应夏丏尊之请，至上虞白马湖小住。10月返温州。

1925年（乙丑民国十四年）46岁春，云游宁波七塔寺、杭州弥陀寺、定慧寺。应夏丏尊之请，至上虞白马湖小住。不久返温州庆福寺。

1926年（丙寅民国十五年）47岁春，自温州至杭州，居招贤寺，从事《华严疏钞》之厘会、修补与校点。夏丏尊、丰子恺曾自沪至杭专程拜访。夏初，与弘伞法师同赴庐山，参加金光明法会。路经上海时曾与弟子丰子恺等访旧居城南草堂等处。冬初，由庐山返杭州，经上海，在丰子恺家小住，后返杭州。

大师渐成

1927年（丁卯民国十六年）48岁春，居杭州吴山常寂光寺。7月移居灵隐后山本来寺。秋，至上海，居江湾丰子恺家。主持丰子恺皈依三宝仪式。期间与丰子恺共同商定编《护生画集》计划。是年春，丰子恺等编《中文名歌五十曲》出版，内收李叔同在俗时歌曲13首。丰子恺在序言中说：“李先生有深大的心灵，又兼备文才与乐才。据我们所知，中国作曲作歌的只有李先生一人。”

1928年（戊辰民国十七年）49岁春夏之间，在温州大罗山诛茆坐禅。秋至上海，与丰子恺、李圆净具体商编《护生画集》。冬，刘质平、夏丏尊、丰子恺、经亨颐等共同集资在白马湖筑“晚晴山房”，供大师居住。

1929年（己巳民国十八年）50岁正月，自南安小雪峰至厦门南普陀寺，居闽南佛学院，参与整顿学院教育。春，返温州，途经福州，在鼓山涌泉寺藏经阁发现《华严经疏论纂要》刻本，叹为稀有，发愿刊印。9月，在“晚晴山房”小住，10月重至厦门、南安，与太虚法师在小雪峰寺度岁，并合作《三宝歌》。是年2月，《护生画集》第一份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50幅护生画皆由大师配诗并题写。大师在跋中曰：“我依画意，为白话诗；意在导俗，不尚文词。普愿众生，承斯功德；同发菩提，往生乐国。”并云：“盖以艺术作方便，人道主义为宗趣。”是年，夏丏尊将所藏大师在俗时所临各种碑帖出版，名《李息翁临古法书》（上海开明书店）。是年，仲兄李文熙卒，年62岁。

1930年（庚午民国十九年）51岁正月，自小雪峰至泉州承天寺，与性愿法师相聚。4月赴温州，后至白马湖“晚晴山房”。秋赴慈溪金仙寺，讲律两次。11月赴温州庆福寺。时人称弘一大师为孤云野鹤，弘法四方。1931年（辛未民国二十年）52岁2月，自温州过宁波，旋赴白马湖横塘镇法界寺。发愿弃舍有部律，专学南山，从此由新律家变为旧律家。9月，广洽法师函邀大师赴厦门。同月在金仙寺作“清凉歌”。岁末在镇海伏龙寺度岁。

1932年（壬申民国二十一年）53岁是年在镇海龙山伏龙寺为刘质平作书法。年底，至厦门，住山边岩（即万寿岩），在妙释寺讲《人生之最后》。

1933年（癸酉民国二十二年）54岁2月初曾赴厦门，旋返妙释寺。是年在妙释寺讲《改过经验谈》，在万寿岩开讲《随机羯磨》，重编蕅益大师警训为《寒茄集》。在开元寺圈点《南山律钞记》，在承天寺讲《常随佛学》。

1934年（甲戌民国二十三年）55岁2月，至厦门南普陀寺讲律。协助常惺院长整顿闽南佛学院。见学僧纪律松弛，认定机缘未熟，倡办佛教养正院。是年，跋《一梦漫言》，作宝华山《见月律师行脚略图》。冬移居万寿岩，讲《阿弥陀经》。又编《弥陀经义疏撷录》。

1935年（乙亥民国二十四年）56岁正月在万寿岩撰《净宗问辨》。3月，至泉州开元寺讲《一梦漫言》。5月抵净峰寺，后应泉州承天寺之请，于戒期中讲《律学要略》。

1936年（丙子民国二十五年）57岁春，卧病草庵，数月方愈。5月居鼓浪屿日光岩。年末移居南普陀寺。是年，《清凉歌集》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1937年丁丑民国二十六年）58岁年初在南普陀寺讲《随机羯磨》。2月在佛教养正院讲《南闽十年之梦影》。3月为厦门市第一届运动大会作会歌。5月应邀至青岛讲律，10月返厦门。岁末赴泉州草庵。

1938年（戊寅民国二十七年）59岁1月31日在草庵讲《华严经普贤行愿品》。2月19日入泉州。3月2日讲经于承天寺。后赴梅石书院、开元寺、清尘堂及惠安、厦门等处讲经。5月4日，即厦门陷落前数日离厦门至漳州南山寺。冬初至泉州承天寺，后移居温陵养老院。

晚年逝世

1939年（己卯民国二十八年）60岁4月入蓬壶毗峰普济寺闭门静修。著《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篇》等书。9月，澳门《觉音月刊》和上海《佛学半月刊》均出版《弘一法师六秩纪念专刊》。秋末，为《续护生画集》题字并作跋。

1940年（庚辰民国二十九年）61岁春，闭关永春蓬山，谢绝一切往来，专事著述。10月，应请赴南安灵应寺弘法。

1941年（辛巳民国三十年）62岁4月，离灵应寺赴晋江福林寺结夏安居，并讲《律钞宗要》，编《律钞宗要随讲别录》。冬，入泉州百原寺小住，后移居开元寺。岁末返福林寺度岁。

1942年（壬午民国三十一年）63岁2月赴灵瑞山讲经。但弘一提出三约：一不迎，二不送，三不请斋。3月回泉州开元寺，后居温陵养老院。7月，在朱子“过化亭”教演出家剃度仪式。8月在开元寺讲《八大人觉经》。10月2日下午身体发热，渐示微疾。10月7日唤妙莲法师抵卧室写遗嘱。10月10日下午写“悲欣交集”4字交妙莲法师。10月13日晚7时45分呼吸急促，8时安详西逝，圆寂于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晚晴室。

三，贡献影响

佛学研究

弘一大师对佛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对律宗的研究与弘扬上。弘一大师为振兴律学，不畏艰难，深入研修，潜心戒律，著书说法，实践躬行。他是近世佛教界倍受尊敬的律宗大师，也是国内外佛教界著名的高僧。

弘一大师入佛初期，除了阅读僧人必读的经典，其进修博览而广纳。何况，他原是个对任何事情，除非不做，做就要做得认真彻底的人。做了和尚，在佛学思想方面，自然也得做出自己的特色。对此，林子青概括说：“弘一大师的佛学思想体系，是以华严为镜，四分律为行，导归净土为果的。也就是说，他研究的是华严，修持弘扬的是律行，崇信的是净土法门。他对晋唐诸译的华严经都有精深的研究。曾著有《华严集联三百》，可以窥见其用心之一斑。”弘一法师一生严守律宗戒律，悲天悯人，生前每次在坐藤椅之前总是先摇一下，以免藏身其中的小虫被压死，其临终时曾要求弟子在龛脚垫上四碗水，以免蚂蚁爬上尸身被不小心烧死，其善心可见一斑。

中国佛教律学，故译有四大律，即《十诵律》、《四分律》、《摩诃僧祗律》、《五分律》。为弘扬律学，弘一大师穷研《四分律》，花了4年时间，著成《四分律比丘戎相表记》。此书和他晚年所撰的《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篇》，弘扬佛法，合为精心撰述的两大名著。

艺术成就

在中国近百年文化发展史中，弘一大师李叔同是学术界公认的通才和奇才，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他早将西方油画、钢琴、话剧等引入国内，且以擅书法、工诗词、通丹青、达音律、精金石、善演艺而驰名于世。

中国僧俗两界闻名于世弘一法师，在近代文艺领域里无不涉足，诗词歌赋音律、金石篆刻书艺、丹青文学戏剧皆早具才名。而他在皈依佛门之后，一洗铅华，笃志苦行，成为世人景仰的一代佛教宗师。他被佛教弟子奉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他传奇的一生为我国近代文化、艺术、教育、宗教领域里贡献了十三个第一，堪称卓越的文艺先驱，他爱国的抱负和义举更贯穿于一生。

戏曲艺术

李叔同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先驱、中国话剧的奠基人。他是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的主要成员。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春节演出的那扯《茶花女》，是国人上演的第一部话剧，李叔同在剧中扮演女主角玛格丽特。后来，他还曾主演独幕剧《生相怜》、《画家与其妹》和改编自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的话剧《黑奴吁天录》。李叔同的演出在社会上反响极大。李叔同的戏剧活动虽如星光一闪，却照亮了中国话剧发展的道路，开启了中国话剧的帷幕。特别是在话剧的布景设计、化妆、服装、道具、灯光等许多艺术方面，更是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启蒙作用。在音乐方面，李叔同是作词、作曲的大家，也是国内早从事乐歌创作取得丰硕成果并有深远影响的人。

他主编了中国第一本音乐期刊《音乐小杂志》。国内第一个用五线谱作曲的也是他。他在国内早推广西方“音乐之王”钢琴。他在浙江一师讲解和声、对位，是西方乐理传入中国的第一人，还是“学堂乐歌”的早推动者之一。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他编辑出版的《国学唱歌集》，被当时的中小学取为教材，他创作的歌曲内容广泛，形式多样，主要分三类。一是爱国歌曲，如《祖国歌》、《我的国》、《哀祖国》、《大中华》等；二是抒情歌曲，如《幽居》、《春游》、《早秋》、《西湖》、《送别》等；三是哲理歌曲，如《落花》、《悲秋》、《晚钟》、《月》等。李叔同的歌曲大多曲调优美，歌词琅琅，易于上口，因此传布很广，影响极大。

绘画艺术

李叔同，中国油画之鼻祖，是早在中国介绍西洋画知识的人，也是第一个聘用裸体模特教学的人。他同教育家、作家夏丏尊共同编辑了《木刻版画集》。他是中国现代版画艺术的早创作者和倡导者。他广泛引进西方的美术派别和艺术思潮，组织西洋画研究会，其撰写的《西洋美术史》、《欧洲文学之概观》、《石膏模型用法》等著述，皆创下同时期国人研究之第一。他在学校美术课中不遗余力地介绍西方美术发展史和代表性画家，使中国美术家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了解了世界美术大观。作为艺术教育家，他在浙江一师授课采用现代教育法，培养出丰子恺、潘天寿、刘质平、吴梦非等一批负有盛名的画家、音乐家。

李叔同在西画创作上卓有建树，人们在今天仍能看到其炭笔素描《少女》和水彩画《山茶花》等；但存世可靠的油画可能只有三幅：油画珍品《祼女》创作于1909年（佚名发表），为中央美院美术馆镇馆之宝；《李叔同自画像》现藏于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第三幅风闻疑似出家后作品，至今下落不明。

李叔同不仅大胆引入西方美术，而且十分重视中国传统绘画理论和技法，尤其善于将西洋画法与中国传统美术融为一体。他与弟子丰子恺合作的《护生画集》，诗画合璧，图文并茂，为世人所称道。

书法篆刻李叔同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为世人所瞩目。他的书法早期脱胎魏碑，笔势开张，逸宕灵动。后期则自成一体，冲淡朴野，温婉清拔。特别是出家后的作品，更充满了超凡的宁静和云鹤般的淡远。这是绚烂至极的平淡、雄健过后的文静、老成之后的稚朴，恰如他自我表白的那样：“朽人之字所示者，平淡、恬静、冲逸之致也。”

李叔同的篆刻可谓独树一帜。他早年治印从秦汉入手，兼攻浙派。35岁那年入“西泠印社”。39岁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出家前，将平生篆刻作品和藏印赠与“西泠印社”。该社为之筑“印冢”并立碑以记其事。治印赏印论印，是终其一生未曾放弃的癖好。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提道：“刀尾扁尖而平齐若锥状者，为朽人自意所创。锥形之刀，仅能刻白文，如以铁笔写字也。扁尖形之刀可刻朱文，终不免雕琢之痕，不若以锥形刀刻白文能自然之天趣也。”李叔同对印学的贡献还体现在他对近代篆刻事业的弘扬上。他亲自发起成立了继“西泠印社”之后的又一印学团体——乐石社，定期雅集，并编印印社作品集和史料汇编。这也是在近代篆刻史上领风气之先之事。

他的书法犹如浑金璞玉，清凉超尘，精严净妙，闲雅冲逸、富有乐感，朴拙中见风骨，以无态备万态，将儒家的谦恭、道家的自然、释家的静穆蕴涵书艺之中，闻字犹闻佛法，爱而宝之者顿生欢喜心，得者珍如拱璧，堪称中国历代书法中的逸品。弘一和他的书法亦谓国之至宝，华夏之光。

弘一法师临近中年放弃诸艺和身外之物遁入空门后，惟书法不辍，书写佛语，广结善缘，普度众生，秉持文艺应“以人传文艺，不以文艺传人。”大师圆寂近70周年，嘉言懿行早已载入中华史册, 成为后人景仰的一代高僧。吾颂弘一法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无人可超。谓此赞誉，国际华人歌后邓丽君与大师有相类比之处。“寿事无长物，丹青片羽留”，如大师所言，生前了无片瓦，身后却留给人们的是一笔笔丰富的、叹为观止的精神遗产，令后众在国内各城市环境优美的地方为他建立纪念。

太虚法师

中国近代高僧

简介

太虚大师提倡“人生佛教”的根本宗旨是在于：以大乘佛教“舍己利人”、“饶益有情”的精神去改进社会和人类，建立完善的人格、僧格。他常说：“末法期佛教之主潮，必在密切人间生活，而导善信男女向上增上，即人成佛之人生佛教”。因此，他提出了“即人成佛”、“人圆佛即成”等口号。太虚大师有一首自述偈充分说说明了人生佛教的这一特征，偈曰：“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圆佛即成，是名真现实”（《成人》）。

生平

经历

宣统元年（1909），随寄禅和尚参加江苏省僧教育会，并在南京从杨文会居士学《楞严经》，后又就苏曼殊学英文。三年赴广州弘扬佛法，被推为白云山双溪寺住持。

民国元年（1912），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太虚从广州返南京创立中国佛教会，第二年并入以寄禅和尚为会长的中华佛教总会，太虚被选任《佛教月刊》总编辑。不久，寄禅和尚逝世，太虚在其追悼会上提出进行"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佛教"三大革命"口号。撰文鼓吹"佛教复兴运动"和改革旧的僧团制度。由于他的"佛教革命"言行，受到一些守旧派的反对，乃辞去月刊总编职务，转入普陀山闭关潜修佛学。闭关两年间，深研佛学法相唯识诸宗经论，旁及中、西哲学诸论著，法学精进，深有所得。民国五年出关后，即赴台湾、日本考察佛教，进行讲学。

民国七年（1918）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与陈元白、章太炎、王一亭诸名士创设“觉社”，主编《觉社丛书》。翌年改《觉社丛书》为《海潮音》月刊。月刊持办30多年，从未中辍，成为中国持办时间最长，普及影响最广的佛教刊物。

民国十一年（1922），太虚受聘任湖南大沩山寺住持，随后于武昌创办武昌佛学院，招收缁素佛教青年入院修习佛学，培育一批德学兼备的僧伽人才。十二年夏，往庐山大林寺住持暑期佛学讲习班，并发起筹办世界佛教联合会。翌年夏，佛教世联会正式成立，太虚被选为首任会长。十四年往山西朝礼五台山，应山西都督、省长阎锡山之请，在太原宣讲佛学。同年10月，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并考察日本佛教。自日本回国后，又应邀前往新加坡弘法。

民国十六年（1927），南普陀寺首届方丈会泉法师任期届满，极力推荐太虚继任方丈和闽南佛学院院长，当即推举转逢和尚为代表，往上海敦聘太虚来厦就任。是年5月，太虚应聘来南普陀寺就职。由于他经常外出弘法，议定请转逢和尚都监，在他外出时代为掌理寺务和学院事务。十七年，太虚往南京讲学，并筹备创设中国佛学会。是年秋，会泉法师鼓励并资助太虚出国考察讲学，遍历英、德、法、荷、比、美诸国，宣讲佛学。并应法国学者建议，在巴黎筹设世界佛学苑，开中国僧人跨越欧美弘传佛教之先河。

民国十八年（1929），太虚游历欧美各国归来后，即来厦亲自主持南普陀寺和闽南佛学院事务，并倡议组织思明（厦门）佛教会。在厦期间，积极推行佛教僧制改革，宣扬《建设现代中国僧制大纲》，以倡导“对三宝之诚信产生僧格；以六度之修学养成僧格”。嗣又通过佛教会的组织力量，对厦门一些规戒废弛的寺岩进行整顿。同时又对闽南佛学院的学制和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增设研究生部，分立专修科系，由研究生员自由选修。还亲自为学僧讲学，要求学僧要“学行”双修，讲论《僧教育要建立在律仪之上》。并先后开讲《佛学之宗旨与目的》、《学僧佛学纲要》，又以《现代僧教育之危亡与佛教之前途》为题，极力反对士大夫经院式的法师传法的僧教育方式。鼓励学僧要以振兴佛教、昌明佛法为己任，养成刻苦耐劳的体魄和清苦淡泊的志愿，为兴教献身而勇猛精进。闽院经太虚的亲自教诲和整顿，院风院貌焕然一新，进而使学院成为全国一流的典型的佛教高等学府，蜚声中外，造就一批德才兼备的名僧大德。闽院毕业的学僧，遍布海内外，有的从事佛学研究，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大法师，如印顺论师等；有的住持名山巨刹，成为振兴佛教的栋才，如竺摩大师等。至今有些住持丛林禅院的高僧，犹是当年受太虚亲自教诲的学僧。

事迹

太虚在厦门，还经常应各界的邀请，到处讲学，如多次应邀赴厦门大学演讲，主题有《佛学在今后人世的意义》、《世界亚、欧、美佛教之鸟瞰》；为厦大心理学会讲《梦境》，为哲学系师生讲述《唯相、唯识学概论》等。此外，还为双十中学开讲《民国与佛教》；应鼓浪屿武荣中学之请讲述《释迦牟尼的教育》；于中华中学讲《欧、美佛教概况》；为厦门青年会开讲《新青年与救国之道德》；还在蔡吉堂居士的涌莲精舍，多次开讲《唯识十三论》等经学论著。

民国二十二年（1933），太虚连任南普陀寺两届方丈（兼院长）任满，引退返沪，但仍与厦门佛教界保持密切的联系。二十四年再度卓锡厦门讲学，在佛学会和闽南佛学院，开示论题为《佛学会与实现佛化》、《佛化与现代中国》和《法师与学僧应如何爱护学院》等。鼓励佛学会众会员，要把研究佛学与实现佛化人间的行为结合起来，为振兴佛教做贡献。谆谆教诲学院师生，要爱国爱教，树立为国家为佛教的兴亡而献身的精神。

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战爆发，太虚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吁全国佛教徒行动起来，投入抗日救国运动。并首先发表《电告日本佛教徒书》，要求日本佛教徒以佛教“和平止杀”的精神，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同时又通电全国佛教徒，播讲《佛教与护国》的论述，动员组织“佛教青年护国团”，积极参加救护工作、宣传工作以至地下斗争工作。并响应“航空救国”和“伤兵之友”等抗日爱国活动，募资捐款支援前线。二十八年，发起组织佛教“国际访问团”，远赴缅甸、印度、锡兰以及星、马各地，宣传抗日救国，发动各地华侨、华人和广大佛教徒、佛教团体，积极支援祖国抗战。三十二年，与于斌、冯玉祥、白崇禧等著名将领和宗教界首要人物组织中国宗教徒联谊会，呼吁全国各宗教团体和全体宗教徒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因其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元旦，国民政府授予他宗教领袖胜利勋章。

太虚为现代中国佛教爱国、爱教的僧伽楷模，他不仅为爱国护教做出重大的贡献，而且对培育僧才，整顿僧制更不遗余力。太虚一生创办或主办的僧教育学院有：闽南佛学院、武昌佛学院、世界佛学苑、重庆汉藏教理院、西安巴利三藏院、北京佛教研究院。创办佛教刊物有《海潮音》月刊和《觉群周报》等。组织佛教团体有世界佛教联谊会、中国佛教会、中国佛学会、中国宗教联谊会、世界素食同志会等等。抗战胜利后，受任为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主任、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设计委员等职。主要著作有《整理僧伽制度论》、《释新僧》、《新的唯识论》、《法理唯识学》和《真现实论》等等。后由其门下弟子编辑《太虚大师全书》行世。

民国三十六年（1947）3月17日，太虚于上海玉佛寺圆寂，荼毗后得舍利子300余颗。厦门分得舍利多颗，三十七年由其皈依弟子蔡吉堂、许宣平、虞愚等为建舍利塔于虎园路半山堂。1984年迁建于南普陀寺后五老峰山顶太虚台上。太虚台前亭后塔，亭中立一石碑，高约2米，上镌当代画家丰子恺为太虚大师造像。造像法相庄严安详，神态栩栩如生。像下有书法大家虞愚题铭，铭志大师住世大德。

另外根据《佛光大辞典》记载：太虚大师为建立人生佛教，促使佛教世界化。并派遣学僧分赴西藏、印度、锡兰等地留学，以从事巴利文、梵文、藏文之研究。其造就培养之人材甚多，有法舫、法尊、芝峰、印顺、大醒、大勇等人。

其中以芝峰法师，法舫法师，大醒法师，法尊法师。此四位法师世称“太虚大师座下四大金刚”。

贡献概述

大师对于佛教改革的主张和实践是多方面的，而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

这就是他在《志行之自述》中所归纳的："志在整兴佛教僧会，行在瑜伽菩萨戒本"。对此，他自述说：“斯志斯行，余盖决定于民四（1915年）之冬，而迄今（民十三，1924年）持之弗渝者也。”再进一步讲，此“志行之所在”，也是他“将奉之以尽此一报身，而为长劫修菩萨道之资粮者。”所以，从这两方面入手来探讨太虚大师对中国近代佛教发展的构想与贡献，无疑是最为恰当的。所谓整兴佛教僧会，就是要从出家的主持僧（僧伽集团）和在家的居士正信会两方面来整顿和振兴佛教。大师认为，在家信众和出家僧众是相辅相行的，佛教的振兴必须落实到正信的俗世士女，才是圆满。所以，他积极支持和协助各地信众组织成立佛教正信会，为广大信众讲经说法。他主张以五戒十善作为在家信众的根本，培养善美的人伦道德，改善社会风尚。不过，与此相比，整顿僧伽制度显得更为重要和根本，因为僧伽是“住持三宝之本”。早在1913年，大师在寄禅和尚的追悼会上，针对当时佛教丛林存在的积弊，就提出了“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佛教三大革命。这里，教理革命的中心是要革除愚弄世人的鬼神迷信，积极倡导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的精神，去改善国家社会。教制革命的中心是要改革僧众的生活、组织制度，建立起适应时代。

需要的住持僧团。教产革命的中心是要变按法派继承寺庙遗产的旧规为十方僧众公有制，并作为供养有德长老，培养青年僧伽，兴办佛教事业之用。

在这三大革命之中，大师又认为以“教制革命”为根本。因为，只有培养出合格的僧伽，建立起严格的组织制度，“教理”和“教产”的革命才有可靠的保证。所以，他在以后的实践中主要是从兴办僧伽佛学院，培养新的僧伽人材着手。由大师亲手创立、主持或讲过学的佛学院有：“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柏林教理院”、“汉藏教理院”等。当时，在大师僧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影响下，还创办了许多佛学院。这些佛学院为中国近代培养一大批、好几代优秀的佛教弘法人材，其流泽惠及于今。

所谓“瑜伽菩萨戒本”，是指从玄奘译《瑜伽师地论》“本地分菩萨地，初持瑜伽处戒品”中节录出的《菩萨戒本》。太虚大师认为，佛教统摄于教、理、行、果，而其要则在于行。行有无数量，而其本则在于戒。戒有种种，而其归则在于菩萨戒。大师之所以要以“瑜伽菩萨戒本”所示之菩萨戒为归，这是因为他认为，此戒以“饶益有情，专以舍己利他为事”，而这正是“菩萨之入俗，佛陀之应世”的根本宗旨。由此，他强调指出：“必能践行此菩萨戒，乃足以整兴佛教之僧会”；反之，又“必整兴佛教之僧会，此菩萨戒之精神乃实现。”（《志行之自述》）基于以上对于佛教根本精神的认识，太虚大师指出，近代佛教应当朝着建设“人生佛教”的方向发展。他在1928年发表的《对于中国佛教革命僧的训词》一文中，从四个方面具体地阐发了建设人生佛教的问题。他认为，由于时代的发展，中国从前儒化文化地位，必将为提取了“中国民族五千年文化及现代世界科学文化的精华”所建设起来的新文化取而代之。因此，第一，“佛教亦当如此，而连接以大乘十信位的菩萨行，而建设由人而菩萨而佛的人生佛教”。第二，“以大乘的人生佛教精神，整理原来的寺僧，而建设适应现时中国环境的佛教僧伽制”。第三，“宣传大乘的人生佛教以吸收新的信佛民众，及开化旧的信佛民众，团结组织起来，而建设适应现时中国环境的佛教信众制”。第四，“昌明大乘的人生佛教于中国的全民众，使农工商学军政教艺各群众皆融洽于佛教的十善化，养成中华国族为十善文化的国俗，扩充至全人世成为十善文化的人世”。这是太虚大师构想的一幅“人生佛教”的理想蓝图，虽说后来这些理想并未能实现，大师晚年还写了《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一文来总结过其中的教训。但是，大师所指出的佛教改革的总方向和他的实践精神，至今仍在激励着中国的广大佛教僧伽和信众去为之奋斗。

太虚大师提倡“人生佛教”的根本宗旨是在于：以大乘佛教“舍己利人”、“饶益有情”的精神去改进社会和人类，建立完善的人格、僧格。他尝说：“末法期佛教之主潮，必在密切人间生活，而导善信男女向上增上，即人成佛之人生佛教”。因此，他提出了“即人成佛”、“人圆佛即成”等口号，以鼓励僧众和信众从现实人生出发，由自身当下做起。这也就是说，成佛就在人的现实生活中，就在人的日常道德行为中。否则，人格尚亏，菩萨的地位便无处安置，更谈不上佛陀果成了。太虚大师有一首自述偈充分说明了人生佛教的这一特征，偈曰：“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圆佛即成，是名真现实”（《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真现实论》是大师为揭示佛教为一面向现实的宗教所做的理论论证，也是他建设人生佛教的理论基础。

太虚大师一生可书之行实极多，这里仅就一个方面做了一些简要的介绍。大师学识广博、思想深邃，他兼通内学外学、旧学新学，融会唯识中观、法性法相，在佛学和世学理论上，都提出了不少精深的见解。大师著述等身，今已由其弟子印顺法师等汇编成《太虚大师全书》，甚便研究。

大师全书

凡六十四册，印顺主编。乃民国佛教主要推动者太虚大师之著述全集。内分佛法总学、五乘共学、三乘共学、大乘通学、法性空慧学、法相唯识学、法界圆觉学、律释、制议、学行、真现实论宗依论、真现实论宗体论、真现实论宗用论、支论、时论、书评、酬对、讲演、文丛、诗存等二十编。附册为印顺主编之太虚大师年谱上下册。

《太虚大师全书》已由宗教出版社、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共计35册。

《太虚大师全书》主要选自太虚大师创办的刊物《海潮音》，同时参照1946年出版的《太虚大师全书》，在尽量保持原著内容的基础上适当修订整理。全书共分法、制、论、杂4藏共20编1440多篇目，700多万字。为了让这部“真经”普度众生，《太虚大师全书》采用简体横版方式，方便阅读。

在《太虚大师全书》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海内外高僧大德的鼎力支持，或写回贺辞或撰写文章以示怀念。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长老、广东云门大觉禅寺佛源和尚、弘一大师弟子梦参老和尚、中国佛学院传印法师、弘法寺本焕和尚、中国人民大学宗教研究所方立天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楼宇烈等均为该书题辞。

艰辛童年

太虚出生于浙江海宁长安镇一个木工家庭，于襁褓中丧父，五岁时母改嫁，从小跟随外祖母生活，曾从其舅父就读于私塾，体弱多病，生活拮据。淦森曾跟随笃信佛道的外婆到九华山、普陀山等名山古刹进香，故对佛教素有好感。在小舅的指导下，淦森读书识字，并曾在百货商店当过学徒。

出家求学

世间生活的困苦，使淦森对晨钟暮鼓的出家生活更加向往，1904年5月，淦森终于离开长安镇，最后在吴江平望小九华寺剃度出家，法名“唯心”，后由师祖奘年立表字“太虚”。同年12月，随奘年于宁波天童寺受戒，得戒师敬安法师，尊证师道阶法师。在传戒过程中，由于太虚记忆力超群，短时间内将各种戒本背得烂熟，答问自如，众戒师"咸以法器相许"。

随后几年，在敬安法师、歧昌法师、道阶法师等高僧的教导下，太虚开始学习经论，包括《法华经》、《楞严经》等，同时也翻阅了许多传记，包括《指月录》、《高僧传》、《弘明集》等。由于太虚记忆力超常，口才出众，众名师对其多有属意。

1907年，太虚前往慈溪西方寺阅大藏经，阅《大般若经》有悟。1909年来到南京，就读于杨仁山居士创办的祇洹精舍。

革命启蒙

1908年，在僧人华山的影响下，太虚阅读了不少革命著作，包括康有为《大同书》、梁启超《新民说》、章太炎《告佛弟子书》等。同年夏，结识了革命僧人栖云，开始与革命党人来往。

1910年应栖云邀请，前往革命党人云集的广州，于寺院狮子林设佛学精舍讲学，后任双溪寺住持，期间阅读了托尔斯泰、巴枯宁、马克思等人的译著，与革命党人多有交往，并且不时参预革命党的秘密集会。1911年4月，同盟会黄花岗起义爆发，旋即失败，太虚作诗《吊黄花岗》，内有“南粤城里起战争，隆隆炮声惊天地！为复民权死亦生，大书特出一烈字”，后被官方察觉，派兵围捕，太虚避居《平民报》报馆。

风雨护教背景

国家的命运

清朝后期，传统的以儒教思想为主导的集权社会已经走到了尽头，暴露出日益尖锐的社会问题，上层统治阶级占据着大部分的土地，腐败堕落；广大的下层百姓，在苛捐杂税、传统伦理的压榨下，在绝望中奄奄一息。作为近代科学发展典范的欧美，在对贫穷国家方面，并没有施以援手，反而更加贪婪地掠夺这些弱势国家的物质利益，这使得贫苦的中国民众更加雪上加霜。

同治年间，洪秀全打着“拜上帝教”的旗号，发动起大批贫农进行暴乱，一度占据了中国东南部的十多个省份，所到之处，寺院、道观这些他们看来的“异教”，都一概摧毁，这场长达十多年的暴乱，几乎造成传统文化（包括佛教）的断层。

佛教的命运

佛教在这样的动荡不安中，亦是日趋没落。由于取消了考试取僧的制度，僧人文化素质良莠参杂。在宗法社会的阴影下，原本鲜活的佛教体制，演变为“子孙庙”、“房头患”。在物质利益的驱动下，僧人不是忙于经论学习、参禅修持，而是汲汲于赶经忏，沦为职业治丧者。

整个社会在要求革新，上层士大夫也在尝试改良，他们把矛头指向了佛教，制造舆论，鼓吹占寺夺产来兴办教育。面对这样的情势，有识之士纷纷采取措施来挽救佛教。杨仁山居士在南京创办了金陵刻经处，刻印流通了大量急缺的佛教典籍。有的地方开始尝试建立佛教组织，来为佛教呼吁；建立新式的佛教教学机构，培养宏法的人才。太虚法师，在这两个方面，都努力地进行了探索与开拓。

组织佛教

“大闹金山”事件

1911年元旦，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太虚随后在南京发起成立佛教协进会，于毗庐寺设立筹备处。在社会党成员的引荐下，孙中山在总统府接见了太虚，并托其秘书马君武与之详谈。太虚详细阐述了佛教改革、筹备协进会的情况，得到马君武的赞可。

此时，祇洹精舍的同学仁山也来到南京，他准备上书教育部，要求将金山寺改办成僧学堂以早就僧才。在于太虚商议后，决定同往镇江，联合众人，召开协进会的成立大会，共图改革大业。

1912年1月，太虚等人抵达金山寺，他们拜访了方丈青权、知客霜亭等，讨论协进会事宜。由于改革佛教的主张，可能会触及守旧势力的利益，而且仁山与这些人早有宿怨，但青权等人碍于革命风潮、太虚等人多势众，协进会还是在金山召开了。

与会者僧众有二三百人，各界来宾有三四百，其中以社会党人为多，太虚被推选为会议主席，讲明设会宗旨，宣读会章，接着仁山发言，他指责传统的剃度制、子孙住持制，认为其压制有识僧人的成长，要求予以废除。扬州僧人寂山随即登台演说，批驳仁山无端冒犯祖制，胡作非为。仁山听罢，怒火中烧，再次登台，历数扬州、镇江诸山长老昏庸无能、专谋私利。仁山的发言，受到了来宾的欢迎，仁山趁机提出，要以金山寺开办佛教学堂，全部寺产充作办学经费，方丈青权表示无法忍受，寂山高声呼打，但由于社会党人压阵，甚至有人用手杖击打寂山头颅，青权等人最后只好忍耐表面接受。

太虚对混乱的会场，自觉不妥，随后宣布散会。当晚，仁山带领二十多个同学接管金山寺。太虚将镇江诸事务交付仁山住持，自己回到南京。几天后，霜亭带领几十个人趁夜进入佛协会，将仁山等人打成重伤。在舆论的谴责下，青权、霜亭等人被判刑，但随后因为政府大赦，青权等人又回到金山寺，重新担任住持。

协进会以失败而告终，因为这则事件，太虚虽然名声大震，但名誉受到了影响。

1914年至1916年间，太虚在浙江普陀山闭关于锡龄禅院，由印光为其封关。

兴办教育

出关后，太虚赴日本、台湾和东南亚考察当地佛教，回国后鼓吹佛教革新，创办《觉社书》杂志，后改名《海潮音》月刊。1920年，太虚前往武汉讲解心经，受到当地僧众拥戴，成立汉口佛教会。

武昌佛学院

1921年，住持杭州净慈寺，后因受到非议，年底再次前往武汉，受私立武昌中华大学之聘，讲解哲学和因明学。1922年，任武昌佛学院院长，次年创建世界佛教联合会，任会长。1928年，出访欧洲，传播佛教教义。

晚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前往东南亚各地组织当地华侨募捐，支持抗战。1943年，和于斌、冯玉祥、白崇禧等人成立宗教联谊会。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授予宗教领袖胜利勋章。

1947年3月17日，太虚在上海玉佛寺因脑溢血圆寂，葬于浙江奉化雪窦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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