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  槐

《一代高僧------印光大师》

第一部分

3、堂联：一琴世泽，半部家声

4，家庭成员与背景

7、尊儒辟佛

第二部分

1、终南披剃

       大师在《续编文钞卷上•复袁德常居士书四》中云：“古人有若无、实若虚之涵养，何可竟忘，而反事虚张声势耶。以后切勿如此。光尚未至县，（陕西合阳）何由 入泮。不入泮与入泮，总无二样。然一真一妄，徒令人惭惶无地，又何益乎。光不久人世，一旦死去，万不可如此妄传，致人疑诮。光于父母师长，不作一字之记载 者，恐陷入今人妄誉之漩涡，而招人异议也。但期不辱其亲，即为荣亲之事。况学佛之人，岂可同市井小儿，备祈有名位者颂赞，以为荣幸乎！”　　

       从这段文字看，大师是没有入县学读书的。在明、清之时，惟有在乡试期间考中了秀才，才有资格作为生员进入县学读书深造，乃至将来进京殿试。　
　
       虽然大师没有“入泮”，这确实有文字可考。但大师随长兄在长安读书长达七年之久，按理说光绪六年参加同州的乡试是很有可能的，毕竟他同长兄寄居长安，又 离同州很近，去参加乡试是很有可能的了。但是否参加了考试，考中了秀才没有，这个问题就没文字可以考证了。上节也谈及了这件事，这里就不多论了。路人相传 之言，可信亦可不信，但也可以做个参考。也可以从上面这段文字中，看出大师为人是何等的谦虚，绝不虚张自己声名，以真实平切之志打造自己的德行，处处以身 作则，为众榜样。　
　
       关于大师的出家，则有明文可考。时维光绪七年岁次辛巳初春，即公元一八八一年，正是大师弱冠之次年。他乘长兄在春节期间，因离长安回合阳老家省亲的机会，便毅然决然地从长安起程，前去万里终南山南五台莲花洞礼道纯和尚披剃出家。如他在《复邵慧圆居士书》中说：　 　
       “光本生处诸读书人，毕生不闻佛名，而只知韩欧程朱辟佛之说。群盲奉为圭臬，光更狂妄过彼百倍。幸十余岁厌厌多病，后方知前人所说，不足为法（光未从 师，始终由兄教之）。先数年，吾兄在长安，不得其便。光绪七年吾兄在家，光在长安，（家去长安四百二十里），遂于南五台山出家。先师意光总有蓄积，云出家 则可，衣服须自备，只与光一件大衫，一双鞋。不过住房吃饭，不要钱耳（此地苦寒，烧饭种种皆亲任）。”　
　
       可见，大师早蒙出家之念，之所以迟迟不 出家，只是时机尚未成熟罢了。这段文字中明确地交代大师当时出家的动机：大师出家的动机非常单纯，其一、仅仅是为了赎罪，为了彻底地痛改前非，全盘掀翻 程、朱等人辟佛的邪说，以免误己误人耳！进而以弘扬佛教而挽救辟佛狂澜于当时，力图弘扬正法于未来；其二、因大师“幸十余岁厌厌多病”的缘故，却使大师早 年悟到生死事大的严重性，这便成了促使大师出家的真正原因。除此之外，便没有其他的不幸因素。

　　大师的出家与别人是不同的，并非是为了苟且偷 安，闲过一生。而大师是真为报答佛恩之慈悲广大，将功补过，以赎自己当年辟佛之过咎，乃至毕生以惭愧心、忏悔心而虔诚修习佛法，了求于现生而得以了生脱 死。大师为了表示自己的悔改之决志，也曾焚烧了自己所写的一切辟佛论文。在大师内心认为，惟有如是方谓是“上不孤佛化，下不负己灵”也。

　　 大师 将功补过之心处处见可，这也充分说明大师出家是何等的虔诚，时时不忘报答佛恩浩荡，实为我等后昆效仿之榜样。如大师在《儒释一贯序》中说：“将欲排印流 通，以光最初曾受韩、欧之毒而作一阐提者，因命作序。一以冀其自愍愍他、自伤伤他，一以冀其仗此因缘以消灭其谤法之罪咎、以克遂夫往生之素志也，以故，不 揣固陋，勉述所知。虽文不足观，而意有所本，愿见闻者同皆格物致知，以自明其明德，弃离妄想执着，同证如来智慧，则古人垂训之至意、弘道辑录之深心皆可大 畅本怀、不至徒设而世道人心之转回于兹可以预断矣。何幸如之！”　　

       又在《佛遗教经解刊布流通序》中说：“呜乎！佛之为众生，虽天地父母，不能喻其恒河沙数之一。吾固昔受韩、欧之毒而作一阐提者，幸未生陷而入佛法。唯恐与我相同之人未必如我幸遇佛法，故作此剖心沥血之语，以期各各上不孤于佛恩、下不负于己灵也已。”

       种种文字表明，正是因为大师抱以“上不孤于佛恩、下不负于己灵”为自己出家学佛的根本立场与基点，所以终身勤勤恳恳，拳拳服膺佛陀之言教，以自己的躬行 实践而契证佛法，始终言行一致，为芸芸众生作恃怙。更值得令人赞叹的是，与此同时，大师还时时惭愧自己的业障太重，惭愧自己因读书时的无知与自负而作毁谤 佛法之阐提，惭愧自己未能早点接触佛法，惭愧自己德浅福薄……，以自己种种之惭愧与遗憾作为提高自己修养境界的增上缘，又以自己前车之鉴而警策后人莫履他 的谤法重轨。这种爱物情怀，是多么的慈悲，多么的纯洁与高尚阿！惟有释迦、地藏、文殊、普贤等方能彻底深知大师破一大时节因缘的出世本怀，我等博地凡夫难 以测知大师本地风光之一毛一渧也。　　

       总之，大师毅然决然的割爱辞亲、投归空门之举，说明了他顿悟前非、痛改辟佛之过咎的决心与勇气，从而洗心革 面，究竟人生之生死大事，以寻求自身的自在解脱之道。这种知错就改，永不再犯的举措，可谓是“浪子回头金不换”的表率与象征，非大仁、大智、大勇者绝不可 为也。可见，大师根器之非凡，吾人应思之。

2，归家辞母

       大师的出家之地，选在了万里终南山太乙峰，海拔高而寒气重，四季清凉，实为修行办道之好地方。因山势凶险难于攀登以拒来人之搅扰，又因近清泉而便于修道人栖居。大料想大师之所以选此地出家，似乎是为了谢绝一切尘缘，而安心修道的缘故吧！　
　
       在终南山潜修的人，其环境与生活极其艰苦，没有卓越意志之人是难以胜任的。大师曾说：“此地苦寒，烧饭种种皆亲任。”古人总以修行而指导自己的生活，以 生活之琐事为自己的修行，可谓是“搬柴运水皆佛事，吃饭穿衣尽禅机。”所以，大师没有被当时艰苦的环境所吓倒，而是为了安心修道，就依当时著名禅宗高僧 ——道纯法师剃度出家。足以见证大师的出家是为了寻求大道，为了了脱生活生死，体究人生大事，并非是为了苟且偷生活命；否则，他就不会奔投相当苦寒的终南 山而出家。　　

       大师出终南山出家，究竟是自己去的，还是通过别人介绍去的？这个问题就没法知道了，大师自己也没有说过。大师自光绪七年正月到终南，还未满三月就被其兄找到了，以回家辞母之理由，又被强行扯至合阳老家，闲住八十余日。如大师在复《邵慧圆居士书一》中说：　　

       “后未三月，吾兄来找，必欲令回家辞母，再来修行则可。光知其是骗，然义不容不归。一路所说，通是假话，吾母倒也无可无不可。次日兄谓光曰，谁教汝出家，汝便可自己出家乎。从今放下，否则定行痛责。光只好骗他，遂在家住八十余日，不得机会。”
　 　
       大师的归家辞母，是通达情理，不得不然。因为出家者，必须在征得父母同意后方可出家修道。原因是佛陀在世时，其子罗睺罗未经禀告而出家，其祖父净饭王不 乐，佛因此敕定：以后出家者，须得到父母的许可，以免给亲人造成痛苦，招人非议。有的经中还加上国主同意的条件，以解决国家与教团的矛盾。　　

       大 概自随唐以后，凡是出家须先要经过科举考试，皇帝亲自殿试后方能成为正式的合格僧人。其要求不光只在文化知识方面，还须考究相貌是否庄严，威仪是否具足。 就连玄奘当时僧考之时，因年纪小个头矮的缘故未能被度。后因主考官的向皇帝陈情，才得隋炀帝的破格拔选。但至清代，因雍正皇帝的大传皇戒而废除僧考，从是 以后人人皆可随意出家，大开方便之门。有利于当时，而有弊于未来。所以，大师当时的出家，之须征得父母的许可同意则可。　
　
       大师是否曾向父母提出过自己出家的想法没有？这个问题亦没有文字的考证。但大师随长兄归家辞母，却有其事。但大师在《佛教以孝为本论》中说：“夫佛制，出家必禀父母。若有兄弟子侄可托，乃得禀请于亲，亲允方可出家，否则不许剃落。”　
　
       这段话，大师说得十分肯定，出家必先须征得父母的同意方可。再者，大师归家辞母的情形是“吾母倒也无可无不可”。可以想象，其家中主要反对大师出家的是 长兄，因为他是饱读儒书的知识分子，特别注重孝悌之道。并且，家中是多么的希望大师能够科举成就一番功名，以显亲扬名，光耀祖宗也。　
　
       其实，大 师也是精通儒学之人，在长期跟随长兄的伴读下，耳濡目染，亦是很懂的孝悌之道的。究竟大师的出家是否当时征得其父母的同意？这个并不重要。应该说，大师投 奔终南出家的举动，是事先也向父母透露过自己的心思与动机的。否则，为了使父母不为自己担心而随意轻举妄动的。但大师的这次归家辞母，则是出于迫不得已， 也是为了安慰其长兄一番好意的权巧方便而已。足见大师与其长兄之情谊深切，也说明了大师是多么尊敬自己的长兄的。　　

3、法名字号

         凡出家者，一般都有法名与字号之称谓。不论是法名还是字号，各家都有字辈之分别，也就是同门师兄弟之间第一个字是统一的，如弘一法师与弘伞法师，其第一个字皆为“弘”。所以，出家者通常都有自己的法名与字号。　　

       法名，一般是惟独剃度和尚才称其弟子的法名，好比俗人之乳名，因为法名是剃度时由和尚所赐；而字号则为同辈之间的客气称谓，因为字号是在比丘们登坛受具足戒时所排的字序编号。为了表示尊敬故，一般都称某某法师、某某和尚、某某大师、某某上人等种种名衔。

　　除此之外，高僧都有其自己的别号，如藕益大师之“西有沙门”、“八不道人”是也。　 　
       印光大师是临济正宗出家，他的是师父是道纯和尚，应该说是终南山大茅蓬紫竹林一系的子孙。道纯和尚是当时的著名禅师，专注于参单提向上一着，其弟子各各 皆拳拳服膺而务修禅宗。惟独大师认为自己根机愚陋，不堪参禅学教，而以净土法门为宗。如大师在《文钞三编•复宁德晋居士书十》中云：“临济正宗出家，然光 以净土法门为宗，不以禅宗为主。”　
　
       大师法名圣量，意谓依佛祖之圣言量为自己的行持准则。字号印光，意谓以自己本有之一道心光印证诸法实相义。后人一般只知道“印光”二字，而是很少知道“圣量”一名的。　
　
       关于大师的别号，最常见的是：“常惭愧僧”、“常惭”。文钞中也有“平庸僧”、“粥饭僧”、“不慧”等自称的出现。另外，还有一个较为有纪念意义的别号“继庐行者”。　
　
       大师一生因童年之时的辟佛之过咎而常惭，又以谦虚自牧，认为自己道德学问不如人而愧疚。这便是大师以“常惭愧僧”、“常惭”为别号的原由。正因为大师的 终生惭愧，才得以长期在闭关中潜修，深研佛典，在密护诸宗的基础上力弘净土法门，使“善导高风，复见今日”。大师以超乎常人的睿智与毅力，不但在佛学上有 深厚的造诣，而且在修持上得证念佛三昧，临终时在念佛声中端坐往生。诚堪为后世行人之楷模，歧路之导师。这一切皆归功于大师以“惭愧”警策自己，被后人推 尊为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　
　
       “平庸僧”、“粥饭僧”、“不慧”等，皆是大师出自谦虚，在给别人的书信中多作如是之谦称，亦是对他人的一种尊敬。而“继庐行者”之号，别是大师标本自己的志向，意谓仰慕庐山东林慧远大师结莲社念佛，接引一切念佛行人。　
　
       关于大师之嘉言懿德，弘一大师曾有言曰：“法师之本，吾人宁可测度！且约迹论，永嘉周孟由尝云：‘法雨老人，禀善导专修之旨，阐永明料简之微，中正似莲 池，善巧如云谷，宪章灵峰（明藕益大师），步武资福（清彻悟禅师），宏扬净土，密护诸宗，明昌佛法，潜挽世风，折摄皆具慈悲，语默无非教化。三百年来，一 人而已，诚不刊之定论也。’”　　

       后人对大师的尊称很多，一般为“印公”、“印祖”、“印老”、“印光法师”、“印光大师”、“法雨老人”等不同的尊称。观此后人对大师的一系列尊称，就可以想象得到大师的本地风光非同凡响，其德行昭若中天，更毋用言矣！　　

4、永别家门

        大师尝有言曰：“出家者乃大丈夫之事，非王侯将相所能为。”原以出家须先割爱辞亲，永别家门，方堪用心办道。一般人世情难以彻底割舍，这样出家则难以全盘 荷担如来家业，续佛慧命。故大师常劝人勿轻易随便出家，大师自己亦不收出家剃度徒弟，以挽救当时滥收徒之狂风，为众做模范与榜样。　　

       大师拟住终南山勤修，可是自光绪七年初春入山，还未住到三月就被其兄找到，以归家辞母之命强拉硬扯回合阳老家。其实，大师的母亲是比较尊重大师的选择，看来大师从小深得母心。而最为反对大师出家的人，则是自幼教他读书识字成人长兄。　
　
       大师的长兄对大师之关爱，有甚于大师的父母，这种兄弟间的真情实为世间少见，至为可贵，其价值胜于生命。为了让大师死了出家之心，其长兄不但严厉呵责， 而且日夜看守，严加管教，不让大师擅自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大师虽然心存出家之念，但在行动上不敢有半点破绽，否则定受长兄的家法痛责。只好以假话善巧地 取悦长兄，惟命是从。在家中闲住八十余日，一直没有机会出走。
　　
       那大师究竟是怎么从家里又偷跑出来的呢？这个大师在《复邵慧圆居士书》中亦有交代，如文曰：　 　

        “一日，吾大兄往探亲，吾二哥在场中晒谷，须看守，恐遭鸡践，知机会到了。学堂占一观音课云，‘高明居禄位，笼鸟得逃生。’遂偷其僧衫，（先是吾兄欲改 其衫、光谓此万不可改，彼若派人来，以原物还他则无事；否则恐要涉讼，则受累不小，故得存之。）并二百钱而去。至吾师处，犹恐吾兄再来，不敢住，一宿即 去。”　
　
       这段文字很清楚地交代了当时离家出走的具体情况，无不令人感叹不已。看来，大师对自己当时的出家是早有考虑与准备的了，只是一直在等待 时机。这使人想到，大师第一次的离家出走，前去终南山出家之事，按理推算是早向父母禀告过自己拟去终南山出家修道之想法的了。否则，他的长兄是怎么找他到 终南山的呢？不过，他又是经过什么关系到终南山去出家的呢？这个似乎无从考证。但从下面这段文字中可以推测，大师的出家大概不是托人介绍去的，而是自己仰 慕道纯和尚之道风而自己投拜去的。如文曰：　　

        “先师意光总有蓄积，云出家则可，衣服须自备，只与光一件大衫，一双鞋。不过住房吃饭，不要钱耳（此地苦寒，烧饭种种皆亲任）。”
　 　
       但令人值得反思的地方是，年仅二十一岁的大师，虑事是相当的周到与谙熟。他吸取了第一次的出走被长兄追回的教训，而第二次的出走则一直是在等待时机，一 点没有冒昧用事。就在长兄访亲之日，二兄去场中晒谷之时，大师则先是去学堂占卦。因卦辞正合大师出离之心意，才偷先前所藏之僧衣并二百钱而去。　 　

       大师的归家辞母，虽然在长兄的呵责下改换了俗服，那只是一时的方便，以作蒙骗长兄对自己监管松懈的引诱。他的带僧衣归家，足见大师出家之心切非同常人可 比。又偷家二百文钱，一者以备自己川资，二来也好供养师父。因为终南山比较寒苦，寺院生活十分拮据，僧人的衣物亦须自理。但大师对这样的艰苦环境，却毫不 在意，依然还是投奔终南山而去，永别家门。　　

       谁知道，大师的这次归家辞母，也是最后一次与自己家中亲人的相见。从此则永别家门，一心投归佛门，勤苦修行。为防家中长兄的再次追寻，也为了不给自己的剃度恩师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就仅宿一夜远游他方而去。　　　　

5、依师修习

             依据律仪，“佛制比丘，五夏以前，专精戒律，五夏以后，方乃听教参禅。”并且规定，若能在五夏之内精通戒律之开、遮、持、犯，徒弟才能离开剃度恩师，出外 去他方丛林依止善知识听教参禅。设若不明戒律之开、遮、持、犯，则终身不能离开剃度恩师半步，惟命是从。所以，凡是出家者，剃度恩师一般只有一位，而依止 学教参禅之依止师则不止一位，多多益善。　　

       印光大师之所以没能依止道纯法师“五夏以前，专精戒律”，是出于意外之原由，有其特殊之方便开缘。因 为大师家中之父母虽然对大师的出家持“无可无不可”之态度，以尊重大师自己的人生选择；可是大师的长兄则极力反对，严加呵责。所以，大师的第二次离家出 走，为了不给恩师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就只住一宿而离去。因为第一次的出家被其长兄找到了终南山，强行拉扯回家。　　

       虽说大师未能依止剃度恩师专精五夏之戒律，但大师在恩师身边的一段日子里，却是谨从师命的，没有半点的不遵与懈怠。如《印光大师言行录》中说，“在山，事无巨细，皆承师命任之。作务之暇，学习功课。”　
　
       出家者，须放下自己身心，改变自己以往在俗之一切习气毛病，时时处处以法为师，以戒为师，虔诚归投三宝，具足众戒，不犯威仪。日常之行住坐卧，皆应听从 遵命师父之指点，没有自己的丝毫主张。可谓是“将生命交于龙天，将身体奉献于道场。”惟有如是，才能彻底放下自己之执见，彻底掀翻不正之行为，从而树立佛 知佛见，培植信念与道范，乃至锻凡成圣，成佛作祖，普利人天。　　

       大师本是熟读儒书之人，自然通达“敦伦尽分，闲邪存诚”之为人天职，更加知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学佛修道之根本纲宗。大师在家时，其学问道德非寻常之辈堪比，出家则更是志宇非凡，青灯古佛，黄卷袈裟，勇猛勤修。　
　
       据各方资料可知，大师初住终南之时，利用劳作之余闲，兼习早晚五堂课诵，这是出家者须先必学之功课。令人值得深思的是，大师因学早课跪念之《怡山发愿 文》、晚课跪念之《小净土文》，“知禅净工夫成就之难易，遂决专修净土之志。”这点充分说明了大师种净土善根于无量劫前，否则能一读此二文就能深信净土法 门不疑，彻底承当，全盘掀翻。易修难信之净土法门，佛初成道时在《华严经》中专为地上菩萨们称性直谈，二乘人都未能参与，更何况是博地凡夫了，良以净土法 门特别殊胜，惟有诸佛方可赞叹流通，华严会上之四十一位法门大士方可彻底谛信。而大师初遇佛法之时，便能分辨禅、净修持工夫之难易，而树立自己决志净土法 门之信心，可见大师之根机非同小可，乃法身大士乘愿在来之人也。　　

       又大师是善于用心体会之人，对寺院之一切皆甚为留神。因见寺中之“杨歧灯盏明千古，宝寿生薑辣万年”之对联，自己深受感悟，并牢记联句中之公案与典故，将杨歧禅师与宝寿禅师之公私分明的懿行，作为自己终身效法的榜样与楷模。　 　大师又因读《沙弥律仪》，深知律中盗用常住戒之严重，心甚凛凛。从此，则深信因果，以勤俭而德，艰苦卓越一生。就是后来在湖北莲花寺司库房之职务，凡整 理糖食不亲用手抓，而垫以纸抓，生怕手粘残粒及染气味，以防自己起贪用舌舐之、或以鼻嗅之而犯盗戒，故常以纸揩手。可见诚敬笃实，慎因畏果，乃大师之天然 禀赋也。　　

       要知大师天然之禀赋，乃宿世培植福德、闻熏佛法而来，并非是一生修习之所培植，而是宿世以来所培植。可见大师“并非于一二三四五佛所 种诸善根，而于百千万亿佛所种诸善根。”当然，大师的这种慎重自己行持举止之习惯，亦离不开父母与长兄的后天教育。故在这里，寄语后人能种善根于当时，成 佛于将来。更希冀凡为人父母者，教育孩子先从自己开始，从小着手教养。　　

6、奉命参学

             光绪7年的夏季，大师第二次从合阳老家偷跑出来，又投奔终南山而来。道纯和尚生怕大师的长兄又来寻找，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就只留宿一夜，便送大师去安徽徽州小南海去挂搭参学，以避家人的寻找麻烦。　 　

       大师的第二次出来是准备比较充分的，把事先带回家中的僧衣也偷了出来，并且还窃取了家中的二百钱，以备川资及自己平时零用。道纯和尚是当时关中一带的著 名禅宿，注重行持，其生活极其简单，在环境相当艰苦卓越的终南山苦修。山高路远的缘故，香客很少往来，自然没有什么积蓄，所以只给大师送了一元洋钱做路 费。大师曾在《复邵慧圆居士书》中说：　
　
       “吾师祗送一元洋钱，时陕西人尚未见过。钱店不要，首饰店作银子换八百文，此光得之于师者。”　　

       在大师出家的那个年代，交通还不甚便利，一般行脚僧多是步行。风餐露宿，登山涉水，随缘任分地到处参访善知识，确实是千辛万苦，没有非意志与超格毅力之人不堪忍受其磨难的。　 　
       关于这点，《印光大师言行录》中描述得甚具体，“师于光绪七年夏，承剃度恩师命，往皖之徽州小南海参学。行前，惟得其师仅存之银圆一枚，易钱八百为路 费。登山涉水，只影孤征，备历艰辛，而毫无退志。道经湖北竹溪莲华寺，询知去程尚远，复为常住留充照客，遂止行程。”此中说是留为常住照客，而大师自己 说：“至湖北莲花寺，讨一最苦之行单。”

　　究竟大师所讨之行单有多苦？大师自己交代说：“打煤炭，烧四十多人之开水，日夜不断。水须自挑，煤渣亦须自挑出。以尚未受戒能令住，已算慈悲了。”　
　
       在当时，行脚僧要讨单常住不是那么容易的。一般先要让干最苦之差役，发心干半年后方可调换进堂专修或任常住调配服务，一切不由得自己做主，须听常住之安 排。因为惟有在这样任常住随意之调配差役，才能打磨自己内心之种种不平。消除自己无始之烦恼习气毛病。意谓“不经一番寒彻骨，岂得梅花扑鼻香。”　 　

       又因为大师当时还未受具足比丘戒，按理说沙弥是没有出外参学资格的，须先依止剃度恩师培植福慧，可谓“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也。故“沙弥”之华言为 “息慈”，谓息恶行慈，息世染而慈济众生也。只有当受了具足戒，取得比丘资格，并且五年依止恩师学通戒律之开、遮、持、犯后，方堪出外听教参禅。而大师当 时刚刚出家，为避家人寻找的缘故，才出外参学，所以大师当时很感激湖北竹溪莲华寺常住的慈悲留住。　　

       总之，大师的远去安徽参学，是全盘奉承恩师 之命的，并非己臆。又因路途之遥远，川资之不足故，道经湖北竹溪莲华寺因常住挽留而止住，这也是随缘而住的，亦没有自己的主见参杂。并且大师讨了最苦之一 行单，甘愿为大众师服务培植自己的福饱。可见，大师从一开始发心，就以无人我之知见而唯师命是从，到处漂泊挂搭随缘而住，以苦为师。这种一心向道之精神， 忍耐忍苦之作为，诚堪为后世佛子之借鉴与学习。　　        

7，莲华晒经

       莲华寺的方丈和尚见师勤慎忠实，就十分地器重与喜欢。因为大师留充常住照客，而发心苦役，供养众僧，并且兼任柴头、水头等职，每日四十多人所用水及开水，都由师一人自挑自烧，起早睡晚，任劳任怨。其发心之切，务实之笃，堪为真实菩萨行者。　 　

       适值库头有病，再无合适人选，和尚则令师代理其职。一般来说，寺院有四大寮口，即所谓的客堂、库房、禅堂、丈室。而苦房是寺院的钱财、物件之重要阵地， 是监院、副寺等职仕的办公场所，其库头则是主要负责分管财物之职。这势必则要求敦厚笃实之人方堪胜用其职，否则难免辜负常住、违背因果。　　

       当 然，大师的深信因果之心，则非平常人之可比拟。他尝言：“因果者，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大师一生生活俭朴，特别注重因果。并且年 仅二十二岁的大师，在莲华寺库房代职期间，其畏因慎果之举可谓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了。若不是大师宿具善根、深信因果报应，岂能做到心无 贪染的地步。正因为大师有如是超乎常人之行持与节操，才赢得方丈和尚之鉴赏与信任，否则以沙弥身份进库房做事是不可能的了。　　大师当年在库房的 事，大师自己也曾说；“次年四月副寺回去，库头有病，和尚见光诚实，令照应库房。银钱帐算，和尚自了。光初出家，见杨岐灯盏明千古，宝寿生姜辣万年之对， 并沙弥律，言盗用常住财物之报，心甚凛凛。凡整理糖食，手有粘及气味者，均不敢用口舌餂食，但以纸揩而已。（文钞三编卷二复邵慧圆居士书一）。”　 　

       大师的出家，一是因从小的病魔长期折磨的缘故，很早就悟到了身为苦本的道理，确实是感觉到生命无常而出家的，以了生脱死为人生末后之大事；二是因早年的 辟佛之过咎，使大师终生惭愧不已，从初发心学佛便以痛改前非而救赎己灵，忏悔往昔谤法之罪愆。所以，大师虽然身在库房代职为大众服务，而心却时时系道，忙 里偷闲地勤修苦炼，因为伟大人格的造就，毕竟是须载饥寒、交迫的困境中熬煎的。俗话说：“只有苦中苦，才有人上人。”　
　
       大师不光只为常住做事，并且时时留心内典，以求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就在夏历六月六，因常住晒经藏，就此因缘大师偶得一读残本《龙舒净土文》，益知净土法门，圆该万行，普摄群机。遂发愿毕生以净土法门为自行化他之权柄。　　

       一句弥陀，家晓户喻；净土法门，遍流中外。大师以毕生精力，开弘净土法门，终使“善导高风，复见今日。”寻根论源，实肇端于此。可见，学佛之人应时时留心，勤种善根于当时，成佛作祖于未来。“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要知释迦佛在世之时，不舍穿针之福。　　

       《印光大师年谱》中记载，大师挂搭莲华寺期间，曾经因寺中众僧食蕈菜皆中毒，惟独师一人不事，全赖师以救。

8、双溪受戒

       光绪八年岁次壬午，即公元1882年，大师时年二十二岁，就在这年大师受了具足戒，真正地成为一位合格的比丘僧。　　

       受具足戒是一件极其慎重、庄 严的事，因为出家者只有受了具足戒后方能成为正式的沙门，以获得为僧的资格。佛陀在世时，众生根机比较聪利，受戒不拘泥于形式。一般在佛陀的“善来，比 丘！”之言下，则须发自落，袈裟自披。就这样殊胜地加入了僧团，伴随佛陀听法布教，真修实证。　　

       据僧史记载，中国汉地翻译戒律和实行受戒，始于 三国魏嘉平（249～254）中。时中印度昙柯迦罗来洛阳，见中国僧人只落发而未受戒，即译出摩诃僧祗部戒本，以为持戒的准绳。又请印度僧立羯磨法（受戒 规则）创行受戒。正元（254～256）中，安息国沙门昙谛来洛阳，译出法藏部羯磨，从此中国僧众受戒即依法藏部的作法。东晋时又把《摩诃僧祗律》、《十 诵律》等广律译出，用作行事的依据，以致受戒与随行不相一致。北魏孝文帝时，法聪在平城讲《四分律》，并口授弟子道覆作《四分律疏》6卷，内容只是大段科 文。因此法聪被认为是四分律师。及至慧光造《四分律疏》，并删定羯磨，始奠定该宗基础。慧光弟子道云传道洪，道洪弟子智首，慨叹当时五部律互相混杂，即研 核古今学说，撰《五部区分钞》、《四分律疏》，影响很大。　
　
       智首的弟子道宣，专研律学。继入终南山潜心述作，著《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四分 律删补随机羯磨》、《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四分律拾毗尼义钞》、《四分比丘尼钞》，后被称为五大部。他在终南山麓净业寺结茅创设戒坛，制订佛教受戒 仪式，从而正式形成宗派。与此同时弘扬《四分律》的有相州（今河北临漳境内）日光寺法砺，他和慧休合撰《四分律疏》、《羯磨疏》等，开创了相部宗。又有西 太原寺东塔怀素，曾入玄奘门下，撰《四分律开宗记》，采用新译的说一切有部《大毗婆沙论》、《俱舍论》等论的解释，批评法砺《四分律疏》的错误而被称为新 疏。后又撰《新疏拾遣钞》、《四分僧尼羯磨文》等，开创东塔宗。南山宗、相部宗和东塔宗后被称为律宗三家。其间互有争论，尤以相部宗和东塔宗争论最烈。嗣 后相部、东塔两系逐渐衰微，只南山一系传承独盛，绵延不绝。　　

       从此以后，中国僧人皆秉承道宣律师之芳规与正统，各大律宗寺院处处筑坛传戒。但中 国律宗自从南宋灵芝律师之后，名存实亡。藕益大师曾哀叹佛法衰微，难觅五位清净比丘共住。南京宝华山的见月律祖，鉴于《南山疏》的流传海外，国内湮没之歉 疚，则作《三坛正范》为僧人受戒之准绳，并于宝华山重筑戒坛，继承发扬南山律宗。　　

       可是，到大师当年受戒之时，受律亦是流于一种形式而已，佛法 几渐衰微。大师尝慨叹佛法之衰微，其原因在于清世宗雍正帝的大传护国皇戒，废除了僧考制度，由是人人皆可随意出家，使一些不务正业、闲散懒惰之流混入佛 门，以致佛法一败涂地。在大师看来，确实不应废除僧考制度，良以出家者非帝王将相所不能为。在大师认为，雍正帝的大开方便门，有利于当时而有弊于未来。　　

       就在大师挂搭于湖北竹豀莲华寺的次年，适值与湖北相接壤的陕西兴安县双溪寺放戒。其住持印海定公律师为得戒和尚，因本寺无人胜任开堂司仪之职，则特派寺僧至竹豀请莲华寺知客为开堂大师父，以主持传戒司仪之职。　　

       凡在戒期为开堂之职者，任务艰巨，须有八大迎礼、十二迎赞的配合，一切受戒礼仪与规矩全由开堂师父传授，莘莘戒子亦归开堂管教。并且须有一、二位能文僧的辅助，原以榜文、法疏等非须善书者拟草书写不可。　 　

       莲华寺的知客师父，深知大师的为人敦厚笃实，而又善于书写，并且大师当时未受具戒。是故约大师同行，一则为了帮助自己缮写文疏等；二则为了成就大师的一 番好心出家之志向。因缘时节的天然巧合，就这样大师禀受具戒于双溪寺，得戒和尚为该寺主持——印海律师。从此，大师则真正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比丘僧。　　　　

9、病感念佛

       在戒期中，凡是一切文疏等缮写之事全由大师一人承担，因为大师素来擅长书写的缘故。自从雍正帝的废除僧考制度后，人人皆可随意出家。至大师出家之时，因战 争与饥荒的危机四起的缘故，好多出家者多半时以谋生混口为主了，而在家读过书的更是少之又少了。所以在戒期中的执笔僧是甚为稀罕的，是较为重用的。　　

       大师生甫六月就染目疾，后虽治愈，但因痼疾根深，不能视物太久，久则眼睛发红肿胀不见天日。因戒期的晓夕礼愿忏悔，背诵戒文，演习礼仪规矩等，过度的劳累终于导致了大师目疾的再次辄发。又书写无人代劳，写字过多，进一步地加剧了目疾的发作。　
　
       大师的敦厚笃实，潜心修佛，非同常人，其毅力与志向超乎意料。他虽常向人说，自己的目疾是宿业的引发，但他在目疾面前能坦然面对，绝不屈服，怀着惭愧 心、忏悔心，力修戒善，将功赎罪。自然他不会因自己的目疾发作，而废止戒期的缮写之事。为了不影响作事，乃昼夜极力念佛，以求佛力的加被与庇佑。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大师的虔诚念佛，确实有感于诸佛菩萨的加被。据说，大师在加班加点地忙完缮写事毕，每与夜深人静之时，大众睡后，大师则独自复 起，不是静坐念佛，就是礼愿忏悔。并且在白日书写之时，亦是心不离佛，可谓是一字一佛，密密绵绵，犹若风吹不透、雨打不湿之一座坚固城墙。其目的只有一 个，以冥求佛力的加被，祈于现生消除宿业、得证念佛三昧，以至临命终时得蒙弥陀接引、往生西方。因为大师在初出家时，早已确定自己的修行方向，决志终身服 膺净土法门，以往生西方为人生的最后趋向与归宿。　　

       真是“工夫不负有心人，铁杵磨成绣花针。”人有诚心，诸佛菩萨自有感应。大师的虔诚念佛，颛 蒙佛菩萨的慈悲感应。大师虽则目疾忽发，但因昼夜精勤专念弥陀圣号的缘故，依然能够勉强支撑应付缮写之事。及戒期圆满，书写事竟，大师目疾亦痊愈。就此殊 胜因缘，感发了大师无始以来所种之善根，从是深信念佛功德之不可思议，更加坚定了大师尽毕生精力专精念佛的信心，萌生了大师后来特弘净土法门的出世度生本 怀。　　

       试想想，大师因写字过多而导致目疾的复发，又因目疾的复发而颛蒙念佛。因大师至诚念佛的缘故，痊愈了目疾之病患，消除了宿业之障碍，以至 能得上品戒体，成就了大师之所以发心出家的一番苦志。这则充分说明了大师的深信因果，有正知正见，故能于宿业复发之时，发自内心的反省自己，以惭愧心、忏 悔心而虔诚念佛，否则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真可谓是“因真果正，损益在人”也，观大师受戒之因缘，足见其根机之利也。更令人感慨的是，大师能把目疾之逆因 缘转化为成就道业之增上缘，这是稀有难得之举措，诚堪为后人之楷模也。　　

10、终南潜居

       光绪九年，大师时年二十三岁，于年前戒期圆满后，为了答达师父的剃度之恩，又返回了终南山潜居念佛。　　

       大师这一住就整整二年，也没有回家去看看 父母、及二位长兄。真是遁迹终南，住太乙峰，晓夕念佛，并且兼读契经，从是深入经藏，探悉教海，志切专修净土法门，以了生脱死，寻求人生之真正归依处。如 《印光大师画传•红螺参学》中说：“师具戒后，志切专修，仍归终南，潜居念佛，间研教典。”又陈海量所著的《印光大师小史》中云：“是年具戒于兴安双溪 寺，尔后遁迹终南，住太乙峰，晓夕念佛，兼读契经。烟霞托迹，日月临身。时复层峦，危巅宴坐，长空万里，大地平沉，自是深入法海矣！”这都足以说明，大师 自受戒圆满后，确实是重返终南山，亲侍恩师，以报剃度之大恩，进而研读佛经。　　当大师二十五岁时，就转锡至陕西省七十里外的南五台山大顶潜居，南五台是观音菩萨应化道场，大师在那里亲侍大士香火两年。大师是善用心人，因年久关系，菩萨的名山道场以被世人乱传纷纭，大师为了正讹谬说，也曾费了不少心机。　 　

       一日，大师下山到刘村西寺，发现有数枚残碑，所载皆非道场肇始之缘起。其间惟有一碑被水垢覆蔽成一光石板而已。大师取砖磨去水垢，乃见至元七年等字，是 为依古碑所序之缘起碑也。当时欣喜若狂，便将碑文抄录下来。这事一直到了民国七年正月初九日，大师才在给《与高鹤年居士书》中透露了此段消息。其原文如 下：　　

“鹤年居士慧鉴：　
　
       阁下去冬来山，令作缘起碑记。光以正在打七，不愿属思，故约于四月间，寄至陕西。今于正月初五，接其手书， 知尚在南方，故集千五百余字，以塞其责。所惜学业肤浅，不能发挥至极耳。又菩萨示迹之记，系光于光绪十一年（1885），住大顶时，每念大士开山，千数百 年，了无碑记可考，实为第一憾事。一日至刘村，散步西寺中，见有数碑，皆台山碑，然所说皆不关紧要，不须记录。中有一碑，系一块石板，了无一字。光试取砖 磨之，乃元至元七年（1341）所立之缘起碑记，以岁经六百余年，被水垢封蔽净尽。遂喜不自胜，录而存之。又告会首刘四，令立碑山上。次年北上红螺，后复 南至普陀，每忆此事。至民国三年（1914），定慧师来山，嘱彼抄而寄来，一则欲登佛报，一则人欲修《普陀志》时叙其事于中，以示大士寻声救苦之一端。今 台殿重新，祈居士印《净土缘起记》时，一并印之，以开发信心。至山，当白修工首人，令其刻碑山上，俾大士一番慈佑，不至久而湮灭。又光所作赞，及赞前小 序，一并刻之。茅蓬碑，及此碑，具宜字迹粗大，庶易阅，而复能垂久。倘用高大石料，不但费钱，兼难抬运，似宜用两块碑，合在一处，则石料省钱，抬运便当。 但取圣迹昭著，不计样子好看，宜以光意，告与首人。又印时，必须仔细校对，勿令错讹增减。又须圈明句读，以便观览，否则学业肤浅者，便难领会矣。印出，须 寄几张于光，以作纪念。并候禅安！不备无门洞决疑，摄身岩辨讹，另书一纸（见附之一、附之二）。　　

弟印光顿首民国七年正月初九日”

       因此封书信甚为重要，故全录之。关于无门洞之辨讹，在《增广文钞》中有详细的记载，不妨亦录之如下：　 　

       “南五台山，乃千三百年前，观世音菩萨，现比丘身，降伏毒龙，所开之古道场也。亦莲宗八祖，云栖莲池大师，中兴莲宗之发源处也。明嘉靖时，有性天文理老 和尚者，隐居此山无门洞。后因云游至杭州，住西山黄龙庵。莲池大师仰其道风，与夫人汤氏，归依座下。不二三年，又依之出家。使此老无有出格道德，岂能令如 大师之博学鸿词，躬行实践，盛德君子，屈身座下，始终依止，以为弟子乎。大师出家后，老人复归关中。大师志慕遍参，未能远从。而关中法道，至清乾隆后，日 渐式微。哲人云亡，志乘佚失。致老人嘉言懿行，无由永传于世，何胜悼叹。然以异地之僧，能令莲池归依出家，可以想见其为人。事见云栖法汇莲池大师塔铭中。 其派为宗福法德义，普贤行愿深，文殊广大智，成等正觉果。大师正在殊字辈。其改为袾者，以洪武时，有一高僧，洪武诏见，甚加优宠，特以玉盏，赐乳令服。因 咏谢恩诗，有一盏琼浆来殊域，九重恩德自上方之句。洪武姓朱，遂谓殊者，歹朱，是骂己。即令斩之。及斩，乃悟其非骂，而已悔无所及矣。此宿世杀业所感，业 力现时，不能自主。杀业之难消如此，可不戒哉。如来于诸戒之中，皆以杀戒居首。其深慈大悲，至极无加矣。而迷倒愚夫，不知感恩，反加谤毁。势必从劫至劫， 互相杀戮，可不哀哉。莲池大师以此之故，去歹加衣，而用袾字。世多不察，每每讹作从示之祩。其不识字义，粗心浮气，有如此者。而大师慎微杜祸正名顺言之 道，遂因之埋没。惜哉。无门洞者，即今之湘子洞。意昔或名湘子洞，老人居之，改为无门洞。及老人去世，无知僧俗，不知无门之义。以韩湘子修行成仙为奇，故 仍呼为湘子洞耳。何以知之，南五台山，无有大洞，可以住人。亦无有洞，名无门者。唯湘子洞，高深宽大，可以住人。兼复僻居山后，上下悬崖。而逼近圣泉，柴 水方便。又复地势向阳，冬暖夏凉。游人樵夫，皆所不至。洵为办道最胜之地。咸同以来，兵火连绵，以故久无人住。至光绪初，法忍冶开等老，卜居于此，至今成 大兰若。而道由人宏，地由人灵，可不信哉。名无门者，盖以大士以普门法道，度脱众生。老人效法大士，名其居曰无门。亦取楞伽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之义。 须知无门即是普门。良以法法头头，迷之则皆可起惑造业，悟之则皆可断惑证真。故楞严二十五圣，于六根，六尘，六识，七大，各证圆通。故无一法不是三谛妙 理，亦无一法不契三德秘藏。唯其普皆是门，故不须另立一门，而号为无门焉。居士幸住此山，谅亦宿受此老之法润所致。宜将此意详告大茅篷主僧。令知有高人故 事，及无上甚深之真正名目在。不可仍以外道虚名，相沿传去，以致失却佛法中之正名耳。摄身岩者。以其峰峦陡峻，壁立万仞。至其巅者，向下望之，不禁战兢惕 厉，身心悚然，妄想消灭，正念昭彰。即楞严所谓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之意。盖以身为总名，六属别目。以总摄别，故但曰摄身耳。其后哲人悉没，志乘佚失。无知 僧俗，遂讹作舍身。以讹传讹，无人改正。诬罔名山，莫此为甚。岂有菩萨现身亲开之山，而以此害道误人之名，以名其山峰之理乎。又有魔民，造作魔说，谓观音 于此舍身，方成道果，以诳惑愚夫愚妇。如是齐东无稽之谈。玷污大士，贻辱法道，招外道之邪谤，启愚人之魔思，为害诚非浅浅。此与普陀以观音眺作观音跳，同 一魔见。诚令人可叹可恨可悲可怜。南五台山，开山缘起，昔年毫无根据。光绪十一年，光住大顶，亲侍大士香火。一日下山，至刘村西寺中，（系大顶下院）见有 数碑，所载皆非最初缘起。中有一碑，被水垢封蔽，成一石板。光取砖磨之，乃元至元七年依古碑所序之缘起碑也。使光不磨出，安知无知俗僧，不取之以作石板用 乎。则大士救苦不思议灵迹，永劫埋没矣。今幸失而复得，故为居士详言耳。碑记钞奉，并祈存览。”　　

       之所以录如上之文，就是为了说明大师正讹谬说的良苦用心，大师对佛法的弘扬，是何等的谨慎，其精神与作为实为后人之良谟。　　

11、调教顽僧

       大师二十六岁的时候，也是他住终南山南五台的最后一年，因受一僧友的嘱托，而调教一顽皮幼僧。究竟此幼僧年纪多大，大师尚未透露其消息，推想不过十二、三 岁，但也不小于七岁。原以《沙弥律仪》中有明文规定，凡出家作沙弥者不能小于七岁，七岁至十二岁时为“驱乌沙弥”，意谓可以为寺院看管田园，以防乌雀遭 践。若小于七岁者，则一律不许蓄养，因生活起居皆须他人照顾，并且难以持“过午不食”戒。　　

       关于调教幼僧之事，大师在《文钞三编卷四•复卓智立 居士书七》中有具体的说明，“一幼僧调皮非常，一切人皆莫如之何。其师因浼光教训（其师与光係知交）。光说其所以，此人当时面无血色，已懼之不已。后送 来，光与彼和气详说，令勿违我命，违则决定不轻恕。彼心虽畏懼，究未亲试，不二日即犯规矩。光将打，与彼说其规矩，不许动，不许哭。未打先避，光曰：‘此 第一次，不加罚；再避，则定罚。’遂打，如植木然。从此，半年未须一高声说，况用如此不可遏之怒乎？”　　

       在这封信中，大师不厌其烦地回答了卓智 立居士的种种疑问，从中可深深地体会到大师的为人慈悲亲切处。大师当年复此信时，已是六十四岁的老人了，之所以大师将自己三十八年前调教幼僧的事全盘托 出，无非为令居士能悉心为教，善于权巧方便，以折、摄之方而教导后学也。大概卓居士是一位教师，常因教导学生不见成效而生气，甚至怒不可遏。　
　
       大师在信中说：“怒于生徒，何用发火不能自遏。不过略现严厉之相，俾其畏惮即已。若再过厉，亦不过如是畏惮，尚能有加乎！”其实，凡人皆有如是情绪，往往 因教导徒辈无效而致自己怒火不能遏。一者说明为师者德行不具，难以感化徒辈；二者说明教导方法不恰当，难以逗机施教；三者说明为师者折服徒辈不具慈悲，以 致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怒不可遏。　

　     见此，大师则云：“设教之策，宜严气正性。一言一动，毫无苟且轻佻，则生徒自如临师保。倘平素了无沉重气象， 又复与彼嘻嘻哈哈，如此纵怒至气死，于彼何益！汝作此问，知汝及汝师，皆不善为表率，否则决不至如此之怒。何况于说容其自改，及姑息养奸乎。”此中，大师 强调为人师表者，须有沉稳气宇，师徒之间应注重礼节，不能过分随便。特别强调，设教宜严正；为师应以身垂范，先律己，后师人。这是大师生平以法师己，以法 师人的经验之谈。　　

       从中可以窥见，大师对于顽皮者的调教经验是：先折，以威仪临之；次摄，和气委说，与彼明喻其为人之道理与规矩。而在具体调教中，则是严施以法，绝不以一般情见而宽恕之，以彻底折伏彼之侥幸心理，令其死尽偷心，来个“浪子回头金不换”的痛改前非。　
　
       原以大师深明如来折、摄之法，故有如是之成效。大师曾说：“佛虽慈悲广大，而欲度众生，须有折、摄[1]。”“然不行折伏，则无以为劝[2]。”是阿！ 对于愚顽难化者，若不以威仪折伏之，确实难以化恶成善也。佛教中的怒目金刚，则是其证。但大师所谓的威仪折伏须从智慧慈悲真心中发出，并非从嗔怒心中而 来。若是以嗔怒而折伏，自是怒不可遏，以至丧心病狂。凡为人师者，宜善思之。　　

       再者，大师的莲友之所以把自己的徒弟托付给大师调教，一则说明大师为人敦厚，具足慈悲与威仪，善于调教。二则说明，此是古人注重“易子之教”的举措。毕竟作师父的若对弟子过分严厉，则有伤师徒之情感。　　

       自大师之述，这是光绪十二年八月十五前的事。大师于八月十五日启程，离开终南山后，再也就没有回去过。

第三部分

文殊菩萨德难量，久成龙种上法王。

因怜众生迷自性，特辅释迦振玄纲。

为七佛师体莫测，作菩萨母用无方。

常住寂光应众感，万川一月影咸彰。

遍通经史，冀为世导。

一病方知不可靠，研穷各宗奥。

均难证到，专主净土教。

作诗偈云：

示众法语利益多，念佛伽陀悉包罗。

全真成妄只此心，全妄成真亦非佗。

不变随缘宜随净，随缘不变莫随讹。

人若依此义修持，光寿当同阿弥陀。

又作像赞云：

儒门之俊杰，佛家之魁雄，禅窟之巨狮，教海之龙神。

研习慈贤而弘台教，住持禅刹而扇莲风。

只期契理契机，不计门庭异同。

发明作佛是佛之义，揭破执理废事之蒙。

当此邪说横流之恶世，微公则何所适从！

       问：“出家为僧，宏法利生，又有何过！而亦简除？”　 　

第四部分

第五部分

一　法雨启化

　　印光大师出家三十余年，始终韬晦，不喜与人往来，即名字都不愿人闻知。尝号“常惭愧僧”以自勖，盖大师本佛之说，以“惭愧”为庄严之意也。以期昼夜弥陀，早证念佛三昧也。

　　“然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德厚流光，终不可掩。”民国纪元，高鹤年居士前抵普陀与师会晤，并屈膝恭请开示。大师则曰：“六祖言‘于一切时，自净其心’，可能否？如其不然，不可沉空守寂，即须广学多闻，识自本心，达诸佛理，和光接物，无人无我，直至菩提云云。”

　　高氏临行携去大师大师论文四篇：一曰《净土法门普被三根论》、二曰《宗教不宜混滥论》、三曰《佛教以孝为本论》、四曰《如来随机利生浅近论》。陆续刊登于上海狄平子居士创办之《佛学丛报》。其第一篇，署名常惭，登于《丛报》第九期，系民国三年阳历二月十五日出版。其第二篇，亦署名常惭。第三、第四篇，则署名普陀僧。此三篇，则于《丛报》第十期中登出。此四篇论文，可谓是印光大师初转法 lun之杰作。从是以后，则龙天推出，大放光明于寰宇。

　　《丛报》的发行，引来了诸多人士的青睐，大家虽不知“常惭”为何氏人也，但众皆叹服不已。特别是徐蔚如居士四处打听“常惭”、“普陀僧”的下落，可依旧是没有消息，后来持文稿问谛闲法师，才知是普陀山的印光法师。

　　其大师《文钞》之前后出版流通因缘，大师在《文钞续编发刊序》中有明确的交代，如文云：

　　“宣统三年，《上海佛学丛报》高鹤年屡为邮寄。见所载文字多合公道，间有涉政治而稍侧重者，窃恐人以此讥诮佛法，因用“云水僧常惭”之名寄书，祈其秉公立论，勿令美玉生瑕，编辑者并未寓目。后鹤年来山，为说所以。伊绐去数稿登报，署“常惭”名，绝无知者。

　　民国六年，徐蔚如得与其友三信，印五千本，名《印光法师信稿》，送人。

　　七年，搜罗二十余篇排于北京，名《印光法师文钞》。持其书来普陀求皈依，光令皈依谛公。

　　八年，又印《续编》。

　　秋，其母殁于申寓。丧事毕，令商务印书馆合初、续为一部，作一册。

　　十二年，光令商务馆另排《增订》本，作四册，留板，初次印二万部。

　　十四年，又令中华书局排《增广》本，仍作四册。

　　此后，无论何种文字，概不留稿：一免旷用施主钱财，一免徒刺明人慧眼。

　　十九年，掩关苏报国寺，当家明道师令人偷钞。二十四年，彼去世，遂止。

　　二十六年，避难灵岩山。钞者以其稿交当家妙真师，妙师又令于《半月刊》等报钞录。光知之势不能已，只好详校令排，满彼之愿。”

　　自民国十四年后，形成了《增广印光法师文钞》，乃至后来《续编》、《三编》的流通于世，大放光明，普利群生，皆因徐居士的慧眼识真，尽力搜集，肇始之功不可埋没。

　　其实自民国九年后，大师知《文钞》增印之势力不可止，大师亲自料理《文钞》的排印流通事，精心校对，直到《增光印光法师文钞》的定稿。至于《文钞续编》，则有德森法师的辅助校对、料理。

　　特别要说明的是《文钞三编》的流通因缘，更为有意义，请看明学法师的《跋一》就一目了然了。其文如下：

　　“《印光大师文钞正、续》两编，先后刊印不下百十万部，流布国内外。民国二十九（一九四〇年）印公生西后，诸山尊宿，海内知识，纷以大师文钞正续编未收之遗稿，录寄上海弘化社印光大师永久纪念会。后经罗鸿涛居士发心编辑印光大师外集，曾四次在弘化月刊发表征求遗著启事，经七年搜集，终于一九五〇年印公生西十周年，即农历十一月初四日结集成册，请慧容法师楷书抄写，并承妙真和尚，德森老法师，窦存我居士审阅校勘。于一九五八春重新装订成十六册，又目录一册共十七册。因缘不凑，未能付梓，遂将此稿移交苏州灵岩山寺，由妙真和尚保存，珍藏于经楼。

　　十年浩劫，灵岩山寺频遭破坏。一九八〇年元旦灵岩修复，明学于藏经楼清刻龙藏柜内发现此稿，完整无恙。劫后幸存，弥足珍贵，生大欢喜心，深感印公于常寂光中慈光加被所致。

　　明学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诣福建莆田广化寺谒见圆拙老法师，谈及此事拟付梓流通。即蒙圆老慈悲赞同，一九八九年间，圆老偕持德法师来灵岩山寺，将原稿赍回广化，著手付梓，并由圆老及数位热心居士等负责校对，得以圆满夙愿，嘉惠四众，灵岩山寺为纪念印光大师生西五十周年，曾重印增广，续编文钞，今又新印此编，时节因缘，甚为希有，不胜赞喜，谨为之记。灵岩山寺明学谨识（一九九〇年十月一日）”。

二　《文钞》的影响

　　大师的《文钞》问世后，影响非同小可，不论是对当时、还是对后世，都起了很大的化育作用。《印光大师行业记》中叙说得颇为全面得体，今就摘录如下：

　　“夫文以载道。师之《文钞》流通，而师之道化遂滂浃于海内。如《净土决疑论》、《宗教不宜混滥论》及《与大兴善寺体安和尚书》等，皆言言见谛，字字归宗，上符佛旨，下契生心，发挥禅净奥妙，抉择其间难易，实有发前人未发处。徐氏《跋》云：“大fǎ陵夷，于今为极，不图当世尚有具正知正见如师者！续佛慧命，于是乎在。”又云：“师之文，盖无一语无来历。深入显出，妙契时机，诚末法中应病良药，可谓善识法要、竭忱倾仰者矣。”故，当初徐居士特持书奉母：躬诣普陀，竭诚礼觐，恳求摄受，皈依座下。师犹坚持不许，指徐母子往宁波观宗寺皈依谛公。民八年，周孟由兄弟奉庶祖母登山，再四恳求，必请收为弟子。师观察时机，理难再却，故为各赐法名。此为师许人皈依之始，而《文钞》亦实为之缘起也。

　　师之为文，不独佛理精邃，即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五伦八德等儒门经世之道不背于净业三福者，亦必发挥尽致。文义典雅，所以纸贵洛阳，人争请读。由是而慕师道德、渴望列于门墙之善男信女日益众多，或航海梯山而请求摄受，或鸿来雁往而乞赐法名。此二十余年来，皈依师座之人，实不可以数计；即依教奉行、吃素念佛、精修净业、得遂生西之士女，

　　亦难枚举。然则，师之以文字摄化众生、利益世间有不可思议者矣！

　　师之耳提面命、开导学人，本诸经论，流自肺腑，不离因果，不涉虚文。应折伏者，禅宿儒魁，或遭呵斥，即达官显宦，绝无假借；应摄受者，后生末学，未尝拒却，纵农夫仆妇，亦与优容。一种平怀，三根普利；情无适莫，唯理是依。但念“时当叔季，世风日下，非提倡因果报应不足以挽颓风而正人心；人根陋劣，非实行信愿念佛决不能了生死而出轮回”，故不拘贵贱、贤愚、男女、老幼，凡有请益，必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实事实理谆谆启迪，令人深生憬悟，以立为人处世之根基。进以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之坦途要道教人切实奉行，以作超凡入圣之捷径。虽深通宗教，从不谈玄说妙，必使人人皆知而能行，闻者悉皆当下受益，此即莲池大师论辩融老人之言曰“此老可敬处正在此耳”。

　　因师平实无奇、言行合一，所以，真修实践之士咸乐亲近，致使叩关问道者亦多难胜数。且，师以法为重，以道为尊，名闻利养不介于怀。

　　民十一年（六十二岁），定海县陶在东知事、会稽道黄涵之道尹，汇师道行，呈请大总统徐题赐“悟彻圆明”匾额一方，賫送普陀，香花供养，极盛一时。缁素欣羡，师则若罔闻知。有叩之者，答以“虚空楼阁，自无实德；惭愧不已，荣从何来”等语。当今竞尚浮夸之秋，而澹泊如师，实足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若道若俗，获益良多。

三　与真达和尚结为莲友

　　大师的方外莲友是在家头陀——高鹤年居士，彼此鸿来雁去，交往密切。在出家者中，与大师并称莲友的只有二位，一位是宁波观宗寺的谛闲法师，另外一位是普陀山三圣堂的真达和尚。除此之外，其余一切皆为学人辈，如太虚、弘一、明道、妙真、了然、德森等。

　　当时的印光大师，旨在导一切人以净土法门为归为己任，即便是对号称禅师的冶开和尚常有訾议，对杨仁山居士与谛闲法师亦不无间言。所以，与大师能称莲有的人，必须是以净土法门为恃怙的。曾有苏州报国寺关房题壁偈云：“虚度七十，来日无几；如囚赴市，步步近死。谢绝一切，专修净土；倘鉴愚诚，是真莲友。”

　　谛老与大师早年就认识，那真达和尚是怎么与大师相识的呢？

　　自从大师的《文钞》问世后，赢来了诸多人士的青睐。真达和尚出家在普陀山三圣堂，因彼此皆在关中潜修的缘故，一直未能与印光大师晤面。

　　直至民国十年春，高氏自粤罗浮、杯渡山返归宁波，与印光大师同约至上海。因真达和尚一再嘱咐高氏，介绍印光大师到他的下院供养庵住，此庵即在今上海成都路，已不存在，那时叫太平寺。就此因缘，高氏便送大师至太平寺，二老得以相识。当时，真老送印老蜜枣、圆眼各两盒，大师则绝不敢受，并顶礼谢谢。自此以后，大师则常来上海，专事弘化，随机说法，普利群生，皆住太平寺。真达老人专给大师另设有房间供养居住，凡事皆支持之。

　　真达和尚对印老弘法之支持，可谓是不遗余力。从上海弘化社的设立，到苏州报国寺闭关的供养居住，乃至灵岩道场的规模成备。真达上人一切皆听从印祖的指导，创建了十方专修净土道场。从此，二此便结下不解之莲友法缘。

　　大师在《文钞三编卷一复真达老和尚书》中云：“光三四十年承兄照应，不胜感激。今晨精神陡疲，若将死者，因将上海各络索事大概交德森法师。过二句钟，又觉无甚关系，虽不即死，死也不免，不妨预为谈叙。光生性不喜多事，死了也同死一个平人一样，否则便是加光罪过矣。”

　　其实，印光大师比真达和尚年龄长，戒腊长，但亦以兄称之。

　　印光大师圆寂后，由真达和尚起龛、举火荼毗。其起龛法语云：

我师一生甘澹泊，从来古道教人行；

绝不谭玄不演妙，专诚信愿事无生。

　　恭维光公老人。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降生郃阳，童真习儒，体貌魁梧，天姿颖悟。初效程朱，已中其毒，屡经目眚，始知出俗。披缁南台，参方茹苦，息足红螺，潜心净土。道高德劭，龙天捧出，弘法灵岩，四众钦服。似优昙华，亿劫罕遇，果证无生，挺然归去。且道起龛一句又作么生？咦！五浊法缘今已毕，暂归安养再重来。

举火法语云：

自古色质从缘生，今日缘尽生还灭；

生灭灭已是真我，者个真我无迁变。

　　恭维印光我师莲座。老人处世，乘戒俱急，事理豁畅，堪拔众疑。法门几落，蒙师再继，三宝人天，皆大欢喜。分身秽土，庄严净地，广宣法泽，融通二谛。荷担如来，挽救末世，苦口丁宁，读之流涕。今日垂光，惊天动地，情与无情，等沾法利。且道举火一句再作么生？（火把打一○相云）这焰只焚三有相，归来妙性一轮新。

四　与弘一法师

　　弘一法师以诗词家、画家、书法家、音乐家、话剧家而出家，淡泊名利，云游四方，尽毕生精力研究、整理、重兴南山律宗。以华严为境界，以律宗为行持，以净土为归宿。可他出家后，在当时之善知识中唯择印光大师为师，以大师之言行为自己言行。

　　印光大师曾发愿，一不做寺院住持，二不收徒，三不募化。弘一法师为了能厕入大师门墙，曾多次上书请求，均遭到大师的蜿蜒拒绝。后来，弘师于佛前燃臂香祈祷，终以诚心打动大师，才得以入门亲近之。可大师并未给弘师另择法名，亦无师徒之名分，只尽师土之义务，以莲友之情意保持书信之往来。

　　关于拜师之事，弘师在《复王心湛居士书》中云：“朽人于当代善知识中最服膺者惟光法师。前年，尝致书陈情，愿厕弟子之列，法师未许。去岁阿弥陀佛诞，于佛前然臂香，乞三宝慈力加被，复上书陈情，师又逊谢。逮及岁晚，乃再竭诚哀恳，方承慈悲摄受。欢喜庆幸，得未曾有矣。

　　法师之本，吾人宁可测度！且约迹论，永嘉周孟由尝云：“法雨老人：禀善导专修之旨，阐永明料简之微，中正似莲池，善巧如云谷，宪章灵峰（明藕益大师），步武资福（清彻悟禅师），宏扬净土，密护诸宗，明昌佛法，潜挽世风，折摄皆具慈悲，语默无非教化。三百年来，一人而已，诚不刊之定论也。”孟由又属朽人“当来探询法师生平事迹，撰述传文，以示后世”，亦已承诺。他年参礼普陀时，必期成就此愿也。

　　率以裁复，未能悉宣。

　　一九二三年二月，温州。”

　　弘一法师在得到印光大师的允许后，则于一九二年，从温州启程，前抵普陀山谒见印光大师。当时，大师在法雨寺藏经楼上住，前后共住七日，还为法雨常住挥笔写下了“法雨缤纷”之匾。弘师每日自晨至昏，一直守侯在大师房间，其大师之一言一行，皆蕴之于八识田中。直到大师圆寂后，弘师在泉州檀林福林寺念佛期中讲述大师之盛德，题为《略述印光大师之盛德》。其文如下：

　　“大师为近代之高僧，众所钦仰。其一生之盛德，非短时间所能叙述。今先略述大师之生平，次略举盛德四端，仅能于大师种种盛德中，粗陈其少分而已。

一、略述大师之生平

　　大师为陕西人。幼读儒书，二十一岁出家，三十三岁居普陀山，历二十年，人鲜知者。至一九一一年，师五十二岁时，始有人以师文隐名登入上海佛学丛报者。一九一七年，师五十七岁，乃有人刊其信稿一小册。至一九一八年，师五十八岁，即余出家之年，是年春，乃刊文钞刊一册，世遂稍有知师名者。以后续刊文钞二册，又增为四册，于是知名者渐众。有通信问法者，有亲至普陀参礼者。一九三○年，师七十岁，移居苏州报国寺。此后十年，为弘法最盛之时期。一九三七年，战事起，乃移灵岩山，遂兴念佛之大道场。一九四○年十一月初四日生西。生平不求名誉，他人有作文赞扬师德者，辄痛斥之。不贪蓄财物，他人供养钱财者至多。师以印佛书流通，或救济zai 难等。一生不畜剃度弟子，而全国僧众多钦服其教化。一生不任寺中住持监院等职，而全国寺院多蒙其护法，各处寺房或寺产，有受人占夺者，师必为尽力设法以保全之。故综观师之一生而言，在师自己决不求名利恭敬，而于实际上能令一切众生皆受莫大之利益。

二、略举盛德之四端

　　大师盛德至多，今且举常人之力所能随学者四端，略说述之。因师之种种盛德，多非吾人所可及，今所举之四端，皆是至简至易，无论何人，皆可依此而学也。

甲、习劳

　　大师一生，最喜自作劳动之事。余于一九二四年曾到普陀山，其时师年六十四岁，余见师一人独居，事事躬自操作，别无侍者等为之帮助。直至去年，师年八十岁，每日仍自己扫地，拭几，擦油灯，洗衣服。师既如此习劳，为常人的模范，故见人有懒惰懈怠者，多诫劝之。

乙、惜福

　　大师一生，于惜福一事最为注意。衣食住等，皆极简单粗劣，力斥精美。一九二四年，余至普陀山，居七日，每日自晨至夕，皆在师房内观察师一切行为。师每日晨食仅粥一大碗，无菜。师自云：‘初至普陀时，晨食有碱菜，因北方人吃不惯，故改为仅食白粥，已三十余年矣。’食毕，以舌舐碗，至极净为止。复以开水注入碗中，涤荡其余汁，即以之漱口，旋即咽下，惟恐轻弃残余之饭粒也。至午食时，饭一碗，大众菜一碗。师食之，饭菜皆尽。先以舌舐碗，又注入开水涤荡以漱口，与晨食无异。师自行如是，而劝人亦极严厉。见有客人食后，碗内剩饭粒者，必大呵曰：‘汝有多么大的福气？竟如此糟蹋！’此事常常有，余屡闻及人言之。又有客人以冷茶泼弃痰桶中者，师亦呵诫之。以上且举饭食而言。其它惜福之事，亦均类此也。

丙、注重因果

　　大师一生最注重因果，尝语人云：‘因果之法，为救国救民之急务。必令人人皆知现在有如此因，将来即有如此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欲挽救世道人心，必须于此入手。’大师无论见何等人，皆以此理痛切言之。

丁、专心念佛

　　大师虽精通种种佛法，而自行劝人，则专依念佛法门。师之在家弟子，多有曾受高等教育及留学欧美者。而师决不与彼等高谈佛法之哲理，唯一一劝其专心念佛。彼弟子辈闻师言者，亦皆一一信受奉行，决不敢轻视念佛法门而妄生疑议。此盖大师盛德感化有以致之也。

　　以上所述，因时间短促，未能详尽，然即此亦可略见大师盛德之一斑。若欲详知，有上海出版之印光大师永思集，泉州各寺当有存者，可以借阅。今日所讲者止此。”

　　当然，除此之外，于民国十六年（1927）岁次丁卯农历八月二十日，叶圣陶、周予同、李石岑等，宴请弘师于上海功德林素食馆。饭后，弘师便约同人前去太平寺拜谒大师。叶作家后来还写了篇题为《二法师》的文章，详细地记录了当时谒见的情景。一位朴厚如山，一位清澈似水。

　　弘师虽则只与印光大师有两面之交，可印光大师对弘一法师的影响非同凡响。无论是在佛学上的抉疑，还是在修持上的策警，或是在书法等方面的造诣，都受过印光大师的一一指点，弘一亦是拳拳服膺。

　　在大师《文钞增广、三编》中，共收录了印光大师复弘一法师的五封书信，须者检阅，此不繁赘。

五　德森、了然二师的依止大师

　　德森法师与了然法师，最初皆是以参禅为最上一着的。但后于民国二年因看到印光大师刊登于上海《佛学丛报》的四篇论文而震惊，于是多方打听大师的下落。而于民国十年，二师便朝礼普陀，在法雨寺藏经楼谒见了印光大师，聆听教会，受益匪浅。

　　当时因百丈山法席之空缺故，二师在得到大师的应允后，则赴百丈山大弘法化。后因种种之原因，二师于民国十四年离开百丈山，前抵普陀请教于印光大师。大师慈悲心切，出函介绍到佛顶山藏经楼阅藏。因长期以来的耳濡目染故，二师一直随侍大师，未曾离开半步。二师自依止大师以来，由普陀至上海太平寺，再至苏州报国寺，乃至最后深隐灵岩山，亲近长达二十余年之久矣！

　　二师自依止大师以来，自然是返回禅归净了。后来尝说，德森、了然二公乃是参禅开悟后念佛的，故其见地不可思议。大师圆寂后，二师皆闭关灵岩，德公住东关房，了公住西关房。

　　在《文钞三编卷一》中，有大师复德森法师之四书，今只摘录三书如下：

　　书二：“凡上海所有之款，通归印《文钞》，不必一一报明。光大约不久了，故将已了者了之，不能了者亦了之。光死，决不与现在僧相同，瞎张罗，送讣文，开吊，求题跋，敛些大粪堆在头上以为荣。以后即不死，外边有信来，也不要寄。信来，师愿结缘，则随意答复。否则原书寄回。五台之信不写了，法度尚不以为然，写之亦只自讨烦恼，任他明心见性去。《药师经》今日为寄去，以后师当与彼商酌，光不问事了。

　　光自民六年渐忙，忙得不了。只为别人忙，自己工夫荒废了。倘阿弥陀佛垂慈接引，千足万足。至于作传作铭赞诔联者，教他们千万不要敛大粪向光头上堆，则受赐多矣。祈慧察。师帮光十九年辛苦，不胜感谢。光死，亦不必来山，以免寒凉。”

　　书三：“此刻似不如清晨之疲怠，谅不至即死。然死固有所不免，当与熟悉者说，光死仍照常为自己念佛，不须为光念。何以故，以尚不与自己念，即为光念，也不济事。果真为自己念，不为光念，光反得大利益。是故无论何人何事，都要将有大利益的事认真做。则一切空套子，假面具，都成真实功德。真实人方是佛弟子。

　　光见一大老死，一人作像赞云，‘于穆大雄，出现世间’。又一弟子与其师玉嵀作传云，‘其行为与永明同，殆永明之后身乎。’光批云，‘以凡滥圣，罪在不原。’玉师虽好，何可作如此赞乎。玉师有知，当痛哭流涕矣。

　　好好的佛法，就教好名而恶实的弄得糟透了。吾人不能矫正时弊，何敢跟到敛大粪的一般人凑热闹，以教一切人为自己多多的敛些。意欲流芳百世，而不知其实在遗臭万年也。光无实德，若颂扬光，即是敛大粪向光头上堆。祈与一切有缘者说之。”

　　书四：“去腊拟将广济之信作罢，由师怂恿，于除日起随意书之。妙师见之令录，光本无意于入续钞也。络络索索，有五千言。其初说打千僧斋之流弊，裁去另呈。内中说参禅不易得益，以五祖戒为证。戒师非常人，尚未断见惑，况了生死乎。东坡守杭时，尚不拒绝娼妓，可知其仍是具缚凡夫。师详阅之，可附即附，亦不必执定。

　　光目力益衰，信札益多。去腊立春日，因与妙师说，若常住肯料理，则光不问事。否则一概退回。妙师令人代理，凡求皈依者，空函固多，亦有具香敬者。前二年凡来寺皈依，香敬及特别送光者，通归常住。凡信中寄来者归光。今则特别送者归光。来山皈依香敬，信中香敬，通归常住。上海有求法名者，师代为书，香敬亦归师零用。《续文钞》事，光不过问，随师料理。若上海求法名者，转来亦是代书，何必无事找事做乎。

　　费福纯有一片字，何福遐亦有一张字，略说节欲之利益，生二子，均十余日死，当是不节欲，故先天不足所致。此辈青年以欲为乐，又欲生强健福寿之儿女，适得其反，可不哀哉。

　　去腊方慧渊有信来，言汤屡病，且不肯忌生冷，每私吃不宜吃者，则遂发病，病中又常念妻子，念亦无益，可知其人由业力故，竟成颠倒矣。光虽未死，且作死想。以故一切事，既不能料理，则不过问，以后随师作主办。钱财在上海者，光俱不要。有力多印，无力少印，再无力不印，均随财力为准，切勿负债，以致棘手劳心也。祈慈谅。凡有信心者，令彼一心念佛，不必以光为念，亦勿特来相看，免得费钱费时，了无所益也。”

　　此三书中，从中流露出了大师对德森林法师的感激与信任。德森法师在大师逝后，亦作二文以悼之。其原文如下：

　　文一云：“梵语塔婆，此云高显。顾名思义，必其人道德功业，普利人天，堪为众生作大福田者，灵骨藏于中，令人瞻礼景仰，悉获善利，方能名实相符，有益世间，与其功德言教，流芳千古，永垂不朽矣。

　　吾亲教师印公老人，承佛慈力，乘本愿轮，示生世间，作如来使。一生功德事业，四众周知，自无须久亲教训之侍者，作佛头著粪之赘颂。且侍者本不能文，复有入关不再作文之规定，兹更有何言。

　　奈今老人塔院将就落成，择吉安奉灵骨，本刊征文纪念，诸公参加敦促。了公法师，最切望森屏除杂缘，专一念佛，当以楮墨传示曰，汝一切文可不作，唯此文不能不作。森亦自念苦恼无状，学行两缺，何由而有今日，一一无非老人之慈悲光明所成就。今恭逢盛典，人皆赞叹不置，森若独无一言，于理实有未安。且欲言而若无所言，只有将昔日老人严诫诸弟子之两要事，适与即今相反者，敬为一述。

　　老人掩关报国，森随侍关旁，常开示诸弟子曰，我死后，不许任何人为之造塔、建塔院、立公堂、设影堂、作传、作文、作赞等等。每说及此，声色俱厉，郑重叮咛，望人谨遵。今诸弟子，不惜深违慈训，在此生活高昂，实为有史以来所未有之际，不避任何周折，必请老人在常寂光中，收回当日成命。竟使庄严宝塔，从地涌出，坚固灵骨，于中安藏，冀与老人一生言教，高显世间，永作众生福田。老人决非所欲，弟子必令成就。诸常子之孝行，以违背慈训而建立。老人之德业，以深自韬晦而高标，此为世所希有，非可以常情准之者。至作文赞颂之诫，不特昔闻于关旁，即森避难沪渎，老人深隐灵岩，仍迭以函示曰，我将死，望你转请诸方缁白，千万不可以大粪向我头上堆。其于一切虚荣，避之若浼，有如是者。今诸弟子，经营建塔，深违慈训于前。征文纪念，再违慈训于后。究竟何为如此。实由老人道行高洁，慈悲广大功业崇隆，感人之深，令诸弟子，自有不能不如是者。森写至此，亦觉恍然有悟曰，以此建塔，高显先人功业，此真崇高，堪与古昔尊者，同见同行，同树法幢。如斯纪念，利益世道人心，方名善利，其对晚近流俗，若儆若诫，若下针砭。今切望诸方同衣，耆宿后贤，勿孜孜以虚荣是务。唯以老人言行，是则是效，冀有少分相应，将来身辞尘世，自不患乎无人为之建塔，与作文纪念矣。如欲高攀老人把臂共行，只期神超净域，业谢尘劳，莲开上品，速证无生，建塔纪念，皆非所欲。自感老人在常寂光中，额手称庆，叹曰，善哉，是真莲友。森受老人深恩，粉骨碎身，难酬万一，缕琐芜词，何足云报。但今以此芜文附诸刊末，敬请阅者，不以芜秽刺目见弃，稍慰老人之慈怀也矣。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桂月中秋日亲教侍者德森写于决不作文之关中。”

　　文二题为《追念导师溯前缘》，云文：“导师印公老人之名，森于民国五年始知之。而老人之文，又于民三即读之。何以如是。因民二年，滥厕僧伦，一向个性大重，不愿法门受人陵辱。故才具僧相，即奔走佛会。得佛学丛报，内载佛教以孝为本论，净土法门普被三根论，宗教不宜混滥论。其时虽不知佛法方向，统认全刊皆好。而终以前二论（宗教不宜混滥论，因其时看不懂），为最允当逗机。故常与同学研讨。且三论皆以常惭署名，究不知为何人所作。迨民五读杨仁山所著之佛教初学课本，始见序中点出有普陀印光法师，为当今不著我相之高僧。嗣后渐知三论，即师之佳作也。

　　民十随侍了师，朝礼普陀。于法雨全寺进香毕，晋谒师座。叩请之下，即承慈摄。四次请益。原有迎至江西百丈，为大众模范之约，亦承慈许。后以因缘不谐，随了公于十四年冬离开百丈时，因老人迭有书籍惠赐（尚有续藏经一藏），一并弃之他往。不得不再至普陀，面呈离山原委，以忏遗弃法施之愆。讵知不加罪责，即出函介绍向佛顶山讨阅藏经单，因得长时亲近，直至随侍报国，避难灵岩。二十年之教导因缘，虽驽骀朽腐，不堤雕琢。然久承培养，此中深恩厚德，当不可以笔楮形容。

　　至老人之道德文章，行解超越，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中外景仰，四众钦崇。一代高僧，净宗山斗，人人公认，自不用愚之喋喋。但容有人或知之，而未经表现之潜德幽光，今持以朝夕随侍，亲见亲闻之实事实理，而为拈出。其理云何，即师独具智眼，凡古今之一切著述，人难解决之疑问，一经师之智照，便能当机立断，决择邪正是非。如《文钞正编卷一》第九十四页，《复慧朗居士书》，论列子力命篇，当下指出列子之错误，俾世人同知罔念作狂，克念作圣。其有功于世道人心，殊非浅鲜。又如谭女士之《自知录》，多处欲广为传布，幸请示于师，指出弊窦，遂不流行，以免世人误入歧途。利益法门，讵可言喻。如斯理智，殊觉当兹末法，若缁若素，实罕有其俦。复应以事实为之证明，足征师之决择，的确不谬。其事云何？

　　因师初生六月即病目（正续文钞详此情形颇多，兹不赘），其目力自小即不敷用。且因利人心切，济世情殷，抑自己发心，或他人请求，校正世出世间有关法道之书，不下百数十种。每遇发现错讹之处，亦尝直斥其非。然不敷用之目力，直至安详生西时，仍能勉强支撑。江西黎端甫居士，本博学鸿儒，深通佛法，亦以校正书籍为己任。每云，某经某论，前后著中，中著前后，如何错讹，如何倒乱，尝斥古人瞎了眼。江苏亦有大儒，与黎同一态度（但不言佛）。黎则五十余岁，即双目失明，瞎眼年余而死。此大儒亦早经双目不见天日。岂非护法天龙，公平赏罚。独我师智眼圆明，改所当改，有功世道人心，致令本来不足之目力，犹能久用，直至西归，仍作人天眼目。黎等二人，任己偏见，未具正眼，枉讟古人，疑误后学，以致自己双目早瞎。如此较量，功过立分。又师之细行，尚未表彰。人所难能，有足述者。其行云何，即每逢浴期，必先将下体及脚，洗濯干净，而后入浴，以免下身浊垢，洗于池中，妨碍后浴之人。其防心离过，严格精微，有如是者。如斯之类，均笔难尽述。

　　总之，语默动静，处处皆可为人师法。同人已组织会务，欲继志述事，纪念导师。净业道场、弘化流通两大端，固应鼎力维持，即动容周旋之一切细行，亦不可轻忽。慈念导师生西，瞬届周年，特将亲见亲闻，尚未见人表彰之实事实理，略提一二。于事之能行者，尚冀同人，随分随力，勉强仿行。即特具智眼，不易仿效之高深理境，吾人亦当知有其事。庶可见老人之德遍中外，人天景仰，实有出人头地处，并非徒事铺张场面，即可以云纪念。孟子云，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今吾人虽智力不及，亦当服师之服，诵师之言，行师之行，念念景仰，不背老人爱惜物力，俭朴家风，庶足以言真纪念也。跛足病子，匍匐仿效，尤望同人矜怜诱掖，以期答报师恩于万一耳。”

　　大师《文钞》中，虽则不见大师复了然法师书，但其栽培是平等的。了然法师亦作文以悼念大师，今摘录如下：

　　其一、《追念大师百日佛七之利益》，如文云：

　　“去冬印光大师西归，随建百日佛七，特选净侣十二众，昼夜轮班绕龛念佛不断。除念佛外，更无他事夹杂。所谓一行三昧也。直至今春二月佛涅槃日，大师荼毗，佛七始告圆满。诸师忆念七期景象，心犹恋慕不舍。想此嘉会，千生万劫，难一遭遇。因是一时踊跃，各各搭衣持具，就前顶礼，陈述七期念佛景象，请求证明。今略记所陈，籍表一二。

　　据云，七期念佛，有觉得日夜甚短，极容易过者；亦有念至不觉昼夜者；又有自觉梦中佛声不断者。复有自不觉知，邻僧闻其梦中念佛者；更有念至屡觉身在青天白日之下游行者。按此种种景象，虽不敢云一心不乱，及念佛三昧。然所得利益，亦非寻常可比。

　　余谓若能如此终身不退，命终决定往生乐邦。既得往生乐邦，成佛大事，可谓一生具足了办矣。是以古德云，但能恳切持名，虽愚夫愚妇，可令潜通佛智，暗合道妙，乃至圆见三身圆超四土，岂止小小利益哉。今逢大师一周纪念，本寺妙公和尚，仍起一行佛七一堂，以报师恩。亦俾合寺大众，同获胜益。此后每年如是，定为常例，永久纪念。特书此，以期不忘大师之遗德也。”

　　其二、《追思大师西归初周纪念》，如文云：

　　“（然）业障深重，自客冬印公大师西归，不蒙示诲，不觉因循至今，了无胜进。惭愧何如。今逢大师初周纪念，欲赞盛德，苦思无文。唯将春间悼师原韵，撰成拙偈六首，藉表愚诚。惟愿读者，幸勿弃焉。

　　大师近佛已周年想必菩提道果圆久仰西方纯妙乐恳祈赐我一枝莲（其一）。

　　我把狂心逐渐休统身放下冷湫湫娑婆界内难堪住愿早随师佛国游（其二）。

　　常于暗室独思惟往昔蒙师甘露霏教我一心专念佛参禅画饼难充饥（其三）。

　　师说持名妙莫议凡愚可获最高利虽云用力本无多速令众生登佛地（其四）。

　　吾师昔日开金口常对众生狮子吼普劝同归净土门临终仗佛西方走（其五）。

　　娑婆弟子不忘襟想着吾师渴仰深未审何时乘愿力还归此土慰群心（其六）。”

　　文三云：

　　“大师西归，瞬息八年，灵骨仍居关房，未入塔院。想必因是建塔，违师素愿，故使塔院历尽艰难，今始落成。兹乃恭逢大师灵骨入塔。事极尊隆，（弟子）素承慈爱，摄列门墙。亲近有年，获益非鲜。

　　今日欲赞盛德，惭赮无文。敬按塔院先后本末，及师入塔利人，遗传千古，永垂不朽，撰成拙偈七首。藉表微诚，以伸纪念。酬报法乳之恩，如大海之一滴耳。惟愿读者，幸勿弃焉。

　　其一、昔日吾师愿力坚，禁人造塔惜人钱；因今建塔违师愿，故使艰难七八年。

　　其二、塔址天然秀且奇，予先得见已深知；唯师福德因缘厚，堪配灵岩第一基。

　　其三、灵岩骨塔奉全身，恰与诸方显主宾；分造塔中藏舍利，千江一月等疏亲。

　　其四、欲礼全身向此归，露岩塔院广包围；诸方弟子多参拜，绕佛经行亦觉稀。

　　其五、想我身居不退关，忽然不禁泪潺潺；师行愧未亲扶送，虔委侍僧送到山。

　　其六、金炉宝鼎爇名香，遥向东南礼塔光；空色圆融周法界，吾师恰恰坐中央。

　　其七、净土弘扬数十秋，娑婆苦海泛慈舟；吾师法语遍中外，千古度人永不休。

　　亲教弟子了然和南敬题。”

　　从德森、了然二师之纪念文中，可以看出二师是何等地向慕大师之道德、文章，故能终身追随不舍，从普陀至苏州，直至大师西归后，才各自掩关于灵岩山，专心念佛，以期证念佛三昧。这一切皆归功归大师的苦心栽培与慈心摄受也。

6、致书谛闲法师问疾

二、显正辨讹

三、慈幼放生

四、化狱救灾

五、卫护寺产

第六部分

6、第二日说因果报应及家庭教育

10、第六日以真俗二谛破诸执见及说近时感应

13、隐居灵岩时期

二、灵岩息影　

18、灵岩山寺护关侍者的《印光大师示疾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