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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 I 南怀瑾 [打印本页]
作者: 思过黑鹰    时间: 2026-11-6 22:28     标题: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 I 南怀瑾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

南怀瑾


前言


我们关于孟子的研究，上次把《公孙丑》这一篇，大概讲完了，现在开始《滕文公》这一篇。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孟子这一生，想推行中国上古儒家所标榜的王道精神，他离开家乡，先后与梁惠王、齐宣王、齐愍王见过、谈过，但话不投机，文不对题。那时的孟子，可以说是很寂寞的，就准备回故乡讲学了。

孟子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战国的初期。所谓战国，是指那时的全中国，由周朝分封诸侯建国开始，到了东周的时候，诸侯互相吞并，都是以武力逞强、称霸。到孟子的阶段，差不多形成了七个强国，北面是齐国、燕国，南面是楚国，西北有韩国、赵国、魏国、秦国。另外的鲁国是文化古国，还算得上大国，但孟子的家乡邹国和滕文公的滕国，都是鲁国边上的小国，太小了，所谓的战国，就是这么一个局面。

这个时候的中国文化，有所谓“诸子百家”，都是为了救世救人，各家有各家的思想，我们现在通常讲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这个阶段。换句话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混乱，同时也是思想非常开明的阶段。当时各国，每个都想自己富国强兵、称霸诸侯，对于王道的道德政治、王道精神，几乎没有人肯听。其实大家都知道，但都做不到，认为不可能富国。所以讲，孔子生在春秋，孟子生在战国，是两个时代，但都经历过乱象中的生活，三四百年都是这样。所以他们的学说，他们的教化，能够成为后人的万世师表，但在当时是很不容易，很困难的。

为了了解这些，我们来读《滕文公》。《孟子》一共分七篇，《滕文公》上下两章是其中的一篇。

刚才讲到，滕国是个小国，在邹、鲁之间。孔子的家乡是鲁国，孟子的家乡是邹国，两国背后是齐国。《孟子》这里记录的滕国，方圆不过百里，等于我们现在的一个县那么大。只有县那么大，为什么称为“国”呢？这就是现代人读书需要知道的，在讲孔子、孟子的书时，我已说过很多次了。当时讲的国家，不是现在几千年后，我们所说“国”的观念。在春秋、战国，或者说，从周朝以来七八百年，乃至过去所讲的“国”，另外有一个名字叫做“邦”，后来喜欢通称为“国”。其实，邦与国，是地方政治单位的名称。现代人读古书，如果把孟子到齐国、滕国，看成是到欧洲的法国、德国去，或者把诸侯的国，看成是中国、美国、印度这样一个国家，那观念就完全错了。

滕国的滕文公，为什么称为“公”呢？只有大概了解周朝分封的体制，你才懂得滕国和滕文公是什么关系。譬如现在一般人读古书，中国历史根本不懂，不管他是一个什么学问，自己本国的古书、历史，根本没有好好读过。一提封建，都晓得周朝是封建制度。我听了好笑，你懂什么叫“封建”？换句话说，你们乱讲“封建”，我开玩笑说你们是“疯见”，根本不懂。

那么，周代是怎么一个封建呢？从这一篇《滕文公》，倒退回去七八百年以前，周武王率领八百诸侯，等于带着八百个国家，讨伐商朝最后的暴君纣王（商纣），推FAN了他的政权，建立了周朝。周朝的建国，走上一个新的时代，叫“分封建国”，把整个中国，分成很多个小国，差不多有一千个国家，现在资料太少、太散了，不够研究。

那么，当时的分封机制是什么呢？就是把华夏民族（华夏是个代号，就如现在讲的中华民族）各个宗族联合起来，统一建立一个中央政府，叫做“周”，把统治全国的领袖叫做“天子”。天子这个名称不详细解释了，简单讲，从中国古代宗教性的说法，代表替天行道。

周朝建立中央政府以外，也把全国其他的各个宗法社会团结在一起，这个叫“家”。譬如，在山西某个地方都是姓李的，或者在河南某个地方都是姓王的；李家有李家的传统宗法，王家有王家的传统宗法，陈家有陈家的……中国的姓很多，每一个祖先传下来，聚族而居，形成宗法社会。所以，古代宗法社会的治理，叫做“齐家”。周朝把每一个大大小小的宗法社会，根据领导（政权）的力量，以及土地、人民的数量这三个条件，分封成一个国家，这就叫诸侯。

我们要知道，周朝的分封是蛮平等的。至于“不是同姓不封王”，这是秦汉以后家天下的制度。譬如，汉朝刘邦当了皇帝，封王的必须是刘家的子孙，别家不行。周朝不是这样，周朝是尊重每个宗法社会，你有土地、人民、领导的能力（政权），就算一个国家，封为一个诸侯。周朝把几千年来，轩辕皇帝以后，尧、舜、禹这些帝王的后代，乃至各个宗法社会的后代找出来，看他们在哪里，还有多少人。还有万把人的，好，也算一个国家。这也就是春秋时孔子说的“兴灭国，继绝世”，把过去断了、灭了的，都找出来封。譬如，鲁国是周公的后代，齐国是姜太公的后代。因为姜太公功劳最大，所以土地面积上齐国比鲁国大。当时山东、胶东这一带，都属于齐国，鲁国是在济南这一带；其他像宋，是殷朝的后代；楚是南方的国家，很大，长江以南都是楚，当时文化还没开发。照这样看来，周天子并不是只封给自家的后代，周文王姓“姬”，后来的“周”姓，也是他的后代。我们现在讲滕文公，滕国在鲁国的南面，更小哦！是封给周文王第十四个儿子叔绣的，滕文公就是姬叔绣的后代。至于周朝建立诸侯，具体是多少个，究竟是一千多，还是八百，现在很难考据确定。

这样分封很多诸侯国，但是精神的领袖只有一个，就是中央政府，周朝周天子。诸侯国的交通、文字、文化等等，并没有像后世那么完全统一哦！是各自管理，但是也相通的。换一句话说，周朝的分封建国，不是什么西方由奴隶社会这样过来的封建。拿现在西方文化的观念讲，它是一个“联邦组织”，各个诸侯联合，尊奉中央周天子，这就是周朝分封诸侯大概的形态。可以说，周朝分封是很平等的，所以，孔孟之道推崇尧、舜、禹的公天下是第一，其次呢，周朝是比较民主、公平的联邦政治。

这个问题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书经》（《尚书》）是中国公家的历史文告，是最初累积的资料所留下来的。里面记录了帝尧时代建国开始的文告，第一篇叫《尧典》，里头有两句话：“平章百姓”、“协和万邦”。你看，中国过去那么多个国家，“平章”意指百姓都平等，“协和万邦”是大家都和谐相处地活在这个天地之间，这是非常民主的。周朝分封诸侯，八百也好，一千也好，它开始的这个封建政治体制（政体），的确做到了“平章百姓”、“协和万邦”的精神。不是像大家误解的，以为封建是乱七八糟、专用奴隶，这根本是自己书都没有读通，自己的文化都没有搞清楚。

那么，平章百姓很和谐，可是分封诸侯有没有个制度呢？有。周以前，尧、舜、禹三代是禅让的公天下，那三代是称“帝”。所以，周朝这八百年来，周天子都称“王”，不称“帝”。周天子这个王的下面，做诸侯领袖的都有爵位，周朝大概的爵位分五等，公、侯、伯、子、男。当时诸侯称“公”的比较多，像齐桓公、晋文公等等。滕文公的祖先，是文王的儿子，也称“公”，爵位蛮高的。爵位，可以讲是代表宗法社会一个级别的观念，爵位很高，但分封的土地并不太大，因为这是两回事。

这些诸侯国，各国有各国的政治体制，但也大同小异。譬如说滕国这里，相当于现在一个县那么大，当时，帮助诸侯辅政，在中央政府做官的，都叫做大夫，分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三等。所有的公务员叫做士卒。有的士卒是文武兼备的；有时候是分开的，士专管文，卒专管武。政府办的学校教育，周代叫庠，商代叫序，夏代叫校，是教这些公务员（士卒）的，并不是现代办学的观念。

这些诸侯的后代呢，王公的孩子，有地位的，叫做“公子”，像我们现在对高干子弟也称“公子”。对那些分封过诸侯的，称为“世家”，世家公子就是这么来的。不像我们现代，叫人世家公子，好像笑人家高干子弟，吊儿郎当、没有出息似的，不是一个意思。

这里我们又岔过来讲一句，宋朝天下大乱，《水浒传》里梁山泊一百零八个好汉煽动造反，有一首白话诗，讲关于世家公子的：“烈日炎炎似火烧”，那么热的天；“野田禾稻半枯焦”，农村里头好久没有下雨，田地里种的稻子、麦子，一半给太阳晒死了；“农夫心内如汤煮”，农民痛苦，心里头的煎熬，像烈火煮汤一样；“公子王孙把扇摇”，而那些公子王孙们，只会摇扇凉快呢。我们引用这首诗，不是讲《水浒传》，是讲公子王孙，公子的子弟们就称“王孙”。讲这一段，使你们知道，称为世家、公子、王孙，是怎么个来源，这是几千年文化礼貌上的称谓。

还有一个问题大家都想知道，周朝的经济制度有所谓的“井田制度”，什么叫“井田制度”？这是个大问题。周朝是农业立国，由天子、地方诸侯，到全体人民的生活，都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在这样情况下，就创立了“井田制度”。周朝所有的土地农田都是公有的，不是哪个人私有的。我们看到井田，千万不要以为是一百亩或几十亩农田，在中央打个井。不要搞错了，井田是个单位代号，是以井为单位，全体人民合作共耕、共有的分配制度。如果拿后世来讲，周朝的井田制度，是农业合作社的公有制度。为什么叫井？它把田地划成纵横阡陌，像个“井”字一样，还可以水利灌溉。举个例子说，假定百亩田地给多少人分耕，其中百分之多少的收成，抽出来作为给天子、诸侯，或者给为人民办事的公家的费用；其余的给农民分配。至于具体如何分配，后世数据不多，很难考据确定。

那么，这几段零零碎碎的话提出来，是你们研究《滕文公》这篇首先必须了解的，然后你们读书、研究起来就方便了。

根据《孟子》本书的著述，第一篇《梁惠王》，分上下两章。第二篇《公孙丑》，也分上下两章。在这四章书中，大部分属于孟子自传式的记载。那时孟子正游于齐、梁（魏）之间，想以中国传统文化王道思想的学术，说动当时强国诸侯，如齐宣王、梁惠王，希望他们能够拨乱世而返于正道，推行真正的王道仁政，以救斯民斯世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是孟子的目的。

不过，孟子和生在春秋末期的孔子，路线稍有不同，虽然他是绝对服膺孔子的传承，但因时移世易，不得不适变以求其成为可行之道。在孔子的当时，还希望诸侯之间的强国霸主，能够尊崇中央天子的周室以施行仁政，恢复周朝文化的王道精神和仁政制度。

而到了战国时期的孟子，所谓中央天子的周室，已经形存而实亡，等于虚有其表而已。所以是不是还要尊崇周室以行王道的问题，可以说已经不是当时世局的主要关键了。这个时候的重要问题，是如何推行王道仁政，如何救世救民。至于谁来推行，谁来主政，能够真心做到的诸侯，他便功同汤武了。虽说孟子绝对不会说出“即可取周室而代之”的话，但事实上，这是历史时代的趋势，的确需要开展新的面貌，重写新的史页了。

可惜的是，孟子游说不成，学说不能实行，他的心情也正像隋末的王通、五代的陈抟一样。陈抟有诗说：


十年踪迹走红尘 回首青山入梦频

紫绶纵荣争及睡 朱门虽富不如贫

愁闻剑戟扶危主 闷听笙歌聒醉人

携取旧书归旧隐 野花啼鸟一般春


陈抟由此而卷铺盖，收拾行李回家，死守善道，在性天风月中自寻其乐趣了。

在中国文化先圣先贤的遗产中，一直认定《孟子》七篇是“经书”，这个观念应该是对的吧！它的确是千古以来大经大法的经学。但为了使现代人，以至后代的人更容易接受这种大经大法的大道理，我们也不妨用最轻松的比喻来说明，虽然稍有不敬之嫌，事实上也正为了尊敬经学而来推广它。因此我们曾经再三说过，《孟子》以上的四章中有些内容，就好比是《浮生六记》中的“宦情记游”一样。

从滕文公开始，才是孟子的“学问记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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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思过黑鹰    时间: 2026-11-6 22:30

孟子与滕文公

少年的烦恼——滕文公


从本篇开始，研究的方式也需要变更，才比较容易说明它的内容和道理。我们现在便采用了剧本式的对白来说明内文。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你看这些内容，我们小的时候都要背的。那时候，老师告诉我们，把《孟子》《庄子》背熟，文章会写得好。你看古文，我们中国文化的方块字，把言语和文字脱开，几千年的事就这样记下来，使我们能了解几千年前的历史，没有阻碍。这是中国文字的特别。

“滕文公为世子”，这个时候，滕文公的父亲滕定公还健在，所以滕文公还不是诸侯，还没有接“公”之位。这一篇称《滕文公》，是以他就位后的称呼，父亲死了，儿子就“公”位。我们说就位，不说登位，是因为天子称登位，诸侯只是就位。

当时，滕文公是以世子的身份，派出去到楚国，到长江以南访问。滕国在济南隔壁，过了徐州，再过长江到南京这一带，都是楚国的地带了。“将之楚”，这个“将”，是准备的意思；“之”字，在古文里是到的意思，准备要到楚国去。不是从海路走，是从内陆经过宋国的边境，大概是安徽这一带。孟子这时候正好在宋国，滕世子听说孟子在这里，机会难得，赶快去见孟子。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滕世子晓得孟子是个大儒，很恭敬，很诚恳，请孟子告诉他，中国传统文化治国之道。他是世子，将来一定是诸侯，一定是国家的领导，以后应该读什么书？学些什么？孟子没跟他讲别的，就告诉他，人性是善的，现在这个战国的时代，搞得那么坏、那么乱，是文化教育的错误，政治习惯的错误。孟子告诉他，人性是本来善的，要做到上古道德的政治。而且，孟子还说，你是世子，将来父亲过世，你即位成功，那时候，你一定要效法中国传统，行尧舜之道，天下为公，不是家天下。尧舜禹三代，天下为公，是让位的。孟子对他的开导，特别强调“性善”的道理。换言之，孟子对他强调“人性本善”的学说，和他对梁惠王、齐宣王所说，动辄称扬汤武事业的用意不同。他对滕世子当时说的话，随时在称颂赞扬尧舜的大道，这点要特别注意。

讲到这里，且让我们穿插一个很微妙的感想。

这节古文的写作方法，当然是言简意赅，但是包含的内容实在很多。在这节的简洁文字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孟子对滕文公当时的教导，完全是处在长者教诲子弟的立场，以师道的诚挚，来教导一个后进有为的青年。所以看来非常亲切，而且是富于启发性的教授方式，绝不像前面四章对齐宣王、梁惠王的态度，是处在师道、臣道、友道之间的风格。这点也应当注意。而且由此可以了解，古人在行文、写作之间的技巧和风范。

至于我们要讨论的，便是孟子启发式的教授方法。由这短短的一小节，首先接触到的，便是孟子学说思想中主张“性善”的问题。当然，这个大问题在后面《告子》篇中，有专题的讨论，姑且不在这里详细申论。

可是孟子在这里，为什么对当时还是世子的滕文公，当头一棒，便来个“性善”的问题呢？这点，在本章本节的下文中，便有答案和启示，暂且也摆在一边再说。

最有趣也最微妙的，便是滕世子从楚国回来的途中，再来看孟子。孟子一见面，劈头一句便说：世子！你还在怀疑我上次告诉你的话吗？孟子是怎样看出来滕世子心中还存有疑问的？“诚于中者，形于外”，孟子一见他的态度神色，早已明白了他心中还是存疑不定的。

但存疑不定的是什么问题呢？当然是人性是否真是本善的问题。滕世子不但怀疑人类的天性是否本善，而且他更怀疑他自己的本性是否本善。何以见得呢？很简单，由滕文公就位前的行径记载就知道了。他年轻时，上受父兄遗荫，下有群小拥护，青春时期是贪图玩乐的，正如后面他自己所说的，“吾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真是一个标准世家公子哥儿。现在他父亲滕定公把国家大事的重担，渐渐加到他身上来了，他自己也感觉到严重性了。可是积习实在一时也改不过来，所以他也怀疑自己的禀性问题，是否真如孟子所说的“本善”呢？

我们可以想象，他在这个时候，觉得良师难得，明师难遇，他正要反求诸己，同时向学问的大道上迈进。但是积习难改，心中的天理人欲之争，实在很烦恼。所以他必须要回头再来看孟子，再深入地请教这个问题。其实，这种所谓的人欲，也就是后天环境所养成习性之一种。所谓天理，也就是人人本自具有的一种先天的功能，自然的禀性。

所以滕世子这个时候的问题，也便是古今中外，所有青少年心里共有的烦恼。


孟子的机锋棒喝


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

滕世子在宋国见过孟子后，去楚国了，等于出国访问，待了多久？是半年啊，或者一年啊？不知道。出国访问回来，问题就来了，这一段谈话是两人又见面了。孟子一看，滕世子出国访问以后，他的颜色、表情、行为不大对啊。唉，看你这个样子，大概出国走了一趟回来，看到外面都是富国强兵嘛，楚国也逞强得很，你对我所讲人性本善，应由道德领导政治的话，好像有所怀疑。

由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面带惶惑之色的英俊小伙子——滕世子，他怀疑，他彷徨，他求上进而又畏惧，自觉不堪胜任，但又不能安于现实，更不肯自甘堕落。

孟老师眼光犀利得像电光，他直截了当地便针砭到滕世子的内心深处。

世子并没有讲话，但孟子一眼就看出来，就像后世禅宗祖师的教育法。所以孟子直截了当地说“夫道，一而已矣”。世子，你还怀疑什么呢？道，就是这个，更没有其他的。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政治，这一个真理，就是一个、一贯的，其他各种各样的看法、讲法、学说，都是偏见。其实，天下的大道，是不二法门。孟子讲出一番理由，叫滕世子坚定信念，相信传统文化道德政治精神，不要变。

换言之，尧舜之所以为尧舜，其内圣——内在修养达于圣境的成就，也全在于这个心啊！你心里已经感觉到“今是而昨非”，那么，自己此心已转化了，只要你能拿出大勇气、大智慧，肯直接承当下来，立即可以转凡成圣了。


明王以孝治天下


滕定公薨。世子谓然友曰：“昔者孟子尝与我言于宋，于心终不忘。今也不幸，至于大故，吾欲使子问于孟子，然后行事。”

然友之邹，问于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亲丧，固所自尽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虽然，吾尝闻之矣。三年之丧，斋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

接下来的这一节，便是记载滕文公接位当政以后，接受孟子的教诲，而加以实践的表现。

这个时候，滕文公的父亲定公死了，他这个世子当然承袭了爵位，马上要亲政，又要办大事——国丧，这时候又想起了孟子，想到他的教导。于是便对他的大夫——然友说：前几年，我经过宋国的时候，孟子曾经对我讲过许多话，我牢记在心，始终没有忘了他的教诲。现在非常不幸的，遭遇丧父的大故，我想派你到孟子那里去，请教他父丧的大礼，应该怎么做才好，然后才确定我们的办事方针。

然友奉世子之命，特地到了孟子的家乡邹邑，专程代表世子向孟子请教。孟子说：滕世子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对于父母之丧，但照他孝心的初衷去做，不就是顶好的办法吗？实在只须照本人自动自发的孝心，尽心尽力去做就好了。孟子要滕文公首先行这个孝道，中国的传统要守孝三年，人死后的处理，也是有一套礼节的，《周礼》对于王公死后，怎么祭，怎么拜，都有一套的，现在不加引用。这里，孟子要滕文公尽孝道，三年之孝是古礼，你做得到，对国际上会有影响的。为什么会影响国际呢？譬如之前，齐桓公是霸主，齐桓公死后，儿子们争权，根本没有办丧事，把齐桓公的尸体摆在那里，都变烂变臭了，虫爬出来没人管。那个时候，各国的孝道差不多已经完了，就是因为这样一个争权夺利的风气，所以孟子坚持要滕世子行孝，把这个风气转变过来。
作者: 思过黑鹰    时间: 2026-11-6 22:33

孟子与告子

上篇


《孟子》一共有七篇。如果依照道家《庄子》《淮南子》《抱朴子》的分类方法，《孟子》的前五篇可以说是“外学”，自《告子》这里开始，则可以说是《孟子》的“内学”。“内学”这一名词，亦见于佛家五明的“内明”之学，也就是“内圣”之学。而儒家后世所主张的“内圣外王”这一名词，本出自《庄子》，儒家袭用了。

“内圣之学”、“内明”，就是一般所说内在修养的境界，如何能明心见性；“外学”则是外用之学。所谓“内圣外王”，依古代中国文化的解释：“王者用也”，并不是说内在要做圣人，外面要当皇帝；而是处世、作人、做事，如何应用。

内圣之学，在中国文化中，有一两千年的争论，甚至直到现在，与佛家、道家，以及西方哲学发生的争论，都是哲学思想上非常重大的问题。

《孟子》这里一开始，就谈心性之学。我们先看他的原文。


告子的人性论


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桊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桊。”

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桊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桊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桊，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

告子是与孟子同时代的人，在诸子百家中，他本身的著作并不多，仅在其他的子书中，见到一点点有关他的思想言论。他之所以声名宏大于后世，是因为孟子批驳他的学说所造成的。告子讲的人性学说，究竟是什么呢？

告子的理论，说人性像杞柳树一样，一棵树长大成材了，将来或做成茶杯，或三夹板，或其他器具，预先并没有决定。也就是说，人性本来就没有定型，后来因为人为的教育关系而有善恶是非、道德仁义之别，就如同用杞柳木已制成了餐具“桮桊”那样。现代因为石油化学工业的发达，塑料餐具美观而价廉，所以陶瓷、玻璃杯、盘、碗、盏等餐具，已渐被舍弃，成为有钱人家的摆设，木制餐具更为少见。但是几十年前的乡下，还可见到木制的酒杯、餐盘。

我们用的碗，本来都是写作“案”或“椀”，这里的“桮桊”也都是木旁，从字的构造上就表明了，古代的餐具多为木制，面盆、澡盆等等，许多器皿，都是木制的。当石油化学原料以及玻璃器皿初上市时，多是西方国家的工业成品进口来的，外国来的东西价格高昂，而被视为奢侈品，很稀奇。经过几十年来的演变，木制的手工艺品，反而身价更高了，外国人甚至买回去作“摆设”，陈列在客厅中当古董、艺术品赏玩，观念上相差很远。

告子这里说：一株杞柳，不能说是方的，也不能说是圆的，经过人工砍下来以后，再把它雕凿，才成为一个或方或圆的杯子。人性也一样，本来没有善恶的，经过父母、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培养，人就有思想分辨的能力，知道哪个是“善的”，哪个是“恶的”，就有了是非的观念。人之有道德仁义，也就好比是杞柳树，经过人工的雕刻而后成了杯子。

现代对于儿童的教育，有所谓性向的测验，以决定其“可塑性”。例如有的小孩喜欢在墙上乱画，有的小孩欢喜玩机械，看见手表的指针会走动，觉得稀奇，就拿小螺丝刀去拆开来玩。有些讲究性向问题的家长、老师们，就让他去拆，认为这孩子将来可能成为一个发明家。

可是，假如我是这孩子的家长，则不一定让他去拆，最多是破旧不堪的废弃物，才让他去拆。因为小孩子天生有一种破坏性，人性中是具有反动成分的；尤其小孩好动，看见稀奇的东西，非打烂来看看不可。不过也有人生来想当领袖的，也有人生来想当和尚或神父的，这就是性向问题。所以教育孩子，要从其可塑性方面去培养。有时候父母看到子女是不可造就的，就要赶快给予他职业教育，使他将来在社会上站得住脚，能够有饭吃；对于造就不了的，如果一定要他有很高深的学问，出人头地，这是不可能的。一个人的成功，各有各的道理，不一定要书读得多，这就如中国的谚语：“行行出状元”，也就是现代的理论，要注意性向问题，与告子所说的差不多了。

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是讲“性相近，习相远”，这是引用《论语》上所记载孔子的话，至于“人之初，性本善”，并非孔子所说，是宋儒加上去的，后来**孔家店时，都归到孔子头上去了，孔子很是冤枉。在孔子以后，战国时代的孟子，走的是孔子的路线，也是主张“性相近，习相远”的。

同样，儒家另外有一个人荀子，也是学孔子的路线，但荀子主张人性本恶，“善”是后天的教育改造，和告子说的，把杞柳树做成杯子的比喻差不多。例如一个婴儿刚生下来，如果饿狠了，就会伸手猛抓母亲的ru房，不管母亲不母亲，只是自己要吃，所以人性本来是如此的。假使是双胞胎，一个吃饱，一个没吃饱，饿的一个一定会去抢来吃。有一位同学生第二胎前，头胎的女儿只一岁多，似乎知道将有另一个孩子出来，分享她的母爱，所以对母亲特别拍马屁、讨好，也就是在吃醋。所以荀子说，人性本来是恶的，要靠后天的教育改良去转恶成善，这是教育的重要。教育的功能，是把恶的人性改变为善的，荀子的说法，好像是与孟子唱对台戏。

第三派是告子，主张人性不善亦不恶，像树木一样，将来成为什么器皿，做什么用途，都是人为后天的塑造而成的。

不过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子之后，孟子之前，有另外一派理论，就是墨子。他对于人性的说法，后世称之为“染丝论”，他主张人性原来是纯白的，如蚕丝一样，没有任何颜色在上面，而要看环境、家庭、父母的教育、社会的背景、学校教育等等客观条件决定。如白丝一样的人性，没有颜色，染灰色就成灰色，染红色就成红色，染绿色就成绿色。这还是承认先天本来的人性，并无所谓的善恶是非，问题是在后天的教育。

这四派的主张，一直争论到现在，几千年来，成为东方文化中对于人性哲学上的大问题。

现在回头来看《孟子》书上的本文：

孟子说“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桊”，不要看了杯子，就认为杞柳树也是那样方圆的形状，因为杯子的方圆之形和中空，都是经过人工塑造的。这也就是说，人性和杞柳一样，它未来的价值与用途，事先是无法预知的，他的善恶是非，也是无法事先确定的，这是告子的理论。

孟子当然反对他的说法，因此讲：依你这样说，你把杞柳树砍下来做酒杯，是顺着杞柳树本身纹理性能来做吗？还是改变了柳树原来的纹理做成的呢？

要注意这两句话，杞柳树的纹理，是直线长的，一个杯子的中间，硬是用凿刀把它挖空的，这是“戕贼”杞柳之性了；那么人生下来的善良心理，是用人工刻木头的方法，改变了他的本性而塑造出来的吗？你这种思想太可怕、太厉害了，会害了天下的人，会率领天下的人，残害人性的善良面。换言之，这等于近代西方各种主义的思潮，影响中国，影响世界，乱了一百多年。

现在过安定生活的青年，对于这种话，也许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事实上，这是人类社会文化思想的大问题，年纪大的人所关心的，正是这件事。因为历史的演变，时代的推动，并不是经济的发达、钞票的力量、武器的威力，这些只是思想运用的工具而已，而迁动时代变易的根本，是人类的思想。看起来思想是抽象的、无形的，但思想的正与反，只要偏差一点，就影响到整个人类的祸福。

孔子当年做鲁国的司寇时，一上台就杀掉少正卯，就是因为少正卯的思想问题影响力太严重了。西方文化在过去对于人性哲学方面的讨论，太少也太浅了，可以说他们没有历史文化的深厚根基，没有“内明”之学，所以才会产生各时各国各种纷纭的思想。

我们先了解了这一段，就可以讨论了。当然我们的讨论不能偏私，不能说孟子和告子谁对谁错，我们是用一种客观的态度，来作研究。

我们先研究孟子自己的话，在《离娄》下篇中，孟子曾经说：“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以现代语言说出来，就是世界上一般人谈人性的问题，多半说人性的本然而已。他原文的“故”字，很难用现代的任何言辞来表达，因为它代表了很多意思。时隔两三千年，在当时的社会，这个“故”字作什么用，表达什么意思，与现代我们对这个“故”字的用法，并不完全一样，甚至差别很大。

例如古代的“毒”字，同时有治疗的意思，而现代治疗是治疗，毒是毒，没有人以“毒”字来表达治疗的意思了。而且文字与语言是密切关联的，而语言又因区域不同而有异，所以研究文字，还要研究语言。例如“没有”这一口语，闽南人的口语为“莫”，客家人则说成“毛”，温州一带则和英文的“No”很相近，讲作“喏”；江西人则如北京人将“不用”说成“甭”一样，把“没有”两个字，拼成一个音说出来，而且创了一个新字。这些不同的语言，都表达“没有”这一意义，怎能说是谁对谁不对呢？所以语言文字的研究，是一件很烦琐也很难的事。

现在我们“借用婆婆的帕子向婆婆拜年”，引用孟子自己的话，来看他与告子的辩论，那么孟老先生批评人家的话，也是“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了。告子讲杞柳与茶杯，孟老夫子也讲杞柳与茶杯，告子的话是对或是不对，暂且不说，而孟子这种说法，仍大有讨论的余地。

告子以人性比杞柳，仁义比茶杯，仁义等于说是人为的，就像把杞柳人为制成茶杯一样。孟子批评告子的说法，问告子以杞柳制茶杯，是照杞柳木的纹理去做成的呢？还是不顾纹理，硬用人工去雕凿而成的呢？如果是硬雕凿而成的，那你告子的这种主张，是天下的祸害。孟子先用一顶大帽子，把告子的话压下去，盖住了。不过，如果讲论辩的逻辑，孟子这个譬喻是不大合适的。

至于告子的话，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人的天性，究竟是善的还是恶的，还是不善不恶，都是可以讨论的。


水流的问题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告子又用另一个譬喻，他说人性就像是流得很急的水，就像瀑布那样，急湍而来，注入了潭中，东方有缺口，就往东方流；西方有缺口，就往西方流；而自己并没有意思向哪里流，只是哪里低洼，就向哪里流。所以人性，无所谓善，无所谓恶，等于水一样，并没有向东流或向西流的本意。

孟子说：你说水不分东西，流东流西，不是水的本意，这话或者可信，但是难道不分上下吗？

我们以佛家的因明学来说，孟子和告子两家的辩论，在形而上最高哲学引用的逻辑，所应用的逻辑方法，是属于因明学中的“比量”。这是很可惜的错误，因为在论辩学上，“譬喻”本身就是靠不住的。佛家亦常常用水来譬喻人性，但譬喻完了要赶快扫开这个譬喻，所以用譬喻来辩论，或打笔仗，有时是不合理的。这种辩论方法，也犹如诸葛亮说刘禅的话叫做“引喻失义”，就是引用的比喻并不完全恰当的意思，在譬喻上打笔墨官司或口舌官司，往往失去了哲学真正的意义。

就像这里孟子的引喻，他说告子你说得对，水是不分东西，那么水不分上下吗？假如我是告子，我就告诉孟子说，水也不分上下，水是喜欢平的，水之分上下东西，都是势流的关系，是客观的因素，并不是水的本性，水只是平的，所谓水平，是水向上、下、东、西、南、北乱流，那是水势的轨道。

可见孟子是天天希望天下太平，拼命说人心本来是善的，但是，有一点他讲错了，有些急不择言，别人打了一个譬喻，他也跟着人家的比喻去说。古人读他的书，深信不疑；可是现代我们读这些书，就会产生评论。就像儿童时期，背诵、默写，并不懂它的意思；老师说“你大了就会懂”，后来长大慢慢懂了，可也就越看越有问题，越想讨论了。孟子说，人性天生就是善良的，等于水性，天生就是喜欢向下流的。

水性是不是喜欢向下流，这是很难肯定的。我们中国文学中有两句诗说：“天上众星皆拱北，人间无水不流东。”研究天文，在北半球看北斗星，是定在那里不动的，其他的星都对着它转，差不多一年就周而复始，转动一周。第二句“人间无水不流东”，这是中国人说的，严格地说，中国境内的水也并不完全东流，在云南一看，横断山南将地势切断了，山上的茶花延伸数十里如霞如锦，真美；但是怒江的水，湍急如箭，飞鸟难渡，人也根本不要想去采到花了；而那里的河川溪溪，就成为“人间无水不流南”了。在广东也是一样，因为五岭之南，山势向南倾斜下去，到了中东一带，则是“人间无水不流西”了。这些都是地球上知识范围的事，人文文化因时间、空间的扩展，知识也因之扩展而有所变迁。所以今日文化所肯定的观念，说不定将来在另一太空、另一星球上，果真有生命的话，他们的文化也许根本上会影响整个地球的人类文化，这都是且看下回分解的未知数。

孟子又说，水急流下来，我们将它一挡，它就冲到头顶上去了。如果用“马达”机械的力量，也可以把它一激，送到山上去；可是这并不是水的本性，而是另外一股力量加上去的。一个好人有时会对别人使坏，不一定是他的本性，而是受刺激变化而导致的。所以，人一受刺激，什么都可能干得出来，但这不是人的本性。

告子和孟子的这种用比喻的辩论，好像双方都对，也好像都不大妥当。对于孟子所讲的话，我们也可以对他说：“孟老夫子呀！夫子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但是你不仍是因现象来讲人性的吗？你讲的还是形而下的，是以现实资料来讲的。所以现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不管孟老夫子在天上也好，在孔庙东庑也好，西庑也好，假如可能，很想请他来，向他请教一番。

到这里，他总算批驳了两次告子，但并无告子答辩的记录。看上去告子已经吃了两次瘪了，现在第三次又要挨打。


此白非彼白


告子曰：“生之谓性。”

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

曰：“然。”

“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

曰：“然。”

“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

告子说：“生之谓性。”他的这一说法，对人性有了一个界限，他认为人在生下来的那一剎那，就确定了他的个性。这个理论要注意，他指称，人性是脱离娘胎时产生的，和佛家所说“明心见性”的“性”，并不是一样的。佛家所问的是在妈妈未生我以前，我是什么？佛家的本性是在妈妈未生以前最初原始的那个本性，与告子这里所说母亲生下时所产生的本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关于佛家所言之性与告子所言之性的不同之处，我们在这里暂不研究，现在我们看告子第三次很可怜的挨批。

孟子说：“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孟子争辩起来，有时候像外国人在参议院、众议院里争论一般，也许是脸红脖子粗地说：你讲人生下来的所谓人性，是不是讲这个白和那个白是一样的？

告子说：是呀！告子一开头就吃瘪了，假如是我的话，一定会说：孟先生，你讲清楚一点，什么这个白，那个白的？这是白布之白，那是白璧之白。

孟子这样的问话，也等于一个先天盲人，问人白是什么样子？答话的人很难描述，只好说像白布那样白；盲人再问白布的白又是什么样子？人家只好告诉他像白雪那样白；盲人还是不能体会，又问白雪是怎么个白法？告诉他是**一样白，他还是不明白。于是有人就拿一只白鹅来给他抚摸一下，告诉他就是如这白鹅一样的白，走路时会呱呱叫的。这时盲人说，你早这样告诉我，不就好了吗！后来有人问什么是白，这位盲人就曲起一只手来作鹅头状，口里念着“呱呱”。

现在孟子这样问告子，也等于问：**之白，与白鹅之白一样吗？

告子说：是呀！

孟子又说：那么，白羽毛的白，与白雪的白是一样吗？白雪的白，又与白玉的白是一样吗？

告子又吃瘪了，说：是呀！是一样。

于是孟子说：狗的性与牛的性，牛的性与人的性，都一样吗？告子被他一棍子打闷了。

看来告子这个人，学问还不错的，可是在辩论的逻辑技巧上，却是输了孟老夫子一截。

我们仔细想想，孟子辩论人性的问题，辩到这里，可以说已经远离主题了，而问题在于，辩论中引用的譬喻是否恰当。如果在现代，我们作为这个辩论会的主席，一定拿起木槌，在桌子上一敲，说停止辩论。并且宣布说：告先生讲的主题，是有生命之后的人性问题，说“生之谓性”，孟先生，请不要离开主题，说什么白呀白的，又扯到狗性、牛性身上去兜圈子。

这种辩论逻辑，听起来是满锋利的，可是把主题避开了。本来是谈什么是人性的问题，孟先生却扯到狗性是不是等于牛性，牛性是不是等于人性的问题上去了。正如本来讨论“品茶”的问题，可一路越辩越远，去讨论“品酒”，最后变成“品醋”去了。所以他们的讨论，本来是研究问题，结果因为性急，又引喻失义，再加上“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的态度，最后变成争论了。

告子为了人性问题，已挨了孟子三次批。


人性的先天和后天


在我今天看来，对人性的几个问题，中国后世学术界很多人，都以孟子这里所谈的这段话拿来辩论。也就是把孟子说的“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和告子说的“生之谓性”，来讨论人性的问题。我们现在讨论人性，须要了解形而上人性的“本体”问题，与形而下人性的作用与现象的问题，“未生之前谁是我，既生之后我是谁？”究竟有没有一个“我”？假如有，这个“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怎么生的？怎么死的？有形无形？唯物还是唯心？正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一样。假定是上帝创造了万物，又是谁创造了上帝？假如说，上帝是上帝的妈妈造的，上帝的妈妈是上帝的外婆造的，那么谁又生了上帝的外婆的外婆的外外婆？假如说是佛造的，谁又造了佛？或者说，人生本来是如此的，那个“本来”又是什么？这就是哲学，就是大科学，也是宗教的根源。就像说地球是圆的，又是谁使它圆的？哲学与科学都是要想追寻这种问题的答案。

世界上人类有记载的历史，迄今约五千年，事实上当然不止五千年，因为地球的形成，据说就有好几十亿年了。地球上最早是先有人呢？还是先有蚂蚁或蟑螂呢？不管先有什么，那最早的第一个始祖，又是哪里来的？这就是哲学，也是科学，也是宗教。

任何一种宗教，开始时都是为了追求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过后来，宗教自己无法解答，就设定了一个界限，就是不准问，信就好了，告诉你这样，就是这样。哲学也是信，例如说，房子里是亮的，但是总得打开一条门缝，让我看到里面一点点，我才会信，这是哲学家的态度。至于科学的态度，则是一定要进去看看，体会一下才信。所以宗教、哲学、科学，都是为了追求一个本性，一个宇宙万有的本来，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

但是孟子在这里所谓的人性，不是讲形而上人性的本体问题，而是人性的作用与现象。孟子说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都是人皆有之，但这些也都是生下来以后的。中国的道家分先天与后天，先天就是形而上的，后天就是形而下的。先天也就是父母未生以前，那个本性为先天；父母怀胎以后，在胎中已经是后天了。问那些怀过孕的母亲们就知道，有的胎儿在胎中很安静，有的胎儿就会拳打脚踢的，所以人在娘胎就已经是后天了。而本书记载告子说“生之谓性”，就是指离开娘胎以后，这样说来，告子说的这个人性是属于后天的后天了。

所以后世的学术界，是以后天人性的理论，去推测形而上的人性本体。就像孟子说的，这个白就是那个白，那个白就是这个白，也就是天生的盲人弯了手臂成鹅头状，再学两声鹅叫，就认为是白，而形象与白是不相干的。

由此我们了解，本节讨论人性的问题，是以“生之谓性”的这一个阶段的“人性”来讨论的，换言之，是讨论后天的人性。但孔子的思想并不是这样，在尚存的资料中，孔子很少谈到人性问题。根据《论语》及有关资料，我们发现，孔子在这一方面的学术思想非常高深，子贡说他罕言天道事，就是孔子很少说形而上这方面的事。换言之，就是孔子认为这班学生，还不够程度来听这个问题。所以当子路问他，人死以后是不是还存在？又往哪里去？孔子就批评他：“未知生，焉知死”。意思是说，不必问死后到哪里去，先要研究生从哪里来，先要了解生的问题；现在活着的许多问题，都不能了解，如何能了解死后与生前的问题。

孟子所以在那个时候来讨论这个问题，是有其时代的原因的。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已经由春秋到战国战乱了三百多年。说到战乱，近三十年来，在台湾安定中出生成长的人，听到战乱一词，不会有所感受；而五十岁以上的人，对于战乱的苦难艰危，感受太深了。在战乱之中，人的生命毫无保障，一次战争下来，人就大量死亡。像秦国的白起，打一个胜仗，被他活埋的俘虏就是四十万；这些人都是母亲十月怀胎，三年哺乳，费了多少心血劳苦抚育长大的。像这样三五年一次战争，几百年下来，打得民不聊生，而且民穷财尽。

一个社会的动乱越多，人的思想渐渐就对生命起了怀疑，人为什么有这许多苦难？人生是为了什么？人又是怎么来的？人为什么如此争斗？为了这些问题去寻求答案。所以哲学思想的发达，都是在社会极动乱的时候。在极苦难的时代，会产生大学问家、大哲学家；太平时代则产生艺术家、文学家，创作一些艺术品，供人欣赏。所谓“不做无益之事，何以遣此有涯之生”这句话，正是太平人语。

所以在变乱的时代，就研究人性的问题了，因此，孟子、告子他们的时代，远比孔子时代更为严重地来辩论这个问题，这也是历史文化的时代趋势。由古代就可以了解现代，在苦难的时代，才提出人道、人权、民权这些问题来争论，如果在太平时代，自然不需要去讨论这些问题。

现代青年该注意的问题，孟子在后面就会说到：“富岁子弟多赖。”台湾这三十年来，在社会富有安定、繁荣之中，青年们太舒服了，赖皮的也太多了，慢慢到了嬉皮青年的阶段了。
作者: 思过黑鹰    时间: 2026-11-9 11:24

什么是社会责任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

孟子曰：“何以谓仁内义外也？”

曰：“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

曰：“异于白马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与？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

曰：“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

曰：“耆秦人之炙，无以异于耆吾炙，夫物则亦有然者也，然则耆炙亦有外与？”

告子这里又提出一个观念：“食色，性也。”

这里要特别注意，“食色，性也”这句话，并不是孔子说的，而是告子说的。孔子说的是“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告子认为，人生来就要吃；长大了，男人追求女人，女人追求男人，这是人性。

别说人如此，即使一只鸡也是如此，从蛋里出来以后，就要吃；长大了，公鸡找母鸡，母鸡找公鸡，自然如此，这是一种生物的本能，谈不上它的本性是善或恶。那么在人性中，饮食、男女为什么有善恶的问题？那是因为饮食、男女的需要，发生了心理行为，而心理行为与他表现于外的行为，有互相影响的连带关系，就形成了善恶问题。至于其本身是善是恶，那是另外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例如佛家、道家，认为食、色两事，本身就是不良善的根本习气，那也是就形而上来说的；现在告子的观念，是就形而下，是指后天的人性而言。他认为人生下来，食、色两件事是天性——实际上应该说是后天的本能。这里告子说的性，可不要与后世佛家的“明心见性”的性连在一起，混为一谈。告子说，人生下来就要吃，就有两性的相互需要与追求。孔子说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食色是有生命以后的欲望和习气。

告子同时提出第二个观念：“仁，内也”，他承认人性本来内涵的就有仁心，仁慈之心。但是他有一个观念，与孟子的观念不同，孟子是提倡义的，告子却说：“义，外也”，义不是内在的，是外在的。他的意思是说，仁是心性，我们内在的那个善良的本性，不管好人、坏人都有。当看到一个生命死亡，内在都感到这个死的生命可怜，即使坏人也有同样的感受，只是他在行为上不说可怜，而只是叹息而已，但并不可以因他这一个态度，就认为他没有怜悯心，他的内心同样也在怜悯。所以告子认为那个可怜与不可怜的态度，也就是义或不义，是属于外面的行为，而仁乃是内心的。

孟子说：你为什么说，仁是内，义是外呢？

告子说：那个人年纪长于我，我把他尊为长辈，并不是因为心中先有尊他的想法，这与我没有关系。就如那个东西白，这个东西不那么白，于是把这个加白一点，使两个东西一样的白；这个白是外在的，客观的，与我本身没有关系，所以说它是外。

孟子说：依你的说法，白马的白，与白人的白，是有差别，不一样的了？那么，那个马的年长，与人的年长，两个观念是不是一样？我问你，主观的第一个甲的年长，是个真正的主观定义，还是说把乙的这个年长，拉到和甲的年长一样年长，才叫做客观的因素呢？

我认为他们这些辩称，以逻辑学来说，都不高明，彼此都是引喻失当了。什么这个白，那个白；这个长，那个长；都不在主题上讨论，所讨论的，还是辩论的方法，是技术问题。以客观的逻辑，来论辩一个主题的事实，往往会有错误的。研究因明，研究逻辑学以后，发现几十年来，我们许多学说上的错误，都是因为把逻辑拿来当哲学，这是一种很严重的错误。

逻辑上争辩了半天，理论上都对，但是用之于事实都不对了。例如许多事在办公室里拟计划、立法令，理论上、逻辑上都对，但政令由上到下一付诸实施，就“失之毫厘，谬之千里”了。又例如在逻辑上尊重人权，提倡人道，在法律上讲宽大，认为犯人值得原谅。当一个人犯了罪，杀了人，于是说这个人从小的家庭环境不好啦，心理不正常啦，或者讲是社会影响，要社会来负责啦！等等，这都是逻辑上的道理。但在逻辑上进一步研究，要社会负什么责任呢？这个犯人本身就是社会的一分子啊。社会是怎么来的？是个人及家庭、个体与群体综合成的一个概念通称为“社会”，个人个体的行为是自己的问题呀，为什么要让社会为他个人负责呢？每个人应该自己负起责任来才对。

有许多逻辑，初听起来好像蛮有道理的，常常把人搞迷糊了，还跟着叫好。好个什么？都是自己在说梦话。这几十年以来，我们的文化思想跟着逻辑走，逻辑是讨论一个事实的工具，等于禅宗所参的话头“我是谁”、“念佛是谁”一样，话头只是工具而已，不是悟道，如果一旦抓住一个话头，就认为悟了道，这就等于发疯了。

我这个观念对或不对，希望青年朋友们多用头脑去思索。未来的世界，是今日青年的，我们这一代已经老了，未来需要年轻的一代去挑起来，大家要好好为自己的文化前途努力。

我们现在看到告老夫子与孟老夫子，辩论了半天，两个人所争执的都是王大娘的裹脚布，都忘记了王大娘的脚。搅和了半天，还只是两人各拉这裹脚布的一端拔河，拉过来，拉过去。一个说，我拉住了王大娘的脚，另一个却讲，王大娘的脚在我的手里，两人就是这样吵得如此可笑。


云门祖师的三句话


我前面如此说，并非看轻贬低古人，因为纯用逻辑学来讨论，太严肃，也太枯燥，大家会感到头脑发胀，所以轻松一点，用笑话来讲。从笑话中，透露出问题的关键之所在，是透露出真理的方法，这也是中国禅宗的方法。禅宗云门祖师最后归纳起来，有三种言语，如果听了以后，就认为学禅的都应该这样说，那又完了，又是把王大娘的裹脚布，当做王大娘的脚，大错特错了。

云门禅师的第一种言语叫做“随波逐流”，人怎么说，自己也跟着怎么说。人说空的，自己也说差不多，是空的；人说有，自己也说差不多，是有。第二种言语是“截断众流”，例如问“什么是佛？”答道：“干狗屎。”使人无法理解，把人的思想截断。第三种言语是“涵盖乾坤”，包含了一切，是圆融的，怎么看就怎么对。这样也是一种逻辑。

现在我们看孟子与告子的辩论，是随波逐流，而忘记了主题，告子更是被孟子的指东点西，不按拳路的招式，左勾右撩，乱来一通，弄得迷迷糊糊，莫名其妙了。

告子又说：我的兄弟，我就爱他；秦国人的兄弟，我就不爱；爱是由我出发，是我内心的事，所以为内。楚国人那么年长，和我的长辈差不多，所以我很尊敬他，这都是年长的影响，属于外界所以叫外。

孟子说：爱好吃秦人烤的肉，和爱好吃自己烤的肉一样，都是爱吃烤肉，那么一个人的爱好吃烤肉，也有外或不外吗？

这里的理论、逻辑、用的方法又不对，指东说西，指着太阳去争辩月亮，辩了半天，说我爱吃烤肉，我爱吃涮锅，和内仁外义毫不相干。嗜好吃什么，只是生理的反应，湖南人爱吃辣椒，假使一位湖南籍的孕妇，是不是可以用听诊器去诊察一下，这孩子生下来是不是喜欢吃辣椒？湖南人也有不吃辣椒的，湖南人初生的孩子，如果弄点辣椒水到他口里，也会被刺激得哭起来，这只是生理上的反应。

并不是我们在批判他们两位老夫子，因为他们的辩论看来很热闹，当时有人批评孟老夫子，说他好辩。他自己就说过：“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可见他的确有这个毛病，他自己的供词已经摆在这里了。

根据这些辩论，在哲学上严格地说来，不足以服人。看来，我们不得不服释迦佛的因明学，那种严肃的论辩，有时候真是还不了手，主观与客观分得太清楚了。而且一个定义下了以后，如“空即是有，有即是空”之类，硬是辩不了，不可推FAN。再看这里的这些辩论，就差得多了。但是这两位老夫子，对于人类文化有个共同的本性，是绝对正确的，他们在引导人类向善良、平安、安定的路上走，他们的用心是一样的，是不错的。

我们是说，他们论辩所涉及的范围大有问题，这个问题可导致后世的儒家，更喜欢搞文学，不大喜欢搞逻辑。因此到了后来的理学家讨论人性时，因为对逻辑不大清楚而发生很多错误，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希望专家们好好反省一下。下面引出来的，是孟子与朋友辈，与学生辈的讨论。


乏味的辩论


孟季子问公都子曰：“何以谓义内也？”

曰：“行吾敬，故谓之内也。”

“乡人长于伯兄一岁，则谁敬？”

曰：“敬兄。”

“酌则谁先？”

曰：“先酌乡人。”

“所敬在此，所长在彼，果在外，非由内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将曰：‘敬叔父。’曰：‘弟为尸，则谁敬？’彼将曰：‘敬弟。’子曰：‘恶在其敬叔父也？’彼将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

庸敬在兄，斯须之敬在乡人。”

季子闻之，曰：“敬叔父则敬，敬弟则敬，果在外，非由内也。”

公都子曰：“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然则饮食亦在外也？”

孟季子是一个人的名字，古书上批注：“孟季子，孟仲子之弟也。”这还要他解释吗？谁都知道，孟、仲、季，或伯、仲、叔、季，以及冠、亚、季、殿，这些是中国文化下先后长幼序列的名词。四个兄弟之中，长兄为孟或伯，老二为仲，老三为叔，老四为季。一年四季，每季三个月，如夏季，四月为孟夏，五月为仲夏，六月为季夏。这样批注等于不注，未免多余。

公都子是孟子的学生，一次，孟季子问公都子：你的老师说，“义内也”，这是根据什么来的？

公都子说：在行为上，对一切事情都非常严肃，这是内心的出发，所以这就是内。

问题来了，孟季子说：有一个同乡，比我哥哥大一岁，大家都知道要敬长者，像这种情形，我该敬谁呢？

公都子说：当然敬你的哥哥呀！

孟季子又问：在吃饭的时候，当然由我小老弟斟酒，你说该敬我的哥哥，那么我斟酒，该先斟给我哥哥呢？还是先斟给这位同乡呢？

公都子说：当然该先斟给那位同乡，因为他比你哥哥大一岁。

孟季子说：我内心应该敬我的哥哥，那我所敬的是在这里，而吃饭时，我也该先为我的哥哥斟酒；可是因为有一位比我哥哥大一岁的同乡在一起吃饭，我就该最先为这位同乡斟酒，然后再替哥哥斟，这是你说的，是礼貌上的敬。那么依你这样的说法，这个敬是由于外在的因素，而不是发于内在。

我们看了他们的这些辩论，是在说些什么？辩了半天，只是一个内在发的、礼貌上、做人处世的应用问题。例如一个孩子对于自己的父母应该是恭敬的，应该是有礼的，如果获得了一样美味的食物，一定请父母先吃。但这时父亲的义兄在一起，也许父母会提醒一句：“伯伯在这里。”于是孩子该转而送过去说：“伯伯请先用。”实际上在孩子的心里，真不愿别人来分享自己孝敬给父母的这份美味，这就是爱的程度不同。一方面是礼貌的层次不同，爱与敬，每因时间、空间、事情的实质分量之不同，因而在道德上的取舍，礼义上的表现，便在行为上有所不同了。

可是，公都子被他这么一问，嘴巴被堵住了，不能答复。徒弟挨了打，回来告诉师父孟子，说：老师，你那一套义在内的理论，我拿出去跟人家辩论，被批驳得答不出来，吃瘪了。于是一五一十的，把与孟季子辩论的情形报告了孟子，想请老师出场帮拳了。

孟子教这个徒弟，就像律师教不会说话的当事人一样：你这个笨蛋，你怎么不问他，是敬叔父，还是敬弟弟呢？他一定会说，那当然要敬叔父，怎么可以敬弟弟？叔父比弟弟长一辈呀！这时你就可以问他，如果弟弟在尸位，我是该向弟弟代表的灵位行礼，还是向叔父行礼？

读《孟子》到这里，不禁想起古人一则笑话，说唐朝人喜欢作诗，尤其是喜欢律诗。兴起于那个时代的律诗，有所谓颔联和颈联，第三句和第四句，第五句和第六句，一定要在音韵平仄及内容含义上，形成两副联语，必须对仗工整。所以学作诗时，要学对仗，而先生教一套歌谣式的对仗法，所谓：“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等等，由一个字的对仗，到七个字的对仗。

于是有人作了一首律诗，其中有两句说：“舍弟江南死，家兄塞北亡。”他将这首诗请名人指教，人家看了这一联，不禁叹道：你的身世真可怜啊！这位作者说：老师！这是为了作诗，硬对出来的，不是事实。我们看来，他这个“硬对”与真的兄死弟亡的可怜也差不多了。

孟子的这个“弟为尸”，也可能和这则笑话差不多。

就严肃的一面看，弟弟尸位，代表死者，中国文化“死者为大”，纵然老前辈来，也要向死者行礼，这是当然的事情，跟向活人斟酒是两回事。孟子对学生说，你这样问他，他一定回答你：“当然要敬弟弟。”那么你再问他，又怎么不敬叔父，他一定说恭敬与不恭敬，因时间、环境、区域而有所不同，不一定叔父就应该恭敬的。你也说：是呀！因“位”的不同呀。

这些辩论，都不恰当，也没有什么味道，和“舍弟江南死，家兄塞北亡”的诗一样没有味道。假如我们参加辩论，也可以说：依你的说法，死者为大，走在路上，遇到出丧的行列，即使是县令鸣锣开道，也要停在路旁边，坐在轿子里，向灵柩拱手示敬，等灵柩过了，才能继续前进。

可是如果遇到迎亲的行列，县长不但要停在一旁让迎亲的行列先行，而且还要下轿，站在路旁，向花轿中的新娘拱手致敬。因为这位新娘将来可能生一位状元，乃至一位宰相下来，她这个肚皮之内可能价值无比，当然这也是笑话。实际上这是后世受了孔子思想的影响，因为《易经》上说，人伦造端于夫妇，迎亲是夫妇的开始，所以最大，应该恭敬。总之，我们可以问孟子，假如你走在路上，这边来了一个出丧的，右边来了一个迎亲的，两个行列的距离都一样远近，请问你孟老夫子，先向哪一边致敬？恐怕你孟老夫子就忙得很了。

如果以这些事来做辩论，花样可就多了，怪不得孟子挨人家的批评，指他好辩。这是轻松的看法，但是站在严肃的立场来看，孟子的本意，还是值得恭敬的，不过他用的方法有一点歪了，实在不必要用这些方法。

他教公都子，等孟季子说了敬弟是“在位”以后，你也可以答复他，先斟乡人的酒，也是“在位”的原因。所谓“在位”的“位”，并不一定是地位高就应该恭敬，而是说，一人在尸位，代表死者，死是人生中最大、最重要的一件事了。所以“位”是人在一件事上所占的地位，至于该不该恭敬，就看他在这件事上，所占的位置是不是重心所在。

例如，有一个小孩来到我们中间，那他只是一个小孩，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这个小孩是带着一个命令来的，在向我们布达命令时，我们必定要向这小孩肃然起敬，因为此时他所处的“位”不同。所以孟子说，你可以告诉孟季子，敬兄是日常的一种恭敬，而先替乡人斟酒，那是在日常之外的特殊情况，因为乡人处于宾客的地位，所以是临时对他的一种恭敬。

辩了半天，其实就是这样的两句话。


定与敬


公都子得到孟子教的这一招，又回来跟孟季子打舌仗了，把老师的话重复一遍，可见公都子并不高明，他只是把老师的一套照背。而孟季子这个人并不胡涂，听他讲了以后，对他说：敬叔父，也是恭敬；敬弟弟也是恭敬，可见恭敬在使用的时候，因为“位”不同，对象就不同了。可见敬与不敬，不是在内的；而敬与义之间是在外面，外面对象不同，就有敬与不敬了，可见你老师所说敬是内在的，还是不对。

这一下公都子好像也聪明起来了，他说：那不然，冬天冷，就要喝牛肉汤，吃火锅；夏天热，就要吃冰水。

公都子这句话，仍是有问题的，如果我是孟季子，我就说：你讲的饮食，也还是因为冷才吃牛肉汤，因为热才吃冰淇淋，冷与热还是在外，不是在内呀！

其实，连孟老夫子也没有对徒弟交待清楚，孟季子讲的“敬”是敬礼之敬，是行为的，属于外面的恭敬之敬；孟子所谓的“敬”，是内心管理自己的恭敬之敬。为了一个名词，又在那里争，所以说他们专门把王大娘的裹脚布，拿来两头扯，然后双方都说：王大娘的脚在我这里。

古人学佛的有诗：“心想入定终非佛，人到无求不羡仙。”学佛的人，入了定并不是成就了佛，佛在定与不定之间，虽然打坐入了定，但这并不就是成佛了。“人到无求不羡仙”，人生做到了一切都不求的时候，神仙也不要当。人为什么想求长生不老？因为怕死，遂有所求。这两句诗真好，正如一般人学佛，以为盘起腿来，闭上眼睛，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定，那是死人，不是定。

人生的人格确定了，例如我决定做好人，不做坏事，那不是打坐可以做得到的。遇到外界的引诱、胁逼，仍能无动于衷，这不需要打坐，而是见地的确定，就叫做定。所谓“知止而后有定”，定的道理，不在外，不在内，不在中间；定者，就是孟子所讲的“敬”。孟子说的内在的“敬”，就是这个定，是人生观点、目的、立场，确定而不变，那就是“敬”。而他们用先斟谁的酒，祭祀先向谁行礼来辩论，根本毫不相干。孟老夫子的学生更不行了，到了外面跟人家辩起来，还是连连吃瘪。


各派的人性论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

在中国文化哲学中，这里是讨论人性的基本重要问题，人性是善的吗？是恶的吗？或不善不恶的吗？

孟子的学生公都子向老师请教，他说告子的意思说，人生来的时候，无所谓善，也无所谓不善。

另一个说法是，“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这一个观点，牵涉到历史哲学，牵涉到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它的意思是，人性可以为善，也可以因环境引诱而为不善。

这一个观点就很奇怪了，以现代的话语来说，就是环境在影响人，人性本来无善恶，但受时代、环境、物质的影响而变。这理论是谁提出来的？在《孟子》一书中没有说明，只是说有人如此说而已。但是，假如以佛学的名词说来，人性的善恶是“依他起”的，受时代、文化、环境等等的影响，就是属于“依他起”。而这一派主张的人也说：当时代太平的时候，如周文王、周武王的时代，上面有最好的领导，有最善良的政治，是安定的时代，所有的老百姓跟着都好善；而同是周朝，在周幽王、周厉王主政的时候，由于暴虐之故，政治最坏，社会最不安宁，国计民生都艰困的时候，全国人民受影响，也都残暴不仁了。

这一派以这样的历史事实，来证明人性可以为善，亦可以为不善的理论。

公都子又说，还有另一派理论主张，原则上很难确定人性是属善，或属恶，有些人一生下来就是性善，有些人天生就是不善的。所以，像尧是一个圣人，而当尧这样的圣人当皇帝，也是圣治的时代，是良好的环境，可是仍然有坏人，例如舜的兄弟象这样的坏人。他又说，瞽瞍是舜的父亲，瞽瞍夫妇都不大高明，瞽瞍非常顽劣，他的太太也是非常泼辣的女人，像这样的父母生的儿子舜，却是一个大善人。这与现代的遗传学有关，在社会上常常可以看到，善良的父母生的儿子喜欢捣乱；而霸道横行的父母，生的儿子反而很善良。如果将遗传学与佛学合并起来研究，在佛学中，名之为“增上缘”，意思是说人的善良或不善良，父母的遗传因素，只是一种“增上缘”；他本身自前世带来的为“亲因缘”；而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些因素连续下去为“所缘缘”；循环不已，轮回不息为“等无间缘”。这四种缘合起来，就是因缘。

公都子继续说：有一派认为，以尧这样圣人为君的时代，会有象这样的不良子弟；以瞽瞍这样顽劣的人为父亲的家庭，会有舜这样的孝子圣人；以纣这样暴虐的领导人，他的叔父微子启、王子比干等，原本都是贤良忠烈的人士。

在中国的历史上，当时代不善良，领导的君主往往残暴不仁；但这残暴的君主，却都是第一流聪明的人，武功好，力气大，头脑聪明，就像纣王。又如李后主，词写得好，其他帝王如果和他比较文章，连当他的学生都不够资格。所以当赵匡胤看了他的词以后说：李煜，你如果以作词的聪明才学，用在政治上的话，哪还有我的天下！

这一段举例，只说明在一个家庭之中，有好的人，也有坏的人，可见性善的，性不善的，各人不同，并不完全是遗传因素。

公都子举出三派不同的主张后，问孟子说：老师你主张人性是善的，难道他们的理论都错了吗？

孟子走的是孔子的路线，《论语》中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说人性本来是善良的，其不善，是由于历史的背景、时代的环境和种种客观因素影响所致。不过孔子并没有说明，他所指的人性，是父母未生之前，或父母生出来以后。但是，我们记得告子说的：“生之谓性。”人性是由出生以后开始的。

孟子走的是孔子的路线，《论语》中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说人性本来是善良的，其不善，是由于历史的背景、时代的环境和种种客观因素影响所致。不过孔子并没有说明，他所指的人性，是父母未生之前，或父母生出来以后。但是，我们记得告子说的：“生之谓性。”人性是由出生以后开始的。

几千年来大家都讨论人性问题，但因所用的事例、数据和理由，都是把形而下行为的性善性恶，扯到形而上的本体去讨论的，所以永远说不清楚。

告子这位当时的哲学思想家，虽然他的研究也是有相当根据的，但是他下了一个界限，所指的“性”，是人出生以后的人性。并没有讨论宇宙万有最初的人类从哪里来，或者第一个人是好人或坏人，或者第一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因此问题就大了。总之，这一界限，使问题始终没有讨论到哲学最高的中心上去，后世就以人性善恶的问题，在这界限内讨论。从哲学与科学的立场看来，这种讨论只是“隔靴搔痒”，永远抓不到主题，可是对于文化思想，却发生了极重大的影响。

“性无善无不善”是告子说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另一派说的；还有一派说“有性善，有性不善”。其中谁是谁非，很难断言。不过韩非子曾经提到这个问题，也说有三派理论，和孟子这里所说相似。告子主张“性无善无不善”，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认为善良是受教育而成，所以强调教育的重要。

“人之初，性本善”，读过《三字经》的人都知道，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习就是习惯、习气，人性本来是善良的，是后天的习气搞坏的。这两句其实可以不用相字，而成为“性近习远”，本来原始的人性是接近天然天道，是善良的，因为人的习惯慢慢学坏了，而且越来越坏，也就离天道越来越远了。

根据西方文化的宗教哲学，如做彻底的研究，《新约》《旧约》中讲到人性，说是亚当在伊甸园中，吃了一个苹果就变坏了。而佛法中没有说世界是谁创造的，至于世界上的人种，是天上来的，与中国上古史的说法相同。佛家说，地球与另外的星球，经常有交通来往，光音天的人，本身就放光，在空中飞行，但是到了地球上，吃了地味以后，身体就加重了，不能飞回去，就留在地球。所谓“地味”就是食盐，又经过许多年后，才有男女婚姻。所以不是吃苹果吃坏了，而是吃地味吃坏了。

中国道家的说法又不同，反正有各种各样的不同说法，但上古神话都是说，上古的圣人是从天上降生下来的。例如说尧，是他母亲梦见黑龙，有了交感而怀孕生尧；又如一个母亲，踩了一个巨人的大拇趾印，心灵得到感应，便生下了圣人弃。种种说法都认为，是人天相互交通的世界，人类与太阳月亮这个系统，本来离不了太远，后来大概人类越来越坏，就离日月越来越远。就科学上言，道家的一些说法，理由也说得通。这些都是与人性研究有关的数据，对于这些数据的本身，在这里无法作深入的探讨，只好暂时搁置，不要扯远了。现在我们看孟子如何答复他的学生公都子。
作者: 思过黑鹰    时间: 2026-11-9 11:40

人的四种心理


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

孟子说：人之所以为人，是天性中有真正善良的性情，人有真性情，就是至善，善行是由真性情来的；没有真性情的人，如果说他能行善，应该是有问题的。

学科学和学哲学的就要问了，什么样的感情叫做真性情呢？喜、怒、哀、乐都是情；生气、流泪、笑，也都是情，哪一种情是真性情呢？在心理分析上又是一个问题，须另外去解说了。不过孟子认为有情就可以为善，为忠臣、孝子，作好人；换言之，世界上的好人，一切圣人，都是有真感情的人，这才叫做善。

因此，孟子的说法，有真性情就是至善。注意“性情”这两个字，它是从《礼记》中来的，在文学中，对人物的描写，往往说某人为性情中人，或某人有真性情。真性情不是假性情，是天真的性情，中国古代这种人很多，例如忠臣、孝子，像文天祥、岳飞、二十四孝的人物等等，都是所谓真性情中人。孟子所谓的情，就是指这个真性情，当然与真性情相对的是“假性情”，那是完全不同的。

他说人有真情，就有善意，而表现出善的行为，这就是善。可是有时候人会有不善的行为，并不是因为他的才能好否，或头脑好坏问题；更不是说投胎的时候，随便抓了一个猪脑、狗脑到头壳中去，出生以后，因而成为不善。这里孟子提到的四种心理：“恻隐之心”，看见一点可悲之事就掉眼泪的，所谓妇人之仁；“羞恶之心”，对一些事感到脸红，而厌恶不为；“恭敬之心”，对某人某事非常恭敬，如小孩到了ji 督教的教堂、佛教的庙宇、孔庙、关帝庙、妈祖庙等，都会下拜；“是非之心”，就是辨别是非的心理。这四种心理，每个人都同时具有，这是孟子学说中所讲心理上的四端，就是四种心理的大现状。

孟子说每个人都有这四种心理，这是对的，不过我们研究动物学，动物有时候也有这四种心理。有时给一根骨头喂狗，同时骂它一声，它会望你一眼，然后走开不吃，这就是“羞恶之心”。如果把动物的心理加上去看，那么佛学的说法就对了，就是说，一切众生的心性有相同之处，不是只有人类才如此伟大。这又是另一个问题，只提出来给大家注意。

孟子说：扩充了人类的“恻隐之心”，就是“仁”；扩充了“羞恶之心”，就是“义”；扩充了“恭敬之心”，就是“礼”；扩充了“是非之心”，就是“智”。这是中国文化的仁义礼智四端，人性应该是具备了善良的、光明的、庄严的一面。所以仁义礼智，并不是受外面事物的影响而来的，而是人性本来就有的。所以，欲求仁心仁道，向内求就得到了，如果不求，就失去了。“或相倍蓰而无算者”，其间得失的差别，有一倍至五倍之多，甚之难以计算。（古代加一倍为倍，五倍为蓰）。所以人的心理，由于时代等等各种影响，不知内求仁心仁道，反而把善的天性变成不善良了。

《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孟子说到这里，引用《诗经》和孔子的话来告诉学生。中国古人讲学问，不讲是自己的创造；不像现代的人，要推FAN别人的，而标榜是自己的创造。中国古人虽是自己创造的学说，也是受古人学说的影响而来的，所以总讲一个根据。这两种态度，两种方法，完全不同。在我们这一代，写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引用了别人的话，如果不注明是来自某书或某人所说，就叫做偷，脸都会羞赧；而现代的人，是将别人的话全盘偷过来，据为己有。这也是时代的不同吧！

孟子说到这里，引用《诗经》和孔子的话来告诉学生。中国古人讲学问，不讲是自己的创造；不像现代的人，要推FAN别人的，而标榜是自己的创造。中国古人虽是自己创造的学说，也是受古人学说的影响而来的，所以总讲一个根据。这两种态度，两种方法，完全不同。在我们这一代，写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引用了别人的话，如果不注明是来自某书或某人所说，就叫做偷，脸都会羞赧；而现代的人，是将别人的话全盘偷过来，据为己有。这也是时代的不同吧！

孟子走的是历史传统文化的路线，他举出《诗经》上说的：“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夷，好是懿德。”上天生了人就有人性的法则，有物就有物理的规律，人性在秉赋上，所喜欢的是善良，有道德感。道德观念

道德观念，西方与东方不同，古代与现代不同，表达的工具言语文字也不同，但道德的作用是一样的。如孝顺父母，西方人也一样的，只是表达的方式与形态不同而已。中国人以奉养父母为孝，假如物质上奉养，精神上怨怼，比不养还差；西方小家庭制度，虽然父母不生活在一起，而心理上的恭敬顺从，还是一样的，所以人性上好道德的心理是相同的。

他又引用孔子的话说：古时候作这首诗的人，是有道的，人类的人性与自然界的物理，自有其天生的规律，人性的善良，就是自然法则，就是人性的规律。

现在我们来讨论孟子的学生公都子，所提出当时对人性问题研究的三派主张：告子说，人性无善无不善；另有人说，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都是受环境影响；第三派人说，人性有生来是善，生来是不善，不一定受环境影响。在孟子答复公都子的问题中，说了半天，还是强调人性是善的。但是在所有的辩论中，最可惜的，也是我曾再三指出的，是他们对于人性之先天与后天的界限分不清楚。他们所讨论的是善或是恶，到底是人出生以后，还是出生以前的人性？在宇宙万物没有开始以前，是唯物的或是唯心的？宇宙万物又是怎么来的？如果讨论到这种形而上的问题，那么各方面所举的例子、资料不够充分，有许多更是辞不达意，站不住的。如果所讨论的范围，只限于由父母生下来以后的人性，那还勉强可以讨论。


孟子性善说的疑点


至于孟子所强调的性善之说，在前面他就举例说，人们看见残忍的事情，个个都会觉得可怜，会有同情的心；他更提到，假如看到一个婴儿掉到井里了，不管是仇人或坏蛋的孩子，都会去救。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并不一定。像越南这一次逃难，人掉到海里却没有人救，而且还吃人肉。或者说，这情形特殊，因为是在逃难的当中，是环境的关系才有这种现象；可是在承平的时候，有人看到仇家的孩子落水淹死，还会认为这是报应，心里可能暗自高兴呢。

再说，若看见残忍的事掉眼泪，就是仁慈，这种理论不但我们存疑，明朝的张燧也曾提出意见。他认为别人读书看事情都没有眼睛，只有他这个人，有千百只眼睛，读书看事情最清楚透澈，所以他着的书，题名《千百年眼》。他书中说，孟子的性善说，并无定论，孟子自己说来说去，也拿不出标准。他说：

性相近一语，千古论性之宗，不可易也。孟子道性善，然亦不能尽废或人之说。玩其言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曰“乃”，曰“可”，皆拟议推敲之辞，即性相近之意。言及声色臭味，则曰：“性也，有命焉。”又曰：“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孩提之爱生于欲，所欲在乳，顺之则喜，拂之则啼，与告子“食色性也”何殊乎？其曰性善，或是言性之原耳。朱元晦无极太极之辨，此为鼻祖。

张燧认为，孔子说的“性相近”这个道理，是千古以来讨论人性所遵从的，而且是无法推FAN变动的；但是孟子主张的性善，却无法说服其他人，推FAN不了别人的主张。仔细研究孟子的话：“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这三句话中的“乃”字“可”字，都不是肯定词，只是“也许”“可能”这种两可之词，这种话，是不能确定一个事实或真理的。如果打官司的话，这种用词不会被法官接受，因为这类话是靠不住的，也没有证据力量。

张燧文中又说：孟子认为，眼睛欢喜看漂亮的东西，耳朵欢喜听好的音乐，鼻子欢喜香气，嘴巴欢喜吃好的，这都是属于人性；其实这与人性是不相干的，只是官能上的一种反应而已。

他指出孟子所说：孩子没有不亲爱母亲的，便说这是性善的表现；其实孩子们喜欢亲近他们的母亲，只是为了要吃妈妈的奶水。现在更看得清楚，如果妈妈不亲自哺乳，而用奶瓶喂牛奶，那么这孩子喜欢的，是那个奶瓶和喜欢含奶嘴了。所以他说，孟子以现象来解释人性是善的，也是说不通的。

不过，张燧最后也说一句原谅孟子的话，他说：不过孟子也许是对的，孟子所说性善的性，是形而上的，是父母未生以前的，那个人性是善的。这样的理由是可以的，像朱熹提出来讨论无极与太极的道理，就是根据孟子所说这种形而上的性善之说来的。

张燧的《千百年眼》中，又引用了另外一只眼睛，此人也是明朝的一位才子，也是在当时学说界中反对派的重要人物之一，就是李卓吾的好友袁中郎。因为他在三兄弟中居次，所以人家称他为中郎，名石公。他说：

这是说：孟子讲了半天性善，他引用的资料，都不是性的问题，而是人的感情作用，性哪里能说是善或不善！人性本来是寂然不动。——李卓吾、袁中郎他们本来是学禅的，对于形而上学有更高的见地，孟子如果与他们同时的话，孟子一定吃瘪，无话好说了。——如果在此寂然不动上，再加一点什么，就已经非本性了。

他说：孟子认为，“恻隐之心”就是“仁”的开始，孟子曾举例说凡是人，见到一个孩子掉到井中，不问是邻人或仇人的孩子，就会惊呼为孩子求救，或自己伸出援手。如果这种行为就是人的本性，那么，看见漂亮女人就想追求，看到钱就想据为己有，这些很自然的事，难道都可以说是人性吗？

袁中郎这些话，亦很有道理，我们在街上看见汽车轰然一声相撞，也会很自然地大叫一声哎哟！难道这就是“仁”吗？这只是害怕而已。饿了看见馒头咽口水，那也只是肚子饿而已，不会看到馒头就想到别人的饥饿，而是恨不得一口吃下去，别人没看见最好了。

从这些理由中指出，孟子所讲的人性，就有这许多问题。但是，我们回过来看，孟子在《告子》这一篇书中，为什么一开始强调人性问题，把人性问题说得那么严重？这个问题，使我们不由产生了感慨，人类的历史，到了最困苦、最紊乱的时代，哲学就出来了，因为要研究人性，人为什么要战争？人为什么要如此残忍？社会为什么如此动乱？

这篇书连下去，就是一个时代的反映，在战国时代的国际间，所发生的问题，也等于我们现在国际间的利害冲突，和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现代的人，也提出人性、人道、人权问题，跟战国时代，完全是一样的。

接着孟子就提到青少年问题，由此可知那个时代的动乱。几百年动乱下来的结果，到了孟子的时代，人的悲哀痛苦，达到了极点。所以一般学者就热衷研究人类的基本问题，人为什么会这样？于是这些学说就产生了。由于孟子倡导仁义，而讨论到人性的基本，当然也涉及到青少年的问题。


年景好坏子弟不同


孟子曰：“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岁”与“凶岁”，代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经济状况。遇到丰收之年，社会经济就安定，再经过十几年经济安定的社会，所出来的年轻子弟，没有出息。像目前二三十年来，台湾生活安定，青年由幼儿园直到大学毕业，虽然看到航天员登陆月球，看到开井勘采石油，知道了物理上的天高地厚，可还不知道事理上的天高地厚。

多年前我就说过，我们这一代青年，实在很可怜，越来越没有用了。不要只看教育普及，学校增多，国家始终离不开军备，青年近视如此之多，射击训练不能瞄准，加上优裕的生活，一点传染病都抗拒不了，真是不得了的糟。所以安定社会，富庶生活中培养出来的青年，会越来越糟，国家社会富庶到极点时，下一代自然就会衰败。再看家庭艰难困苦，父母节约俭省，有钱以后，就搞四个子，房子、车子、妻子、儿子，有了“四子”，就无子可玩了。

说到“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如果看作个人治家的理论，则可改为“富家子弟多赖”，但是下面则应该改作“贫家子弟不一定多暴”了。

孟子说，“赖”与“暴”，并不是天生如此，不会是父母的营养好，生的孩子就一定多赖皮，营养差的父母，生的孩子就“多暴”，这是受环境影响而形成的不同作风。

到了这里，孟子自己的理论，也有了矛盾。只有自圆其说了，他也承认，人的个性是受了环境的影响。


性质与本性


今夫麰麦，播种而耰之，其地同，树之时又同，浡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虽有不同，则地有肥硗，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也。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故龙子曰：“不知足而为屦，我知其不为蒉也！”屦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他举的例子说：比如种麦子，种子是一样，地点相同，播种时间相同，但收成时则不全同，这是由于人为的因素。有的人施肥恰当，就收成多；施肥过多或过少，收成就不同了。对于人，有的家庭教育恰当，培养出来的孩子很好；对孩子管教过于严或疏于管教，孩子的品性又不同，这都是人事的问题。

他归纳说：同类都是相似的，本性差不多一样，所以我们不需要怀疑，圣人是人，我也是人，凡是人都可能成为圣人。

这是孟子的理论，道理也不错。不过，我们看到有些人的头脑，的确与众不同，如果根据孟子比喻的逻辑来说，是大有问题的。一个麦子，或萝卜，或甘蔗，总之任何一种植物，种的地方相同，气候也相同，一切都相同，当然还要看人工的管理，管理好的，种出来特别好；管理不好的，当然质量都不好。

可是，相反的论调也多，例如：种在马路上的树，有人专门管理，可是种下去不到两三个月，就枯黄凋谢了；而在深山中的神木，谁也不去理会它们，可是它活了几千年，仍然枝繁叶茂，这又怎么说呢？——这是反对理由之一。再仔细去看麦子、谷子，在同一茎稻麦上，有几粒稻麦长得特别肥，有几粒则其中是空虚的，只有一个壳子，而它们又都是同一株根长出来的，这又怎么说呢？由此而推论人，同一对父母，生下来的子女，在同胞兄弟姊妹中，有的非常聪明，有的却十分愚笨。个性内向的，一句话都不说，个性外向的，说话滔滔不绝，在人际间活跃非常。这又是什么道理？难道也如种麦子一样，给了两样的肥料，人事不齐吗？父母对他们都一样啊！所以你说人都是人类，圣人是人，我也是人，恐怕圣人生来的时候，他里面就带了一个“圣”，而我里面没有带“圣”来，怎么办呢？这些都是相反的理论。几千年来，和孟子唱反调的非常多，后世对孔子比较更多谅解，而对孟子不大谅解。

我们现在，只举出古人这些与他相反的理论，但不下评断语，不去说哪一方面对。


吃美食听美乐看美人


口之于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何耆皆从易牙之于味也？至于味，天下期于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于声，天下期于师旷，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易牙是春秋战国时代的著名大厨师，专门做菜给齐桓公吃。告子说的，“食色，性也”，齐桓公对这两样都嗜好，尤其好吃。有一天他说天下好吃的美味，都已经吃遍了，可是没有吃过人肉，不知道味道如何。第二天易牙就端了人肉上来，齐桓公吃了，果然味道不错，问起哪里来的，易牙告诉他，是将自己的婴儿杀了，做菜给他吃。这就是易牙，可以说是拍马屁的祖师爷。不过自古以来，中国人只知道他最会调味，菜做得最好。

孟子说，一样东西好吃不好吃，大家的说法都一样，像易牙做的菜，大家都觉得好吃，是因为他知道人的口味是一样的。但同是易牙做的菜，狗去吃，马去吃，是不是觉得好吃，就不一样了。

孟子这一段话的问题太大了，如果我是孟子的老师，一定用红笔把它勾掉。易牙做的菜好吃与否，当然我们没有吃过，但齐桓公是山东地方的人，大概也喜欢吃大蒜大葱的，如给南方人就不会喜欢；南方人喜欢吃鱼腥海鲜，别地方人怕死了；四川人喜欢吃辣椒，江浙人碰也不敢碰；咸、甜、苦、辣、酸，五味俱全的怪味鸡，川湘人士所爱好，江浙人吃了要昏倒。所以天下的异味，好吃或不好吃，完全是习惯养成，不能用来讨论人性。再说，人觉得好吃的，差不多狗也喜欢吃，外国人专门饲狗的罐头食品，人闻起来还是蛮香的。所以用这个来讨论人性，作为答辩书的理由，法官看了这一条，在判决书上，一定用“显无理由”四个字，批驳回去。

孟子又说，耳朵对于音乐，也是一样的。他又举出春秋时的师旷来。师旷为了研究音乐，故意把眼睛弄瞎，专门用耳朵来辨音，孔子为了学音乐，还曾经拜这个人为师。

孟子说，天下的人，都喜欢听师旷的音乐，可见人的耳朵也是相似的。其实并不然，拿现代来说，有的人喜欢古典音乐，有的人喜欢爵士音乐，有的人喜欢民谣，有的人又喜欢热门音乐。以我们中国的音乐而言，笙、箫、鼓、笛、三弦，也各有所好。例如爱好热门音乐的人，问我是否好听，我说好听，其实根本听不懂。有许多人去听，声声叫好，实际上他也听不懂，只是爱时髦，人人说好，也只有跟着说好，免违众意而已。说好的人，真正能懂的，未见得有几人。所谓高山流水，也是以自己的意识，去配合那乐音产生的幻觉而已。台湾夜间卖茶人，开水蒸气冲壶孔的尖锐哨音，如对不知道的人说，那就是鬼叫，听了不害怕才怪。所以音乐之美好，并不只是音乐的本身，而是听的人意识配上去而成的，因此孟子这一条理由，也不大能成立。

孟子又说，眼睛看见漂亮的东西，谁都知道漂亮，如子都，大家都知道子都漂亮，不知道子都长得美的，是没有眼睛的人。子都是春秋时郑国的美男子，有宠于郑庄公。

但是，男子美不美，也很难肯定。如民国以来，有两个美男子，一个是汪精卫，一个是梅兰芳，看来看去，也不过如此。各人的审美观念不同，有人喜欢瘦的，有人喜欢胖的。

这些理由，实际上都不能成立。其实孟子不必另找旁证譬喻，只讲理论就好了，只说，人的口要吃好的，耳要听好的，眼睛要看好的，这个理由很充分，不必再说什么叫做好的，不必举例了。爱吃辣的，辣椒就好吃；爱吃甜的，糖就好吃；爱吃酸的，泡菜就好吃。可是不能拿我爱好的标准，当作别人爱好的标准，例如爱吃辣的，有人吃一点点就过瘾，有人要吃到头上冒出黄豆大的汗滴才算过瘾，也有程度上的差别，眼、耳、鼻、舌、心，也都要求享受的。所以我们的亚圣孟老夫子，实在很可惜，他如果把这些譬喻都拿掉不说，就蛮有道理。因此做学问、讲演或做论文，千万不要轻易譬喻，倘使譬喻引用得不好，把原有的道理也破坏了。

孟子说完了这些譬喻，作结论说：“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他的重点在这里，这话是对的，他拿掉了譬喻，说口喜欢吃好的，耳喜欢听好的，眼都喜欢看好的，口、耳、眼都有同好，可见心也是相同的。

这个理由当然对，可是不要进一步讨论“心”是什么东西，否则大问题来了。所以这个哲学，研究到了这个程度，就不像孔子，孟子被后世许多人反驳、批评与讨论了，问题就出在这里。尤其他用的譬喻，有许多问题，对时代也不大合适。而他的重点，一切归之于心，认为人心是相同的。

他说：人心何以会相同？因为天下的真理只有一个，道理相同，义理相同，所谓圣人，不过是先知觉后知，圣人先明白，先明心见性了。

他这一节书，文章很长，用的理论譬喻也很多，从知识更广博的今日时代看起来，不大恰当。后世以迄于今，许多人认为有碍难接受的地方，都是逻辑上的问题，理论方法上的问题，并不是基本主题上的问题。基本上孟子所强调的，就是人心是相同的，理义是合一的。至于理与义到底是什么东西，且看下文。


“息”的修炼


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櫱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

在中国文学中，一个人年纪大，头发掉光了，形容为“牛山濯濯”。这个成语，就是出自《孟子》这里。

牛山是齐国郊外的一个山，孟子当时所见到的，是一个光秃秃的山，等于高雄近郊水泥厂后面的半屏山。十几年前我去高雄时，山上还有树木；经过十几年的挖土炼水泥，以及工厂烟囱的烟尘喷洒，山上草木不生，已经不成其为山了。孟子当时所看到的牛山，就和人剃了光头一样，完全是光溜溜的。

孟子说：试看牛山，那么光秃秃的，连小草都没有，为什么会如此，因为没有人去保养它，而又位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的郊外，所以一般市民老百姓为了方便，都到山上砍树来当柴烧。大树砍光了，刚刚长出的小树，又砍下来了；就是长出来的草，也被老百姓放牧牛羊吃光了，于是牛山永远长不出草木来。这并不是山林的本性不长草木，而是因为人事的关系，把草木弄光了。可是一般人，看见牛山光秃秃的，就以为牛山不会长草木，这怎么是山林的本性呢？

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

他说：人天生就有良心，有仁义，为什么到后来会变成没有了呢？那是受了环境的刺激，等于山上的林木，天天用斧去砍伐，放牛羊去吃草，就是最美的山林，也要变成不美了。人本来有良心的，只是遇事受了刺激，社会给了他痛苦，以致忘记了本性的善良，在外界的影响之下，失去了善良之心。

这里孟子是讲修养工夫，他的真工夫来了。前面他讲道的理论，我们还得讨论他一番，现在讲到真工夫了。他说人不可“旦旦而伐之”，这句话，青年们要特别注意，很多文章中，都引用这句成语，意思就是天天继续不断地消耗。例如，嗜好打牌的人，天天打牌，消耗精神体力，几年打下来，终于有一天，突然倒在牌桌上死了，这就是“旦旦而伐之”的结果。有的人，吸烟数十年，烟瘾越来越大，劝他不要抽，不可“旦旦而伐之”，可是他不听，结果也是罹患肺癌，要开刀治疗了。男女之间也如此，所谓“人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也是“旦旦而伐之”。所以这句话，已被广泛地引用，尤其是修道的道书上，用在生理卫生和饮食男女方面，特别引用这句话来提出警告。尤其是酒色两字相连，更加严重，指为“犹如双斧伐柯”，好像是两把斧头在砍，人的生命像一棵树一样，酒色就是两把斧头，“旦旦而伐之”，没有不砍光的。

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复，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

现在，孟子讲到养心的工夫。他说：不论山上的树木也好，人的身体生命也好，心里的思想也好，要给一个宁静休息的生长阶段。

这个“息”字要注意，后来中国的道家，把呼吸的气叫做“息”，就是根据《易经》上“盈虚消息”的“息”而来。后来佛家天台宗修小止观，叫做修息。呼吸并不是“息”，是当呼吸调匀充满了，在不呼也不吸之间的那一段，叫做“息”。所以我经常告诉学佛修道做工夫的，去观察刚生下来的婴儿，躺在那里睡觉，一呼一吸，胸口起伏，在此呼吸时，不一定是睡着了。真正睡着时，是胸口起伏突然停止了一下下，不呼也不吸，这个时候就是“息”。生命的成长，就在“息”这一阶段，所以修止观、做工夫、养气，乃至修瑜珈术，作呼吸观，最重要的是这个“息”。

所以孟子做工夫的体会，也告诉我们，不管植物、动物，生命的成长，就在“其日夜之所息”，真正的休息，就是放下一切不管。休就是放下，息就是一切平静下来，不管、不动，就是休息，这是做工夫最重要的。念佛的也好，参禅打坐的也好，修止观的也好，修道家也好，修密宗也好，大原则就是“息”，不到“息”的阶段，工夫就白做了。如果只是一肚子的妄想，这样想想，那样搞搞，有人吸气把空气吸到丹田，那有什么用？丹田那里，是腹腔中的大肠的部位，把气灌到大肠，通大便而已，那并不是“息”。“息”者心念静止，呼吸静止，才叫做“息”。不要以为这只是理论，这就是工夫，孟子做到了，他如果没有做到这步工夫，就说不出来。

尤其他讲到“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令人感叹！读前面他与告子的辩论，只有哑然失笑，夫子是夫子，圣人是圣人，但读到这里，不禁肃然起敬，孟子到底是圣人的修养，与众不同，工夫非常踏实。
作者: 思过黑鹰    时间: 2026-11-9 11:42

正子时的平旦


什么是“平旦”？就是标准时间的凌晨零分。再正确一些，就是地球自转，当我们所处的位置，正好对准半夜的时候，就是“平旦”。假如把地球当作一个西瓜，在我们自己所处的位置下刀，一刀笔直地切进去，在出刀的那一面正对准太阳的时候，就是我们进刀这一面的“平旦”。这就是进入正子时的时候，也是当地标准时间。夜间十一时至凌晨一时为子时，而十一点至十二点为夜子时，十二点零分至一时为正子时。现在，全国实行的标准时间，不是夏令日光节约时间，是中原标准时间。

所谓中原标准时间，过去有时是以北京的时间，有时是以南京的时间为准，但中国幅员广大，离开中原东西方，当地时间与中原时间就会有差距，距离越远，时间差距就越大。如台湾和日本两地的标准时间，就会相差一小时，如果到了新疆、蒙古、西藏，就会相差一个时辰以上，所以最标准的时间，是当地的标准时间。现在拨电话到气象局对时，方便多了，但所报出的时间，仍然是中原标准时间，与当地标准时间，仍有或多或少的差距，如花莲与台北的时间，就有实质上的差距。

过去在大陆，因为幅员广大，都是采用当地的标准时间，大家对时，采用放午炮的方法。有许多城市，每到当地正午，或用古炮或用铁铳，放一声午炮，轰然一声巨响，城郊皆闻，大家便在这时对正各自的钟表。当地标准时间的求得，是用日晷测日影而得。所谓日晷，现在台北新公园博物馆后面有一个，那是固定的，假如经过地震等等移动了位置，可能还会发生偏差。最可靠的日晷，是用我们五千年前就已经发明的指南针制成，在指南针上，正对着南北向，放一根线于日光下，看到这线的影子，完全与指南针吻合时，就是正午时，也就是钟表上的中午十二时正。这样对准的时间，就是当地的标准时间，用当地的标准时间来计算时辰，最为正确。

这是以一天的时间来计算十二个时辰，一年的十二个月，亦以子、丑、寅、卯……十二地支来表明昼夜的消长盈亏，而这一种昼夜消长的计算，又以二十四节气最为标准。所以宋代深通《易经》的《河图》《洛书》，先天象数之学的邵康节说，“冬至子之半”，月令上十一月的冬至节，是正子月的开始，修道的，学佛的，做工夫的，要特别注意邵氏的诗：


冬至子之半 天心无改移

一阳初动处 万物未生时


在月令上是冬至节，在一天中是正子时，这时就是“息”。人内心做到无念，空灵的，不是不知道，而是没有加上想，没有妄念，呼吸达到不呼也不吸的境界，这是生命的正子时。做工夫如能随时做到这样的境界，那么随时都在“活子时”的当中，这样自然会长生不老，返老还童了。这时是“天心无改移”，自己的心也不动，天心与人心合一，是天人合一境界。“一阳初动处”就是一阳生，有人以为打坐时，身上东跳西跳就是阳气；那不是阳气，是神经反应，“平旦之气”就是一阳初动这个气。

到了这个时候，不善也不恶，不好也不坏，所谓“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人做工夫到这个境界，对于道的了解，也就差不多懂了。

他又说：“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复，则其夜气不足以存。”由此了解到，所有白天的行为，都是残戕我们自己生命的，白天的欲望、妄想特别多，非常忙碌，之后又用酒色两把斧头砍自己，生活等于死人戴了刑具，在那里受罪。所以出家人就不受这个罪，身上不戴枷了。家者枷也，在道家来说，就是一只笨猪，上面盖一个东西就是家；如果结婚，就在“家”字旁边加一个“女”字，牵着这只笨猪。如果把中国字都拆开来解释，就毫无味道了。

孟子说：人有许多烦恼，等于戴许多刑具，反反复复的，就是“生活”，至于“夜气”——就是“平旦之气”，生活在都市中更可体会到，深夜中到旷地上，就感觉到“夜气”非常清凉、宁静。当然，白天心身都过度劳累的人，这时叫他起床，头脑昏昏的，只有“昏气”，哪里会有“夜气”。所以孟子又说：“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行为的修养，心理的修养，心身内部不能保存这一股清明之气的时候，孟子没有说离死不远，只能说跟禽兽差不多了。他这不是骂人，实际上人本来是动物的一种，他说，一般人看坏人，虽然形体上是一个人，实质上不过是一个动物，和禽兽差不多，只是以“人”称之而已。

孟子的思想中心，人之所以为人，什么叫圣人？什么是有道之士？就是自己有这个修养；没有这个修养的话，人性天然的善，天然的清明便丧失了，只能算是一个动物而已；既然是一个动物，就无所谓才能与不才能的问题了，这是违反了人之真性情的道理。

我们看到《孟子》这一段，由修养的工夫，讲人心人性本善的问题，非常敬佩。这是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他的确经过了高度的修养而达到这种境界，所以后面的《尽心》篇，讨论明心见性的道理，同这一章专门讲养气工夫的道理，的确都是非常切实的。


如何才有成就


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

这是孟子传给我们的修养工夫，欲学儒家的明心见性，他在这里全都说了，说得非常切实。第一要体会“平旦之气”，加上我所说“平旦之气”的情况，大家要特别注意。

孟子这里说“苟得其养”，就是养气。儒家说“养气”，道家说“炼气”，佛家说“修气”；儒家说“存心养性”，佛家说“明心见性”，道家说“修心炼性”。对于心性之学，非常奇怪，三家的见解都相同。修气也好，养气也好，炼气也好，怎么修？怎么炼？怎么养呢？要经常保持自己心境的宁静，所谓没有妄想，把呼吸自然之气，修养到不来不去“息”的境界，那么生命永远年轻，自己就在成长；失去了养气的境界，生命就衰老死亡。

孔子也讲到这个道理，他说：“操则存”，“操”就是修持，念念都在定慧中，把握住这个境界就成长；“舍则亡”，放弃了，散乱了，就完了。这个境界的修养工夫，要“出入无时”，不被时间拘束，也不受空间的限制，任何时间，任何环境，都在静定中，这是要看内心的修养，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向。如空空洞洞，这空空洞洞就是一个方向，要“一切不管，放下就是”。孟子说，孔子这几句话，就是由养气到达养心的境界。

这一段非常重要，是孟子讲学问修养的精华，应该熟读熟记。

《告子》这一篇，在开始的时候，看起来对孟子有一种批评，一种幽默的讽刺，但事实不然。在几千年前的古代，为说明一个真理，而引用的譬喻，和几千年以后的现代所用的譬喻，出入很大。因为千年前的譬喻，在今日看来，犯了逻辑上“引喻失义”的毛病；就是所引用的譬喻，对主题的说明，往往并不恰当。例如佛学《楞严经》上的“七处征心、八还辨见”，对明心、见性两方面的辩论，所引用的譬喻，以现代的科学立场来看，也有些或小或大的问题。但不能因此而指佛或圣人，对真理没有了解。因为在那个时代，一般人所能接受的知识范围有限，而他所引用的譬喻，也只能限于这个有限的范围之内。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以现在所知道的科学理论或事实，来为某一真理辩论——比如以单引擎螺旋桨飞机为譬喻，也许五百年、一千年后的人看了，会笑掉大牙，因为以后的时代，可能肩膀挂上两片翼，就能飞行了。所以后代看前代，很容易笑前代的人。

现代的人，只穿一件和以前短褂相近，襟仅遮臀，袖不过肘，敞开领口的香港衫，到任何地方去也是合礼的。所以，这些善或恶，只是行为、形态的，是随时间、空间的演变而演变的。有时，同样的行为，东方行得通，西方行不通；在南半球是善的，在北半球是恶的。而孔孟所讲的至善，与佛家、道家以及所有宗教家、哲学家所谓的至善，都不是行为形态的善恶，而是形而上本性本体的善恶问题。

中国文化，尤其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所谓诸子百家，各种思想学说，非常之多；但归纳起来，大致上只有儒、墨、道三大家。自唐代开始，就换了一家，而为儒、释、道三大家，墨家就被剔了出去，但墨家的精神，实际上已融入后世儒、道两家之中了。自此之后，儒、释、道三家，谈修养的学问，观念几乎完全相同，儒家主“存心养性”，佛家主“明心见性”，道家主“修心炼性”，实际上都是由“心”的修养，进入到“性”的境界，把心性分作两层来处理。

儒家的心性之学，则更偏重于孟子。孟子在前面说，人性本来是善的，他以牛山濯濯譬喻，说明山上很好的林木，由于人为的砍伐而成为一个光山，比喻人性本善，因后天人为的习惯而变坏，所以他提出了“良心”的问题。我们中国人常说人有良心或没良心，这“良心”一词，是孟子在这里首先提出来的。所谓良心，就是善良之心，孟子说到“良心”要如何修养。

在这里要特别注意，《孟子》一书，从这里开始，一直到后面的《尽心》章，是来自前五篇谈到的“养气”，这里要讲的，是他养气的具体方法。

孟子的“养气”，等于道家的“炼气”，也等于佛家的“修气”，也等于瑜珈术的修炼气脉。由此可见，自上古几千年来，至少是东方，自中国、印度、阿拉伯至埃及这一圈，差不多半个地球的文明，所讲人类的修养方法，很多都是相同的。由此也可以推论，在上一个冰河时期，地球分裂，地壳下陷，多数人都丧失了生命，逃过这一zai 难的是极少数人。这少数人，因为分散辽远，不得互通往来，虽语言不同，文化流传有异，但基本的真理，大的原则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值得详细研究的专题，在这里无法说透，只好暂且搁下。


息与平旦之气


孟子提出来，人真正的修养是养心，培养天然的善良心性，与身体的修养，是连在一起的。首先是“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这个“息”，普通只当作休息的息；其实在中国古代，尤其是《易经》的文化思想，大家常说“消息”一词，例如与人相遇时，问起“有什么消息？”这是指马路新闻的消息。消息也是一个现象，和佛学上说的“生灭”同一意义，息是成长，消是散去，这是《易经》“盈虚消息”的观念。人死了，叫做消失了，没有了，而在《易经》的“本体观”上看来，与佛的“本体观”差不多，认为生死是两头的现象，人虽死了，可是能使人生长或死亡的本体功能，并没有动。

所以今日之死，也就是明日之生；今日的时间在不断消失，而明日的时间正在到来；现在死亡，也即下一次生的开始。现在看生命是活着的，而实质上就是庄子说的“不亡以待尽”，活在这里的目的，只是等死；假如说活一百年，也是在等一百年的最后那一天。所以这一个存在，就是消；相反的，形态上“息”的时候，本质上也是成长的时候。

此外，佛学对“息”的解释又不同，有时候用“息”来代表呼吸，一呼一吸之间，名为“一息”。学“小止观”的，学打坐的，有数息观，就是一呼一吸之间，数为一息。

在“息”的中间有没有停留？就是静止不呼不吸的时候，我们看刚出生的婴儿睡眠，就有这个现象。婴儿的睡眠，需要约十六个小时，十一二岁约十一二小时，二十岁以上约七八小时，年纪越大，需要的睡眠时间越少，老了整夜都睡不着。但是，老人在一夜的睡眠中，真正完全睡着的时间，连一两分钟也不可能，只要几秒钟的睡着就够了。所谓真正睡着，是整个脑神经完全休息，绝对休息，同死了一样。

一个很疲劳的人，开始躺下去时，还有呼吸，像拉风箱一样，甚至打呼，看起来是睡着了，实际上一部分脑神经并没有休息，还在活动。人在醒时为幻想，睡时为梦境，每人每天睡时都在做梦，只是又随时把它忘记了，醒来便误以为无梦。真正完全睡着时，脑神经全部绝对休息的人，呼吸也停止了，这就是“息”；如果用仪器测验，显示板上一定没有曲线，只是一根直线划过去，此时，他正在安详熟睡之中。

大家谈修养的人，双腿打坐，欲求清净无念，但是没有到达这个境界，连初禅也够不上。佛学的道理讲得好，听了很高兴，可是平时自己修习，没有在心性上达到这种境界，则没有益处。这个境界并不是昏迷，这是“息”的道理。

再由各家的这些有关知识，来讨论孟子所谓的“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孟子是说，当心性在昼夜之中，随时达到这样安详、息的境界时，就自然了解自己本性善的一面。这时候生理上保持“平旦之气”，那是一种朝气，从正子时经丑、寅、卯到上午六时正，这一阶段为“平旦之气”。练气功的人，要在这个时间用功，所以养气是要永远保持这个“平旦之气”，也就是“夜气”，这是生理部分。

在心理部分的养气，则养到随时保持清明“平旦之气”，不呼也不吸，进入“息”的境界，心理上不起善恶的念头，这时，自己心的善良面目就找到了。这是孟子的真实功夫，在中国文化而言，学佛，学道，学儒，这一部分的修养就是基本；这一部分没有学好，就是基础不稳定，都不行。

所以他说：“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的心理、生理不能保持平旦夜气的清明，身体就病了，那就差不多只是一个动物了。人能无病无恼，就是最快乐的事，是大乐，佛与佛之间的交际话，就是“少病少恼否，众生易度否”，可见这是两大困难，因为没病没恼很难，度众生也很难。能够保持平旦的夜气，就少病少恼；能够保持“平旦之气”的境界，本性清明面就出来了。

因此孟子郑重告诉我们，身心两方面修养的重点。认识了这个道理，用这个方法去修养，一切就会在成长中。中国人后来所说的，欲修长生不老，基本上也是从这里着手。如果身心上失去了这种境界，“无物不消”，只有向死亡的路上走。

最重要的，是孟子引用孔子所告诉我们的修养方法。孔子说：修养的功夫，“操则存”，掌握、把持在自己的手里，也就是掌握自己的定力，如果自己不能掌握自己，那也完了，跟禽兽差不多了。养心炼气，要在行、住、坐、卧之间，随时把握得住定的境界才行，如果放弃了它，就立即没有了。所以修养的境界，完全是由“心行”来的，不是靠盘腿打坐，如果念念散乱，念念忘失了这个境界，就不必谈修养，那是在放，在舍，放出去了，没有修养。

学佛也是一样的，所谓八正道、三十七道品、四念处，就是“操则存”，在佛家讲，“操”就是修持，所以戒、定、慧要自己把持住。这个基本修养，各家都是一样的，人类文化的基本求善，差不多都是相同的。

孔子如此讲修养，只是“操则存，舍则亡”，还是不够，就像现在的青年参加联考，在考前天天用功，晓得了“操则存”；考完以后，一放松又全部忘记了，于是“舍则亡”。所以“操则存，舍则亡”并不能修养成功，我常说，做任何一件事，欲想成功，一定要发疯，不到快发疯的阶段，是不会有成就的。艺术家、音乐家、科学家之成功，都是如此。学佛也是如此，重要的是在了解道理，认识了这养气的经验以后，“出入无时”，一出一入，来去、生灭，就是那样来往，“莫知其乡”，不知道它到哪里去了。就像《金刚经》说的，“无所住而生其心”，根本就无所住，无所不在，普遍的存在。


圣人为何爱下棋


孟子曰：“无或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

这段话，孟子是在齐国时说的，讲心性的修养，讲到人。他说：“无或乎王之不智也。”难怪，齐宣王的没有智慧，正如天下有一种植物，本来是很容易生长的，可是把它在太阳下面晒一天，吸收一天的阳光，然后又把它放到冷藏库中去冰冻十天，它当然不能再生长了。我很少看到放在冷藏库里不加理会的植物，还可以生长起来的，如果还希望它长芽，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由这一段，可见齐宣王向孟子问过心性修养之道。可是今天许多人读书，都像齐宣王那样，今天刚学，明天就想成功；就像学佛的，今天刚学打坐，明天就说气也没有动，心也没有通，不学了。其实都是偶尔坐一坐，然后悠哉游哉去玩，号称自己在做工夫，都是如此一曝十寒，而想成佛，天下没有这样便宜的事。连“易生之物”都不会生长，更何况是学问、修养！学问和修养是用功夫累积起来的，不能像齐宣王那样，把可生长的东西晒一天，又放到冷藏库中冰冻十天，这样老早就冻死了，再晒百年也再晒不活了。

孟子又举“弈”为例证，“弈”就是下棋。下棋这种娱乐，我们中国发明最早。前面说过，尧发明围棋以教育儿子丹朱，周公发明象棋，以教侄子周成王。其中尧发明围棋的历史背景，是另有一段辛酸的。

本来，唐的帝王是尧的哥哥挚，因为他是长子，也就是太子，自小在宫中长大，娇生惯养，不知民间疾苦，所以接位以后，把国家治理得不好，便将帝位让给了尧。尧见自己的哥哥，因太子出身，养尊处优惯了，只知调皮，不能做大事，深引为鉴；想到自己的儿子也是太子了，为了避免走向同样的路，于是对于太子的管教，非常严格。当他到外面出巡的时候，还给太子规定了课程。可是当尧回来的时候，太子因为失眠、过度疲劳与紧张而夭折了。古代的史官注重史实，不论帝王将相，权力多大的人，对于他们所做的事，都是秉笔直书的，错的就写错，对的就写对，所以历史上写下了“尧杀其子”四个字。用什么杀？教育太严格而杀的，所以后世就说他犯了错误，忘记自己是在外祖父家长大的。

因此对第二个儿子丹朱，尧修正了教育方法，放松了一点，可是丹朱这孩子很调皮，又犯了错误。可见圣人很难做，尤其教育子女更不容易，管紧了就死掉，放松了又会飞掉。当时南方的国家进贡来一种布，是火不能烧毁的布，尧和皇后都舍不得用，丹朱却拿来撕成布条，通通烧光。于是皇后要尧对丹朱加以管教，丹朱却说是研究试验，看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尧告诉他，这种布是整块才不会燃烧的，别人已经证实过了，你却不相信。

假如照现代西方文化来说，这孩子很有科学精神，别人是别人的证明，他自己还要亲自实验才相信。于是尧改变方法，教他下围棋，在后世的佛家，对这样的年轻人，可能也不会教他打坐，因为他一定坐不住的。就算像孟子一样，要他养平旦之气，也是做不到的，一定要拿一个东西给他玩的。在修养上来说，就是心里想一个东西，念一个咒子，也等于下棋一样，也就是制心于一处。

周公教成王也是一样，成王年纪小，调皮，不听话，周公在没有办法之下，只好教成王下象棋，使他的心性不外驰，制心于一处，稳定下来，恢复到平旦之气。因此看来，圣人都讲究下棋，也是有其养心的道理。所以孟子以下棋来比喻，说明用以作为修养的方法。

他说下棋是一个“小数”，就是小玩意，假使下棋的人，不专心致志，就不能到达最高的境界。例如奕秋这个人，因擅于下棋而得名，是享誉全国的国手。假使有两个人同时向他学下棋，其中一个人，完全听老师的话，另外一个人虽然也在听，可是在他的心里，却想到打猎，当一只雁子飞过上空，如何用弓箭把它射下来。这两个同学，在棋艺上的成就，便会相差很远，因为一个是专心致志，一个是心有所偏。以智能来说，是否学得好下棋，不是智能高低的问题，而是专心或不专心的关系，专心则成就大，不专心则成就小。

孟子这里所讲养心之道与养气的方法，如果与哲学文化作一比较，从春秋到战国，几家都是一样的，庄子也是如此说，只是表达方法不同。比孔子年纪还大一点的老子也如此说，所谓“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就是这个道理。这两句话不可依文释义，以为“不勤”就是不要勤劳；意思是说用力也不好，放松也不行，重点在“绵绵若存”，细水长流，永远这样下去。


鱼与熊掌舍生取义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鱼与熊掌不可得兼，也是名言，出自《孟子》这里。孟子说，鱼，是我喜欢吃的；熊掌也是我喜欢吃的。当然，熊掌是名贵的菜，中国人讲究吃，所谓山珍海味，最珍贵的是龙胆、凤肝、熊掌。因为熊不容易捕到，尤其在平原地区更少见，物以稀为贵，真的吃起来，并没有特别鲜美可口之处。可是两样好菜上来，只有一张嘴，贪多嚼不烂，没有办法，两样不能同时吃，只有不吃鱼，选择熊掌来吃。这是孟子的嗜好，也许有人宁可吃鱼，不吃熊掌，因为各人所好不同之故。

换言之，有两个人各有所长，都是自己所欣赏的，如果希望一人兼二人的所长，是做不到的，那是天才中的天才，极少数的少数，一般人是不可能的。

孟子这两句话，后来引用的人很多，如清朝的诗人兼史学家赵翼，学问很好。中国有一句话，是研究诗学的人必须了解的，所谓“诗穷而后工”，诗作得好的人，一定是穷，人穷了，倒霉了，诗便作得好。所以诗人没有不穷的，如杜甫、李白；文章也是一样，也是“文穷而后工”。其实这并不是天经地义，只不过是牢骚话，富贵人的诗文，不是没有好的，不过较少而已。

这位赵翼就引用了孟子这句话作诗说：“熊鱼自笑贪心甚，既要工诗又怕穷。”他最后是说，自己一辈子作诗，诗既没有作好，人也不算太穷，但是事实上，他诗也好，人也不穷。我也经常引用这两句话，一个人要想修道，就不要读书；书读多了，散乱心就生了，知识越多，烦恼越大，所以一切知识都要丢掉。但是，做学问就不同了，每样事物都要知道，更不能空，所以我也感叹：“熊鱼自笑贪心甚，既要成仙又怕空。”真难办！这就是人的心理。

孟子则拿这个道理，作另一番发挥，而建立起中国文化的精神。

他说：谁不想活下去？“生”，是人人的欲望，希望长生不老，五百年、一千年的活下去更好；但是“义”，也是人人所需要的，广义的，道理、真理，人格建立的真理，伦常建立的真理，都是“义”。到了这两样不能兼得的时候，宁可不要生命，不能损失人格，不能违背真理而生存在世界上。

后世受他这个思想影响的人很多很多，为大家所熟知的，最显著的例子是文天祥，他在临死时写了四言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于是他舍生取义，脑袋让元朝拿去了。通俗的说法，脑袋有什么了不起，重只不过六斤半而已，不管大小都是六斤半，所以一般人俗话说：“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充其量六斤半拿下来。”意思就是，大不了杀头丢命，也就是舍生取义了。

我们千万要注意，“成仁取义”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中心点，尤其青年朋友不要忘记，我们这个文化中心，要传诸于后代生生世世。当然，这也不是孟子的发明，我们列祖列宗的传统文化，就是这个精神，我们民族这一文化精神，也是“操之则存，舍之则亡”。像岳飞、文天祥，乃至于关公，这一代忠臣孝子，中国历史上人伦的文化，都是由这种精神一脉相传下来的。


欲望比生命重要吗


他说：生命活下去，是人类最大的欲望，最基本的要求，即使给一个人千万元，要他去死，也不会有人接受，因为活着是无价的。

可是人的欲望，却有比活着更大、更重要的。例如，死后可以成仙，另得一个永远不死的生命，人人都愿干了，那就舍生而去。所以人还有比贪图活着更大、更重要的欲望。

历史上有很多造反的人，社会有很多作奸犯科的人，虽冒生命危险，在所不惜，所谓“大不了丢掉六斤半，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这种思想，就是莫名其妙地被欲望所驱使，忘记了自己生命的宝贵。

由此可见人类欲望的可怕，善的一面是想要生到天堂，生到极乐净土；做坏事的人，观念一样，死就死了，死了再说，非要达到痛快的目的不可。因此孟子说“故不为苟得也”，向善的一面讲，我们不能苟且偷生，当活着没有意义的时候，宁可不活。

他又说：谁不怕死？我也和大家一样，很讨厌死，但是有时候，活着所受的痛苦，比死还更难过。例如，生活在有些地区被迫害的人，那不是人过的生活，宁可死掉。历史上的忠臣孝子，都有这个思想，“所恶有甚于死者”，不合理，不合义，很可耻地活着，比死还更可恶。

像我吧，平生最不会唱歌，年轻时朋友要我唱歌，我就讲了个故事：有一个人唱歌最难听，每次唱歌，都让人听死了。有一次这唱歌人被控致人于死，第一次判了无期徒刑，第二次判处死刑，坐在牢里等死，与另一个死刑犯同监房。二人互相谈起案情，那个死刑犯听了，跪下来求他做做好事，唱一支歌，以便死在他的歌声之中，免得次日受杀头之苦。不料他一开口唱歌，另外那个死刑犯又跪下来，求他不要再唱下去了，他说：听了你的歌，比死还难过。

孟子在这里，并不是鼓励别人自杀，而是说，与其无意义、不合理、不合义、羞耻地活着，不如死掉。因此，古来的忠臣、孝子、义士，舍己而救人，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都要去干。

孟子说生死之间的道理，也就是儒家教我们勘破生死的关键，与佛家了生死的关键是不同的，但方法虽不同，基础是一样。现在孟子所讲的，是以人伦之道来讲的，就是中国固有文化的精神，也就是人文文化。

他说世界上的人，活下去的方法很多，如果他最大的欲望是活着，为什么不用可以活下去的方法？例如说，吸烟会得肺癌，抽烟的人就是不去戒烟；或者说学习静坐可多活几年，他也明明知道是真的，但又推说太忙，不去修习。

同样的，人人都怕死，但对于有危险性的事情，偏偏不小心谨慎，偏要去做，人这就很奇怪了。

所以说，由正反、善恶，两方面的生死现状看，有很多例子，如犯死罪的人，何必去犯这个罪呢！在医院中，也有许多本来可以不死的，因为自己不保重而死了。

他说，人的欲望，似乎比生命更重要，其实生命真的很重要，可是却被欲望骗住了。相反的，有些人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是为众生、为社会、国家而牺牲的。

孟子说，这个生死之间的道理，从正反两方面来说，不但有修养，有学问的人，把生死看得很淡，其实每个人都把生死看得很淡，都莫名其妙。有些爱喝酒、爱打牌的人，都是欲望超过了对生命的重视，所以有人打牌打到一半，就死在牌桌上了。只有贤明的、明了道的人，对于生死的意义认得清楚，始终保持自己的本性本心，建立自己的人格，不受嗜好、欲望的影响。尤其学佛、学道的人，更是如此，不丧失心性的本位，甚至于以身殉道，以生死来消除对道德的障碍。


财富饮食礼义


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

他说，“一箪食，一豆羹”得了可维持生命，“箪”是竹篾或苇草所编成的圆形小筐，和日本人的便当盒差不多，用来盛食物。在民国初年，交通不便的地方，这种器皿仍可见到，俗称“蒲包”。像轿夫、脚夫、苦力之类的，带在路上吃的，名为“蒲包饭”。“豆”，也是一种古代盛肉或羹的碗，形状近似西方人用来喝白兰地酒的高脚玻璃杯，木制的名“豆”，竹制的名“笾”，陶瓦制的名“登”，同时也是祭器。如果在极饿的时候，吃了这一点食物，就可以活下去，否则就会饿死。

可是，我们从历史上看到，几千年来，在被斥责侮辱下的食物，有很多人宁可饿死也不接受；如果是把食物放在地上，用脚踢过去，就是讨饭的人也不吃这碗饭。所谓“君子不受嗟来之食”，就是说对于以怜悯而施舍的食物，宁可饿死也不吃这碗呕气饭。这不是吃饱与饿死的问题，这是人格、气节的道理。

古代这类的人很多，例如明清之间所看到的，好多乞丐的诗也作得好，对于饮食与生死的问题，有很高的见地，经过研究，这些人都是学禅而得道的。其中有两位，看来是明朝的遗老，满人入关以后，便隐姓埋名，不肯出山做官，而且走避他乡，最后宁可沦为乞丐。当死在路旁时，还留下诗来，都是好诗，其中一首说：


赋性生来是野流 手持竹杖过通州

饭篮向晓迎残月 歌板临风唱晚秋

两脚踏翻尘世界 一肩担尽古今愁

而今不受嗟来食 村犬何须吠未休


看来他的修养境界，比出家人还高明，所谓“两脚踏翻尘世界，一肩担尽古今愁”，这是何等气魄！硬是圣贤气魄，即使是英雄也做不到。最后两句，“而今不受嗟来食，村犬何须吠未休。”正是孟子这里所说的，就是中国几千年来固有文化的精神。最后一句却是他临死的时候骂人的，意思说：我已经要走了，你们还在这里乱叫，叫个什么劲！

在中国文学上，这种人称之为诗丐，是不愿留名的。他的诗很多，都是好诗，学问修养如此之好，诗如此之好，可是他讨饭过日子。他还有悟道的诗亦很好，可是这里不讨论诗，我们只是引用这个例子，来说明饮食生死之间的道理。

孟子说，假如有人给我们这许多财富，可不要见到钱，眼睛也红了，就随便接受；必须分辨礼、义，假使不合礼义的，看都不看一眼。有些人为了都市中美好的房屋，“宫室之美”；有些人为了家庭儿女生活，“妻妾之奉”，因为自己怕穷，看见富贵摆在前面，便迷惑了。像三十多年前，抗战刚胜利的时候，一般人搞昏了头乱发财，叫做五子登科，即是妻子、房子、车子、金子、儿子都来了。有一个人在南京有一条街的房屋，不到十年，来了台湾，穷得躲在人家厨房吃冷饭，还向小主人讨一份小差事。所以要辨义与不义，不要说什么五子登科，纵然是百子登科，如果不义的，也不接受。所以钱财、物质的享受，合不合义礼，要弄清楚。

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这是孟子的文章，本来一句话说完了，他每一样举两个例子，会写文章，玩他的才气。苏东坡专门学他的，嬉、笑、怒、骂，两句够了，偏要写六句，大家称之为“孟体”。上面已经说了“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在这里只要说“此三者”三个字就够了，他偏要写上六句。年轻人读到这里，觉得重复累赘，架床迭屋，所以有人开玩笑说，这是孟子为了多赚一些稿费。

他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为了财富、虚荣，贪图物质享受而动心，根本不配做一个知识分子，因为操守上已经失去了本心。

这种操守行为，在佛家就是所谓的“办事定”；失去了操守的行为，在心性上是散乱，是不对的，在行为上是大妄行。行愿的行就是大定，普贤的十大行愿，要多么大的定力！认识清楚，才能身体力行。打坐能定，下座以后不能起心愿而定之，是不行的，能在心愿境界而定，就可以到达孔孟的道理，老庄的道理。佛法大小乘也是一样的，在我个人看来，没有两样，也就是孔子说的，“操则存，舍则亡”。
作者: 思过黑鹰    时间: 2026-11-9 11:44

学问与知识不同


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一般人对于“仁”的解释为“博爱之谓仁”，这是韩愈的话，他的这一观念，是来自墨子的“兼爱”思想。后世的儒家，尤其理学家，经常引用韩愈这句话来解释“仁”，为什么不用儒家自己的祖师爷孟子说的“仁，人心也”来解释呢？孟子并不多解释，直接就指出来了。但是，有一派宋儒，硬要用韩愈的话来解释。

“义，人格也”，“义”是人格，人的行为标准，人生所走的道路。“仁”是心的用，博爱、慈悲，永远保持清明，养其夜气，宁静。

前面曾经说过，读《孟子》这本书，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代的乱世，和我们现代所处身的这个世界，风气败坏是一样的。孟子也提到那个时代的青少年问题，在较安定的社会中，青少年赖皮、堕落；社会不安定时，青年人则凶暴。现在一般社会的风气，也是一样，行为的标准，道德的标准，旧的被破坏了，新的没有建立，乱得不得了，没有路走了。而且，比孟子说的还更糟，不懂得“自由民主”的真精神、真意义，只是拿了“自由民主”的招牌，来“放心而不知求”，不晓得求内在的心性建立根本。所以孟子说：“哀哉！”这样的时代，几乎无法挽救。

孟子说：养鸡养狗，放出去了，鸡犬不回来，还会赶快去找；可是人把自己的心放在外面，散乱得很，也不知道找回来。孟子这种话，是在那里痛哭流涕而说的，如果金圣叹批注《孟子》这本书，相信他一定在这里大批：“此之为孟子之痛哭流涕者也！”

孟子这一段的结论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什么叫做学问？我在《论语别裁》中首先提出来，大家不要搞错了，以为知识就是学问，事实上学问并不是知识，知识最多只能算是学问中的一部分。我看大学毕业的人，硕士也好，博士也好，只是专业训练的一种学位而已，只表示已具有了某项专门知识，但并不见得就有了学问。文章写得好，只是文学好；诗作得好也只是诗好；绘画好也只是绘画艺术好，不算是学问。一字不识的人，他做人做得对，做事做得对，这就是真学问。学学问问，问问学学，如孔子在《论语》中说的：学问以人格行为为基础。所以中国几千年来的教育，古今有一共同目的，就是养成完美的人格，以人格教育为第一，这才是学问的道理。所以孟子也在这里说明，不在书读得好不好。

年轻人或者要以这个道理，似是而非的当作借口，不去读书，说是在做学问，所以功课不好。这是强辞夺理，在学校求学的学龄中，没有好好去读书，就是做人做事没有做对，就是没有达到人格行为的标准，又怎么会是在做学问？学问没有别的，“求其放心而已矣”。每天知道修行，找回自己的心，放在平旦之气中，此心永远清明，养成永远高洁的气质，这是中国学问的精华，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学问之道”的精华。

不过“求其放心”这句话，一般的解释，是把放出去的、散乱的心收回来，把这心定住，这是一种解释。朱熹解释为把“放心”收回来，放在腔子里，我反对这一说法。腔子里的只是心脏，照他这么说，这种心也放进去，那种心也放进去，心脏岂不要爆炸？我单独的另一解释是“放心即放下”，“求其放心”就是求其放下，把一切的恶念、邪念、杂念、妄念放掉，保持夜气，那么正心、正念，自然回来了。而朱熹的解释，只说了一半，并未说得透彻。明朝有一个人写有《幻想诗》，其中有两句说：“一念忽回腔子里，依然瘦骨倚匡床。”幻想了半天，一念回来：“算了罢，这些都是幻想，还是一把瘦骨头，靠到床上睡觉去吧！”


养心与修身


孟子曰：“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则不远秦、楚之路，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

孟子说：假使有一个人，他的无名指弯曲，伸不直，可是并不痛，也没有其他的问题，只是不好看。如果有一位医生，能把他这手指医好伸直，和一般人一样，那么，他只要有钱、有时间，不问多远的路，也一定要去医，目的只为使自己这只手指像一般人一样整齐。

人为了一只指头不好看，就会怕人家笑，而不怕路有多远，跑到别的国家去求治；可是对于自己的心、头脑、学问、智慧不如人家，却不会害羞，不像对待畸形手指那样去求治，这就叫做“不知类”。

人类应该是智慧平等、修养平等，而一般人却不知道，最重要的在心，并不在外面的形态。外形的正常与否，要与别人比较好坏，而心不如人却不知反省，这就不知轻重了，不是人应该有的。

前一段他说到放，这里接着说心的重要，也就是说，人人应该求其放心。放心之道，第一不使自己此心放逸；第二各种不必要的思想、烦恼，统统放下。假使不知道这样修养，就是不知道自己是人，而活在人类中，该感到惭愧。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养之者；至于身，而不知所以养之者；岂爱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孟子说，无论是种植两手合围的桐树，或一手可握的梓树，要想把树养好活长，就要想尽办法去培养；而我们对于自己的身体，却不像培养植物一样去好好保养。

前面孟子是说养心，这里是说养身。难道说，一个人爱护自己的身体，还不如爱护一株草一棵树吗？当然不会。假如一个人种了一棵小树，而自己生病了，却对于自己的病不重视，先去培养这棵小树，我想不会有人这样做的。可是我们人类，一天到晚都在糟蹋自己的身体，这是什么道理呢？“弗思甚也”，这只是不肯用自己的头脑，不会用思想罢了。

孟子曰：“人之于身也，兼所爱；兼所爱，则兼所养也；无尺寸之肤不爱焉，则无尺寸之肤不养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岂有他哉？于己取之而已矣。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今有场师，舍其梧槚，养其樲棘，则为贱场师焉。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则为狼疾人也。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饮食之人，无有失也，则口腹岂适为尺寸之肤哉！”

孟子上面说到放心，就是养心，是修心养性的道理，在佛家来说，也就是修行了。修行第一步先要治心，去掉心上的染污；第二步就是养形，这里孟子是说养身。孟子的养身方法，就是佛家的养气法门，前面孟子也说过：“养吾浩然之气。”这里是讲养身的重要。

关于养身，什么是人的身体？以现代科学的说法，粗略地解剖，有毛、发、爪甲、皮、血、肉、筋、骨、心、肝、脾、胃、肾、肺、膀胱、大小肠等等三十六样东西，再微细地解剖就更多了。可是没有任何一部分，我们不爱护的，因为都属于我们的身体，互有关连。所以孟子说“兼所爱”，于是对于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同样要保养它，没有哪一点不爱惜，每一尺，每一寸，都会去保养。那么人这样去仔细保养自己的身体，是什么理由呢？没有别的理由，只因这个身体是属于自己的；为了爱我自己。爱头发因为头发属于我自己；爱皮肤，因为皮肤属于我自己；怎样去保养，也要由我自己想办法。

可是，我们的身体，有重要的部分，有较不重要的部分；有大的部分，有小的部分。例如头是大的部分，头发是小的部分，头发掉了一两根不要紧，可是头很大，也最重要，不能掉。但是当年老头发差不多脱光的时候，早上洗脸梳发，看到又掉了一两根下来，就很自然地感叹：又掉了两根头发！对于小的，也感到很可忧，也看得很重要。

所以，人体的贵贱与大小，本来是没有标准的，随时间、程度的不同，自己对它的爱惜，也有所不同。由此我们了解，人身的修养也好，做人做事也好，要有远大的眼光，远大的见地，高度的智慧。“无以小害大”，人往往很容易只看小地方，害了大体。在机关、团体之中，人往往为了小地方而使团体受害。在一个团体中，一些人看看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小的地方看得非常精明，对整个团体的大事就胡涂了。所以世界上大英雄少，有大智慧的人少，眼光远大的人少。掉两根头发有什么了不得？有人可偏要抹头油，染呀！烫呀！结果把头皮、头脑弄坏了，只好开刀医脑子，开刀以后什么都不知道了，走了。到那个时候他“安”心了，不放心也“放”心了，所以千万“无以小害大”。

“无以贱害贵”，不要把不相干的事，妨碍了重大的事。大家做人做事要反省，因为随时随地，都会把不相干的小问题，妨碍了重要的大事。一对青年爱侣，或者夫妇之间吵架，往往为了一点芝麻绿豆小事，由吵嘴而打架，由打架而自杀，这是“以贱害贵”。

所以“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大人与小人的差别，并不是个子小就是小人，而是说，修养、学问、见解、人品、道德欠缺，眼光小的，就是小人。个子尽管矮小，没有关系，只要有气魄，有眼光，有修养，就是大人。

孟子并举例说：譬如一个农场的场长，不去把树培养好，偏去培养一些杂树莠草，这就不够当农场场长的资格了，这就叫做“贱场师”。有的人，对于自己的手指非常重视，像弹钢琴的人，就非常重视他的手指，甚至于重价去投保险；可是在他的肩膀或胳膊上，生了一个疮，溃烂了，他也不在乎。

战国时的张仪，差不多也是这样，在他还没有得志的时候，在楚国被人陷害坐牢受刑，被打得奄奄一息，遍体鳞伤。他太太就对他说：你出去求功名富贵，结果弄到这个地步，全身没有一处是完整的，读书有什么用？还是好好守在家里吧！张仪说：没有关系，你不要怕，只要我三寸不烂之舌尚存，获功名如探囊取物。这也是他只顾舌头，不顾全体了。

不过张仪所处的战国时代，游说之风盛行，因为当时学说思想，不像现在，可以写书出版，传播大众；当时是在竹片上刻字，传播流行困难，只有用言辞表达，游旅于各国之间，向那些君主们口头申述。所以在那个时代，舌头对于他们是贵重的，这也是他只顾舌头的原因。在今日，盲哑学校已经有手语表达，平常说话可以用手指代替舌头的功用，著书立说，纸张印刷，也方便之至，张仪如生在今日，也许对于舌头，比较不会那么重视了。这是张仪的故事。

孟子说：人只顾到身体的一部分小处，而忘记了大处，忘记了更重要处，这种人，就叫做“狼疾人”。

他说，“饮食之人”，贪吃的人，如喜欢抽香烟，吃河豚，告诉他有刺激性，会生肺癌，会中毒丧命，他不听，还是照旧吃。人就是这样，贪图小的，不顾大的。这一段大意是如此，其中的道理都很对，几个比喻都不错，可不要忘记前面重要的道理。孟子举这些比喻，是在告诉我们养生、修身的重要，我们一般人，理论上都懂，事实上做不到，也是我经常讲的：“看得破，忍不过；想得到，做不来。”人都犯这个毛病。


大人与小人的区别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

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

公都子问孟子，大家都是人，或为大人，或为小人，是什么理由？古文“钧”与“均”相通，“大人”与“小人”这个问题，在前面已经说过，不再解释了。

孟子说：眼光、度量、气魄、见解等等远大的人就是“大人”；只看到小处，眼光短浅，没有远见，只看到目前，思想、度量狭小的是“小人”。

公都子问：同是人类，为什么有的人识大体，有的人不识大体呢？

孟子说：这个理由很简单，“耳目之官不思”，不识大体的“小人”，是由于没有头脑思想。我们中国常说的聪明，耳的听觉灵敏为聪，眼睛的视觉灵敏为明。所以人的耳目很重要，一般人只管看和听，由于常被外界的物质、人事环境蒙蔽，就只看到眼前的那些状况，又不再加思索，就变成近视、短视，只了解小处，没有远见。“心之官则思”，“心”不是指心脏，而是指管思想的功能。人如果没有思想，只靠反应，只顾暂时，只比动物高明一点点而已。人是有思想的，“思则得之”，不思，则永远不会得，不会高明。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有思想，这是上天给我们生命时，就给了我们的。“立乎其大者”，人之所以号称高于万物，就在此，其他没有思想，没有灵性的生物，是无法与人相比的。这也就是能为“大人”的道理。

孟子这里提出了“思”的重要。比孟子还早的管子，早就提出来：“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说明“思”的功能。孟子之后一千多年，禅宗极力主张“思”的重要，每一个问题，都要用思想用智慧去仔细研究，最后则豁然开朗。所以人没有思想不行，能思想再加研究，没有不通的。“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搞通了以后，自己也不知道是如何想通的。

学佛的人，都说要除去妄想。一般人以为除妄想就是没有思想，这一点大家要搞清楚。如果“无念”、除妄想就是没有思想，何必学佛，学禅宗！干脆学死人多好！死人就根本用不着想了。再不然，用麻醉剂，把自己麻醉了，不会思想，多好！所以，怎么样叫做“无念”，怎么样叫做没有“妄想”？大家都不用脑筋，也不“思之，思之”，以为盘起腿来不要想就是道了，真是大错特错。

人之所以为人，唯一高明之处，就是因为有思想，学佛为什么礼拜佛？我们知道，佛陀在中文的解释：“佛者觉也”，佛是觉悟了的人，觉悟了就是清醒了。又说“悟道”，悟了就是不迷了。迷一定昏，所以叫“昏迷”，这要搞清楚。

学佛的人要注意，八识心存在的功能，唯识的五遍行——作意、触、受、想、思，最后就是思。“思”不是“想”，想是我们脑子里，这个，那个，看书，逛街，乱转乱想的是想。什么是“思”？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心田就是“思”，心田非常清明，一点烦恼都没有，透剔明澈，非常清凉，没有杂念杂想的境界，那个心田就叫做“思”。平常“思想”是一个名词，实际上思是思，想是想，两者是分开的。所以宋儒程明道的诗说：“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那是真的。又如佛家密宗的观想，念咒子，就是“思”的作用，思想精神的力量，超越了宇宙的功能。净土宗的西方极乐世界，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念之间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就是“思入风云变态中”，超越了宇宙的作用，心愿的力量就有这样大。

比孟子更早，中国上古时代，儒道尚未分家，这个“思”叫做“精思”，就是说学道的人，要想修成超凡入圣的神仙，他的工夫就是“精思入神”，进入“神化”的境界。现在打坐修道，作白骨观就是“思”，后世的禅宗叫参话头，这个“参”实实在在就是“思”，是“精思”，就可以“入神”。精神思想的伟大功能，就会有如此大的成就。

据我所了解，现代的青年，只是想而不思。不过，如果对一个年轻人说：“你没有思想。”他一定很生气说：我怎么没有思想！我很聪明，我什么都想得通。那不是思想，那是为了考试硬记的，硬装进去的知识。学问的成就是“精思”来的，禅宗叫做“参”。

所以孟子说上天给我们一个头脑，给我们与众不同的伟大功能就是“思”，人不知道发挥自己的思想，求得大智慧，仅仅靠别人说，别人教，又有什么用？这就是“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怎么“引”？就是禅宗说的，像牛一样被人家牵着鼻子走而已。如果我们不想成为一头牛，就要自己透过自己的智慧去思，这是孟子所说做修养学问的道理。换言之，如果能够做到儒道两家不易的原始文化，精思入神，就是圣人境界了。不用心去求一门学问，就没效果；但是心不要用歪了，不要用小聪明，要用大智慧，这就是“大人”。

这一段由前面的“放心而已矣”，讲到做工夫，讲到“思”的重要，然后讲人格的修养。孟子的学问中心，全在身心两方面；而全部的重点，就在养气。养什么气？养天地浩然之气。孟子养心之道重点在哪里？“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在放心。


天爵人爵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

这里孟子告诉我们人格的修养。我们人生的价值在哪里？现在的人，求的只是“人爵”中“公卿大夫”以外的第三样：钱。

“爵”是爵位，权威的位置。在宇宙间有两种大爵，一种是“天爵”，是形而上的位置；一种是人世间的位置“人爵”。一个人有高尚的学问道德修养，包括“仁、义、忠、信”等，随便哪一条，要坚信不移，不但人格修养要能做到，还要“乐善不倦”——这四个字很重要，只向好的方面做，不怕打击。做好事，有时候做得灰心，遇到打击就不再干，还是不行；要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虽受了打击，还是毫不改变，毫不退缩地做下去，这是“天爵”。这种人，上天给他什么位置，就不知道了，因为上天的爵位，有很多等级。“公卿大夫”，是官做得大，以现代来说，当首相，当总理，当行政院长，或者是有钱，像世界航业巨子欧纳西斯，就是人间的爵位。

中国上古只以道德为做人的标准，“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古人的修养，是成就“天爵”，不问“人爵”如何，来也好，不来也好，听其自然。现在的人，连“人爵”也不修了，只求“钱爵”，认为学问有什么道理！有钱最好！所谓“有钱万事足”。几十年前，小孩读书的课本，先读：


天子重英豪 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现在是“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低”，因为时代变了。但是在我看来，还是读书高，因为读书求“天爵”的人，根本没有考虑现实环境的变化。环境变化无常，只是一个历史偶然过程，从历史上看，这种史实太多了，偶然遇上，算不了什么。这就是庄子说的：“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在人群中看起来，得“人爵”的人了不起，但在形而上看起来，是小人一个；而形而上看来的圣人、菩萨，在人世间既穷又困，他们却是“天之君子，人之小人”。所以人生有两个大道理，一为得“天爵”，一为得“人爵”。

我们从历史上看，得“天爵”的人，释迦牟尼是一个，孔子是一个，孟子是一个，耶稣也是一个，这类都是得“天爵”的人。耶稣虽然被人定罪，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他流出来的血是红的，不像四果罗汉，流的血是白的，这表示他被钉死的痛苦，和我们人是一样的。可是他并没有难过，为了救世人，代世人赎罪。在佛教的观点上，他就是舍己为人，无论如何，他这个念头是非常伟大的。

又像孔子，想救世而救不了，他自己饭都吃不起，还在那里弹琴，人家骂他栖栖遑遑如丧家之犬，忙得野狗一样到处跑。可是他是万世师表，永远不倒的圣人，所谓“天爵”也。至于释迦牟尼，有现成皇帝不当，出来修行传道而当了教主，在当时他并不是为了当教主出来的，教主是后世捧他的。他的精神和教化，永远长存，这也就是“天爵”，是人生的价值。

所以一个人的人生，准备走向哪条路，事先要看清楚。青年朋友不要忘记，“钱爵”（前脚）固然重要，后脚更要留心，不要只顾“钱爵”（前脚）而后脚退不了啦，没有退路了。

孟子感叹：现今的人，“修其天爵”，满口仁义道德，并不是真的，只是一种手段，以求达到个人成功；等到个人的欲望满足了，也就不谈修养了。这种人属于昏瞶，不要只把他当小人看，他最后一定彻底失败，自取灭亡的。

孟子的感叹，是对齐宣王而发的，也成了预言。他说了这话后，不到一百年，战国结束了，所有当时的英雄人物，都成过去。孟子当时的那些王侯，包括齐宣王，那些威风的人物，对孟子不礼貌，看不起的那些人，而今何在哉？可是孟子仍然存在于人们的心中，所以他说“天爵”重要。人类的历史文化，逃不出这个法则，中国已经有五千年的历史，试问有谁能半小时内说出二十个皇帝、五十个宰相、状元的姓名？所以在“人爵”中的“公卿大夫”又有什么意义呢？

“天爵”与“人爵”的差别，究竟有多大？像孔子，连不读书的人都知道他。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学圣人之道，应该效法的是什么人。“天爵”和“人爵”二者，你该走什么路子？孟子都告诉你了。


人贵自立


孟子曰：“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

这是讲做人，有修己以俟天命的意思。在佛家讲做人是自利然后利他，自己连做人的标准都达不到，站不起来，也就不必谈利他了，因为任何利他的事都不可能做到。所以要先求“天爵”，然后自利，再说利他。

一般人，先求富贵，靠人提拔。孟子说：“欲贵者，人之同心。”哪个人不想贵，不想地位高？现代许多人都喜欢上电视，在电视上出名，这都是富贵功名。可是“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我们自己的本身之中，有一个最贵重的东西，没有去找，因为不愿用自己的头脑，去建立自己的人格；只想靠别人帮忙，升官、发财、出名，真是可怜。要知道“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一般人认为这人了不起，所贵重的只是他的“知名度”罢了。只要“知名度”高就是好的，并不问他为什么有“知名度”。

但是“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别人今日看重你，明日亦可以轻视你，像赵孟这个晋国权威大臣，他给谁官做，谁就有官做；给谁富贵，谁就能富贵。可是他一不高兴，也随时剥夺了你的富贵，甚至把你关起来。把他当作靠山又有什么用？到底不像人格、学问，那是自己建立的，不是求人求来的，这才是真的贵。靠外面的因缘凑合起来的功名富贵，是不能算数的。

孟子再引用《诗经·大雅》章《既醉》篇中“既醉以酒，既饱以德”的诗句说：有一种情分是请人吃饭，准备酒肉，当然这是普通一般人；而了不起的人，则以道德、修养、学问，使人能有所成就，所以不愿像普通人那样，贪图别人所给的酒肉口腹享受，而没有仁义的修养。有了人格、道德、修养，在学问方面有了好的成就，大家都知道了，千秋后世都会崇敬。像诸葛亮七擒孟获于边疆之事，直到现代为止，那些地区对于中原过去的人，还是说“你是孔明那边的人”，而肃然起敬。这就是有了“令闻广誉施于身”，有了道德修养学问才是人格成就，那不是人家送的一件漂亮衣服；外面穿的衣服虽漂亮，这漂亮是假的，一时的，要内在真正的美丽才是真的，也是永恒的。

孟子曰：“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此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亦终必亡而已矣。”

这一段，文字很简单，不必多作解释。就是说，在本质上，行仁道可以消弭不仁，就像水能灭火一样。又如个人学佛学道，学好了可以成圣人，在社会上仁道行通了，就不会有不仁的人。但是在个人修养上来讲，不能一蹴而就，像有人学佛打坐，一次就想入定，二次就想悟道，三次就想成佛了。这就是“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这样救火，不但救不了火，反而使火更大。以这种态度、观念来做学问，讲修养，虽然想求仁，结果反而更不仁。以这样心理求道、修道，不如不求道不修道反而更好一些。人心贪多务得，求几天道就想成佛，这贪心多大！这种心理求道，非失败不可。至于社会上的人，行仁义的太少，不仁的人太多，就像用一杯水，想去浇熄一车子燃烧的烈火一样，也就是说，想把这不仁的社会，一下改变为仁义的社会，是不可能的。如果因此认为仁本来就胜不了不仁，那又是错误了，持这种观念的人，就是不仁之中最不仁的了，这种想法也终必灭亡。

孟子曰：“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孟子接着说：稻子、麦子、高粱、粟米等五种谷类是好粮食，如果种下去没有收获，又有何用？我国以农立国，几千年来五谷为粮食的根本，最为重要。但是今天下种，就想明天收成，后天就端到饭桌上食用，绝不可能，一定要等它成熟。不熟的五谷，还不如那种相似谷类的荑草、稗草。其次是做饭，要看煮熟没有，不可以米刚下锅，尚未蒸熟就吃。所谓的仁，也是一样，重点是成熟没有。一般人修道、做学问也是如此，就像饭未熟就拿来吃了，没有用的，一定要下工夫才行。

最后他作结论：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学者亦必志于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

羿是上古三代以前有名的武将，他的太太，就是相传人类第一个登陆月球的嫦娥。羿求得了长生不老的灵药，可是还差一样药引子，要到天山以北的白玉江中找。于是，他叫妻子嫦娥守住已得的药，自己去找药引。但在他回来时，发现嫦娥已经飞向月球去了，因为她在附近找到了药引。当时羿的地位很高，权力很大，武功也很高，尤擅于射箭，在百步之外，拉满了弓，可以射断一根头发。那时，天上有十个太阳，大地上极热，遍地苦旱，他射下了九个太阳。我们要注意，那是大禹治水以前的事，当时中国的河川湖海形势，是不是现在这样，乃至于台湾是不是尚在海底，或与大陆相连？他射下的九个太阳，是不是现在一样的太阳，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是不是和现在一样？这些中国古代有关地球物理的资料，都值得研究，可惜我们没有好好运用。

羿这个人的确是有的，在几十年前，就曾有射箭高超的人，在第一箭射出后，第二箭追上去，射中第一箭的箭尾，破的而入；也有玩两支S Q的，第一枪发出，第二枪射中了先发的子弹。

孟子说，羿教人射箭，一定教人拉满弓，射中目标；跟他学的人，也一定要跟他学到拉满弓的本事，才能射中红心。做学生的，一定要学到和老师一样，但在禅宗而言，这还不够，禅宗祖师说：“见齐于师，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学生的学问、道德，和老师一样，但是老师经验多了很多，学生还差一半。所以希望自己教的学生，超过了老师，这样文化才有进步。

一个工艺的匠人，在教导别人时，“必以规矩”，必定是按规矩教的，学习的人，也一定要照规矩，方的就是方的，圆的就是圆的。如果以为自己很聪明，不必依规矩，一定不会成功，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亦终必亡而已矣。”所以要想成大功立大业的人，必须要走老实踏实的路子，基础上必须依照规矩，不可自作聪明。

《告子》的上篇，从人性的问题，讨论到这里。有人或者会问：人性是人性，谈到拉弓射箭，那和人性有什么关系？实际上，这正是人性问题。举例来说，普通人跟人学修行，想明心见性，在初学的时候，能依规矩去学，或者会有成功的希望，这就是结论。
作者: 思过黑鹰    时间: 2026-11-9 11:46

孟子与告子

下篇

圣人的笨学生


任人有问屋庐子曰：“礼与食孰重？”

曰：“礼重。”

“色与礼孰重？”曰：“礼重。”

曰：“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亲迎，则不得妻；不亲迎，则得妻；必亲迎乎？”屋庐子不能对，明日之邹，以告孟子。

孟子曰：“于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应之曰：‘紾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 ，则不得食；则紾之乎？踰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

“任”是任国，在齐楚之间的一个小国家。某国的贤人屋庐子，名连，也是孟子的学生，曾着有一部书，谈《彭聃之法》。

任国那里的一个人，遇到屋庐子，听说他是孟子的学生，想来一定很高明，表示佩服，于是向屋庐子请教：“礼”——守规矩，以及“食”，这两件事，哪一样重要？屋庐子说：礼重要，人一定要守规矩。

这人又问：“色”与“礼”哪一样重要？“色”字在这里，是指男女之间的事，就是现在说的“爱情”。这人就是问：爱情重要呢？还是守规矩重要？屋庐子说：“当然礼重要。”

这个任国人说：好！那么我再问你，如果讲“礼”，守规矩，饭都给人抢光了，自己一定饿死；如果不守规矩，先抢来吃了再说，就不会饿死。难道一定守规矩，让自己饿死吗？如果要遵守“亲迎”的礼，照现代台湾的规矩，要付十万元聘金，还要三千礼饼，的确娶不起，就没有老婆了。如果去乱爱一个女的，或钓一个来，抢一个来，就马上得到老婆。难道一定要去赚十几万元，否则一辈子当光棍吗？

屋庐子被他问得答不出话来。然后他到孟子的家乡，报告孟子说：我们被人问倒了！他详细报告了孟子，向老师搬救兵。

孟子说：这个问题很好答复的，你为什么答不出来呢？你没有把主观的立场和客观的条件弄清楚，舍本而逐末；你把客观的环境当主观，你逻辑头绪不清楚，才会答不出来嘛！一块一方寸的木头，我可以使他比百层大厦还高，你信不信？你不信，我到百层大厦的楼顶，把这块木头举起来，是不是更高？我们说黄金比羽毛重，难道是说一个金戒子比一车子的羽毛重吗？一个客观的现象，就把你吓住了，你碰到逻辑问题就昏了。

讲礼义，要看重点在哪里。把重要和次要情况在礼上做比较，当然弄不清楚。例如剿匪，打进去了，发现土匪已逃，但刚做好的饭菜在那里，又正是吃饭的时候，难道还说，这是别人的饭菜，要讲礼，不能吃，还是去追土匪吧，结果饿死了。这对吗？强盗留下的饭，当然可以吃，不必讲礼了。

娶老婆也是一样的道理，要看轻重大小，是会有伸缩的。有许多青年谈恋爱，因为双方家长反对，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年龄到了去公证结婚不就行了吗！一定要讲礼，等到父母同意，这就是孟子说的，“色”与“礼”的比较，要看孰重孰轻。孟子这时候，一定对这个学生生气，骂他这么笨！替我丢人，你赶快去答复他，对他说：假如你哥哥那里有钱，带一把刀去把哥哥绑起来，就拿得到钱，才有饭吃；如果不这样做，就会饿死；那么你要不要去绑他？你讨不到老婆，可是隔壁有个女孩子，跳过墙去把她抢来，就有老婆，你要不要跳过去把她抢来？

我现在发现，凡是圣人的学生，都是“笨”字号的人物，看看这屋庐子有多笨！


想当圣人的笨人


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

“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食粟而已，如何则可？”

曹国原是周室制度下，属于“伯爵”等级的一个小国，在山东境内。曹交是曹国国君的弟弟，一个风气闭塞地区的小霸王。有一天他到了孟子的国家邹国，因为孔孟常说人人可以为圣人，那时公认大圣人皇帝就是尧舜，他于是跑来问孟子。一开头就这样问：你说的，每个人都可以做皇帝圣人，有这个道理吗？孟子说：对呀！是这样呀！

这等于佛说的，每一个众生都可以成佛。结果突然有一个人跑到佛殿里，问道：法师，你们说，一切众生都是佛，是不是？法师一定说：是。于是那个人就坐下来，对法师说：你叩头，我是佛，你得拜我。曹交似乎就有点这个味道。

这位老兄又问了，他说：我听说文王有十尺高，汤也身长九尺，而我身高九尺四寸，应该当皇帝；可是，我只会吃饭，是一个饭桶而已！请问，要怎么样才可以当圣人皇帝？

曰：“奚有于是？亦为之而已矣。有人于此，力不能胜一匹雏，则为无力人矣；今曰举百钧，则为有力人矣。然则举乌获之任，是亦为乌获而已矣。夫人岂以不胜为患哉？弗为耳。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所不为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孟子碰到这些问题，也是很讨厌的。他说：你问的这个问题真好玩，身材高就可以做圣人，哪有这个道理？你自己要去修啊！有人的力气，连一个小鸡也抓不住，读书人死啃书，身体太弱了，看见小东西都发抖，去抓鸡，鸡展翅一飞，再想追上去，就喘气跑不动了，那是因为他没有力气。有的人一手可以举起一百斤来，那么他是有力气的人，像秦国的勇士乌获一样，能举起千钧重鼎来。人并不怕没有力气，别人力气尽管大，你慢慢去练习，最后虽然举不起一百斤，也可以举八十斤。功夫是练出来的，所以圣人也不是立即可以做到的，需要慢慢修养，慢慢学习，细水长流，也可以做到。

孟子又说：我们和老前辈一同走路，让老前辈走在前面，自己就会走在老前辈的后面。虽然自己走路很快，还会跑步，但是和父母走路，一定要跟在父母后面走，不能说要父母跟在自己后面跑，这就是“弟”的意思。走在长辈的前面就是不礼貌，走慢一点，难道做不到吗？有的人不懂礼貌，走在长辈前面。

不过要注意，现在三楼四楼没有电梯，和年老的人一起下楼，遇到楼梯又窄时，青年人要走在前面，以策安全，预防老人家跌跤，可以挡住。礼仪是因时间、空间、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变通的，原则是礼貌、谦恭、守规矩、爱护别人。又如陪前辈到一处陌生地方，也要先招呼一声，走在他的前面带路，这些都不是做不到的，只是不去做。

孟子又对他说：你说要做到尧舜，而尧舜也不过是讲“孝”、“弟”而已，这很简单，你这位先生只要做到穿尧的衣服，读尧的书，学尧的行为，换言之，只要穿圣人的衣服，读圣人的书，学圣人的行为，慢慢就可以变成圣人，这是潜移默化。假如你穿那个暴虐帝王桀的衣服，学桀的言行，你当然就变成桀了。

曰：“交得见于邹君，可以假馆，愿留而受业于门。”

曰：“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

曹交听了这一番话，心服了。原来的他，大概是挺胸突肚，两手抱胸很高傲的样子，现在改变过来了，对孟子躬身垂手地说道：是！是！你说的是。接着他又说：我要去看你们的国君，可以向他借一幢房子，我愿意留下来，当你的学生。

孟子并不想收这个学生，但是他毕竟是孟子，没有这样明白表示。他说：道是天下的公道，天下的大路，这没有什么难懂，你懂了就好，每个人都可以成道，就看自己肯不肯用功。你回去吧！世界上并不是我孟子一人才有道，世界上高明的老师很多，你去找吧，一定可以找到。

可见孟子的高明，他不愿曹交留在这里做学生，要他回去，这似乎是一件小事，但是关系很大。表面上是孟子不愿收这个学生，实际上是对他好，因为曹与邹这两个地方，交往有了问题，孟子眼光远大，看得清楚，他如果留此人在这里，两个地区之间一旦发生战争，曹交就成为流浪人了。但不便明告诉他，所以叫他赶快回去，把他送走了。


亲情之间


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

孟子曰：“何以之？”曰：“怨。”

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

公孙丑在这里，和老师孟子，讨论两首古诗——《小弁》和《凯风》的怨亲有关问题。“弁”读音为“便”，如“弁目”、“马弁”。现在有许多字，国语的读音和原来的古音，相差很远。音韵学又是一项专门学问，我们在这里不多作讨论了。

这是一首周朝有名的古诗。春秋时候，曾因晋国的太子申生，被后娘逼害，发生了政治上的大问题。而周平王宜臼，在当年被周幽王废掉太子之位时，他的师傅作了《小弁》一首诗。现在公孙丑提出来问，他说：齐国的学者高子说，《小弁》这首诗，是“小人之诗”。孟子说：这是怎么说的？公孙丑说：他说因为这首诗，全篇都是埋怨之辞，都在发牢骚。

这样说起来，假如说是发牢骚，那么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也是发牢骚！如果以发牢骚来看，没有任何一篇好的文学作品不是发牢骚的，《孟子》全书也都是牢骚。

所以孟子说：这位高老先生好顽固，固执他的错误成见，他对于诗的意义，诗的道理搞不懂，没有弄通。比方说吧，越国人要拉弓射我，我们和朋友说起这件事来，一定是谈笑风生地讲，因为问题隔得很远。又例如现在我们谈国际问题，说以色列和埃及之间，闹得非常激烈，我们是在谈笑中去叙述，因为他们的争端，和我们毫不相干，不关痛痒。

孟子举相反的道理说：假如是自己的哥哥，要拉弓来射杀自己，那就不会用谈笑的轻松态度来说这件事了，而是痛哭流泪地说了，因为痛苦、悲伤之故。《小弁》这首诗，的确是埋怨，是牢骚。怎么会不牢骚？父母、兄弟，骨肉之间，闹成这个样子，心里有多痛苦！多悲伤！这种感情的流露，是合乎人性的，有什么错呢？因为他有这种真情的流露，就说他是牢骚埋怨，是小人，那么人就不能流露情感吗？如果流露了情感，就是小人吗？这位高老先生的头脑，未免是水泥做的，如此顽固，简直不通嘛。

曰：“《凯风》何以不怨？”

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公孙丑又问：《凯风》这首诗，又“何以不怨”呢？

《凯风》这首诗是卫国的，是七个兄弟之间发生了问题而作的。

孟子说：《凯风》这首诗的写作，只是兄弟之间的小毛病。在家庭兄弟夫妇之间，随时会吵架，闹一点小意见，彼此之间要原谅，如不能原谅，今天结婚，明天就会离婚了。一个团体中，朋友相处，如果从小地方去挑毛病，一天也处不下去。而《小弁》这首诗的写作，是因为父母兄弟之间，问题太大了，如果不发牢骚，感情不表达出来，就是亲情已经完了，准备分手了，何必再发牢骚！

但父母、兄弟、夫妇、朋友之间，为了一点小毛病就怨恨，这种心理状况，“不可矶也”，就像流水中的一块石头，激起愤怒的浪花，不可以让它扩张。否则小地方不合，就变成了怨恨，做人都成问题。亲属之间，如果心理上越疏远，不孝的心理就越大；如果小事情当大问题来解决，这个不孝也越大。所以孔子说舜是“至孝”的人，是第一个孝子，因为舜是被后娘赶出家门的，前后曾九次被赶出来，甚至到了五十岁，当了宰相回家，对后娘跪下来，还是被赶出去。最后，尧准备请他当皇帝了，陪他回来看父亲，尧还对舜的父亲瞽瞍说：你把儿子教得好，他非常贤能，这都是你的功劳，现在我打算把帝位让给他。瞽瞍听了这番话，眼泪掉下来了，舜看见很难过，抱着父亲为他舐眼泪，结果瞽瞍的眼睛复明。这一下，他对儿子好起来了。所以舜这才是第一大孝子，并不是从美国回来，给父亲一百美金，就算是大孝子。


“墨道”的侠义精神


宋牼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

曰：“先生将何之？”

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

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说之将何如？”

曰：“我将言其不利也。”

这一段是叙述孟子和宋牼对话的一个历史故事，说明孟子处世的态度，也就是师道、臣道、做人处世的态度。

在孟子当时，处处都牵涉到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同时也牵涉到中国文化、思想、哲学，乃至于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

关于宋牼这个人，按照朱熹的批注，认为宋牼就是《庄子》中所说的宋钘。宋钘实际上是墨子学生中的领导人，勉强来比，就像现代大学中的代联会主席。

墨子的学问思想是特有的一派，而他所教育的人才，在当时是有组织的，也可以说在当时是和党派、帮派相似的，但是，我不认为与现在的党派、帮派一样。我曾经讲过一个关于社会学的题目，“中国五千年来的特殊社会”，这种特殊社会，在墨子以前就有，但是自从墨子开始，其形态更为具体而且更见明显。

墨子在孔子之后，孟子之前，关于他的学说也有专书，他的思想是“非战”——反对当时的战争，反对自己称帝称王，以武力侵略别人的土地。他主张“兼爱”，也就是绝对的博爱，爱自己的兄弟父母，亦要同样爱别人的父母兄弟；爱自己的儿女，也爱天下人的儿女；爱自己的国家，也爱别人的国家。兼爱的思想，实际上是孔子提出来的，孔子主张“仁”，那只是原则，而墨子讲的兼爱，则是具体的作法。

在政治方面，墨子是“尚贤”的，绝对主张贤人的政治，不可以私相授受，有道德、学问、人格的人，应该出来做事。“尚同”也是墨子的主张，可以说是大同思想的实施，所以他的学说，有很多长处。他本人学问渊博，学生很多，本事也大。他主张“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从头顶到脚尖，尽其所有，为了救社会、救国家、救世界、救人类，都可以毫无条件、毫无保留地彻底牺牲，奉献出来。

由上古文化流传下来的学派中，孔孟是尊崇尧舜的；墨子的精神，则是走大禹的路线，有功则是德，效法大禹治水的精神，真有功劳，就是道德的完成。大禹治水，九年在外，三过家门而不入，全国那么大的洪水，黄河、长江，九州岛的洪水，由他治理好，天天赤着脚到处跑，晒得又黑又瘦，腿毛磨光了，不成人形，辛苦得很。墨子走的就是这个路线。

墨子的得力学生，在当时称做“巨子”，当时各国都有巨子，势力非常大。他们并不直接参与政治或其他活动，但对任何国家的政治，都会提出善意的建议。

例如，当宋楚两国，正酝酿一次大战的时候，墨子就到楚国去，劝楚国不要打仗。当时楚国著名的公输般，就是后世我们工程师的鼻祖鲁班先师，已经发明了许多新的武器。墨子说：你这些武器全没有用，假使你不相信，你可以拿来和我的武器比一比。公输般把他的新武器拿出来，墨子一看就说，你这个是云梯，我有办法破掉你这项武器，于是以另一种武器克制了云梯的力量。公输般把他的全部武器拿出来，都被墨子破解了，公输般没有办法了，最后说：墨先生，你了不起，可是我最后一样东西还没有拿出来。墨子说：你不必拿出来，也不必说，我早已经知道了，你最后的一手，是把我杀掉。但是，我告诉你，我既然敢来，就不怕你杀了我；我现在只是一个人来，而我的许许多多学生，都是各国的巨子，他们的学问本领和我一样好，甚至比我更高明。你今天杀了我一个墨子，将来会有千千万万的墨子起来，对付你楚国，绝对不会容许你发动侵略战争。这一次的宋楚之战，于是无形中消弭了。

墨子的学生，经常做这一类的工作，中国文化中的侠义精神，就是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精神。这个侠义的义，和孟子所说仁义的义，有所不同，而是帮助困难的人、痛苦的人、弱小的人。认为这些是应该做的侠义，这也就是墨子的精神。


墨子与帮派


我研究中国几千年历史，认为墨子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超越了儒家、道家，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就有这种侠义精神的成分。后世的《三国演义》中的桃园三结义，就是墨子的精神，甚至于描写盗寇的《水浒传》，所谓的忠义堂，也是墨子的精神。现代写的武侠小说，乃至帮会组织，也都属于墨子的精神。

这种社会的形态，从战国以后，经秦汉以迄清朝末年，甚至到抗战胜利以前，这种精神，在今日海外的华侨社会，仍然存在。在汉高祖统一天下后，这种特殊的社会，就有南方、北方、东方、西方、中央等五方。例如项羽下面的名将季布，有一次在和汉高祖的战斗中，汉高祖落败，季布乘胜追击，季布的马头和汉高祖的马尾，已经相连，只差一点，就可以把汉高祖杀死，或者生擒过来。幸亏，汉高祖终于逃过了这次危险，但已恨季布入骨。汉高祖当了皇帝以后，知道季布并未战死，也没有被俘，于是通令天下，悬重赏，缉拿季布，如果有人捉到季布，可以封王；如果窝藏他的，则全家有罪。这时季布已经走投无路了，于是到山东的大侠“朱家”的家里做佣人。过了三天，被朱家看到了，从举止仪态上看，知道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奴役，晚上把他找来，问他究竟是谁？要他坦白说老实话。季布这时知道已经无法隐瞒，于是对朱家说：我就是季布，你把我绑送到刘邦那里，可以封王，又可以发财。朱家笑笑说：你这样逃亡不是办法，跟我去见刘邦。刘邦当亭长出身，还没有发迹时，和朱家这些人都是一起喝酒打牌的朋友，朱家当然能够以老朋友身份去见他。

于是，要季布化装成车夫，替朱家赶马车，直奔长安。当然，以朱家的名声，一路上通行无阻，还有人远迎远送的。过去在大陆的帮会领袖，并不是想象中的一脸横肉，动辄脸红脖子粗，伸出胳膊肌肉鼓鼓的那样的人物，也不像今日在社会上乱闹事的青年，他们都是生活非常朴素，非常讲道德，对人也是客客气气的。

他们到了长安，萧何、陈平，这些地位高的文官、武将，都是朱家的朋友，纷纷请他吃饭，问起他到长安的原因。朱家说，老实告诉你们，我是为季布而来的，季布是一个人才，为什么要缉拿他呢？招降他为自己用不是很好吗？现在还有些边远地方，没有完全平定，像季布这样的人才，如果他向南方投奔到越国，或向北方投向匈奴，岂不是培养了一个大敌人吗？何不取消通缉令，给他一个官位呢？这些文臣武将听了觉得很对，报告汉高祖，刘邦听说是朱家说的，就照办了。最后季布还是做了汉朝的大将。

从这些历史片断看到，在汉代初年，墨家精神仍然存在，不过并不称为帮会或帮派，而叫做“墨道”。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才收拾这种局面，由于当时有游侠郭解，经常拔刀相助而杀人，于是汉武帝就把他杀了，但以后的社会反而比较乱了。汉高祖是深懂安抚特殊社会人物的，汉武帝到底是职业帝王出身，不吃这一套，社会因而就成了问题。所以中国五千年历史中，对这个题目研究起来，很有意思。等于研究现在的美国历史，他们的民主自由思想是怎么来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欧洲移民在这里的生活形态，以及独立之前的政治制度，都有什么关系？或者研究所谓“三K党”、“黑手党”等等，为什么依然存在。

墨子下面的巨子精神，来源如此久远，影响到后世的每一个时代，甚至中华儿女的血液中也存在这种精神。有时候墨子的精神就出来了，这是特有的精神，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特色。

例如，在孟子以前的时代，秦国有一个巨子，只有一个独生子，犯了国家的法令，依法非杀头不可。公文送到秦惠王面前时，宰相报告，这个犯人是某巨子的独生子。秦惠王便派人把这个巨子召来，告诉他依法本来非杀头不可，因为知道是独生子，特赦了他的罪，让巨子把他的独生子带回去管教。这巨子当面谢了秦惠王，可是，他把儿子带回去以后，还是把儿子杀了，送消息到秦惠王那里说：这孩子做的事，国法可以赦免他，可是墨家的家法，不能赦免，所以还是依家法处死。

所以老式的社会，几十年前的青、洪两帮中，完全是儒家、墨家的精神，讲究的是仁义道德，规矩比外面社会的法令还严格，不对的立即处理，家法绝对不能犯。这是说墨家巨子们的精神。

宋牼，就是墨家的巨子，所以他有墨家的精神。

有一天，宋牼准备前往楚国，半路上在河南、湖北之间的石丘这个地方，和孟子碰了面。孟子称他为先生，他的年纪比孟子大，是前辈，所以对他很恭敬。尤其墨家的巨子们，在社会上的声望很高，道德、学问也好，有一方影响之力。所以孟子就问他：“先生将何之？”

对这个“之”字，大家要注意，“之者至也”，在这里是“至”的意思，就是到哪里去。但现在的青年往往只把它看做一个虚字。有一次，我的一个学生，已得了硕士学位，在教书，他的学生写了一篇论文，请他批改。这篇论文中有“卦之”一辞，我这个硕士学生，把它改成“之卦”，然后送来给我看。我看了以后，把这个硕士学生骂了一顿，因为“卦之”是对的，从这卦到那个卦，就名为“卦之”，而他反而改错了。这就是“之”字的运用。

像古诗中“之子欲何之？”现在年轻人读古文，读到这种句子，一定要大骂，一句话五个字，用了两个“之”字，开头“之”，结尾也“之”，在说些什么？其实很简单，意思就是：你要到哪里去？在古文“子”是客气话，孔子、孟子，就是孔先生、孟先生，“之子”就是“你先生”，“之子欲何之？”就是你先生要到哪里去？所以读古文，不可把文章中的“之”字，全看作是虚字，那样就会卦之、之卦，弄不清了。

孟子问宋牼要到哪里去，宋牼说：我听说秦国和楚国在发动战争，又要打起来了。现在我准备到楚国去看楚王，想叫他不要打仗，因为打仗，老百姓死得多，国民的生命财产损失太大，受不了。如果楚王不高兴，我就到秦国去看秦王，说服他不要打仗。这两个国家，总有一个听我的意见。

用现代的眼光看这件事，会觉得很滑稽，以一个平民老百姓的身份，去看别国的君王，想叫他不要打仗，似乎是异想天开。所以要了解，在春秋战国时代，墨家的巨子们，就有这个力量，与现在的在野党派相似，相当厉害。他们去见那些国君，用不着登记，只要拿一张名片递进去，还非见他不可，不然他会发动整个社会反对。所以他要去劝他们不要发动战争，自有他的力量。但是这个力量，并不像现代的帮派那样乱搞的，他们的学问道德，都是在社会上起领导作用的，程度非常高。

这就看到我们中国社会，从上古时代开始，几千年来，有一个特殊的形态，一直存在。后来到汉朝，就是门第观念，是儒家和墨家结合起来的。在宗法社会里，对于一件事情，如有一族的人反对，就会成为很严重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国历史，包括文化、政治、哲学思想、社会、经济等等的历史，这是不可不知道的。否则写出来的书就是外行，因为缺了这一环，就错了。

孟子听了他的话，很客气地自称名字说：我孟轲，不想请教你关于这件事的详细情形，只想听听你劝他们这两个君王不打仗，用什么主旨，准备怎么说。

宋牼说：我将告诉他们，这两个国家打仗，损失都太大，没有一点利益，两败俱伤，以利害关系去劝说他们。

但是，你这一思想，会影响到政治和社会，凡事都以利为前提了。结果做人部下的，“怀利以事其君”，看上面给他的利益多少，才决定是否为老板做事。为人子女的，也“怀利以事其父”，看家庭有多少财产，或者只想读书出来，为自己做事，帮助家里多少钱。兄弟之间，也是如此。于是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变成只有利害，没有仁义了；人与人之间，脑子里只有利害关系了。这一思想影响下去，整个时代都完了，国家也不可能不亡。所以，不能以利为前提。

我们看了孟子这前半段的话，想到《孟子》这本书的第一篇，《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头子，你那么远来看我，“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立刻给他一个反驳，“亦有仁义而已矣”，动辄讲利害是不对的。不过后世三千年来的人，读了《孟子》，都说孟子太迂了，仁义值几毛钱啊！尤其到了今天的人类社会，只有价值观念，只讲利害关系。孟子叫了几千年，也没有人听他的；几千年前也是一样，人人都是以利为目的，人的生活永远在价值的观念上打转。再看几千年文化的演变，不但中国历史如此，西洋的历史也是一样，始终在求利的观念中打转。

由于科学的发展，物质文明的发达，工商业的进步，现在人与人之间，求利的观念，比过去更加严重。这是什么道理？这是一个大问题，孔孟反对了几千年，叫唤了几千年，但是谁也没有被他叫醒。道家也有一首诗，在“名利”两字上加一个“浮”字，“浮名”、“浮利”，意思说名和利，是浮在表面的，随时可以流走的，不是自己的，只是在活着的时候，暂时所属，是“我之所属，非我之所有”。有首诗中的两句：“浮名浮利浓于酒，醉得人间死不醒。”在思想观念上，我们把名利看得很淡，可是在现实上，名利像酒一样，喝醉了永远醒不了。

人类几千年的文化，说得好听一点，是文化，如果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社会经济不安定，人民生活也不安定时，人类如何产生文化？只有饿肚子的文化，只有讨饭的文化。所以古今中外几千年的文明，始终是靠在经济的动力上，这几乎是无法变更的大原则。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有幸而生在那个阶段，比目前的年轻人幸运多了，我们从两根灯草的青油灯下读书开始，下雨天穿钉鞋、打油纸伞的生活，到今天已经漫步太空了。这几十年的变动之快速，超过了过去一两千年的进步。

在如此快速的转变中，看出了什么呢？到今天为止，人类科学进步了，工商业发达了，文化却退步了，落后了，精神文明已衰败到极点。所以我经常说，这个二十世纪的末期，是文化思想、哲学文明空白的时代。物质文明进步得非常快，精神文化的文明，却是一个空白，对历史交不了卷的。几十年前的人，还有他的精神文明思想，现在我们这一代的人则没有。

前天有一个出版社的人，参加一个图书馆的会议后，才知道中国所有的图书馆都不买书的；出版界出书，可没人看。现在写文章，越短越浅，而且头尾不连贯的，越有人看；如果写一篇有内容、有分量的论文，没有人看。短短的笑话有人看，报纸副刊中的“趣谈”，风行一时；如果写一篇学术性的论文“谈趣”，就没有人要看了。日本东京的文化市场低落了，我们的文化市场也低落了，不要看见国际学舍经常开书展，这只限于台北市，离开台北，销售一本书可不容易。所以这一时段的精神文化交白卷了。

我们回过头来看孟老夫子的话：“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文化落后的结果，就是人类头脑思想，生活习惯，只向图利这方面去，精神文明就丧失了。这情形，现在刚开始，有心的人，正在掉眼泪，想挽救这个时代。不过人类到底是人类，受了这种没有精神文明的痛苦以后，依我的看法，不出三五十年，人类将要重新追求精神文明，追求文化，而鄙视物质文明造成的烦恼。所以我一再鼓励年轻人，要想为孔子孟子的文化而努力，现在就要坐冷板凳，吃冷便当；能认真好好努力几十年，孔孟学术就时髦了。

以我为例子，小的时候念书，研究禅、研究佛学，当时被老一辈的人看见，先蹙起眉头，然后斥责：怎么搞这个东西！但我还是不放弃。有的人还委婉地说：你父亲怎么不说你呢？怎么去学这些东西？这是十分客气的话了。我年轻时就是倔强，我说这是我的兴趣，这是学问，不懂就不要批评，如懂就辩论一番，我是为自己的兴趣而学。

由这件事例就知道，应该如古之学者的“为己”，为学问而学问；不要学今之学者的“为人”，表演给别人看，或者为声望、名利而求学问。假如今日为中国文化，为人类文化而努力，在很快的未来，二十一世纪的开始，即会成为了不起的大师，只看今日的努力如何了。

现在回到《孟子》本文，继续看孟子和宋牼的谈话。后半段，我们不去作逐句解说，这是古文的写作技巧，孟子的文章喜欢用对称的形式，上下句子，形式上是排比的。孟子的这种文法，后来形成了八股文的“比”，这类文章，在文学上看，固然很流利，很优美；在现代的观念看来，就感到太啰嗦。他的这一段话，以现代的文字技巧写起来，几个字就解决了，很简单的。

我们知道，孟子在这里和宋牼的谈话，在政治哲学、历史哲学方面，是始终反对以利害观点为出发点的，认为后遗症太大。他并且要大声疾呼，建立真理的目标，毫不妥协。这是一个重点所在。

至于宋牼当时，在听了孟子这一番理论以后，有没有接受，没有下文，在《孟子》这本书上，没有结论，在其他的历史书籍中，也没有结论。孟子说孟子的，墨家的巨子们仍然走墨家的路子。

如果深入的讨论，从后世的纵横家，现在所谓谋略学的立场来看，孟子的观点，不一定完全对；宋牼的主张，在诸子百家中，也不一定完全错。所以在历史的概念上，古文中有一句话说：“先动之以利害，则诱导仁义。”想影响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想影响一个时代社会的思想，先用利害关系，使他同意了某一观念，然后以教育诱导的方法，使他慢慢的，转向到仁爱政治的道德路上。像孟子之道，始终就只是一个招牌，仁义就是仁义；至于达到仁义这一目的所用的方法，是不是正确，不失为一个应加研讨的问题。但是在人文文化的道德规范上，孟子之道是绝对的标准，方方正正，绝不妥协。

接着，下面说孟子做人处世的态度。这里，我们先不要忘记，这时孟子已经接近晚年了，他在国际间的声望已经很高，权威很大，同时也很穷。人越穷，气就越大。
作者: 思过黑鹰    时间: 2026-11-9 11:48

利益仁义


曰：“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孟子说：老先生，你的愿望了不起，想为人类社会消弭一场战争灾害。可是，你所提出的口号，你的主义错了。你以利害的关系去说动他们，即使说成功了，也会产生后遗症，因为你是以利为前提而说动他们的左、中、右三军之师，不打仗了，将士官兵都很高兴，退伍回家，可能还拿了奖金，因得利而高兴。

但是，你这一思想，会影响到政治和社会，凡事都以利为前提了。结果做人部下的，“怀利以事其君”，看上面给他的利益多少，才决定是否为老板做事。为人子女的，也“怀利以事其父”，看家庭有多少财产，或者只想读书出来，为自己做事，帮助家里多少钱。兄弟之间，也是如此。于是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变成只有利害，没有仁义了；人与人之间，脑子里只有利害关系了。这一思想影响下去，整个时代都完了，国家也不可能不亡。所以，不能以利为前提。

我们看了孟子这前半段的话，想到《孟子》这本书的第一篇，《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头子，你那么远来看我，“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立刻给他一个反驳，“亦有仁义而已矣”，动辄讲利害是不对的。不过后世三千年来的人，读了《孟子》，都说孟子太迂了，仁义值几毛钱啊！尤其到了今天的人类社会，只有价值观念，只讲利害关系。孟子叫了几千年，也没有人听他的；几千年前也是一样，人人都是以利为目的，人的生活永远在价值的观念上打转。再看几千年文化的演变，不但中国历史如此，西洋的历史也是一样，始终在求利的观念中打转。

由于科学的发展，物质文明的发达，工商业的进步，现在人与人之间，求利的观念，比过去更加严重。这是什么道理？这是一个大问题，孔孟反对了几千年，叫唤了几千年，但是谁也没有被他叫醒。道家也有一首诗，在“名利”两字上加一个“浮”字，“浮名”、“浮利”，意思说名和利，是浮在表面的，随时可以流走的，不是自己的，只是在活着的时候，暂时所属，是“我之所属，非我之所有”。有首诗中的两句：“浮名浮利浓于酒，醉得人间死不醒。”在思想观念上，我们把名利看得很淡，可是在现实上，名利像酒一样，喝醉了永远醒不了。

人类几千年的文化，说得好听一点，是文化，如果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社会经济不安定，人民生活也不安定时，人类如何产生文化？只有饿肚子的文化，只有讨饭的文化。所以古今中外几千年的文明，始终是靠在经济的动力上，这几乎是无法变更的大原则。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有幸而生在那个阶段，比目前的年轻人幸运多了，我们从两根灯草的青油灯下读书开始，下雨天穿钉鞋、打油纸伞的生活，到今天已经漫步太空了。这几十年的变动之快速，超过了过去一两千年的进步。

在如此快速的转变中，看出了什么呢？到今天为止，人类科学进步了，工商业发达了，文化却退步了，落后了，精神文明已衰败到极点。所以我经常说，这个二十世纪的末期，是文化思想、哲学文明空白的时代。物质文明进步得非常快，精神文化的文明，却是一个空白，对历史交不了卷的。几十年前的人，还有他的精神文明思想，现在我们这一代的人则没有。

前天有一个出版社的人，参加一个图书馆的会议后，才知道中国所有的图书馆都不买书的；出版界出书，可没人看。现在写文章，越短越浅，而且头尾不连贯的，越有人看；如果写一篇有内容、有分量的论文，没有人看。短短的笑话有人看，报纸副刊中的“趣谈”，风行一时；如果写一篇学术性的论文“谈趣”，就没有人要看了。日本东京的文化市场低落了，我们的文化市场也低落了，不要看见国际学舍经常开书展，这只限于台北市，离开台北，销售一本书可不容易。所以这一时段的精神文化交白卷了。

我们回过头来看孟老夫子的话：“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文化落后的结果，就是人类头脑思想，生活习惯，只向图利这方面去，精神文明就丧失了。这情形，现在刚开始，有心的人，正在掉眼泪，想挽救这个时代。不过人类到底是人类，受了这种没有精神文明的痛苦以后，依我的看法，不出三五十年，人类将要重新追求精神文明，追求文化，而鄙视物质文明造成的烦恼。所以我一再鼓励年轻人，要想为孔子孟子的文化而努力，现在就要坐冷板凳，吃冷便当；能认真好好努力几十年，孔孟学术就时髦了。

以我为例子，小的时候念书，研究禅、研究佛学，当时被老一辈的人看见，先蹙起眉头，然后斥责：怎么搞这个东西！但我还是不放弃。有的人还委婉地说：你父亲怎么不说你呢？怎么去学这些东西？这是十分客气的话了。我年轻时就是倔强，我说这是我的兴趣，这是学问，不懂就不要批评，如懂就辩论一番，我是为自己的兴趣而学。

由这件事例就知道，应该如古之学者的“为己”，为学问而学问；不要学今之学者的“为人”，表演给别人看，或者为声望、名利而求学问。假如今日为中国文化，为人类文化而努力，在很快的未来，二十一世纪的开始，即会成为了不起的大师，只看今日的努力如何了。

现在回到《孟子》本文，继续看孟子和宋牼的谈话。后半段，我们不去作逐句解说，这是古文的写作技巧，孟子的文章喜欢用对称的形式，上下句子，形式上是排比的。孟子的这种文法，后来形成了八股文的“比”，这类文章，在文学上看，固然很流利，很优美；在现代的观念看来，就感到太啰嗦。他的这一段话，以现代的文字技巧写起来，几个字就解决了，很简单的。

我们知道，孟子在这里和宋牼的谈话，在政治哲学、历史哲学方面，是始终反对以利害观点为出发点的，认为后遗症太大。他并且要大声疾呼，建立真理的目标，毫不妥协。这是一个重点所在。

至于宋牼当时，在听了孟子这一番理论以后，有没有接受，没有下文，在《孟子》这本书上，没有结论，在其他的历史书籍中，也没有结论。孟子说孟子的，墨家的巨子们仍然走墨家的路子。

如果深入的讨论，从后世的纵横家，现在所谓谋略学的立场来看，孟子的观点，不一定完全对；宋牼的主张，在诸子百家中，也不一定完全错。所以在历史的概念上，古文中有一句话说：“先动之以利害，则诱导仁义。”想影响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想影响一个时代社会的思想，先用利害关系，使他同意了某一观念，然后以教育诱导的方法，使他慢慢的，转向到仁爱政治的道德路上。像孟子之道，始终就只是一个招牌，仁义就是仁义；至于达到仁义这一目的所用的方法，是不是正确，不失为一个应加研讨的问题。但是在人文文化的道德规范上，孟子之道是绝对的标准，方方正正，绝不妥协。

接着，下面说孟子做人处世的态度。这里，我们先不要忘记，这时孟子已经接近晚年了，他在国际间的声望已经很高，权威很大，同时也很穷。人越穷，气就越大。


行客拜坐客


孟子居邹，季任为任处守，以币交；受之而不报。处于平陆，储子为相，以币交；受之而不报。他日，由邹之任，见季子；由平陆之齐，不见储子。

屋庐子喜曰：“连得间矣！”

问曰：“夫子之任，见季子；之齐，不见储子——为其为相与？”

曰：“非也。《书》曰：‘享多仪，仪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为其不成享也。”屋庐子悦。

或问之，屋庐子曰：“季子不得之邹，储子得之平陆。”

“孟子居邹”，孟子回到他自己的国家了。

“任”是一个小国家，在周朝，天子分封的诸侯国，有数百之多，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种，因为“子”与“男”是同一等级的，所以孟子在《万章》下篇曾说：“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任”是一个属于子位的诸侯小国，处于齐楚之间。季任是任国国君的弟弟，因为任国的国君，到邻国去访问了，由季任留守，代理国君主政。因为知道孟子的生活条件不好，就送钱给孟子。在这个时候，另有别人送钱给孟子，孟子不受，而季任送的钱他接受了。在中国的古礼是“礼尚往来”，应该回礼的，但是孟子“不报”，没有回礼。

有一次，孟子在齐国的平陆（在前面《公孙丑》篇中，就有“孟子之平陆”的故事），齐国的首相储子，送钱给孟子，孟子也没有回礼。

后来，孟子出国去了，到了任国，特别去看任季子，当面道谢。可是，孟子由平陆到齐国国都的时候，并没有去拜访储子。中国的礼貌，是“行客拜坐客”，出去旅行，是行动中的人，要去拜访旅行所到之地的朋友，就是坐客。因为旅行在外的人，在到处行动忙碌之中，当地的人不便去打扰，这是合理的礼貌，现代的国际外交礼貌，亦是一样。不过行客拜了坐客，当行客离开的时候，除了有特殊原因，坐客应该送行客。

屋庐子看到老师对这两个人不同的待遇，高兴极了，心里想，这一下，我可抓到了老师的漏洞了，我可得问问他了。于是他去问孟子：老师，你平常教我们要讲道德，守规矩，你到了任国去看季子，因为他是任国国君的弟弟，而且正在代理国君当政。可是你到了齐国，没有去看储子，储子也送过礼给你啊！你只看国君，不看宰相吗？他这话的意思，好像说，老师你颇势利的嘛！

孟子说：不是这个道理，《书经》上记载，周公经营雒邑，告诉成王御诸侯之道的《洛诰》上说过，“享多仪，仪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赠送礼物给人，在礼貌上要周到，送的礼物再多，吃的、穿的、用的，还有钞票，但是如果礼貌不周到，不诚恳，就等于没有礼，因为礼物的价值不能代表礼的厚薄。假使一个穷人来拜候，因为他没有东西可以送，虽然没有带礼物，但致敬诚恳，这就是最重的礼了。储子的馈赠，不成其为“享”的，就是说不诚恳。

屋庐子听了孟子的话，不待再多解释，就懂得孟子不去看储子的道理了，很高兴。可是别的同学还是不懂，就问他，老师怎么说？屋庐子说：还是老师对，因为老师住在自己的家乡，与住在齐国的平陆不同。季子在自己的国家代理主政，不能亲自送礼来，只好派使节送来；齐国宰相储子，送礼给老师的时候，老师是住在齐国的平陆，储子真正尊敬老师，应该亲自送到，不应该派人送来。所以他虽然派人送礼，并不表示对老师十分尊敬，老师用不着回报，并不是老师失礼。

由这一点看到，古人的所谓臣道、友道，以及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轻重，和礼仪之间的分寸，是有其道理的。古今中外，乃至于现在、未来，在国际礼貌上，自然形成了一种分寸，不可以草率。

就像卡特访苏联，访日本，为什么不到台湾来？因为没有邦交，这是他的为难处。乃至社会上，朋友的交往，在礼貌上，都有他的道理。什么叫做礼？我常说，礼是人类生活相处的一种艺术，就如同一幅很好的画，你不能在上面去乱涂一笔，那就破坏了整个画面。有人说礼貌是假的，试问哪一幅画不是假的！有谁把一座山、一泓水放到纸上去？可是画在纸上的山水，一看就是山水，而且比原来的山水面貌更美，如果再在上面乱涂一笔，整幅画就完了。

同时这也说明，孟子的立身处世，始终有他的分寸，不马虎，不随便。这一次屋庐子以为抓到了老师的差错，非去问难不可，想难倒老师，结果，还是没有把孟子难倒，因为他自己的学问不够。


两个高人过招


淳于髡曰：“先名实者，为人也；后名实者，自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古代的名人淳于髡，他是滑稽的祖师爷。滑稽古音念“骨”稽，后世则念滑稽，积非成是，大家念成习惯了，我们就依习惯念吧。现在又叫做幽默，滑稽与幽默，似乎没有距离。淳于髡是齐国的赘婿，连姓也改了，古代宗法社会里，对于入赘改姓，是非常严重的事，会被人轻视，可是他并不在乎。而他对于当时齐国的政治、时代、历史有相当影响。他也做过使节，做事无一不滑稽，其实滑稽是他的妙用。齐宣王，以当时国际间霸主的威风，要杀人时，只要他一个笑话，一个滑稽动作，齐宣王的怒气就没有了，别人的生命也保住了。后来汉代的东方朔也和他一样，汉武帝那么大的威风，不管多严重的问题，只要东方朔一到，汉武帝脸上紧张的肌肉就松弛下来了，一笑之下，问题自然烟消云散。甚而在汉武帝给臣子赐肉时，不等主事官到，就私自割了一块带回家给太太。汉武帝不但不生气，反而赐酒一石、肉百斤，给他和太太吃。

齐国三代的君王，对淳于髡都很重视，虽然他言行无一不滑稽，但为人正派，提出政治上的意见，也都很正派，常常左右君王的决定。

在孟子和齐宣王谈得不太融洽，准备卷铺盖走路时，大概淳于髡来看孟子，这一段是两个人的谈话。

淳于髡说：有些人并不一定好名，并不一定想先使自己知名度提高，但实际上，一定先要有知名度，才会有实际的事业可做。名和实两件事，有了名就有实，所以有些人，爱惜自己的名比生命还更重要，目的不是为自己，因为名誉好，然后才有权力，才可以为社会国家做事，目的还是为别人。

有些人对名不重视，做官也没有兴趣，发财也不要，只管自己有道德，表示我有我的真理，我有我的人格，你用官位、钞票诱惑不了我。这些人把名实放在后面，只是为他个人自己，还是很自私自利。

这一下，可狠狠地给了孟子一棒子。

他又说：你在我们齐国的地位不低啊！皇帝把你看作老师，是国师，而且把你排在三卿之间，是最高的顾问；朝廷知道你学问好、道德好，可是你的名气，老百姓实在不知道。齐宣王对你很恭敬，可是在政治上你还没有做出一些事来，而你老先生现在却准备走了。你的理想既是救世救人，难道救世救人是这样自私自利的吗？

由此也可看出淳于髡这个人，一方面为了自己的齐国，一方面也为了孟子，好像对孟子说，你应该做一番事，让大家得到益处才走。

这两位先生在一起很有意思的，两个人的嘴巴都够厉害的。

孟子回答他说：有一种人，不在乎地位高，自己宁可站在低等的位置上，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道德，而在上面的人是没有道德的，所以他就离开，不愿为不道德的人做事，连下位也不要。像伯夷就是这种人格，周武王统一天下，他认为武王的革命是不合礼的，是不道德的，看不起武王，就义不食周粟——不吃周朝的饭，到山上去吃树皮树根，因营养不良而死，这是一种人格。

还有一种人格，像商汤时代的伊尹，只知道救世界、救社会、救人类，他不管那些臭规矩，五次去找汤，四次话不投机，最后还是当了汤的宰相，帮助汤治理好天下。那时，桀是一个非常暴虐的坏君王，他也曾数次去找桀，只要桀王肯用他，他可以把天下治理好；但桀没有用他，最后商汤用了伊尹，把桀打垮了，建立了商朝的天下六百年。这种人以救天下、救人类为目的，自己个人的人格、名誉，不作考虑。第三种人是不问领导人如何，污君也好，官小也好，只要你交给他一个位置，他就会把责任做好，上面尽管滥，全国尽管滥，但是自己管的地方保持好，至少保持了国家民族文化的元气，这是柳下惠。

孟子经常把这三个人，作为人格的典型。他说这三个行为不一样，方法不一样，态度不一样，走的路线不一样，而目的是一样，都是希望对社会、国家、人类有所贡献，都是实行仁道。一个大人君子，实行仁义之道，何必跟着他人典型的路线走呢？人家走过的路线，我何必也去走呢？


谁是关键人物


孟子还了淳于髡一拳，可是淳于髡也不是好缠的人物，他听孟子这样自我标榜，就露出一点他的看家本领，滑稽挖苦的味道来了。

曰：“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

他说：当年你们鲁国——文化的中心——周公的后代鲁缪公的时候，公仪子做宰相，有学问，有道德，旁边还有两位贤人，子柳和孔子的孙子子思。可是鲁国一天一天衰弱下去，领土被剥削，幅员逐渐缩小。由此看来，历史证明，他们这帮书呆子，讲道德学问，理论是高，实际上对国家政治，毫无用处。

他这些话，等于说这些贤人，都是饭桶。当然，他没有直接骂孟子，他骂人是转了十七八个弯，让听话的人听了去头痛。他指的是鲁缪公的时代，可是连孟子的老师子思都骂进去了。双方的对话都很尖锐。

孟子说：这个话很难讲，百里奚是虞国的人才，而虞国的诸侯，不知道用他，结果百里奚只好放牛。秦缪公知道这个名人，就把他从楚国的俘虏中弄来做宰相，结果秦国称霸。同样一个人，能否建立功业，还要看老板好不好才行。

孟子几句话就把问题推开了。可是他们两个，不正面讨论现实问题，不明讲孟子的去留，都讲历史，借历史的故事，来辩论目前的现实问题，所谓借题发挥。这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只在研究历史，好像两个老太婆见面，只说张家长，李家短，不说你的儿子怎样，我的女儿又如何，这样可以免得在现实问题上闹僵，下不了台，但能知道对方的意向。

曰：“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绵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有诸内，必形诸外；为其事而无其功者，髡未尝覩之也。是故无贤者也，有则髡必识之。”

淳于髡又说：从前卫国有位很懂得制乐谱、齐声合唱的王豹，当他在淇水为首长的时候，黄河以西一带的人，受他的影响，都很会齐唱。我们齐国还有一位很会吟诗的绵驹，他住在高唐的时候，我们齐国西边的人，受了他的影响，也都很会唱诗。我们齐国以前还有两位大夫华周和杞梁，他们在庄公伐莒的时候，同时战死，而他们的妻子，都哭得很哀痛。后世流传的民间故事，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就是杞梁的妻子。此事影响后来全国的妇女，在丈夫死时，都哭得非常哀痛，改变了整个国家的风俗。这种风俗，一直流传至今，乃至于有的富贵人家，或因身体不支，或因年老体衰无能哀哀痛哭的，也要雇请善哭的女人，披麻戴孝，在死者的灵前，呼天抢地，代替她去号啕大哭，表达心中的悲痛。女性的职业哭丧，是唐朝以后才有的，这种哭丧者的风俗，自杞梁的妻子开始流传下来，也是中华文化的特点之一。

淳于髡举了这几个例子以后，说出一个道理来。他说：老先生，一个人内在有真正的本事、学问、修养，就会在外面表达出来，做得出来，是可以看见的。如果说一个人，有理想，出来做事却没有成果、功绩，对不住，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贤者。换言之，会吹牛的，亦要吹出一个成果来，你孟老夫子吹了半天，一声不响就卷铺盖跑掉。大概这个社会上没有一个有本领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我一定看得见。

淳于髡等于说，你孟子不是一个有本领的人，如果有本领，我一定看得见。他当面说孟子不是圣贤，没有本领，使孟子面子上很下不去，淳于髡这种话真厉害，讲得相当严重。

曰：“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

孟子怎样答复他呢？他只有讲老实话，但还是讲当时的历史，不讲现实。他说：孔子当时在鲁国作司寇，只三个月就辞职不干了，但是还是住在国内。后来又为什么离开了鲁国？因为齐国的诸侯齐景公，认为如果鲁国再用孔子，不需要三年，鲁国将成为霸主，各国都无法与鲁国抗衡。于是和宰相晏婴商量，想办法离间鲁定公与孔子君臣的关系，送了一班女乐——漂亮的歌舞女郎到鲁国，把鲁定公迷住了。孔子当然反对，但天下最厉害的是美人计，这班美女一到，孔子再反对也没有用，而且又使鲁定公不高兴，所以孔子就要离开鲁国。

但他若在这个时候出国，在鲁国这个周公后裔的礼义之邦，就表明领导人鲁定公一定有重大的失德之处，将来历史上一定记载，孔子的去国，是鲁定公的大过错，而不是孔子的错。孔子为了这个原因，不能离开鲁国，而心里痛苦得很。刚好，此时国家举行祭祀大典，孔子也参加了祭礼，依照古礼，祭祀用过的肉，应该分送到与祭的大臣们家里。可是鲁定公被女乐们迷住了，没有把祭肉送到孔子的家里，于是孔子吩咐学生们准备行李，计划出国。他借这一件小事出去，为鲁定公保留面子，说是因为鲁定公觉得自己和学生们并不重要了，所以出去考察，周游列国，以免暴露了自己国君迷于女色的失德不仁。不知道的人，以为孔子只是为了分不到冷猪肉而出国；稍微明事理的人，也只是以为孔子是为了礼仪上的问题出国而已。

孟子把这故事说给淳于髡听，等于说，不是我老孟想离齐国，是你们齐国的国君，对我已经没有礼貌了。有我不多，无我不少，冷板凳坐不了，只好走了。

所以他最后一句话，“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一个大人君子，他做人处世的方法，不是你们一般人所能了解的，我有当年孔子一样的处境和心情啊！

当然这是个机密，淳于髡还不知道，听了孟子这些话，只好点头说“原来如此”了。


读书人的品格


孟子与淳于髡的谈话，指出了古代知识分子，在立身处世方面，所表现的人格行为的规范。

关于这一方面的理论，在中国文化五经的《礼记》中，有非常重要的《儒行篇》，是有关读书人做人做事遵循的行为标准，等于佛家菩萨道的入世标准。这是今日读书人，尤其是中国读书人，应该拿来一读，作为平日言行参考的。

孟子当时的这一作风，影响了中国后世三千多年来，读书人的高尚行为，后来的《高士传》一书，就是记载历代读书人的高风亮节行为。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表现这种情操的诗词也很多。

例如唐朝末代的高越，他在二十岁多一点的时候，就已经很有才名。有一次他经过山西一带，当地有一位藩镇，就是所谓雄霸一方的封疆大吏，掌有地方的军政大权，实际上，每每自创制度，未必听中央政府的命令，有自立为王的味道。这位藩镇见到高越，非常高兴，有意留他下来为自己做事，并把女儿嫁给他，虽然没有明白说出，但是已经有了相当的暗示。刚好有一位名画家，画了一幅老鹰高飞在天空的《鹰扬图》，请高越在上面题诗。

中国画的画家，不论是画山水、翎毛、花卉、虫兽、鬼神、人物，不但要画得神肖，而且要有深邃的涵义，包含浓厚的哲理。画家多半同时又能够作诗、题字，即便短短两个字的画题，也有其深长的含意，所谓诗、书、画三绝。所以这样的画，是艺术作品，也是文学作品，更是表达思想、意境的哲学作品。最主要的是人人都看得懂，都有感受，都起共鸣。

绘这幅《鹰扬图》的人，大概没有在画上题诗，于是高越就题了一首诗，也表达了自己的意向。


雪爪星眸世所稀 摩天专待振毛衣


虞人莫谩张罗网 未肯平原浅草飞


他是以画上的老鹰自比，意思是说这画上的老鹰，雪白的爪子，明亮如星的眼睛，是世上少见的，它只是暂时栖息在此，随时准备振翅高飞。管理山林的人，不必去张罗网，想把它留住，因为它是不肯在草地上飞的。意思是说，我志向远大，不会留在这个浅草堆中。

再看孟子当时，淳于髡虽代表齐国那样地挽留他，孟子如果是用诗来表达，也同样会说：“未肯平原浅草飞。”就算你齐国的君王来请我当宰相，我也不会在乎的。因此我们又想到陆放翁的两句诗：“花经风雨人方惜，士在江湖道更尊。”这是中国的哲学。我经常说，中国的哲学史，研究起来非常难，诸子百家只是一小部分，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特别多。因为中国文学，不像西方文化。西方的诗人只是诗人，而中国的读书人，都会作诗，如果不会作诗，别说考不上最起码的秀才，连作贡生、廪生、童生的资格都没有。因此，文化的基础不同，读书人作文、作诗、作词、作赋乃至为歌，就会把许多人生道理、哲学思想，统统写在作品里面了。

陆放翁这两句诗，也是名句，他说，花虽然好看，可是人真正爱惜花的时候，是花经过风雨的摧残之后。在孟子而言，当时如果在齐国真的出来当政，以后是不是能在孔子之后，被称作亚圣，万代千秋在孔庙里享冷猪肉，就很难肯定了。因为他同孔子一样，一辈子没有从政做官，因立德立言才有后世的尊崇，这就是“士在江湖道更尊”了。

这也像青年人，在男未婚女未嫁的时候，身价就高，这位小姐，说不定会成为将来的第一夫人；如果一订婚约，价值就已经定了，连男朋友都没有了。这也就是“未肯平原浅草飞”的意思。

再看孟子在平陆，受了齐国宰相储子的礼，不去道谢；而在自己的家乡，受了任国季子的礼物，则去道谢。这个谢与不谢之间，就大有道理，表面上不易看出。世间事，如果不深懂这些道理，分寸之间就很难处理，或处理不当。这类事，在佛教中，尤其是禅宗之中，见得很多。像百丈禅师，被马祖扭一下鼻子，就开悟了；或问一声念佛是谁？被问的开悟了。这些是不管行为，不牵涉道德行为这一面，属于禅宗的顿悟法门。

其实，读书人的高品格，在禅宗中屡见不鲜，如唐代雪窦禅师，是禅宗很高的祖师，学问也高，声望也高，他的禅理哲理都表现在诗文中。当时皇帝的宗室王者，请他吃饭，但是，他素来不出门，如果有居士请他应供，他也绝对不去。请出家人吃饭，或送礼叫做“供应”，出家人接受叫做“应供”。有一次一位王者请他，十分恳切，无法推辞，只好虚与委蛇，说过几天再去。但雪窦第二天派人送一首诗给这位王者：


居士门高谒未期 且隈岩石最相宜

太湖三万六千顷 月在波心说向谁


出家人对于在家学佛的人，不论他在人世间社会的地位如何，上自皇帝，下至平民，都称居士。这首诗是说：你的门第那么高，我一直未能去拜谒，像我这样一个穷和尚，在山上与岩石为伍比较合适。至于说你们想来问道，要我说法，佛法像太湖一样，汪洋浩瀚，深不可测，月亮照在太湖中，正是“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到处都是佛法，何必问我？我又能向谁去说呀。

由这些地方，我们回头再看孟子，当时有多少机会啊！只要他点头，要钱有钱来，要官有官做，可是他就是不点这个头。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儒行”，一个知识分子立身处世的精神。
作者: 思过黑鹰    时间: 2026-11-9 11:50

作人的进退之道


居士门高谒未期 且隈岩石最相宜

太湖三万六千顷 月在波心说向谁


出家人对于在家学佛的人，不论他在人世间社会的地位如何，上自皇帝，下至平民，都称居士。这首诗是说：你的门第那么高，我一直未能去拜谒，像我这样一个穷和尚，在山上与岩石为伍比较合适。至于说你们想来问道，要我说法，佛法像太湖一样，汪洋浩瀚，深不可测，月亮照在太湖中，正是“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到处都是佛法，何必问我？我又能向谁去说呀。

可是，青年人要注意，不可错解这种精神，而变成了傲慢。如果没有孟子的风格、道德、学问而自鸣清高，官亦不要，钱也不要，老实说，你想要也没有人给你，你因此饿死也活该，没人同情你。所以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对于人家送上来的礼，绝对不贪图；合于道德的才要，不合道义的则不要。由此可以看到中国文化“儒行”的另一面。宋代的诗人李宗勉，有一首诗：


经行塔下几春秋 每叹无缘到上头

今日登临方觉险 不如归去卧林丘


李宗勉是南宋的诗人，文学修养高，人格也很高。他走过杭州的六和塔有感，作了这首诗。六和塔与雷峰塔齐名，大家都知道雷峰塔，因为小说或戏剧中的《白蛇传》，白蛇娘娘白素贞，与法海和尚斗法失败，被法海关到了雷峰塔。到了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孙传芳南侵，占领杭州的那一天，雷峰塔突然“轰隆”一声塌了，于是民间传说，孙传芳是白蛇的儿子，转世前来救母亲的。这个民间故事，至今并没有人写成小说。

再说六和塔，也是很有名的，塔侧是之江大学，基层的面积约有一两百坪，高七层，成六角形，每层塔檐的每一个飞檐，都悬有“铁马”，现在叫做风铃，终日叮当作响，别有风味。

李宗勉题六和塔的这首诗，意思是说：多年来我常在塔下经过，每次都恨自己太忙，没有办法到塔顶上去。过去到塔顶去是很费脚力的，不像现在有电梯，到了日本上东京塔，走进电梯，一按电钮就上去了，不过这并不好玩。上六和塔，硬是要一层一层爬上去，爬一层，浏览一层，经过了一番辛苦，到了顶层，四顾俯瞰，钱塘江滚滚东流，尽头处，水天一色，美不胜收。但李宗勉别有怀抱，他说今日我总算到了六和塔的塔顶，站在上面才知道，越高越危险，不如回家去吃老米饭，在小树林里摊张草席躺下，还更安稳自在。

这是他考取了功名，做了大官以后，感觉人生平淡才是好；正如没有发过财的人想发财，而真正发过大财的人，才知道钱财如粪土，有大钱的真痛苦。

宋代另有一个邵经国，原来也是做大官的，因为看透了官场中的得失成败而归隐的。也作了一首诗，劝好朋友退休：


闻道先生欲挂冠 先生何日出长安

去时莫待淋头雨 归日须防彻骨寒

已遂平生多少志 莫令末路去留难

二疏毕竟成何事 留取他年作画看


他说：我好几年都听说你不干了，你哪一天回去啊？一个人上台容易下台难，要在恰到好处时，下台一鞠躬，赶快走，不要等到下大雨的时候，淋成落汤鸡才回来。

以前香港有个电影女明星林黛，死后用铜棺装殓，上万的人前往凭吊。我说她死得正是时候，真是有福气，正是“去时莫待淋头雨”，年轻、漂亮，在演戏生涯的巅峰状态时走了，会长时间被人怀念。如果她活到八十岁，变成老太婆之后才死，古人说：“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世界上没有人欣赏迟暮美人的，这就是人生哲学。

所以他劝朋友，现在该下来了，现在不下来，等到冬天才下来，那就太寒冷了。你平生的志愿已经实现了多少呢？不要等到最后，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落得进退两难。人生做事，不晓得自己的分寸，就很危险；做生意也是这样，如不及时改变，等到开始走下坡时，就来不及了，在末路上去留就难了。

最后两句，是指汉代的疏广、疏受两叔侄，二人官至太傅少傅，上朝时一先一后，做了五年，正在被人羡慕，荣誉达到最高峰的时候，辞职回家，善终天年。用这个故事，劝他的朋友及时引退。

还有个宋代的名臣裘万顷，他有一首诗，感慨更多了，讲到了人生哲学，这还是太平盛世中的感慨：


新筑书堂壁未干 马蹄催我上长安

儿时只道为官好 老去才知行路难

千里关山千里念 一番风雨一番寒

何如静坐茅斋下 翠竹苍梧仔细看


他说，家里刚刚盖了一间书房，墙壁还没有干，就骑马到京城去赶考功名。年轻人，一脑子的前途无量、功名富贵、升官发财，样样都好，样样都要。人到老了，才知道人生路途艰难。少年考取功名，为官几十年，是什么味道呢？“千里关山千里念，一番风雨一番寒。”真是名诗名句！如果是现在，别说千里关山，纵然是万里关山，喷射机三两天就可以来回。可是在古代，一离开家出门，越走越远，那时邮政也不发达，越远就越惦念着家；而所经历的事，更是“一番风雨一番寒”，整个人生经验，无不在风雨寒冷之中。当然也就越做越怕，想来想去，还是卷铺盖回家吃老米饭好。农村社会中，回到家里，如乡下人说的“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狗窝”，万事不管，没有责任，看看树，种种竹，多舒适！

了解了这些，再看到孟子答复淳于髡的话，就知道他的抱负，对人生的看法，在齐国是不可留的，也就是“千里关山千里念，一番风雨一番寒”。孟子要回家了，淳于髡责备他，道义上有救国家、救社会、救世界人类的思想，但是几十年来为什么没有做？没有结果？孟子最后答复，“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一个君子大丈夫的所做所为，一般人是不会了解的。


孔子的秘密


下面这一段，是有关历史哲学的问题。中国文化的历史哲学，牵涉到中国政治哲学思想，几千年来，影响很大。

这一段话，也等于答复了淳于髡以后，对齐宣王作一个间接的批评。他这一段话很长，可以摘出来，成为一篇独立的文章，我们还是分作几个小段来讨论。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

这几句话妙不可言。

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关政治哲学，始终是两个路线，互相消长，一个是王道，一个是霸道，这是几千年形成下来的原则。以后世的观点来看西洋文化的政治思想史，同样也可以归纳于王道与霸道两个范畴之中。所以也可以说，这是千古不移的定则。

我们中国的上古史，如果以尧舜时代为分界点，向上倒推到黄帝的这一阶段，太久远了。对于这一阶段的上古史，后来的历史学家，都不敢下一定论，连孔子也不敢下定论。孔子也有注重证据的科学精神，没有历史资料的，不作定论。所以他着《书经》是自尧开始，因为尧以前的历史，无法确定，所以《尧典》为《书经》之首。

称尧、舜、禹为三王，是孔、孟的历史哲学观点，而传统中所谓的三皇，就很古远了，为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每一个皇，都代表中国的上古史，他们是几个兄弟，每个人都统治了十二万年。后来的统治者，至少也统治了八万年。他们的寿命，都是十几万年乃至几十万年，这种账就算不清了。所以最后只好把它删掉，归入神话中去。

真正研究哲学或科学，多半追溯到前一个冰河时期，等于现在美国有些书，说人类的祖先，是从地球的中心出来的。中国甘肃的崆峒山，黄帝陵寝的后面有一个洞，无人敢进，据说如果进去一直往前走，经过三四个月，可以从南京出来。据说地下都是相通的，连我们的老祖宗，伏羲氏、轩辕氏，都还活在那里。

在西藏，布达拉宫后面有一个洞，被封住的，谁也不敢进去，假如进去，可能连骨头也没有了。据说这个洞的出口在北极。

美国现在研究这一类事的书很多，而且以各种证据证明说，空中所发现的飞碟等飞行物体，就是地球中心的那些人，看到我们地球表层的人太不成话了，所以飞出来侦查。有的人失踪，就是被他们带去了；被带去的人可以长生不老，经他们训练了三个月，又飞回来侦查。他们觉得地球表层的人，如果再闹下去，将会不得了，他们就要出来干涉了。

这一类新书，大家读过没有？这种书多得很，假如没有看，就真的很落伍了。古书既不念，新书又不看；既不学古人，又不懂现代人，可叹！

不管如何，西方的这些说法，都是中国道家几千年前已经说过的话。中国道家素来就说地球下面是相通的，现在西方正想用科学方法求证。

像“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广西的桂林与阳朔县为邻，那里的山，都是从平地上突起奇峰的，水也是碧绿的，风景很美。著名的桂林七星山下的七星岩，由向导点着火炬在岩洞中游览，慢慢流连，差不多要一整天的时间才能走出来。就算走马看花地匆匆而过，也要花上半天时间。另外还有许多深不可测的岩洞，有人说，都可以通地下的那个世界。据说，曾经有人在鸭子的身上做一个记号，放到桂林的一个山洞中去，几天之后，这只鸭子，却游行在湖南的湘江之上。

这类中国神话，如果用英文写成小说，拿到美国去出版，一定是畅销书。现在的时代，越说鬼话，越有人听，也越赚钱！

我们讨论三王的问题，谈到中国上古的神话史，其实真正学科学的人看来，一点也不神话。我不是学科学的，但是我的兴趣是多方面的，科学也包括在内。在我看来，这些神话，绝对是合于科学的，而一般人没有看通这个道理。像道家的学说，在古代就曾经有人实验过，而且有的实验成功，获得证实。但是后人把它看成虚幻的神话，把它摒弃了，没有继承这份文化遗产，再进一步的研究，这是十分可惜的事。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因为尧、舜、禹三代，仍然不是太平盛世。那么怎样才是太平盛世呢？这就要看《礼记》中的《礼运篇》了，这是孔子提出来的。三民主义所标榜的“大同世界”，只是《礼运篇》中的一小段，所以要研究大同世界的思想，必须读《礼运篇》的全文。

这篇书上说，有一天孔子靠在走廊的栏杆上，喟然一叹，身旁的子路等学生们，看见老师这样伤感，就关心地问老师，为什么悲叹，孔子说：我悲叹这个时代。我们引用一句文学的话来说，“江水东流，一去不回头”，历史是永远拉不回来的，物质文明越进步，人类的痛苦越大。

学生们听了孔子的感叹，感觉奇怪，就说，有这么严重吗？孔子说就有这么严重。学生们就问孔子，老师你认为怎样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于是孔子就说到上古时代的太平盛世，人类是如何幸福地生活着。人类生活在那么美好的社会，也不会有什么经济问题，个人不必有发财等等欲望，于是孔子说出了大同世界的理想。其实，大同世界的境况，已经是退化一点了，但还是太平的。

再下来，到了尧舜的时代，文化越进步，思想越聪明，工业越发达，物质欲望越提高，人类痛苦也越大。这是《礼运篇》的整个精神。所以真正中国文化哲学的太平盛世，并不是指三王，因为三王之中的尧舜，是德治，以道德来治天下的，不用法律。

最早的法律，是自舜开始的，舜制定了象刑，象征性的刑罚。例如有人犯了罪，做一顶特殊的帽子给他戴上，使人知道他是犯过罪的。到了周文王时代，他看见老百姓犯罪，自己反而哭了，又不能不处罚，就在地上画一个圈，在若干时日内不许犯罪者超出圈外。像这样的时代，已经不能算是太平了。

在周文王以前的夏禹，时代就已经变了，所谓以功立德，有功就有德，人类开始崇尚功绩了；而这个“以功立德”只是招牌，招牌的反面，则是武功。

如果是真正的武功，也还不错，像汉高祖、唐太宗，都是以武功定天下；到了后世的帝王，连武功也没有了，只有“偷功”、“抢功”而已，这就完了。

因此，依照中国文化的历史哲学观点看来，人类的苦难，会越来越大，因为道德的规范不同了。过去的道德是宗教性的，东方、西方都是一样。譬如中国人怕因果、怕轮回、怕下地狱而不敢做不道德的事。现在没有这一套了，现在的道德是经济性的，以“有没有价值”来作为衡量道德的法码。有价值就道德，没有价值的就不道德，道德观念的标准已经变了，这一变易，本质上的差距就会很大。现在的道德以价值作标准，我预言一百年后，也许道德不再论价值，而问是否需要，需要的就是道德的，不需要的就是不道德的了。到了那个时代，就更糟了。

先了解到这些，就可以读懂《孟子》，知道他为什么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


母教的影响


五霸是从春秋时代开始的，孔子着《春秋》这一部书，是一部法律哲学史的判决书，是对历史上五霸的判决书，指五霸犯了人类历史的罪，他们所作所为的影响，使社会风气变坏。所以《春秋》的第一篇，就是“郑伯克段于鄢”，郑伯是第一个提倡霸主政治的人，霸主政治的风气也从他开始。

这一篇是说郑伯使用手段，已经不是道德的政治了，连对自己的兄弟都使用手段。可是这一篇的精神，孔子指出来，政治的败坏，是由家庭教育，尤其是由母教的败坏开始的。

孔子曾经说过：“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意思是说，后世的人，是从《春秋》这部书中了解我；也会由《春秋》而责怪我。但是几千年以来，还没有看到，谁由《春秋》了解了孔子。今日我揭穿了孔子的秘密，虽然他在文字上，没有明白责备郑伯的母亲武姜，但谈到母教问题，他把“郑伯克段于鄢”，放在《春秋》第一篇的安排，就是指家庭教育的问题，尤其是母教最为重要。

有母教，才有家庭教育；家庭教育的败坏，影响了整个社会教育的败坏。春秋时代政治风气、社会风气的败坏，是由郑伯的母亲开始。对自己所生的儿女有偏爱，尤其女性对儿女有偏爱，无形中就影响了这个失爱的大儿子，对母亲用手段，对兄弟用手段，这个罪太大了。孔子把这篇放在最前面，真是妙极了，他的重点也就在这里，因为母教的败坏，家庭的失和，然后才有霸主思想的兴起。

讲到五霸是三王之罪人，想到清朝有一位秀才郑板桥，字写得好，独创一格，画竹子画得更好。他曾经批评三教的后世弟子说：“和尚是释迦的罪人，道士是老子的罪人，秀才是孔子的罪人。”郑板桥的批评，就是由《孟子》这一段话引发而来的，话也说得不完全错，这是研究学术连带的话题。

孟子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其中包括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这五霸是在春秋时代，到了孟子已经是战国时代了。春秋战国这两代四百多年间的战乱，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的一个阶段，所以孟子责备五霸是三王的罪人。

他又骂当代的诸侯：“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不只是五霸，而是有七雄，包括秦、楚、齐、燕、韩、赵、魏等七个大国，是五霸的罪人，比五霸还不如。孟子尽管骂，是骂那些做君主的人，和我们不相干；下面就骂惨了，把当公教人员的知识分子读书人，都骂进去了：“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大夫”就是做官的，知识分子做官又称士大夫，古代的读书人，唯一的出路就是做官，不做官就不必读书。那时的教育，就注重在政途上，所以他说现在做官的知识分子，都是诸侯的罪人。下面是他说的理由。


什么是封建


天子适诸侯曰巡狩，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庆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是故，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五霸者，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天子、诸侯，是古代的一个政治体制，名为封建制度。可是大家不要盲目地鄙视封建两个字，人云亦云地用这两个字骂人。

其实中国古代的封建体制，是真正的民主，详细说起来，又是一个专题，因为与现代一些学者的见解相反。别说年轻的一代，对封建制度的内涵、精神、哲理及其演变，不甚了然，即使现在八九十岁一辈的学者，也没有把书读透彻，只是以前人的意见为意见，前人错了，他跟着错，前人没有弄清楚的，他也不去弄清楚，任其胡涂下去。从孟子这里的话，就可以看到封建时的民主精神。

中国古代政治封建制度的精神，“天子适诸侯”，中央天子，这个大当家的并不好当。尧的时代，每十二年适诸侯，到各地方去拜访地方首长，当然地方首长要以特别的礼节欢迎。但是，天子绝对不接受招待，诸侯如果招待天子，天子要马上还礼的。尧十二年出来一巡，全天下各国走遍，这就是民主精神，在名称上叫做“巡狩”。

舜就是在巡狩途中死亡的，死在湖南。后来传说舜的两个太太，因为哭丈夫，血泪落在当地的竹子上，变成了湖南的一项特产——斑竹。其实这是误传，舜死的时候，已经一百多岁了，他的两个太太，就是尧的两个女儿，至少也有八九十岁了，两个老太太，纵然尚在，也无法去找丈夫了。实际上是舜的两个未婚女儿去哭的。史书上是说“舜之二女”，后人把“舜之二女”混淆了，认为是二妻，才把这件事扯到母亲身上。

到了舜的时候，改为五年一巡狩，禹的时候，则为三年一巡狩。至于各地的诸侯，两三年甚或每年，要到中央向天子“述职”，报告自己在国内所做的行政措施。现在报纸上，常有大使回国述职的新闻，“述职”一词，就是来自上古的政治制度。

当时是农业社会，主政的人，春天出门到各地视察，万一哪里出问题，像种子不够，耕牛不够，中央政府要帮助补贴；水利坏了，派人修建；秋天收成的时候，如果遇到灾荒，中央政府也要免税赋，还要拨粮拨款救济。

天子巡狩到了地方，看到荒地开垦出来了，农业发达；老年人有所归宿，过着悠闲舒适的晚年；有道德学问的人，受到尊重，生活安定；替国家办事的公务人员，聪明智慧超过万人的“俊”，超过千人的“杰”，都是第一流人才，在适当的位置上做事。古代的土地多，皇帝奖励，就将土地连人民，拨给这个诸侯。

近三十年来，大家在台湾，看不到地广人稀的情形，过去在大陆就常常看到这种现象。例如在东北，自清朝开始，设三个省治，叫做东三省；抗战胜利后，划分为九省，还是地广人稀，而且土地肥沃。山东人遇到凶年穷岁，无法生活下去时，就出关去了。年轻夫妇，背一个大包袱，出山海关，跑到东北平原，向远处一望，无垠无际，发现了未开垦的处女地。然后登门求见，地主知道是由关内出来开垦谋生的，就送一匹马、一条牛、够用的农具和粮食，甚至还有繁殖作种的家畜家禽。开垦的人领来，到荒地上搭一个茅棚住下，展开了垦荒的工作，九年以内，不必完粮纳税缴租谷。九年以后，地主也宽厚得很，要开垦的人，看收成能缴多少租谷，他就收多少，各凭良心，绝不会争执，互让互助，淳朴敦厚。在西北地区，尚未开发的土地也多得很。

所以我很感叹，今日台湾的青年，一旦回到大陆去，将如何面对？对大陆的情况，都不了解，都以台北市的头脑看世界，看全中国。现在二十多岁的人，差不多都是“台北头脑”，这是特制品，限台北使用，拿到外面，不一定通行。台湾的物质生活太享受了，“富岁子弟多赖”，赖皮的青年多，努力的少。

古代天子如果到了一个地方，看到土地荒芜；对年老的人没有照顾好；有才能的人没有工作做；头脑聪明，没有真道德、真学问的欺压老百姓的小人在位，那天子只有“让”。所谓“让”，等于我们对一个部下说，老兄，你太不行了，不是骂，是一种婉转而又严重的警告。如果定期的“述职”不到，第一次降级；如果再不到，土地、人民、权利就取消了；第三次还是不到，就派宪兵、警察的部队，把他抓起来了。

这是上古的时代，天子对诸侯，只是宣讨他的错误，并不用兵去攻打。三次不遵守命令，已经九年了，还不改过，才不得已抓起来。而诸侯与诸侯之间，彼此反对时，没有权力责罚对方，只有陈兵到边界，如不能协调，才打仗。

孟子说，五霸已经没有道德了，他们搂住有权力的诸侯，彼此成立联盟，发展个人侵略的欲望。所以五霸是三王的罪人，历史在退步了。

人们常说时代进步了，我认为要看以什么作标准。如果以物质文明作标准，时代是进步了；如果以人文文化的道德作标准，时代则退步了。像我个人，生活经验很多，曾经过原始生活，当年在西藏、西康边界，住的是山洞，蹲在地上，抽出腰刀，割生肉往嘴里送。好朋友选块肉给你，张开嘴就得吃，如果皱一下眉就算失礼。吃得满手的血就向衣服上擦，所以穿的衣服都发亮。手上沾着的油往脸上抹。从来不洗脸，如果脸洗干净了，雪山过来的风一吹，就变成老人，脸皱得像干的橘子皮。那种生活，到现在还使我怀念，精神上的自在，比现在物质文明的都市生活好得多。


五霸之罪人


孟子再说到当代的诸侯，是“五霸之罪人”的事证：

五霸，桓公为盛。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今之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

他说，春秋五霸，第一个成霸业的是齐桓公。齐桓公第一次与诸侯联盟，是历史上有名的“葵丘之会”，在葵丘这个地方大会诸侯。

这时齐桓公的威风，凌驾天下，周天子已经成了傀儡，天下诸侯，不听他的，只听齐桓公的。齐桓公之所以能成霸，是找到了好伙计管仲。管仲当了宰相，一匡天下，一下子就把齐桓公高举成了霸王，他的灵魂就是管仲。

在葵丘大会时的礼节，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先杀牛、羊、猪，祭祀天地。写好联盟各国共同应该遵守的条约，但没有像后世一样的“歃血”为盟。葵丘之会，没有歃血，没有发誓，很礼貌，很文明，只约定五件事：

第一条：任何一个国家，除了不孝的人以外，不杀，这是不随便杀人；诸侯已经确定的继承人，不可以随便换；不可“以妾为妻”，元配不能随便废掉。

第二条：联盟以后，各国要尊敬贤人；有才能的子弟，要予以培养教育。这是提倡道德，以改善社会风气。

第三条：要尊敬老年人，使老有所养，要爱护小孩子，好好培养下一代；要爱护出门在旅途中的人，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第四条：官位不可以世袭，这种世袭的制度，是后来才有的，在上古文化中，没有这种制度的。大概在孟子时代以前，已经开始有了这种情形，而且出了毛病，所以管仲在草拟条约的时候，提出了这一条。关于一般行政，不能专权，要公开；同时公务员的长辈亲属，不能干预公事；用人要用人才，不能随便杀公务人员，要尊敬他们。

对于“无专杀大夫”，后世宋朝做得最好。赵匡胤创下的赵家三百年天下，最尊重大夫，所以宰相和皇帝，是坐下来谈话的，有时候意见不对，宰相可以把公文推回去，也只有宋朝如此。后来明朝和尚皇帝朱元璋，不管你宰相不宰相，与他意见不合时，当场就在朝廷上，拉下去鞭打。所以对士大夫最不客气的是明朝，有点蛮干。

第五条：不可以随便破坏水利，也不可以只顾自己，而将洪水排泄到与盟的邻国去；当盟国遇到荒年时，要开放谷仓去救济，让他来买米，不可以乘他国荒年而囤积居奇；国家做了重大的事情，如开辟土地，建立都市等等，都要向周天子报告，尊敬中央政府。

齐桓公成霸主后，约定这五项，等于汉高祖的约法三章，当时非常公平。在几千年以后看起来，除了妻、妾问题以外，还是非常公平合理的。

在这五项条款以外，同时宣言：这次国际大会以后，加入契约的国家，不准彼此侵略，大家都是好朋友，不要闹意见。

自从这次盟会以后，当时国际之间，就真正安定了几十年，没有发生战争。这也是管仲了不起的地方，以一个书生，捧了一个齐桓公，就做了这么大的功业。孟子骂五霸是三王的罪人，齐桓公是五霸中的第一个霸主，已经是三王的罪人了，还能够做到这样的功业，而且，五项条约，也都有道德的观念。

孟子说：现在各国的诸侯，对于以前齐桓公所订的那五项条约，一项都没有人做到，所以我说，今日的诸侯，又是五霸的罪人了。

战国的诸侯们为什么这么坏？孟子说，老板们之所以坏，是因为用的伙计太坏了。
作者: 思过黑鹰    时间: 2026-11-9 11:52

秦桧逢君之恶


孟子曰：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恶；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

“长君之恶”意思是说，现在那些做官的士大夫们，专门喜欢拍马屁，拍长官、领导人的马屁，因而增加了长官的罪恶，这罪还算小，有句俗话：“千错万错，拍马屁没有错。”例如老板喜欢附庸风雅，搜求古董，买来些赝品，还自命行家，部下反而去称道他眼光好，是鉴赏家，这就是“长君之恶”，罪还算小；问题在“逢君之恶”，那就罪大了。所谓“逢君之恶”，是老板有那么一点犯罪败德的意思，还不敢做出来，而部下去满足他这个不正当的欲望。例如，一个首长，想以权势弄钱，可是又不敢弄，有聪明的部下，揣摩出他有这种心理，想办法替他弄到这笔钱，比他所希望的还多。甚至最初不给他知道，等他知道的时候，已经是既成事实了，更得上司的欢心。这就是“逢君之恶”，这种罪可就更大了。

大家都知道，秦桧害死了岳飞，实际上真是天大的冤枉，秦桧之害岳飞，只是“逢君之恶”而已。

希望岳飞不要打仗的，并不是秦桧，而是宋高宗。岳飞为国家对敌人打仗并没有错，而宋高宗身为皇帝，他虽有不打仗的心思，可是讲不出口，无法叫正在前线打胜仗的岳飞向后撤退。事实上，岳飞越是打胜仗，宋高宗的心里就越是着急。而秦桧揣摩到了宋高宗的这种心理，才对付岳飞的。

因为宋高宗的父亲和哥哥，两位老皇帝徽、钦二宗，被金国俘虏，羁留在北方。而岳飞打仗所用的口号是：“直捣黄龙，迎归二圣。”这口号的确响亮，堂堂正正，义正辞严，很能鼓舞民心士气。可是，岳飞一旦成功，实现了这句口号，把徽、钦二宗两位老皇帝接了回来，目前已经安坐在皇帝位置上的高宗，又坐到哪里去呢？他不能说：老岳呀！你不要打了，你把我父亲和哥哥接回来，可把我摆到哪里去呢？岳飞对这个问题，没有想过答案。所以岳飞的口号喊错了，如果是“直捣黄龙，还我河山”，高宗心里还舒服一点，但“直捣黄龙，迎归二圣”，高宗听来，多么刺耳，心里的苦水又吐不出来，脸色却变了又变，难看极了。秦桧懂得了老板的这种心理，所以把岳飞杀了。岳飞精忠是精忠，可是政治头脑，似乎差一点。

秦桧的罪过在哪里？我们再看一件事：徽、钦二宗，父子二人，原来是皇帝，那种生活多舒服，结果成了俘虏，囚禁在北方，这种日子是很不好过的。他们被俘北上时，一路上都作了诗，那种痛苦，比李后主还要痛苦万倍，生活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情况之下。

南宋末年，有一个头衔为昭仪的宫廷女官，等于皇帝的女秘书，名王清惠，当元朝大将伯颜打到临安的时候被俘了。解到北方的路上，填了一阕《满江红》词。大家都能背诵岳飞的《满江红》词，悲壮感人，认为了不起，可是这位昭仪的确文学修养相当好，她的这首《满江红》，更是了不起。原词是：

太液芙蓉，浑不似，旧时颜色。曾记得，承恩雨露，玉楼金阙。名播兰馨妃后里，晕潮莲脸君王侧。忽一声，鼙鼓揭天来，繁华歇！

龙虎散，风云灭，千古恨，凭谁说？对山河百二，泪盈襟血！驿馆夜惊尘土梦，宫车晓碾关山月。问嫦娥，于我肯从容，同圆缺。

后来这阕词，传到南方来，文天祥看到以后，喟叹说，这位昭仪填的这首词太好了，就是最后“同圆缺”三个字不好，可能她的意志不坚定，万一元朝的皇帝要她的时候，她会改嫁了。可是王清惠后来并没有投降，元朝的皇帝问她，究竟要什么？她说希望能给她一个完整的人格，允许她出家去当女道士，她会生生世世感激他的恩惠。后来果然如愿，道号冲华。所以后世有人说文天祥要求太苛了。

到了清朝，有一位诗人名舒位的，作了两首诗为她辩护，写得很好。原诗是：


其一

边月分明绝调弹 乐昌破镜不成圆

南来汉使蛾眉老 北去萧娘细马寒

识字早知忧患始 作人何止笑啼难

曲中会有湘灵瑟 那署冲华乞女冠

其二

荆棘铜驼梦又成 美人消息出倾城

两宫华发应怜妾 三日春潮解避兵

丞相黄冠挥手事 将军碧血断肠声

玉壶无恙金瓯缺 四壁青苔万古情


读了这两首诗，虽然作者舒位，后她千把年，仍然是这位王昭仪的知己。昭仪原本也是妃子，只因为学问好，而做了女官，兼为皇帝的女秘书。她的《满江红》词里，就有“承恩雨露，玉楼金阙。名播兰馨妃后里，晕潮莲脸君王侧”的自我描写。而舒位诗中“识字早知忧患始，作人何止笑啼难”确是名句，道出了人生大哲学，尤其是对王清惠的身世，一语道尽，全部说完了。对整个人生而言，不但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子也是无才便是德，一个人学问越好，知识越好，痛苦越大。他说你王清惠当初何必读书？假如不读书，只是一个普通女子的话，当俘虏、丫鬟都好，烧饭就烧饭，洗衣就洗衣，管他的。“识字早知忧患始”，有了知识，就开始有了痛苦，“作人何止笑啼难”，在这个国破家亡身被俘的时候，不止笑也笑不得，哭也哭不得，甚至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文天祥当初不满她《满江红》词中最后三个字“同圆缺”，认为她可能会变节，但后来证实她头上戴上羽冠，出家做女道士了。——因为女道士头上要戴帽子，所以称做“女冠”——于是舒位咏道：“曲中会有湘灵瑟，那署冲华乞女冠。”意思是指读她这首《满江红》词，这个女人会变节投降吗？以后出家去当女冠，已经退一万步了，可能有她不能死的理由。

他的第二首诗，更说到文天祥，“丞相黄冠挥手事”，据说文天祥被虏后，也曾向忽必烈提出两个条件，一个是把自己杀死，一个是让他出家去当道士。宋代是盛行道教的，不过后世的人为文天祥辩护，说他不曾提出当道士的要求。舒位的诗中则这样说，意思是，一个女人能够不投降，去出家当道士，已经很了不起，不像你文丞相，想当道士那么一挥手的容易，你不能要求一个女性太苛了。“将军碧血断肠声”，兵败如山倒，在失败的时候，就是男子汉也战死了。“玉壶无恙金瓯缺”，王昭仪到底还是保持了她的节操，可是国家还是败亡了，现在剩下的是“四壁青苔万古情”，王昭仪当年的道观，也许只是四壁的青苔，留给千秋万代的人去凭吊了，这种感慨真是太深了。


高宗的烦恼


再回溯到前面徽、钦二宗被俘的时候，金人要秦桧做地下工作，高宗在临安做了皇帝，最初也曾想设法把父亲和哥哥接回来。要知道，世界上权力是比金钱更迷人的，有金钱不一定会有权力；有了权力，似乎不怕没有金钱。所以高宗一当上皇帝，就被权力迷住了。但他在临安，还是怀念在北方的父兄，常常拿了一把徽宗所画的扇子，在手上把玩，平常这把扇子，由一名亲信的太监保管，不许别人碰。有一次秋天到了，太监偷偷把这把扇子带回家里去玩，他有一个好朋友康伯可，是一名才子，这天到太监家喝酒，看见了这把扇子，问清楚就是高宗经常把玩，徽宗所画的那一把，于是设法把这太监支开，在扇子上写了一大堆字。等太监回来看见，吓得变了脸色，但也只好偷偷送回宫里去。第二天宋高宗要来这把扇子一看，问是谁在上面写了字，太监只有跪下来，照实招供是康伯可写的。高宗仔细看去，是一首诗，上面写道：


玉辇宸游事已空 尚余奎藻绘春风


年年花鸟无穷恨 尽在苍梧夕照中


这是康伯可有意写来谏劝高宗，不可以这样不顾父兄危难地继续下去。高宗读了以后，不觉眼泪掉下来了，也没有杀康伯可或那个太监。

对于宋高宗的罪状，还有一项证据。明朝张和仲所著的《千百年眼》这部书中记载：

宋高宗恢复不坚者，忌徽、钦北归，势力轧己也。按《朝野遗记》云：“宋和议成，显仁后（徽宗妃韦氏）将还，钦宗挽其裾曰：‘汝归与九弟言之，吾南归，但为太乙宫主足矣，他无望于九哥也（高宗第九）。’后不能却，为之誓曰：‘吾先归，苟不来迎，瞽吾目。’乃升车。既归朝，所见大异，不敢复言。不久，后失明，募医疗者莫效。有道士应募入宫，金针一拨，左翳脱然，复明。后喜，求终治其右。道士笑曰：‘一目视物足矣，彼一目存誓言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师，圣人也，知吾之隐。’设几而留谢之，皆不答，才啜茶，遽索去。后询其报德，谩曰：‘太后不相忘，略修灵泉县朱仙观足矣。’拂衣出。时上方视朝，仗下，急迹访之，不得。”观此，可知高宗之猜忌矣。又考钦宗在虏，宋止遣巫阪一迎，而不终请。中间，帝与契丹耶律延禧，同拘管鸠翼府者三年，囚于左院者两年，卒为虏奴箭死马足之下。哀哉！高宗忍于其亲，何太甚也！

这是高宗在临安——杭州建都，当了皇帝以后，民心志气为之大振，金人看了，当然恐惧顾忌，于是为了缓和紧张的局势，向南宋求和，先把徽宗的一个太太，也是高宗的养母，送回到南方来。钦宗告诉这位太后，带一个口信给九弟——高宗，想办法把我们父子两人接回去，而且告诉他，我们回去，不会对他有什么要求，退休下来，守一个庙宇——道教为宋朝的国教——到太乙宫这类道观中去当一个主持好了，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要求。换句话说，九弟还是做他的皇帝，只是要接我回去。这些话，就说得这样可怜。

这位皇后答应了钦宗的要求，对他说，我回去一定想办法要他接你们回去，你的话我一定带到，不然我的眼睛就会瞎掉。

可是这位皇后回到临安，看到当时的情形，完全出乎想象之外，大不相同，知道钦宗托她带的口信，说了也没有用，而且可能有害，不敢说出来。后来她的眼睛真的瞎了，皇后的御医治不好，于是公开向民间悬赏求医，也医不好。后来有个道士去应征，大概他和佛法的密宗一样，学了道家的法术，用根金针一挑，就在她左眼中挑出一层薄膜来，她的左眼马上复明，清楚地看得见一切东西。

这位皇太后要他再医右眼，道士说：太后，你曾经赌过的咒，不能不应的，这只右眼就让它看不见，来应你的咒言吧！

皇太后听了他的话，大吃一惊，这件事是一件大秘密，除了她自己和钦宗以外，没有人知道，可以想见这位道士的道行之高。太后心想，这个秘密将来传了出去，历史上写下来多难听！马上派人去追这个道士，已经找不到了。

这些数据，都说明了“逢君之恶”之所以罪更大的道理。

孟子在这里所提出来的，是中华文化历史哲学上，一个非常严正的问题。他指出五霸是三王的罪人，而当时战国时代的七雄等诸侯，又是五霸的罪人。再下来，当时诸侯各国中，在位做官的士大夫们，都在那里“逢君之恶”，为当代诸侯的罪人。所以孟子这些话，等于指摘当时社会上、中、下各阶层，都是历史的罪人。

在战国时代的社会，已经变成这种情况了，等而下之，在后世每一个动乱的时代，都和孟子这里所指摘的差不多。以孟子这一个观念，来看整个人类历史，以及任何国家的动乱，不应该只责备上面少数的领导人物；动乱之所以发生，多半是整个的社会风气发生了问题，也就是整个人类社会的道德崩溃所致。一个时代历史的演变，固然少数有力量的人，可以使它转移，但有时候亦非少数人转移得了。在转移不了时，后世以一个名词“劫数”来形容它，也就等于说，这种动乱的苦难，是由于全人类，或某一区域的全体成员的共同气运所致。这类大的气运所趋，并不是少数人可以挽回的。


师出无名


孟子根据这个观点，再举出一件事实，加以阐述：鲁欲使慎子为将军。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一战胜齐，遂有南阳，然且不可……。”

慎子勃然不悦曰：“此则滑厘所不识也！”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太公之封于齐也，亦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俭于百里。今鲁方百里者五，子以为有王者作，则鲁在所损乎？在所益乎？徒取诸彼以与此，然且仁者不为；况于杀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

这个时候，孟子应该已是晚年，回到他的故乡——邹地了，邹地是鲁国的附属地区。孟子对出兵这件事表示反对，他说：这是不可以的，对方没有什么过错，就没有理由去攻击。对本国来说，鲁国是一个文化深厚的国家，老百姓也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随便把他们送到战场上打仗，就是祸国殃民。而这样祸国殃民的人，“不容于尧、舜之世”。

孟子特别提出来，中国上古文明，以尧舜时代的政治为标榜，认为这样的侵略战是不可以的。有一句成语说“师出无名”，没有理由而去发动一场战争，是不可以的。纵然是现代的世界争霸国家，如美国与苏联之间，谁都不敢先发动战争，怕的是“师出无名”，被世界人类唾骂与攻击。发动一次战争，必须师出有名，要有一个堂堂正正、站得住的理由。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七”事变，日本人在芦沟桥发动侵略我们的战争，也编造了一个令人听来颇为堂皇的假理由，借口他们的一个兵失踪了，武装搜索，侵入我们的领土来。然后提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大东亚民族主义”，实质上都是胡说，是不成其为理由的理由。

战国当时的鲁国，准备派军事家慎滑厘为将军，出兵打仗，去侵略别国。

历史上有许多战争，像圣战、义战，都是师出有名，有其正当理由的。尤其是中国文化，并不是反战，而是对于战争的事，非常慎重，并不轻举妄动。只有为了自卫，或者救世、救人、救别的国家，才用这把刀，等于是医生手中的刀。绝不能为利己而去杀人，那是强盗手中的刀，所以中国军事哲学的道德，简单说是“武德”，而且这不仅是中国有，人类都信守武德。

孟子说：即使你能一战打败齐国，得到胜利，但想占领齐国的南阳，也是不可以的。

孟子在此时此地，的确可以站出来讲话，直言无讳地批评，因为鲁国是周朝式微以后，诸侯中文化最深厚的国家。孟子在齐国、魏国，讲话就比较委婉，态度客气一些，因为是看文化水平的高低，关系程度的深浅，说话的方式就有不同。这一段谈话，也许是在一次国家重要会议席上，面对面所说的。

慎子听了孟子这几句话，脸色一沉，很不高兴地说：你这个道理，我就不懂了。这就是民主政治中的一种精神，在会议席上，虽然发了脾气，心里很不高兴，甚而脸色都已经变了，可是讲话仍不能粗暴。慎子的这一措辞，口头上说不懂，实际上就是不同意孟子的说法。

孟子说：我坦率地告诉你，依照现在的政治制度，管辖土地的划分，规定中央周天子直接管辖的土地，方圆要一千平方里。因为开始分封时，四方的诸侯，有两三百个之多，有的等于现在的一县，也是一国诸侯。如果周天子没有这么大的土地，则没有办法来接待这许多诸侯。而诸侯直辖的土地，依规定是方圆一百平方里，如果不到一百平方里，就不足以保留他们的传统文化。那时的周朝，在政治上统一，在文化上还没有完全统一，各诸侯国的风俗习惯，并不相同。

直到现在，中国因幅员广阔，山川形势各异，气候冷暖晴雨也有很大的差距。而且各地资源的蕴藏，开发的程度，生产的方式，在在都有其特点。这些因素，对风俗、习惯、语言，都发生了影响。如台湾保持了闽南的文化，而在闽南的漳州与泉州的语言习惯，又有差别，闽南与闽北、闽东、闽西，也各不相同。这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质，在全国统一的文化中，各地方仍然保持其特点。

孟子举出齐国与鲁国，这两个兄弟之国为例。

两国的第一代国君，都是了不起的人。鲁国的第一代国君伯禽，是周公旦的儿子，中国几千年文化，是周公奠定的基础。所以后世的孔子，常常做梦也梦到他。齐国的第一代国君姜太公望，是周武王的军师，他帮助武王统一中国，建立了周朝，被分封到齐国。当时的齐国还没有开发，属于滨海之区，地瘠民贫，是一个非常苦寒的地方。


姜太公的故事


历史上的人物，多被后世忘记，能被后代所知而又值得我们效法的，就有姜太公。实际上姜太公并不姓姜，姜只是他祖先的封邑，一个地名。他姓吕名望，有一部明代的神话小说《封神榜》，影响了我国民间的风气六七百年之久，内容是写周武王革命，推FAN殷商纣王的战争，其中神话非常之多。也许在现代的青年看来，认为写得不够好，因为那还是明代的白话文体，民国早年的青年，都非常喜欢看。

例如说，周文王有一百个儿子，其实只有九十九个，最后一个是收养来的，名叫雷震子，也是战死的，成为天上的神，就是雷公。他有翅膀会飞的，专门做惩罚恶人的事。所以民间有传说，凡是被雷殛死的人，都是恶人，纵然今生不曾做恶，也是前生做过大恶。后来怕雷公打错了人，又派一个电母来，两手各拿一面镜子，一面发蓝光，一面发红光，当雷公要打死人之先，由她先照一照，看清楚才打，这就是闪电。也许女人比较细心，所以这项工作，由一个女性的电母来负责。

小说中描写，天上的神，都下凡来帮武王的忙。除了像关公这个后世汉代成的神没有份之外（现在有人说，关公当了玉皇大帝），道教的太上老君、元始天尊，乃至于佛教的准提、文殊、普贤、观音菩萨、孔雀明王等等，都出来帮武王。连儒家的也有来帮忙的，因为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劫数，所以都出来了。周武王革命成功以后，天下太平，凡是战死的人，包括三教的人，都来等姜太公封神。最后把所有的神都封完了，却忘了自己，等想到自己时，所有的位置都满了，没有办法，只好封自己为社稷坛的坛主，当土地公，做最小最小的神。所以民间有句歇后语：姜太公封神——好处都给了别人。

实际上，这部小说，说明了道家的精神，“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这是道家的人生原则，功成了，也有名了，赶快退下来，这也是天地自然的法则。例如一棵木瓜树，长大以后，结出木瓜来，摘下来吃，味道很甜。树老了再也长不出木瓜，就成为枯木，砍下当柴烧，变成灰而四散，就是功成，名遂，身退的自然法则，万物也都离不开这个法则。姜太公封神，也是这个法则，功成而不居，一切佛、菩萨、神仙，都要靠他封，由他发一张文凭才能去当什么神，而他并没有为自己留一个好位置。

大家看这部小说，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有看出它的精神。姜太公那么大的功劳，万古以来盖世功勋，比谁的功劳都大；可是，他只记下了别人的功劳，而忘记了自己，这就是姜太公的伟大处。

再看《封神榜》上叙述姜太公的坐骑，就是他专用的交通工具，很妙。在小说中，各人的坐骑都介绍了，如哪咤三太子，就是托塔天王李靖的三儿子，金咤、木咤，哪咤是老三，削肉还母，析骨还父后，用莲花把他的尸首拼起来，复活了不能走路，就脚踏风火轮，比谁都跑得快。好像上古时代，中国就发明了摩托车。

这些地方，如果仅把它当做神话看，意味就仅此而已。进一步看，就发现中国古代的科学幻想，非常之高明合理，许多幻想，都在千年之后，见诸实现。比起今日那些西方的科幻小说、科幻电影来，眼光远大得多。

再看姜太公的坐骑，叫做四不象，既不像老虎，又不像狮子，什么都不像，又什么都像，麒、麟、狮、象、豹各自的长处它都有。这又是哲学的意味，象征一个人的修养学问，要想做到四不象那样高明，是最难的，只有姜太公做到了。这也就是孔子说的“君子不器”，做什么就是什么。

假如说，倒霉的人要供奉一位“倒霉祖师”，那就是姜太公，他从出生直到七十九岁，都在倒霉之中。穷得没有饭吃，去卖面粉，突然来一阵龙卷风，把他的面粉吹得无影无踪。后来改卖豆豉，这是黄豆煮熟了用盐渍过的东西，却突然会长出嫩芽来。又卖咸鱼，也会变成臭腐的生鱼。以致老太婆守了他一辈子，挨了一辈子的饿，再也守不住了，只好跟他闹离婚，另谋生路去。他离婚以后，一个人孤苦伶仃，就到渭水河边去钓鱼了。人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仍然不改变他的作风，绝对不用歪歪曲曲的手段，仍然是讲道德，守直道，用的鱼钩是直的。所以后世也有一句歇后语：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不愿者回头走。这也是中国文化中，读书人的一种人生哲学。

他最后钓上了一个周文王，这时姜太公已经八十岁了，而周文王比他年纪更大，已经九十多岁了。周文王是由于祖宗托梦给他，所谓“飞熊入梦”，他醒后用卜卦详梦，卦中指出有姜太公这样一个圣人，找他帮助自己，天下可以得到太平。结果在渭水河边把姜太公找到了，请他当自己的老师，于是请姜太公坐上车子，周文王自己推车。九十多岁的人了，推车是相当辛苦吃力的。推了一阵以后，姜太公问他推了多远，周文王说八百零八步，姜太公说：你推了这样远，已很辛苦了，也就够了，才没有让文王再推下去。回去以后，周文王请他当军师，把三军部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一切都归他管。于是他帮助周朝革命，把纣王打垮，建立了周朝八百零八年的天下。到孟子的时代，周朝已经有七百年的历史了。

这是虚构的小说，没有读过的人，不妨读一遍。它的文字，是明代的古老白话文，读起来也许文艺的评价不高，但是用智慧去读，就可以看透其中所涵蕴的科学与哲学的道理。每一件事物，都别有含意，真是意味深长。如果读出来其中的味道了，就会看了又想再看。

在正史的记载，周朝革命成功以后分封，姜太公封在齐国，是土地最贫瘠的地方，他走到半路上，一度不想前去就国，连这个诸侯都不想当了，住在旅馆里三天，没有继续往前走。可是高人上面有高人，姜太公已经很高明了，可是他所住的旅馆那位老板，已经一百多岁了，是一位比姜太公更高明的有道之士。这一天早上把姜太公叫起床来，对他说：我看你乖乖地就国去吧！姜太公说：我这么大的功劳，只给我这么一个烂地方，我将来怎么去养活老百姓？旅馆老板说：这是天子的命令，你辛苦了一辈子，最后怎么可以做违抗命令的事呢？于是骂了姜太公一顿。姜太公经他这一骂，悟了！立刻就国。以后用海水晒盐做商业，所以到孟子的时代，齐国仍然是天下第一的富强国家。

介绍了姜太公的故事，回来再讨论《孟子》本文。


慎子逢君之恶


孟子说，周公是皇帝的兄弟，封在鲁国当诸侯；姜太公盖世的功劳，封在齐国当诸侯。当时中国有的是土地，而这两个人功劳那么大，中央封给他一千里，也不怕没有土地，不封一千里，五百里也可以，但仍然守法，依照规定只封给百里。这就是民主法治的基本精神，不管功劳多大，人人要守法，诸侯封地规定百里，不问功劳多大，还是只能封给百里。而现在鲁国的土地，实际上已经有五百里，是受封当年的五倍了。

鲁国是周公的后代，周朝的文化，是周公建立起来的，所以在诸侯各国之中，鲁国的文化最为深厚，也是在春秋与战国时代，最不会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到了孟子这个时代，连鲁国的土地，都已扩充了四倍，却还是当时扩充最少的。由这一点可以知道，当时的风气败坏到什么程度了。

孟子说：鲁国是代表中国王道文化的中心，现在土地扩充到五百里了，请问你慎先生，假使有一天，中央政府又出了一位圣明天子，周朝又恢复到初年的制度，对于鲁国该怎么处理？是请求再增加土地呢？还是守法把四百里土地退回去，只保留百里？

孟子又说：没有理由地去侵占别人的土地，扩充自己的权利，这是一个讲仁义的人，推行仁政的国家，所不愿也不能做的事情；更何况你想出兵打仗，以杀人的手段，来侵略别人的土地，这样应该吗？

最后他提出积极的意见对慎滑厘说：作为一个了不起的大臣，一个高级干部，应该以仁道来辅助领袖，使他留万古仁圣之名；帮助老板去侵略别人，并不是一个大臣应该做的事。

这一段是孟子说明，慎子是“逢君之恶”，鲁国的诸侯并没有想要去侵略别人，而是慎子去怂恿起来的。等于几十年前的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之初，日本有许多学者、文臣，都极力反对，因为自幼学中国文化，思想观念，尚知仁义。日本的少壮派军人，发动这次战争，结果是害了自己，害了中国，害了全世界，直到现在。

在同样的原则下，历史的故事，现在仍然可以看到在重演。所以不要认为孔孟之道很迂腐，我们是身历其境的人，今日的青年，是不能了解的；我们则深知，日本当时是违反了孔孟的这个原则。当战争爆发之初，日本的一位哲学家，东京帝大的教授跳楼自杀了，他说不忍心看到将来自己的国家灭亡。最后他的预言真的说中了——日本是无条件投降，假如不是我们以德报怨，不是“先总统”在四强会议中主张保留天皇，并且不要求战争赔偿的话，今日何来日本？这位教授就是根据这一个原则而自杀的。
作者: 思过黑鹰    时间: 2026-11-9 11:54

助桀为虐的人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孟子接着说：现在一般做大官，当高级干部的人，都是“逢君之恶”，用种种的手段，以各种借口，去扩充国君的欲望，去侵略别人的土地。等于说慎子，自认为会作战，有军事天才，挑拨鲁国的诸侯，实行军国主义的政策，口里说，为国君扩大领土，使财政经济发达，成为霸主。现在的人认为，这样是国家最好的大臣；以中国文化而言，这不是“良臣”，而是“民贼”。

所以后世说，孟子是站在帝制的民主政治立场，以民为中心的。他说一个大臣，做高级干部的，对老板要有好的建议，不可以为了自己的私利，做违背天良的事。一个国家的领袖不“乡道”，不以实施仁政为目的，一味地只想富国强兵，而大臣去帮着他“辟土地，充府库”，这就是像助夏桀为虐一样。

他又说：有的大臣，认为自己能够像苏秦那样，替老板邀约许多诸侯来，建立自己的霸主地位，去侵略别人，一定打胜仗。现在人认为他是“良臣”，古代则认为他是“民贼”，因为这样，只是帮助暴虐的国君，造成领导的错误。

最后他说：现在时代的风气，大家都说不要落伍，应该跟着时代走，但是现代社会的败坏风气，如果不能改变过来，向良好的路上走，纵然有人说把这世界都交给我，全球的财产也给我，“不能一朝居也”，而我连一天也不能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这样的世界，实在看不下去了。

孟子始终以人类的文化为重点，这些话，看来好像没有多大道理，等到经过一番人生历练，懂了事，尤其是研究历史以后，再拿出《四书》来读，那真是意味无穷。不过体会这种味道，付出的代价也很大，不知道要看过多少人的血泪辛酸，经历过多少变乱忧患，才会懂得历史，懂得古人所说的道理。

再看看历史，慎子这一型的思想，所造成的时代悲剧，南北朝时代的五胡乱华，各个政权的突起，都是违背了孔孟的原则，所以没有一个政权能够长久。后来南唐五代，几十年间，也经过了十个国家的兴衰起落，也无一不是违反了孔孟的这个原则。

再看汉、唐、宋，这几个延绵百年以上的大时代，虽然在政治上没有完全符合孔孟之道，但仍然部分符合了孔孟之道，而且以实行孔孟之道为标榜，所以能够持续政权达几百年。

其中宋朝天下，也称赵家天下三百年，实际上三百年当中，差不多一半时间只有半壁江山，黄河以北，辽、金、元，相替侵凌，西北还有夏，这是文人政治天下，那么可怜！所以一定说文人主政就怎么好，并不尽然，一定要文武并重。

北宋的徽、钦二帝都被金人俘虏，后来南宋联合元把金人打垮；元回过头来吃掉宋朝，这段历史很热闹。所以研究宋史，一定同时要研究辽、金、元史。今日的青年，欲了解未来的中国，需要研究春秋战国的历史和南北宋包括辽、金、元的历史。金朝的末代有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就是完颜亮，曾被封为海陵王。他气魄很大，根本不把南宋放在眼中，派人到临安偷偷绘下当地风景做屏风，并把自己立马雄姿，绘在吴山第一峰上，并题了一首诗说：


万里车书尽混同 江南岂有别疆封

提兵百万西湖上 立马吴山第一峰


就是说天下由他统一了，文字、语言都统一了。混同是东北有一条江，名混同江，天下都是他们混同江上人的了。在长江南岸，怎么还有一个宋朝呢？这是不可以的！我要提百万雄兵打到西湖来，站在吴山的最高峰上，俯视临安你南宋的京城，睥睨天下。真是好大的口气，也就是慎子这一型人物的口气。

后来他果然率领了六七十万大军，号称百万，南侵宋朝。这时岳飞已死，却被宋朝的一个文人虞允文，在采石矶，一战就把他打败了；在退到瓜洲的时候，被一个部下杀死。他在统兵南侵之前，他的太后再三劝阻他，他竟然杀死了自己的太后，并杀了几百宋朝的文武官员，然后南下。结果被一个部下杀死，也是因果报应。

历史上这一类的事例很多，希望青年们把“经”与“史”合起来研究，可以发现哲学思想和政治哲学的道理。

下面转到另一个主题。


了不起起不了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

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这是一件非常妙的事情。白圭这个人，在司马迁《史记》的《货殖列传》中，曾经标榜过他。这个人赤手空拳，白手成家，发了大财。他做生意的原则是“人弃我取”，别人不要，跌价的东西，他就收买，到了这样东西涨价了，他就卖出去，大赚一笔，由此而发大财。而他的生活，省吃俭用，和现在乡下的土财主一样，一个馒头都不愿意多吃，要留到发酸才吃；一件衣服补了又补还是穿，就这样白手成家。

有一句俗语：“白手而置千金，必有过人之长。”财富如此，学问也是如此。一个人没有读过书，后来绘画很好；或者从来没上过学校的人，后来学问也很好，都是“必有过人之长”。人有恒心，有毅力，一定成功，因为这种人一定有头脑，有思想。白圭就是这样一个人，因为他有一套经济哲学思想。

因此他对孟子说：我认为经济思想、财政政策要改，税捐由现行的十分抽一，改为二十分之一，就可以了。如果哪一个国家把财经交给我，我一定能够办到政府财税收入够用了。你以为如何？

孟子对他说，你这个思想，这种办法，是野蛮人的办法。我且问你，有万户以上人口的地区，只有一个人做陶器，可不可以？白圭说，不可以，一个人做的陶器，数量太少，不够一万户人家用。

孟子说，像没有开化的“貉”地的野蛮民族，一切文明设施都没有，过着原始生活，也没有政府机构、公教人员，他们的酋长向部落抽取二十分之一的税，当然够用了。现在我们居住在中原地区的人，有国家，有文化，有政治制度；教育要教育的经费，办社会福利要有社会福利的经费，保卫国家要军费、治安经费，一个文明进步的社会，可不可以取消了这些，恢复为原始的社会呢？你刚才说了，一个一万户人的国家，只有一个人制陶器，就会不够用，难道要我们回到原始的社会中去吗？

某种主义的思想，认为要走“回复到原始社会去”的路线才对。尤其是像“人民公社”、“土法炼钢”、“人力代兽力耕田”、“挑灯夜战”等等，都是这个走回原始的想法，乃“貉道也”。可以说，历史为我们证明，这是走不通的。

孟子说，一个国家的财经政策，抽税的比率，轻于尧舜时代，比尧舜时代抽得更少的，社会不会进步，不过是小野蛮与大野蛮的分别而已。但是，如果重于尧舜之道，把税拼命加重，也是错误的，这等于夏朝最暴虐的亡国皇帝桀，个人为了纵欲、享受，而把税赋加重，造成了民不聊生。

非常有趣的，在共产思想刚输入中国的时候，当时的青年，竟然误认为这就是上古井田制度的精神。

讲到井田制度，中国历史上也有两个人，曾经想要改变当时的现成政制，而恢复井田制度，实行土地国有，财产公有，取消私有财产制的。一个是王莽，一个是王安石。

王莽要恢复古制，实行公田制度，他把孔孟的思想搞错了。宋朝的王安石，也是这个思想，实行青苗法，最后失败了，而且最惨。宋朝的理宗虽然是一个好皇帝，却是一个书呆子，他的谥号所以为“理”字，是因为他学问很好，讲道理，对于理学、二程、朱熹他们这一派的孔孟之道，非常相信，对宋代五大儒非常尊敬。他是好人一个，用的宰相是贾似道，是秦桧以后的第一奸相，比秦桧的威风还大。皇帝准许他一个月只须上三次朝，参加三次中央的会议，见到皇帝也可以不拜。

许多趋炎附势的人，对贾似道更是大拍马屁。有一则很著名的故事，他在杭州的葛岭，盖了一处田庄别墅，规模非常宏大，亭台楼阁，山水湖沼，找些羽士美人，在里面斗蟋蟀玩。落成的那天，他带了许多门客，都是朝廷的大官，包括六部部长之流，跟在他后面，到处参观浏览。他说，什么都好，就是不闻鸡犬之声。这时就突然有犬吠声，大家觉得奇怪，哪里突然跑出狗来，循声一看，原来是一位部长级的人，在那里学狗叫，向他讨好。拍马之道，就有这样厉害。

贾似道这个人，历史上骂他是奸臣，老实说，他有理想，有才具，可是书读坏了，在南宋那个战争的时代，还要恢复公田制度，收成政府得六成，人民得四成，调查普天下的土地和人口，重新分配。就在同时北方的敌人要打过来了，他还在搞这些事，这就是书读迂了。所以当时有人作了一首诗：


三分天下二分亡 又把山河寸寸量

纵使一丘添一亩 也应不似旧封疆


他说中国的天下，三分已经两分都被异族占领了，只剩下三分之一的版图，你还要一寸一寸地去量，想要合理分配。你这样去量，也不可能把领土量得多起来，你老兄上欺天子，下瞒老百姓，去秘密议和；你不设法收复土地，却在这局促的江南量来量去。纵然把一分土地量成了一亩地，也不是那些失去的旧河山，并且还可能把这最后的土地也送给人家。果然，后来送给元朝了，这是贾似道的胡涂。

《孟子》这一段，所讲白圭经济思想严重的错误，由此可以知道，历史上的错误事件，实在又多又严重。

所以我常劝年轻人多读历史，但不希望像现代史学家们那样的读法，抓一个题目，写一篇论文，说上一大堆，而且多半侧重考据，某人的年代如何，某事的真伪怎样。像这样研究历史，对今日及后世，没有多大补益。读历史，不要为了得学位，要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接受教训，准备做人做事。即使去做一个小主管，一个校长，乃至一个寺庙的主持，也要懂得历史，知道依据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去处理人和事。

孟子固然指出了白圭经济思想的错误，但后来司马迁写《史记》，却很佩服这个人。司马迁也不是乱佩服他的，白圭的白手起家，赤手空拳而成巨富，并非一般人所能办到的。前面说过的，他“必有过人之长”，的确有了不起的地方，令人不能不佩服。

可是，一个人的了不起，还是有其限度的。所以，当一个人获得了不起的成功时，自己要忘记自己的了不起，要赶快谦卑下来。如果获得了不起的成功以后，不忘记自己的了不起，甚至由一件事情获得了不起的成功，便以为自己事事都了不起，那么就会成为“起不了”。可是人是最容易犯这种错误的，这是年轻人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千万不可因一事之成功，便自满傲慢，这样必终归失败。切切记住这几句话：人到达“了不起”的时候，要忘记自己的“了不起”；如果不忘记自己的“了不起”，就会“起不了”。

这位白圭老兄，就犯了这个不忘记自己了不起的错误。他是了不起，成功了，可是成功以后，以为自己很伟大，好像什么都懂！所以对国家的财政，也大提其意见，其实他的意见错了。

十多年前，一个朋友劝告学经济的青年，毕业以后，不要到银行做事。他说，年轻到银行，为他人数钞票的结果，是圈圈越画越多，房子越住越大，车子越坐越新，心脏越来越狭。意思是说，看惯了金钱数字的人，心量就越来越窄小了。他的这几句话，一时视为名言。再看贾似道的“又把山河寸寸量”，也正如数钱，几角几分几厘，都在那里计算，心量非常狭窄，所以当时有些人，被他整得很惨。白圭也是这样，白手成家，心量一小，也就小看了天下事，小看了他人。当他的经济思想被批驳了以后，他又提出另一个问题来。


禹王的神话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

孟子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

从这段话看来，白圭好像是孟子的朋友。这位有钱人，能和孟子交上朋友，还是很了不起的。

他对孟子说：如果由我来改革国家的水利工程，我比禹王还要做得好。他这个牛皮可吹得大了，人只要成功到了那种地步，不管什么出身，都会昏了头，变成“起不了”啦。从这句话，可知他发财以后，拥有许多土地，为了开垦，可能也兴修了一些灌溉的水利工程，筑了些堤岸渠圳塘堰之类的设施。由于他自己也是生活刻苦，又能与僮仆同苦乐，大概工程进行得相当顺利迅速，于是他就认为自己能够治理全国的水利，比禹王更好。

今日的青年人要注意，将来一旦回到大陆去，水利是一个大问题，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到今天为止，还没有解决。中国大陆的水利，不像台湾，即以黄河一条河流的水患来说，就烦透了人，三年五年就出一次问题。渐渐的，长江的淤沙已多，河床上升，也要出问题。中国过去的读书人，为民族国家利益最留心的，就是农田、水利两件事。中国是农业立国的文化，农田水利，对国家仍有深远重大的贡献，还是要留意。工商业的发达，固然重要，但还在其次，先要将农业立国的基础打稳，才谈得上工商业，至少也得齐头并进。

大禹治水，禹的父亲鲧，就是因治水而牺牲。因为鲧治水九年没有成功，自请处分。但他劳碌九年，非常辛苦，仍有部分小功，皇帝不忍心处分，他便投水自尽；可仍于心不甘，变成一个水里的怪兽——黄熊。注意，不是熊字，这字的下面只有三点，是只有三只足的龟。所以禹王永远不提这个名字，这是他最伤心的。而禹王治水的本事，是从他父亲那里传来的；当他父亲鲧治水时，大禹是反对父亲的治水计划的。古人讲孝道，向父亲提出建议后被斥责，他只有暗暗地哭，不敢再讲了。鲧是绝顶聪明的人，他的治水办法，和现代有些人的办法一样，北水南调，南水北调，这里筑堤，那里筑坝。禹认为不行，水是防堵不了的，要顺着水性治理，要阻挡也挡不住的，所以不能用筑堤防的方法，只能疏导，让它流走。但鲧用防堵的方法，九年之中，全国水利还是给他做成功一半；但最后仍然是垮了。

白圭说他来治理国家的水利，会比大禹还好，倒不是存心吹牛，而是犯了一个错误，以自己一点农村水利的眼光，来看大禹的治水问题。

所以孟子对他说：老兄，你不要随便讲话，你错了！禹王的治水，是顺水之道，他到处开山，把几条大河，疏导入海，真是奇迹。尤其黄河长江的工程，后世的水利专家们，到实地去研究，认为简直不可想象。上古时代的人口并不多，即使以几千万的壮丁，用十三年的时间，恐怕未必能够做到。

只有从中国上古的科学神话上看，可以做到。神话上的说法，又是女性的伟大，禹王治水，主要是得了瑶池圣母——王母娘娘的帮助，还有伏羲氏、轩辕氏帮忙。给了他两个宝圭，比现代的X光、红外线、紫外线还厉害，只要用这两个圭一照，地心都为之照穿。后来华山的龙门峡，如果以现代的技术去开山，要动员一百万人用炸药去炸，才可能炸开。禹王没有办法，只好去请王母娘娘帮忙，把各路神仙都请来了，结果由“巨灵之神”帮忙。大禹请求舜下命令，自龙门峡起，一直到海口为止，所有下游的老百姓，在若干天以内，统统搬到高地上去，然后由巨灵之神，站在那里，两脚跨开站稳，用两手将一座山用力撑开，只费了半个时辰，就开了龙门峡。

现在有一本书出版，叫做《上古神话演义》，完全是说三代的神话故事。这本书的作者，是有学问的，完全根据《山海经》等书写的。

不过开龙门峡这件事，的确是一件疑案。禹王自己，后来也用了神通，他开衡山的时候，觉得麻烦王母娘娘这些神仙们太多了，这次不好意思再麻烦他们，这次他要自己开，到衡山去施工。他的两个太太，是九尾玄狐成仙后生的女儿，他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只有四天的婚姻生活。这时两个太太去看他，并且要告诉他，第二个太太已经怀孕了。可是他忙于工作，没有时间谈话，叫两个太太在山下等他，在开好山以后再谈。于是他一个人跑到山上去，并吩咐两个太太闭上眼睛，不可以向山上去看他。上山后他摇身一变，变回他的本命元神——一个大熊，用尾巴打鼓开山。他的二太太年纪轻，不相信丈夫能够打鼓开山，姐姐告诉他，听丈夫的话不要去看，不知道就不要去知道。可是这个年轻人硬是睁开眼睛去看，没有看见丈夫，只见一只大熊，用尾巴打鼓，两手执斧开山。她想我的丈夫原来是一只大狗熊，一气之下，站在那里化成石头了。大禹开了山下来，看见大太太在哭，问起原因，原来二太太已经变成了石头，知道她看见了自己的元神。于是说：好！你既然不愿看见我，那么你走你的，把儿子还我。所以弄开石头，把儿子抱出来。因此禹的儿子名启，是开启石头得的。

中国的上古史，就是神话史。上古史上说我们的祖宗是从天上下来的，不是像达尔文所说是猴子变的；猴子只是达尔文的祖宗，我们的祖宗是天神变的。

现在再看孟子对白圭说的话。

他说，你老兄治水，把自己的水利筑好，把水放到邻国去，邻国遭水灾了，你这样叫做懂得水利吗？水利是为天下的老百姓利益而开发的。所以孔子对大禹的治水，也无话可说，大禹治水，不但是为天下万民，也是为千秋万代谋了福利。

今日中国人有饭吃，也是受了大禹治水的恩惠，甚至包括台湾。据《山海经》的说法，大禹不但到过台湾，甚至南美、北美、欧洲、北极他都去过。因为王母娘娘派给他十六名大将，天上七名，地下九名，他的部下有一个人会养龙，他有两条龙为坐骑，要到哪里，骑上龙背就去了。所以治天下的水利，能够十三年成功，如果没有那么多人才，是办不到的。换言之，在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自然科学。例如有一种科学的交通工具，是真实的，在《史记》中就有记载，现代西方人用来到山上滑雪的雪橇，我们中国，远在禹王时代就发明了。他若到泥沼地带，就用泥橇，一滑就如飞行一样，滑出去了。这不能不承认他的科学头脑。

孟子到这里，从人君之道，说到人臣之道，再说到社会的进步繁荣以后，再说到人心思想的问题，战争的问题，经济思想的问题，种种问题都来了。下面加一句孟子平常所说的话，作为转接。

孟子曰：“君子不亮，恶乎执！”

他这句话，只短短的七个字，但问题来了。

这个“亮”字，古人的批注，与“谅”字同，就是胸襟宽大，原谅别人，能容人。但下面“恶乎执”，一个真有学问道德的人，绝不执着，不固执。这解释也有道理，真聪明的人绝对不固执；固执的人，不但不聪明，还是笨蛋中的笨蛋。

不过我的解释，因为下面有“恶乎执”，上面这个“亮”字，不必去解释与“谅”字同，“亮”字就是“亮”字，如果“亮”解释成“谅”，那么“亮”就变成“不亮”了。

有一个笑话，清代名臣左宗棠，喜欢自比为诸葛亮，而号称小诸葛。他以一介书生出身，平回疆以后，威震西北，出将入相。一次和一位老朋友谈话，谈到得意处，他摇头晃脑地说：“此诸葛之所以为亮也。”含义是我就是诸葛亮一样，有那么聪明。虽是自吹，倒也高明而含蓄。不过因为左宗棠脾气不大好，怨他的人也不少，他的这位老朋友学问也很好，但并不全部赞同他，听了左宗棠这句话后，就故意讲到一件左宗棠办得很笨的事。左宗棠听后拉长了脸，闷声不响，于是这位朋友说：“此诸葛之所以为猪也。”

所以孟子这句话，“亮”就是“亮”的意思，以“谅”字来脚注，是多余的。如果硬如是解释，那也是“诸葛之所以为猪”了。

“君子不亮”的意思是，一个真聪明的人，并不认为自己是聪明人，“恶乎执”，因此不固执成见。


徒善亦足以为政


鲁欲使乐正子为政。孟子曰：“吾闻之，喜而不寐。”

公孙丑曰：“乐正子强乎？”

曰：“否。”

“有知虑乎？”

曰：“否。”

“多闻识乎？”

曰：“否。”

“然则奚为喜而不寐？”

曰：“其为人也好善。”

“好善足乎？”

曰：“好善优于天下，而况鲁国乎？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则人将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声音颜色，距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与谗谄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

有一天，马路新闻说，鲁国准备请乐正子出来当政做宰相。消息传到了孟子的耳朵里，他就说：我听到这消息，如果是真的，那我要高兴得睡不着觉了。大家还记得，乐正子是孟子的学生，曾经挨了孟子好几次骂。如今大家听见孟子这样说，心想你这位孟老夫子，原来私心如此之重，听见你的学生要出来当宰相了，会高兴得失眠。大家心中虽这样想，但不好意思说。可是，公孙丑是孟子自己的学生，就问起来了。

他说：老师！你把我们那位老同学乐正子，看得那么强啊！他那么棒吗？孟子说：他并不算强！

公孙丑说：那么他的智慧很高啰？孟子说：他智慧也不算高。

公孙丑说：那么是因为他学问很渊博，书读得多，什么都很懂吧？孟子说：什么都没有。

他说：老师！你把我们那位老同学乐正子，看得那么强啊！他那么棒吗？孟子说：他并不算强！

公孙丑说：那么他的智慧很高啰？孟子说：他智慧也不算高。

公孙丑说：那么是因为他学问很渊博，书读得多，什么都很懂吧？孟子说：什么都没有。

公孙丑似乎有点吃瘪了，他说：老师！你老人家说，听到他出来当政的消息，会高兴得失眠，一夜都睡不着，这是为了什么？孟子说：我告诉你，这些长处他都没有，乐正子的才具是中下，他就是品德好，节操好，善良的本性好。

公孙丑又提出问题来了，他说：老师！做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仅仅是个好人，道德好，没有本事行吗？

孟子说：我告诉你，人只要品行好，道德好，就是治天下第一流的人才，更何况去治理鲁国这样一个小小的国家。

老实说，孟子这几句话，其中有很大的感慨。我们看到春秋战国，乃至于后世任何一代，在战乱的时候，一般人所希望的人物，都是要有道德，不希望有本事。这个时候，社会上所需要的也是道德，有本事而无道德的人，只有危害社会，危害国家，危害世界人类。

在现代，我们这几十年的教育，训练出来的青年，每个人的本领都很高明，可是我经常教青年们，宁可作为一个老实人。将来社会上成功的人，一定是老实人，因为人人的手段都很高明，自己能不耍手段，老老实实，最后就成功了。因为老实人喜欢老实人，好人喜欢好人，玩手段的人亦喜欢老实人，坏人亦喜欢好人。大家都在玩手段，有一天尔虞我诈到了极点的时候，老实的好人就成功了。

所以孟子对公孙丑也是说：你要知道，在这个时代，人心大乱大变，如果有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真正是行仁政，讲人道，讲民主，讲自由，好善的，天下人将“轻千里而来”，都不嫌路远，而向这个道德仁政的地方来。相反的，在这个时代，人人都耍手段，玩本事，如果再来一个不好善的人当政，不但自己的国家，没有办法治好，即使是别的人，也会“訑訑”。这两个字，现代在球场上还可以常常看得到，就是当对方的球员打得粗鲁的时候，或者裁判执法不公时，在观众席上，就会有人发出“嘘嘘”之声，所谓“开汽水”。这种类似开汽水瓶时，大量气体迅速自瓶口喷出的声音，包含了责备、攻讦、厌恶、鄙弃许许多多不友善的意义。


打丫鬟骂小姐


下面两段文字，等于是《告子》上下篇的结论。孟子指出中国文化中《礼记·儒行》篇的精神，说明一个知识分子，受教育的目的是人格的养成，尤其对于立身出处的认识，更为重要。

所谓立身，就是长大成人以后，在世间做怎样的人？站在一个什么立场上？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人格？

所谓出处，等于走出大门，第一步跨出去的时候，就要好好选择方向，往什么地方走，怎样走。也可叫做出身。

所谓“品格”，品与格是有分别的。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规格，纵然是爱笑、爱哭的人，也是他的一格，笑为笑格，哭为哭格。杞梁妻善哭，哭就是她人格中的一部分。有的人方正，有的人随和，这都是“格”。人品则不同，例如有人视富贵如浮云，看到功名富贵来到，并没有什么高兴，反而讨厌；如果请他尽义务帮忙一件事，他却很高兴，这就是人品。

出身与出处也有连带的关系。例如现在社会上很喜欢谈到青少年的出路问题。也许有的人抱持一个“有路就出”的态度，俗语所谓“有奶便是娘”，只要有钱可赚，叫别人爷爷都可以，甚至鲜廉寡耻、违背良心的事都去干。有的人则不计较待遇，只求有学习的机会，增加人生的历练，能进德修业的事才做，这就是出处的问题。孟子这里所说的出处，是一种影射。

所谓影射，以前有句俗语说：“打丫鬟骂小姐”，本来是骂小姐的，但不方便直接指着主人身份的小姐骂，于是就把仆人身份的丫鬟拉来揍一顿，一边打，一边责备这个丫鬟的错误。但事实上，这些错误都是小姐造成的，所以这些责骂的话，便从丫鬟的身上，投射到小姐的身上，小姐同样有挨骂、受责备的感受，间接收到教训小姐的效果。挨打的丫鬟，实际上只是小姐的替身而已。

戏剧中有一出《打龙袍》的戏，是根据小说编出来的。剧中叙述包拯执法如山，宋仁宗的生母，由于后宫后妃之间的争风吃醋，互相倾轧，而被撵出了皇宫流落在民间，连眼睛也哭瞎了。仁宗当了皇帝以后，却没有下命令去把生母找回来。有一次包拯出去办案，坐在轿子里，突然吹来一阵龙卷风，把包拯戴的官帽吹跑了。在古代，官帽吹掉了是不吉利的，像丢了大印一样，可能构成犯罪，要丢官的。于是随行的衙役们拼命去追，发现官帽落在一间民房的屋顶上，丝毫无损。包公觉得很奇怪，于是亲到民房去查，才发现了仁宗的生母，也就是当今的皇太后。

于是先接回去奉养，因为不方便突然去报告，而且怕仁宗不相信。等到元宵节，皇帝招待文武百官赏花灯的时候，他也带了这位双眼失明的老太太去观灯。最初，仁宗和一些官员，觉得瞎子怎么看得见嘛，好奇怪。因为仁宗相当慈悲，所以也有人在猜想，也许是一桩大罪案里被告的母亲，包老黑故意把她弄来，以便请仁宗发悲心特赦的。到了观灯的时候，这个瞎眼老太太，就详细数说她当年陪老皇帝赏花灯的情形。仁宗听见觉得奇怪，就把她找来问话，她流着眼泪，说出当年被迫害的一段秘密，并道出了仁宗身上的特征。这时仁宗“噗”的一声跪下来，认了母亲。

包拯老臣，认为仁宗有不孝之罪，跪下来请求皇帝接受国法的制裁，以示范天下。一番大道理，说得仁宗无话可说，只好接受国法的处罚。包拯判决，应该揍他一顿，但是皇帝是打不得的，于是想出变通的办法，让皇帝脱下平常所穿的龙袍来，由包拯在这件衣服上抽几鞭，以代替皇帝挨打。这也就是龙袍影射了皇帝的意思。

这个故事，同时也影射了国法超越一切之上。一个国家，上自帝王，下至百姓，必须要守法，否则国家社会就会纷乱。
作者: 思过黑鹰    时间: 2026-11-9 11:56

君子的进退


现在下面讲的这一段，就是孟子的影射。

陈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则仕？”

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饥饿不能出门户，君闻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孟子的学生陈子，提出一个问题，请教老师。他问，一个知识分子，在什么情况之下，才肯出来做官？

中国古代，由十人之中，选一个优秀的人出来，给予他文武兼修的教育，叫做“士”。等他学成之后，给他一个官位，出来为国家做事，就叫做出“仕”。

这些都是三代以上，尧舜的时代的情形。尤其是舜，当老百姓时，还在种田的时候，交了许多朋友，都是第一流人才，第一流道德。等舜当了皇帝，这些人都溜掉了，隐去了，到处找不到。在中国文化中，这一类人为隐士，高尚之士，功名富贵不为所动。现代的人，如果好朋友当了皇帝，心里想：正好，他当了皇帝了，明天一定来找我，于是坐在客厅里等。如果不来，至少要诅咒他一顿。古人不是如此，反而隐开了。

如果要请一个人出来，为国家社会服务，领导人一定是亲自去请，一直到民国初年，也还保持了这种良好的传统。例如一所学校的校长，要聘请一位老师来学校任教，先准备好聘书，由校长亲自携带，穿了礼服，到这位老师家中拜候，代表学校全体师生和学生家长，恳请他来教育学校里的子弟。请来了以后，在行政事务上，校长做校长的事，老师教老师的书，校长见到老师，还是客客气气，恭恭敬敬的，口称某老师，互相为礼。这是中国文化尊师重道的精神，校长只是一个家长而已，一如家庭中的家长主妇一样。

中国的家庭主妇，好像永远低一辈，丈夫的同辈友人来了，总是跟着自己孩子的口气，叫伯伯叔叔，就是那么谦虚有礼；所以校长也是跟着学生的口气客气地称老师。不过，现在又不同了，家庭主妇对丈夫的朋友，照样叫老张、老李的。中国这几十年来，这些地方的演变，很多、很快也很大，如果把这些数据搜集起来，可以写成一本厚厚的书。而从这些演变中，也可以看出这个时代的可悲之处，因为失去了礼仪，失去了道德，失去了人类品格的标准，甚至于失去了人性。而且现在还在继续往下演变，一些年轻人讲的“隐语”、“黑语”，我们就听不懂了。而现在的校长，自认为是长官，视老师为部下，认为部下应该听我这个长官的。这种观念一形成，不只是师道无存，教育的效果，也受到严重的不良影响。

所以古代，对一个知识分子，不但“有礼”，还要敬之，出于内心的恭敬。大家都看过《三国演义》，其中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就是“迎之、致敬、以有礼”。小说上写的，刘备到了诸葛亮的茅棚前，诸葛亮还在睡觉，刘备就站在门口等。左右的人要去叫醒诸葛亮，刘备阻止他们，不可去打扰他的睡眠。等了半天，诸葛亮还没醒来，张飞在旁边气大了，认为诸葛亮太藐视人了，有什么了不起，要进去一刀把诸葛亮杀了，也被刘备骂了一顿。

“有礼”的形态很多，但是，现代大学聘请教授，花一元新台币，寄一张聘书出去，聘书后面还有一张小条子，是要受聘的教授盖上图章寄回去，叫做“应聘”。好像我给了你一碗饭吃，对你是皇恩浩荡，你得谢恩似的。这叫什么“有礼”啊？我也曾接过这样的聘书，把它搁在一旁不予理会。之后来了一个职员，再三说好话，我告诉他，我是中国人，是落后的，顽固的，但我还保留一点传统文化。最后，为了免得这个职员为难，无法交差，才签收了。后来上课的时候，训导处派人来教室点名，我就硬把他轰出去。我说我讲课，如果要靠你点名压迫学生来听，可见我教得不好，那我不要教下去了；如果我教得好，学生自然会来，用不着压迫他来。

我自小读书以来，从没见过需要用点名来逼学生上课的，如果老师教不好，自己会卷铺盖走路的。那时的大学，学生水平都很高，同学们穿件长袍，两手在西装裤袋中一插，腋下夹一本书，就晃来听课了。老师在上面讲课，可以不翻书本，背得出来；下面的学生也照样背得出来。虽然他们不一定满腹经纶，起码也是一肚子鬼主意。如果老师在上面一句书背错了，学生马上在下面指出来：老师！这一句好像不对。那时候用不着讲概论，上课是在那里彼此讨论，内容记录下来，就是概论。现在真奇怪，研究院的博士班还要上课，尤其是中文系，现在博士班的课，就是我们几十年前，十二三岁时读的书，而且当时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没想到现在成为博士班的课程，教育竟退落到这个地步。

如果要请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正人君子出来，为国家社会做事，必须要“有礼”。“礼”的型态很多，不一定要照古礼，依照现在的礼也可以。就是西方国家，如英国、美国等等，他们也各有他们自己的礼，用他们的礼也可以。

孟子说：做到了“迎之、致敬、以有礼”这三点，就表示，将依照被请人的意见，去办天下的事，社会的事，或这个机构的事。因为这个领导人，了解这位知识分子学问好，意见很高明，所以能配合这种意见。

就如刘备三顾茅庐，那不是诸葛亮摆架子，而是试试刘备是不是能做到“迎之、致敬、以有礼”。结果刘备做到了，于是见了面，坐下来谈论天下大事。诸葛亮告诉他，天下三分的大势已定，你只可得其中之一，所以应该走什么路线，如何如何……刘备说，一切照办，听你的。小说上写刘备对诸葛亮是“言听计从”，什么话都听他的，什么意见都照办。

但在正史上面记载，刘备用诸葛亮，三顾茅庐有之，刘备谦虚亦有之；但并不如小说上写的，诸葛亮居然腿翘得那么高，刘备谦虚到“言听计从”。假如刘备真谦虚到如此程度，这一页历史就不会三分天下了。

孟子说第二种情形：“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一个士大夫，知识分子，出来做事以后，那个领导人在礼的方面，表面还是做得很好，并没有怠慢不周的样子；可是你所讲的话，他不听，不采纳你的意见去付诸实行，那么他那种礼上的周到，也只是表面的敷衍，内心并没有诚恳恭敬之意了。如果这样的话，就只有辞职不干，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像这类事情太多了，例如太平天国洪秀全，在开始时有一位军师名钱江，据说也是清朝中叶的诸葛亮，上通天文，下懂地理，练达人情，这种人物每代都有。太平天国起义之初，都是他的计划，后来看到情形不对，在洪秀全“礼貌未衰，言弗行也”的情形下，就辞职走了。后来到朝廷这一边，帮助曾国藩。清代的一种税捐制度——厘金，就是他创制出来的。

当时清朝政府，要打太平天国，国库空虚，财政支绌，经费不足，曾国藩练湘军，李鸿章练淮军，都没有钱。于是钱江提出计划，开征厘金税，以千分之几的税率，在水陆码头，向行商起征。这种制度，一直实施到民国初年，抗战以前，易名为“统税”，当然税法上也有若干修正，直到直接税的实施，才完全取消。

一个读书人，本来有他的抱负，如果抱负不能开展，理想不能实现，就不必当这个伙计，当然就走了，这是第一等人。

次一等情形，虽然是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但是领导人仍然对他“迎之，致敬，以有礼”，做到了这三点，心理上还是有诚意的，也有恭敬之心，此时则可留下来待机，但这已经有偏重情感的味道了。如果说，礼貌上已经有慢待的迹象了，那么就赶紧卷铺盖走路吧。

最差的一种情况是，尽管学问一肚子，可是早晚两顿饭都没得吃，想离开也没有钱，走不了。这情形被上面的领导人知道了，认为虽然他有一肚子学问，他的那一套思想观念也很有道理，可是客观形势的影响，没有办法走他那个路子，实行他的理想。不过让他在我们这里挨饿就不好了，传出去也不光彩。于是叫办总务的每月送些钱去，给他一个名义。像这种救济性质的钱，也将就接受下来，这是“免死而已”。


三种不同的人


这是孟子大体上，对于去就问题，对知识分子所作的人格分类，共有三种情形，也是三个等级的人。这也和我以前说过的，上海闻人杜月笙所说的话相似。认为世界上有三等人，第一等人是有本领，没脾气；第二等人是有本领，有脾气；末等人是没本领，可是脾气来得大。

孟子从自己生活经验中体会的结果，所说的这三等人，第一等人有学问有气节，不是你给我官大钞票多，我就会出卖自己，我就是我，顶天立地大丈夫，我来跟你做事，是为了实行一个理想，不合理想，“则去之”，宁可当和尚去。历史上这种人很多，唐宋许多高僧，都是这样出家而成道的。唐代的诗僧贯休，诗作得好，学问好，最初很受南越王钱镠的尊敬。一次请贯休作诗，他当场一挥而就：


贵逼身来不自由 几年辛苦踏林丘

满堂花醉三千客 一剑光寒十四州

莱子衣裳宫锦窄 谢公篇咏绮霞羞

他年名上凌云阁 岂羡当时万户侯


这是贯休的名诗，“一剑光寒十四州”，因为江浙两省十四州，都是钱镠所统辖。他看了非常高兴，可是这位盐贩出身的南越王，还要求贯休把十四州改为四十州，他野心勃勃，还想侵略他人，扩充领土。可是贯休听了以后说“死也不能改”，拂袖而去，他的脾气就这样大，真是有本领，有脾气。也只有贯休能够如此，因为他是和尚。在古代，出家人是世外高人，对皇帝也只是合十为礼，不必跪拜，官府也不能给出家人过重的罪刑。而且他的诗并没有错，钱镠的权力所及，的确只有十四州，诗不能改，州也不能添，就预言他只有这么大的权力，想再大也大不起来了。

后来贯休又到四川去了，当时四川也是一个国家，四川王王建，和李后主一样，也是一位风流才子，诗也作得好。贯休画的十六罗汉，就是在四川画的。贯休见王建，也有两句名诗：“一瓶一钵垂垂老，千水千山得得来。”全诗为下：


河北河南处处灾 惟闻全蜀少尘埃

一瓶一钵垂垂老 千水千山得得来

秦苑幽栖多胜景 巴渝陈贡愧非才

自惭林薮龙钟者 亦得亲登郭隗台


后来中国文学界，根据这两句名诗，对贯休和尚叫出了一个“得得和尚”的外号。这是说他远自东南，几千里外，竹杖芒鞋，一步一步，跨过云贵高原，进入四川盆地。只这“得得”两字，便道尽了跋涉的辛苦，也描写出了那高人飘逸的风致。可是现在就不是这样了，穿的是皮鞋，该写成“橐橐来”，如果是坐车或乘飞机，则是“隆隆来”或“呼呼来”了。这就是说，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有学问、有才能、有人格，也有他的脾气，不对的时候，拂袖而去。不过现代的衣服是窄袖、短袖，尤其夏服，无袖可拂，就只好甩手而去了。现在一般人也有一句俗话，就是“拍拍屁股就走路”。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你这地方脏兮兮的，我坐了这段时间，把我的裤子都坐脏了，算了吧，为了保持自己的清白，起来拍去所沾的脏东西，走我自己的路吧！

陈子问孟子“古之君子，何如则仕”这段话，前面说到是一种影射，是谁影射谁呢？老实说，陈子提出这个问题来，也就是对老师的一种试探，看看孟老夫子，在什么条件下，才肯出来做官。陈子也许是受了梁惠王或齐宣王的请托而来，也许是陈子自己的意思，觉得老师你何必如此坚持己见，他能每月送几万块钱给你用用，也就马马虎虎算了。

孟子因此才对他说出这些道理，也就等于告诉他，我孟子不是为了吃饭或升官发财，来向这些君王求工作的；我是为了救社会，救世界，救人类，所以想帮忙一下。可见孟子周游列国，只想教育人，其他什么也不想干。


动心忍性


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有一天，孟子大概跟学生们说话，举出一些从艰困中长大，而有成就的圣贤来。

首先谈到圣王舜，是种田出身。在中国历史上，耕田出身的帝王有好几个，现在提到的是上古的舜。在上古的宗法社会中，非常重视世系观念，虽不像古代印度有严格的阶级观念，但对于家世是分得很清楚的。舜在四五十岁以前，原来在乡下做稼穑之事。不过他的人格、学问，名满天下，因此尧很有礼貌的，亲自把他找来，不但两个女儿嫁给他，并且把九个儿子都交给他，做他的部下，跟他学习。同时也把政治交给他管理，增加他的政治经验。几十年以后，才把政权交给他。

“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商朝的傅说，是历史上的名相，在他没有得志的时候，是做水泥工的。周朝的大臣胶鬲，遭逢殷纣的乱世，他本是贩卖盐鱼出身。“管夷吾举于士”，管仲——管夷吾，虽是读书人，却是齐桓公的俘虏，而且是齐桓公的冤家。被俘以后，幸有鲍叔牙的保举，而得为齐国的宰相。

“孙叔敖举于海”，孙叔敖这个人，小时候遇见两头的蛇，在当时的传说，凡是看见两头蛇的人，必定很快死亡。他看见了两头蛇后，把蛇打死了，不是因为恨这蛇而打死，他心中的想法是，我看见了，固然会死，但如果再被别人看见，也会死亡，这个蛇岂不是一个祸害，将来不知要死多少人。所以下手把这蛇打死，而且把蛇尸也掩埋掉，免得被另外的人看见而受害。只因这一善念，他得不死，而且慢慢贤名远播，消息传到楚庄王那里，就派人到贫苦的海边把他找出来做事。“百里奚举于市”，另有一个百里奚，是秦国的名相，原为虞国人，被楚人俘虏了，把他当奴隶买卖，秦穆公以五张羊皮，把他赎回来，请他当宰相。

这些都是划时代的人物，是改变历史的人物。他们是从青年开始直到中年，都是吃尽了苦头的人，贫穷、走投无路，乃至做了犯人、俘虏、奴隶，终于能贡献才能，改变了历史。孟子举出这些人来，说明一个道理，也成为现在众所周知的千古名言了。

凡是人才，大则对于人类、国家、社会有贡献，小则是一个好的校长、单位主管乃至于家庭中的家长，他们大概的出身、经历，都离不开这个原则。上天要给他担负一个重大责任的话，一定先使他经过一段非常艰难困苦的磨炼。

第一是“苦其心志”，这四个字，我们就受不了，所以一般人改变不了时代，甚至改变不了自己，只有做“阿”字号，阿斗一类的人物。“苦其心志”就是自己的理想办不到，也就是事事不如理想，随时碰钉子。尽管现在是科学时代，连机器好像也会跟你为难，有急事要打电话，不是对方的电话机故障，就是一直占线，你放下电话亲自赶去，对方的人又离开了。

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幼年时穷到没有饭吃，去当和尚，又遇上大荒年，化缘也化不到，于是远离故乡，在南方各省到处流浪。有一天，躺在一个小土地庙中，准备自杀了，饿得昏昏沉沉睡去，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人劝他不必自杀，去当兵。醒来想想，不去当兵也是饿死，反正只有这么一条命，去当兵纵然战死，也一样是死，至少有饭可吃，死了不会成饿死鬼。于是投军当兵，就一路上升，终于做了皇帝。

朱元璋在登基当了皇帝之初，对孟子很不佩服，连孟子在孔庙的亚圣牌位，都下令取消，不给孟子供冷猪肉。后来他再读《孟子》，读到现在这一段的时候，才改变态度，承认孟子的确是圣人，恢复了孔庙中亚圣的牌位，给他继续供冷猪肉。孟子如果没有写这一段的话，至少明朝三百年中，他就不能享受祭奠了。

所以一个人身体上的苦，也许还忍受得了，但那种思想、情感上的苦，一般人实在承受不了。

第二是“劳其筋骨”，这一点还比较好受。但是要特别注意，一个人一定要“劳其筋骨”。例如三国后晋朝的陶侃，这位出将入相的大儒，是长江以南的军事首长，威震江西、湖南、两广、闽浙。他每天早上，搬一百块砖头到房子外面，晚上又把这一百块砖头搬回屋子里，这就是“陶侃运甓”的典故。当时有人问他为了什么，他说不敢放纵自己。这表现了他的高度修养，因为他知道，在平常的时候，也要随时有应付战争的准备，防止社会的变乱。一旦有事，如果体能不够，遇到战乱，唯有死亡。

在抗战期间的流亡途中，曾经亲眼看到体能差的人，尤其是生长在江浙一带，所谓鱼米之乡长大的人，自清朝三百年来，安定优裕的生活，养得弱不禁风，跑不动走不快，多半死在途中。凡是看到那种斯斯文文，白皮细肉，少爷小姐型的人物，就知道是上海、苏杭这一带来的人，可能连米长在哪棵“树”上他也不知道，真是十分可怜。所以人要“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虽然饱一餐，饿一餐，也能无所谓。现在五十岁以上的人，大部分经过这种挨饿的日子，几天不吃饭，算不了什么，那只好把裤带紧一紧，挺过去算了。

“空乏其身”，有时饿到只剩一把骨头，没有营养，所谓“叫花子命”，可又不至于死；现在台湾的青年，反而都是营养过剩。

“行拂乱其所为”，凡是所做的事，所有的行动行为，不管大事小事，样样都被客观的外来因素，搅得乱七八糟，不能成事，样样失败。甚而，你走在路上，看见一个孩子跌跤，你好心去把他扶起来，孩子的母亲却从门里跳出来，一把抓住你领口，给你两记耳光，说你踢倒了她的孩子，说不定还扭你上派出所，要你赔偿医药费。像姜太公未遇文王之前，卖面粉会遇台风，把面吹散；卖盐巴会突来一阵大雨，盐都被淋化流失，就是如此倒霉。

这就是说，一个有大志、做大事，能担当的人，“动心忍性”之难。心念动处，受不了的横逆之来，发一下脾气也不可以。等于唐太宗，相貌非常威严，当了皇帝以后，那些大臣们和他讲话，头也不敢抬起来，有威严的人脾气也大。但是唐太宗知道这是毛病，他就问魏征，这些人为什么老是低着头，魏征告诉他，因为陛下太威严了，他们看见你，心里就恐惧。于是唐太宗开始对着镜子学笑，以后和大臣见面时，就半闭起他闪灿着神光的眼睛，微笑温语和他们说话。这就是“动心忍性”，修养改过来，忍不住的也要忍，这就是佛学中所讲的菩萨道——“忍人之所不能忍，行人之所不能行”。天下人所忍受不了的事，要能忍得下；天下人所不能做、不敢做、不肯做，所吃不了的苦，要能做得到，吃得下，这就是菩萨道。地藏王菩萨下地狱就是这个精神，下到地狱中去救人，要等到地狱空了，那时才出地狱追求成佛。

把自己坏的行为、脾气，统统改得过来，这是“动心忍性”。

所以孟子说，历史上舜、傅说等等，这些人物，因为受过那么大的艰难困苦，才能够担当那么大的责任。研究历史可以发现，凡少年得志，如楚霸王项羽之类，公子哥儿出身的，几乎没有不失败的；成功者只有百分之五，失败的占百分之九十五。越是艰难困苦中出来的，成功的可能性越大，艰难困苦是一种最大的、最好的教育。所以“动心忍性”四个字，成为后世中国文化讲修养最重要的中心思想之一。人要在得意时“动心忍性”，对得意之事，看得很平淡；在失意时，也要“动心忍性”，无所谓失意，看得很平凡。

我在《论语别裁》中曾经指出，一般人“得意忘形”是要不得的，但有些人还可以做到得意而不忘形；最难修养到的是失意不忘形。有许多人平常修养很好，一到失意时，人的样子都变了，自卑感等等心理上的毛病都来了。所以要做到“贫贱不能移，失意不忘形”，那就是“动心忍性”，是“儒行”。所以，一个知识分子的修养，成功不过如此，失败也不过如此，我还是我。

古人的名言：“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大英雄总是老样子，从乡下种田出来的，事业成功了，还是农夫的样子，这是本色。如果是一个真的名士，他自然潇洒，不是靠外型，而是内在修养的一种自然流露，这是“动心忍性”之间，应该如此。

为什么历史上这些划时代的人物，都吃过很大的苦头？似乎是上天有一种力量，故意在磨炼他，使他本来做不到的，要磨炼得能做到；使他本来不够、不能的地方，得以够，得以能；给他最坏的环境，造就他将来做最伟大的事业。

其实圣人、宗教家，如释迦牟尼佛，也是走过这个路子。他十几岁开始，自己走这条路，十二年的苦行，在雪山六年，吃的草菓，饿得肚皮贴着脊骨了，这就叫做“空乏其身”，空到这个地步，没有营养，三十一岁就满头白发了；后来下山，才重新恢复营养。现在的年轻人修道，又说营养不良了，又怨空气不好了，这还能修得成道吗？


察言观色多难与邦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孟子再说：“人恒过”，这三个字，一般解释是“人常常容易犯错误”，不过和上面的文义连贯起来，可以作另一种解释为：“人往往容易做过分的事。”过分当然也是一种过错，就是说人在优裕的环境中，优裕了更想优裕。有一部黑白电视机看看也很好，又想要彩色的；有了十六吋彩色的，又想二十四吋大型的；有了大型的，还想挂在墙上银幕型的。人就有这种劣根性，常有过分的要求。

上天给人类吃许多苦，目的在使他改过自新；在人生的路程上，吃尽了苦头的人，就知道不可以做过分的事。

“困于心，衡于虑”，外在环境的困难，使人不能如意，在心理上处于痛苦、烦恼之中，逼着他去考虑，用思想去衡量，应该怎样做人，怎样做事。运用智慧去克服困难，选择最适当、最合道德的方法去做，才不会冒昧、莽撞，才会谨慎而行。年轻人每说：“拿破仑字典中无难字”，天下哪有不难的事？我们的古谚说：“用心计较般般易，退步思量事事难”。对于一件事情，如果用心去考虑周详以后再做，才不会出岔子，容易做成功；不过，对任何事情，都要退一步想，对万一失败做准备。人生在这两种不同情况中，都经历过了，才能成功。一切都计较好了，认为考虑周到了，可以成功，这还不够，还要作退一步想，在万无一失中，如果有个万一的意料之外的差错发生，又当如何？有了事先的准备，才勉强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只有天生的大圣人，可以不经过教育，不须经验而知道，这是天才。但是自古以来，只有“天才的专家”，没有“天才的圣人”。“征于色”，看了别人的态度，看够了人家的脸色，受够了气；“发于声”，再听听他的口气，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譬如你去应征一份工作，那位接见你的人，听了你的话以后，口里说“好好，有机会通知你”，而眼皮也不抬起来看你一眼，又去翻阅别人的资料了。这时你就该知道，已经没有希望，可以走路了。他的所谓有机会通知你，那只是一句客气话罢了。

有了人生经验的人，从别人的声容笑貌，小动作，微言之间，不待明白表示，就了彻事情的究竟。如禅宗的话：“东面冒烟，西面着火。”看见东面冒烟，就知道西面在烧火了。所谓见微知机，就是要有这样高的智慧；而一般人，一定要等到别人鼓大了眼睛骂他，他才知道别人在生气了。像这一类的人，世界上多的是。

我们读了这一段书，就深切感到世界上的人，有太多已被淘汰了。当“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其中之一临到身上时，不能“动心忍性”，经不起磨练，没有坚强的意志站起来，而自杀的，精神分裂的，消沈的，都下去了。千千万万的人，能够成功的，能够创造划时代事业的，没有几个，其余的都是渣子。我常劝人不必算命，在我们这一代的人，已经注定了八个字：“生于忧患，死于忧患”。我们这一代的人，有如建房子时下面的土地，为了历史的承先启后，靠我们来奠基。屋基墙柱下的泥土很难为，要坚硬、牢固，才能承受上面的重量，松了软了就不行，后代的文化要背起来，否则就被压下去了。

孟子接着说：“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这是政治哲学中千古不移的铁定道理。他前面的一段话，虽然是对学生说的，也是故意讲给齐宣王、梁惠王这些当时的诸侯们听的。在孟子的眼中，这些诸侯们，只不过是时代的渣滓，一下子就会成为过去的；认为他们不懂得人生，只是时代的宠儿，是时势所造成的英雄，并不是创造时代的英雄。孟子这样对他们讲，只是讲出人生的大道理，然后说出治国的政治哲学的定理。

“法家”本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大家，是伟大的学问家；在孟子以后七百年，“法家”才成为专门名词。对于专门研究法律的，主张以法律来治国的人才称为“法家”。孟子这里所讲的，以及现代仍沿用的这个“法家”，是指有大学问、大修养的人。例如请人家写一副对联，一定说“请赐法书”；例如诸葛亮、姜太公，他们有头脑、有智慧、有学问、有修养，就是“法家”。并不是说他会画符念咒有法术，也不是说他有佛法、道法才算是“法家”。

“拂士”就是看到当老板的，有不对之处，或错误的意见，敢于拂逆老板的意见，纠正老板的错误，提出相反意见来的人。如果老板不改变的话，便拂袖而去。

我常告诉外国朋友，中国过去的帝王制度，是真民主，假独cai；现代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假民主，真独cai。例如今日美式的民主，事实上是大资本家在幕后左右一切，是真的独cai。所以讲到历史文化，对不起，美国只有几百年，而我们已经五千年了，他做我们的孙子都还差得远。历史文化是由经验来的，经验是不可泯灭的，五千年人事上的纷争，给我们留下来太多的经验了，这就叫做学问。

一个国家，想要治理得好，要有大学问、大修养、大智慧的“法家”，同时要有敢说话的“拂士”。古代有许多好的大臣，遇到皇帝下了有问题的命令，便“留中不发”，那真是为国家，为皇帝，也为自己。例如皇帝在发怒的时候，凭一时情绪上的冲动，未经过理智上的考虑，要重罚某人，而此人本不该受重罚的。于是当宰相的，就把这道命令往抽屉里一搁，不发出去。等到皇帝气平了，问起这件事，再说明理由退回去。有时皇帝对他也没有办法，尤以英明的皇帝为然。像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常顶得威廉二世回到内宫去摔玻璃杯，皇后问起来，威廉二世说，俾斯麦身为首相，要受满朝文武、全国人民的气，他只有到我头上出气；而我就只有在玻璃杯上出气了。这就是“拂士”，亦叫做拂逆之士。

一个国家如此，一个团体，一家商店也是如此。例如说一个老板，在外面忙了半天回来，肚子饿了，叫人去买烧饼回来充饥，此人跑出去半天，空手回来，答说没有烧饼了。问他面包有没有？他这才再出去，又是空手回来说面包也没有了。老板已饥火中烧，对他说，我说过已经饿了，你另外买点饼干或馒头回来也行啊。所以只听话的人是不行的，要有拂逆之士，提出好意见来；不过领导人必须有宽宏的度量，这就要有真智慧了。

翻开我们五千年的历史来看，这一类的事证很多。以最近的来说，清朝三百年天下，在百年左右的太平以后，龚定盦在嘉庆年间写的文章就指出，社会太过富庶安定了，天下可能发生重大的变乱，因为优裕的生活过下来，没有人才了。他文章中大胆地说，国无才相，阃无才将，甚至说巷无才偷，举国上下缺乏有才的人，社会完了，天下快大乱了。果然他说了这话以后，不到几十年，太平天国起来了。

翻开我们五千年的历史来看，这一类的事证很多。以最近的来说，清朝三百年天下，在百年左右的太平以后，龚定盦在嘉庆年间写的文章就指出，社会太过富庶安定了，天下可能发生重大的变乱，因为优裕的生活过下来，没有人才了。他文章中大胆地说，国无才相，阃无才将，甚至说巷无才偷，举国上下缺乏有才的人，社会完了，天下快大乱了。果然他说了这话以后，不到几十年，太平天国起来了。

龚定盦并不是有预知的神通，只是读懂了历史，深知《孟子》这一段话的道理。所以多难兴邦，忧患兴家，贫苦家庭的子弟，大部分都有出息，不到三十年渐渐站起来。在台湾三十年，就看到这样的人发大财，也看到不少有钱人家子弟的失败。所以为人父母的，对孩子不可太优容骄宠，该给他们多些磨炼，否则是害了孩子。

孟子最后讲一句话：“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不管国家、社会、家庭、个人，离不开这个原则。人越在艰难困苦中，越有希望，会奋斗，能站起来。尤其青年们，环境越舒服，生活越优裕，前途越有限，越暗淡。所以有大专刚毕业的同学来问我，他将来的前途如何，我告诉他，前途有限，后患无穷。因为他们几十年来，太舒服太安乐了，连天有多高，历史有多长，钞票是什么纸印的，都不知道，还不满意这里，不满意那里，这里埋怨，那里生气。这样的修养，这样的见解，这样的学识，那还不构成前途有限，后患无穷吗？


孟子的教育方法


孟子曰：“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

这是孟子为前面所有的文章作了一个结论，说明他周游列国，和几个君主见面，又不出来做事，所走的是师道，是推行教育而已。

这里“不屑”的“屑”字，古人解释为洁，是干净的意思，又解释为细小的意思。在这里是轻易、随便的意思，“不屑”就是不随便、不轻易。例如一个人的品德不大好，对于这种人，根本不愿随便和他谈话做朋友，就说“不屑与言”，也就是懒得理他的意思。

孟子说：教育的方法有很多种，你们说我脾气大，有些诸侯，我看他们不起，根本懒得教他们，也不愿随便跟他谈，甚至连见面也不要。可是你们要知道，我看不起他们，也是一种教育，是另一种形式的教育方法而已；这种不理会他，就是给他一种打击，打击他也是一种教育方法。如果是一个聪明人，不必等到和他说话，不等到正面教训他，只要遭遇到我这种不屑理他的态度，他就应该懂得去反省，找出自己的过错，努力去改正。所以这种对他的“懒得理”，也正是一种教育。如果不反省，也不会教得好，那就毫无办法了。

这就像禅宗的“打即不打，不打即打”，不愿意就是愿意，因为已经用这种“不愿意”的态度施教了，给了他一个刺激。假如这一刺激还不懂，那就是禅宗祖师的一句话：“此人皮下无血。”就是冷血动物，骂得再厉害，他也不会脸红。人之所以在惭愧时会脸红，因为心脏的跳动，受了情绪的影响而加速，压迫血液，充沛到脸上的血管中，脸变红了。挨骂而不会脸红，岂不是皮下无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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