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真

谈因说果：严刑峻法之害


作者：明因法师

【原文】王温舒，为河内太守，捕郡中豪滑千余家，上书请大者族，小者死，家尽没入，流血至十余里，郡中无声，逃者求之旁郡。会春（古者春秋停刑），温舒顿足曰：冬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杀如此。后有人告温舒奸利事，罪至族，自杀。其时两弟家，及两婚家，亦各坐他罪而族。光禄徐自为曰：「悲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时五族乎！」（出《汉书·酷吏传》）

【译文】王温舒是西汉冯翊郡阳陵人（今陜西省大荔附近）。汉武帝元狩年间（公元前120年前后），做河内太守，管理今河南省境黄河以北地区。他于九月上任，就逮捕郡中豪强jian猾，连坐一千多家，上奏武帝要求把这些人罪重的灭族，罪轻的杀死，家产全部没收。不过两三天后，武帝就批准，因而杀人至流血十多里。到十二月底，就全郡无人敢出声，无人敢晚上出门。有逃亡的，王温舒就派人到附近的郡县追捕。正赶上春月，按法律规定要停刑。王温舒跺脚叹气，「冬天再长一个月，我的事就能干完了」。他的秉性就是这样喜欢杀戮。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有人告发王温舒有奸诈贪利之罪，被判灭族，王温舒畏罪自杀。当时他两个弟弟家，以及两个亲家，也各自因为别的罪名被灭族。光禄寺勋徐自为说：「可悲啊，古时候有灭三族的，而王温舒的罪竟然达到同时灭五族！」

【析】王温舒之行，恰如《太上感应篇》所列：以恶为能，忍作残害；其果报亦如其说：算尽则死；死有余责，乃殃及子孙。如王温舒之好杀，终将死于非命，必矣。无故诛杀他族，己族亦被诛杀，可谓还报其身，因果昭彰。太守于一方百姓，有君、亲、师之责，当养育教化百姓。王温舒反其道而行，肆意杀戮，全无仁慈之心，致死者含冤，生者衔恨，虽不敢言，而怨气所结，有仇必报。王温舒罪灭五族，犹为花报，瞋恨好杀必堕地狱；狱报受满，犹须命命填还。此种苦报，不知何时可尽，则尤为可悲。

然深思之，王温舒之悲剧其来有自。彼本为杀人盗墓者，残暴成性，而能窃取太守之职，与当政者之施政纲领关系密切。

纵观历史，酷吏多集于汉武帝、武则天二朝，绝非偶然。武帝虽尊儒术，而其施政实近于法家，欲以严刑峻法速得大治。是以治民者投其所好，变本加厉。王温舒残民以逞，众皆钳口，武帝反以为能，晋升官职。且汉武一朝，前有张汤、宁成，后有严延年、义纵，均以严酷著称，可谓上有所好，下必投之，此不可不谓武帝执政之玷。

严刑峻法果可令天下大治乎？夫子论政，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以刑罚武力镇压犯罪，人民会想办法逃避刑责，却没有羞耻之心。欲避刑责，必滋机诈；无羞耻心，则敢于为恶。非惟不能长治久安，且多生变乱，适得其反。若以道德礼义教导治理，人民懂得善恶因果，耻于造恶，方是大治之道。

试看古今，以严刑治国者，杀身亡国，无可免祸。如商鞅、李斯、韩非，皆法家英豪，或腰斩，或灭族，或服毒，皆不得善终。严刑峻法，崇尚杀戮，戕万物生机，损天地和气，背仁慈之性德。弃物命者，天弃之，自弃之也。己身尚不保，可望大治乎？

即如汉武帝，一世英明果决，然急功过甚，杀伐过多，晚年则心常惊怖，怀疑人人皆诅咒之，心神不宁，防不胜防。竟因此而大兴巫蛊狱，令朝野不安，人人自危。武帝晚年希求长生，而不知爱惜物命。种短命因，求长生果，岂可得乎？

当今世界，崇尚法制，然法律愈繁，犯罪愈多，治安日益混乱，几近不可收拾。且如美国挟武力以制中东，多次招恐怖分子报复，尤见严刑峻法非治世之术。徒伤物命，难逃偿命之愆，非但于世无益，已种灾祸之因。唯有以德治国，人人明礼义，知因果，自然不肯自种苦本，此则唯教育之所能为者也。

（本文作者　明因法师）


本文来源：佛陀教育雜誌 Vol. 302 20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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