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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瑾:儒学不是表面文章,儒学是经络气脉

南怀瑾:儒学不是表面文章,儒学是经络气脉

 
中国五千年来的文化,因时代累积久远,自然会形成庞杂而高深的特点,正如庄子所说的大椿之树,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因成长年代久远,自然枝条茂密,干叶缤纷,又加上攀附丛生于干外之藤萝茂草,纵使是专家学者也难一一剖析精详,又岂能随便即加定论?明白这个比喻,便可知道,要讲中国文化,实在不能以一概万,更不可以偏概全。勉强地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本质影响民间社会的是杂家、阴阳家和道家之学,并非纯綷是儒家或孔孟之教。再看历代政治学术思想的运用,实质上,也掺杂了法家、道家、兵、农、儒、墨等诸家之学,并非完全属儒家学说。

  讲到文化,首先应该知道我们自己的历史,更要细读我们先民的历史。对于三皇五帝等堂皇尊号暂且不论,只要从我们的共祖轩辕黄帝所建立的文明开始,大家就会了解,我们的文化是由上古原始自然科学的天文、星象、历数,以及人群生活技术的农业、畜牧、兵器等的开发所形成,然后根据自然规律的星象,而建立起管理事务的政体官制。但是这一切的上古传统学术,后来却统统被汉代的历史学者归纳到道家、阴阳家、杂家的范围里,因此在汉代以后,似乎只有儒生们所标榜的儒学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这个现象完全是由误解而产生的结果。

  周公制定礼乐,再经六百年后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若要说如此形成的孔、孟儒学就是中国历史政治上的主流,那也未必尽然。须知周公、孔子著书立说的目的,只是汇集先民对于人道文化的精华,传之后世,希望以此文教普及人人,上至帝王、下及百姓,都能做好一个“人之谓人”。万一出而为政,为社会人群做大事,则必须博古通今,知道如何才能做好一个圣君贤相。换言之,孔子秉承周公汇集教化的宗旨,也正如庄子所说的只是“陶铸尧舜”,教导人们如何塑造一个圣君和贤相的典型,使他为人群服务不负平生所学。

  但很遗憾的是,自秦汉以后,所谓的儒生们,为了谋求荣耀的职业而出仕为官,只是依附在既成权力的帝王丹陛之下臣伏称尊,自己既非皋陶、契、稷的君相雄才,更未怀有“致君尧舜”的臣子之道,由此反而使负有师儒之道的儒家学说,以及“五经”、“四书”等儒学内涵,变成了千古蒙尘的迂疏之学。虽然如此,但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上,历代的儒生们总算还保留了周、孔之教的精神,而使儒家之学发挥了经络作用,成为周延贯穿诸子百家的重要文化。好比人体血肉之躯的生命,如果没有经络的作用,就会断绝活力而无生机了。

  周武王奋起革命,推FAN殷商末期纣王的暴政,建立诸侯分封、中央集权的周朝封建制度,大致相似于欧洲历史上的联邦政体。但周朝的封建制度,并非类如欧洲中古时代奴隶制度的封建。周代的政治,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政体,由周公姬旦制定礼、乐、刑、政制度,并以师儒之道为最高导向,所谓“师以德行教民”,是以注重全民的道德教育为基础,“儒以六艺教民”,是以全民自治、文武合一和生产技术相结合为根本。但在时势的驱使下,任何一种体制,始终难逃盛极必衰的自然规律,所以周初封建体制虽然是以师儒之道的精神为基础,但是经过几百年后,也渐渐趋向衰落而变质了。

  所谓师儒之道的礼、乐遗风,到了春秋时期,只有周公后嗣的鲁国大体上还保有周礼文化儒术的规模。所以便有出生在鲁国的孔子起而祖述王道遗制的精神,删诗书、定礼乐,传述德行之道和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相结合,保留兼备师儒为一的教化,作为后世的准则。

  ——《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

  先谈什么叫“儒”?这个中国字,根据《说文解字》的另一种解释:“儒”是人类社会所需要的人,所以在“人”字旁边加一个需要的“需”字,便成了儒。我们再看“佛”——“弗人”,不是人,是超人。“仙”——“山人”,有如高山流水。“需人”则是人类需要他,社会当中不可缺少的人,这就是“儒者”。

  ——《论语别裁》

  为了深感世变的可怕,再不重整孔家店,大家精神上遭遇的危难,恐怕还会有更大的悲哀!所以我才讲述二十年前的一得之见,贡献于诸位后起之秀。希望大家能秉宋代大儒张横渠先生的目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今后我们的文化和历史,担承起更重大的责任。

  ——《论语别裁•附录》
我不能用圣水洗净人的罪业;也不能用手取掉人的身心之苦;
我的悟心也无法移植给别人;只能用真理进行教化使人们自解脱。
               
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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