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真

出生难

　　我的名字叫慈学，是出家的时候师父赐的。俗名林兰英，祖籍湖北孝感。

　　1921年9月16日，我出生在武汉市硚口区义烈巷的一个大户人家。我的祖父在汉正街开粮店，并在武昌办工厂，生产衣服扣子。我的父亲有个弟弟，祖父给父亲和叔叔分产业的时候，把汉口小的粮店分给了父亲，大的纽扣工厂留给了叔叔。

　　我的母亲一共生了十三个孩子，我有八个哥哥和一个弟弟，九个兄弟中八个相继夭折，长大成人的男孩只有一个哥哥。母亲生了四个女儿，在我前面有三个姐姐，我最小，排在第四。

　　大姐长我十八岁，小时候听大姐说，母亲怀我的时候，祖母就有言在先，假如母亲再生的是女孩，不准养要弄死掉;生的是男孩，将来可以为林家传宗接代，绍继门庭，就额外弄好营养东西滋补母亲。

　　母亲当时听了这些话，心中非常害怕，夜晚常常从恶梦中惊醒，再也难以入睡。白天母亲就用裹脚的布把自己的肚子捆起来。我想我在胎中，是受了痛苦报应的，不知前世造了什么因，感得这样的果。

　　旧社会科学不发达，是没有堕胎方法的。母亲的思想行为，是因为听了祖母的话，害怕自己生下来是个女儿，想孩子还在胎中，未成人形时就闭死掉。结果我命不该死，一定要来到这个苦难的人间。

　　母亲折腾了一个多月，无济于事，我也在母亲的腹中挣扎抗拒了一个多月，把母亲疼得死去活来。想起这些，感到我真是天大的不孝啊!

　　很奇怪，母亲怀我的时候，一直不能吃荤腥，鸡鸭鱼肉沾也不能沾，只要吃一点荤腥，母亲就翻肠倒肚地吐。现在想起来，我还是个胎里素。但因为祖母的家法，母亲的无奈，我来人间在胎中生命是痛苦的，这个事实证明了佛陀的言教“人生是苦”，千真万确，真实不虚。

　　我的生命没有所谓的“十月怀胎”，由于先天的营养不足，过早地来到人间。出世的时候，十八岁的大姐，在门外站着等候我的到来。祖母看到母亲生下来的不是她想要的男孩，而是她不想要的女孩，马上丢到洗脚盆的血水里，不让接生婆捡起来，想要直接闭死掉。

　　旧社会的老房子都是木板隔的。隔壁的邻居家，哥哥弟弟一大排，平时看我家这样，特别是看我祖母这样重男轻女，非常同情我家，更是怜悯关心我的母亲，听到我母亲已经生产了，预感情况不妙，急忙跑到大门外找我的大姐说：“你赶快进去，你的妈妈已经生了，可能是个女孩，听到‘哇’了一声就不做声了，怕是你婆婆(指祖母)把她闭死了，你快点进去看看。”我大姐赶快跑进屋里一看，我在旧社会那种木质的洗脚盆里，已经没有声息了。大姐告诉我，那时她一手把我抓起来，说我真像个小猫娃一样，太小了。

　　大姐从盆里把我抓起来，我就哇哇地哭。看我还活着，大姐对祖母说：“您看她这活灵灵的，哇出这么大的声音，怎么忍心把她弄死呢?”

　　祖母听大姐这样说，仍然强调自己预先的家规说：“女孩是一定不要的了，更何况她在你母亲肚里吃素，先天的营养不足，将来一定不好养的;再说你母亲把自己折腾得半死了，哪里还能哺养她呢?”所以祖母一定不让大姐把我捡起来，强迫大姐把我再丢到洗脚盆里去。

　　已经十八的大姐，为了我，第一次和大人发生冲突，也是第一次跟祖母对着干，坚持把我捡起来，为我擦洗了身体，包扎好，送到了母亲的床上。

　　我自从投胎到母亲的怀中，给母亲带来巨大的痛苦，首先母亲承受了是男孩还是女孩的猜疑，母亲担惊受怕，夜不成寐;其次是母亲怀胎过程中，与众不同的异常反应，荤腥不适，营养不良，体力不支，如此种种;再次就是母亲生我的时候，见我是个女孩，积压在心中莫大的恐惧，让母亲终于支持不住，晕了过去……

　　母亲是用生命作代价，换来了我的生命。在我的生命历程中，深感母爱伟大，特别是出家八十多年来，听佛的教导，修行人要报父母恩，正如佛在经中说 “若人百年之中，左肩担父，右肩担母，于大小便利，极世珍奇，衣食供养，犹不能报须臾之恩”。佛还教导我们出家人，要尽心尽寿供养父母，若不供养必得重罪。所以生而为人，一定要报父母恩。

　　由于母亲身体太虚弱了，基本上没有奶水给我。我的生命，从小是大姐用米汤把我喂大的。大姐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是她的执着不舍，让我能够活下来。我的生命还应该要感谢我的大姐。



　　出家难

　　大姑小姑都出家了，父亲不让我出家

　　我的父亲有兄弟姐妹五个，他有三个姐姐，一个弟弟。我两岁多的时候，大姑和小姑都去出家了。大姑出家在汉口清济寺，有时会回家来。那时候我刚刚会走路，大姑回来我就拉着她的海青袖子，还扯自己的头发，虽然不会说话，但大姑认为我的意思是要她带我出家，跟她到寺庙去剃头发。这件事我父亲看到了，就把我拉过来，一边打我还一边说：“把你打死了也不让你出家。出家丢了林家的丑。”

　　后来长大了才知道，当时父亲为什么这样说。我大姑到清济寺去出家的时候，祖父很有钱，拿了许多银元给清济寺修寺院。大姑出家以后，按清济寺的规矩，出家人要到外面去托钵化缘，身上背一尊文殊菩萨的像，手上拿个木鱼，边敲打边念佛，沿街化缘乞讨——或钱或粮，乞求别人的施舍，当然我的大姑也一样要到外面去化缘。有一天父亲的朋友看到大姑在大街上化缘，告诉我父亲说：“你大姐出个什么家，在外面讨饭。”父亲听朋友这样讲，就叫人到处找大姑，最后找回来，叫大姑白天在家住一天，晚上回寺院去，给大姑许多米，因为我们家在汉正街开粮店，有得是米，装了一大斗给大姑背回去。大姑回寺院后，她师父一看，就说 “这米不是你化缘来的，是你俗家粮店装来的”，还说，“化缘来的米，是一家一家给的，没这么整齐”。下次再轮到大姑去化缘时，师父就不准大姑到汉口化缘，要求她到汉阳去化缘，但还是被熟人看到过的。

　　每次看到了大姑化缘，父亲就会问大姑：“你为什么要出来化缘呢?我们家给那么多银钱寺院里，还要你出来化缘?”大姑说：“出家人要化缘才能成佛啊!这就是修行呀!”

　　因为有这样的事，每当父亲看到我拉大姑海青，扯自己头发，要跟大姑到寺院去的这些情景，父亲是一定不高兴的，生气的时候还会打我几巴掌。父亲说：“你再出家，就是继承你大姑讨饭的生活，我们家养得活你的，不能跟她去讨饭。”所以父亲不让我出家。

　　母亲说我是她的断肠儿，也不让我出家

　　我十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大姑在清济寺请了一些师父来我们家，诵经念佛，为父亲做了七天超度。父亲的灵棺在家里停了七天，第三天的时候，我的舅父从农村来了，母亲看舅父来得太晚，生气地说：“亲戚六眷都来了，连未婚女婿也来了，你个舅老爷今天才来?”舅舅说脚冻了，走路难，要我母亲给点热水他洗洗脚。母亲当时心中有气，还有些悲伤，也不知道怎么就把开水倒了一盆，给舅舅洗脚，这一下把舅舅烫休克晕过去了，等舅舅醒来时说话，声音就变成了我父亲讲话的语调和声音，对我大姑说：“大姐，谢谢你，谢谢你们师父们。按我在生时无荤不吃饭造的杀业，我是要变牛变马去还杀债的，但我病中十七天吃斋念佛至诚恳切，现在只能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下品下生。”说完了还给当时念佛的师父作揖。经过这件事，我对吃斋念佛有了一点信心，心里非常向往出家。

　　当时舅舅还对我大姑说：“四丫头(就是我)前世是个和尚，她来投胎的那一天，我望着个和尚进门的，现在你把她带着去出家，她如果不出家，恐怕她是长不大的。”我母亲听了这些话，生怕大姑带我走了，把我抱得紧紧的，哭着说：“这是我的断肠儿，无论如何也不会让她去出家的，你才死了三天，为什么要把四丫头弄走呢?还说要她去出家，我是决定不会让她出家的，吃苦受罪也要把她带大。”

　　看我母亲这样，大姑就说：“只要你抚得大，四丫头你留着，留着，我不带她走。”父亲死了，母亲把我留在身边。



　　我得了童子痨，终于出家了

　　我的身体先天的营养不足;又因为胎里素，出生以后就不能沾荤腥，姐姐她们总是偷偷把鱼肉藏到我的饭碗底下，但我吃饭可以，闻了底下的鱼肉味就要吐。应该说我的身体后天也是营养不足。

　　十岁五个月的时候，得了童子痨病(就是肺结核)。母亲把我领到汉正街中药房，那老医生，给我把脉后，对我母亲说：“这孩子无药可治了，快点领回去，弄点好的给她吃，时间可能不会太长，还是准备一口棺材吧。”

　　母亲听了老医生的话，心里好难过，带我回家后，私底下又跑去请人算命，算命先生说：“这孩子要是在家，活不过12岁，如果出家也活不不过31岁。”

　　就这样为了我的病，母亲求医无治，万般无奈，只好把我送到寺院里去。说也奇怪，到寺院去了以后并没有吃药，上午去的，下午就开始学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自自然然肺病竟然好了。那时到寺院里去，也不敢跟师父说我是肺病，害怕师父不收，只是说有点病。到现在我94岁，一生中没有发过病了。这就是我的出家因缘，因病而出家，因祸而得福。

宣真

我十六岁在汉口栖隐寺剃度出家，寺院的当家师德融法师是我的剃度恩师，她是太虚大师的比丘尼弟子，按辈份算我是太虚大师的徒孙。

　　栖隐寺建于清康熙初年，由归仁禅师创建。我出家的时候寺院很大，正山门是对着长堤街开的，因为“文ge”的破坏和社会的占用，现在的栖隐寺缩小了一大半，还不到原来的四分之一了。现在的栖隐寺，实际上是原来汉口佛教正信会的会址，山门也是正信会的山门。

　　上世纪二十年代，一代宗师太虚大师大力提倡居士佛学，宣传和组织建立居士林、佛学会等居士团体，在上海建立了我国较早的居士组织——上海佛教居士林。1920年，太虚大师在武汉建立汉口佛学会，1929年改名为佛教正信会，对居士开放，经常有居士共修和讲经活动，太虚大师在这里也讲过好几次经。

　　太虚大师还建立了一个出家人的教育机构——佛教女子研究部，培养出家人，武汉三镇有好多比丘尼在那里上佛学院，我们栖隐寺里年轻的尼众基本上都在那里读书。

　　正信会和我们栖隐寺只一墙之隔，看到那时出出进进的读书人，我却不能去读书，心里特别的向往，太想读书了，心里常想不知道哪一天，我也有因缘能和她们一样读书，学习佛法。

　　佛学院里好多人读书，我的师兄弟们也都在那里读书，师父为什么偏不要我读书呢?第一个原因：年青人都去读书，寺院里有些事需要人做，特别是客堂里要有个照客，做些杂务。以前我出家剃度难，原因也是这样，寺院里的照客，必须是姑娘伢，如果是剃头了，就不能为出家比丘大德们添饭什么的，这是那时的规矩。

　　第二个原因：我大姑姑在汉口海莲寺出家，师兄们经常跟我师父说：慈学不能去读书，培养好了以后是海莲寺的人，迟早都会走了的，不如留在寺院里做点事靠实，师父听了她们的话，怕我学好了走了，就这样我不能去读书。

　　当时研究部里有两位比丘法师，一位是大醒法师，一位是法舫法师。栖隐寺和正信会是隔壁，各有山门并排挨着很近，但后门是通的。我当照客，师父要我每天给两位法师送早餐和午餐两顿饭。

　　当时的正信会日常居士共修都很有规矩，经常打七、拜忏，固定的每一个月有四次供香会，初一、十五、初八、二十三，我们栖隐寺的师父们也都去参加，我没剃头之前经常随师父们去。

　　从小我的身个就很矮小，正信会的供桌很高，每次去了我就站在供桌前面拜佛，那里的居士看我小巧，蛮喜欢我，法师看到我蛮灵光也都喜欢我，慢慢跟正信会的人很熟了。

　　我那时想读书啊，想到心里去了，白天去送饭，看到那里的学生们，好羡慕她们。常常夜间坐在床上，用指头在被褥面子上学写字，把被褥里子都戳破了，还不敢说真话，别人问是怎么破了的，只好打妄语说是挂破了的。

　　我天天按师父的安排为法师送早午饭，送久了后我就想了个心思，正信会过去有个木楼梯上下楼，楼梯底下有点空当，用板子隔着的，我的个子小，破开那个板子再关上，人在里面，外面看不到，我就钻到里面去，把送给法师们吃的热饭菜抱着，躲到那儿听教室里讲法，还蛮好的，但是法师的声音太小了，听得不是很清楚。

　　因为躲在楼梯里听不清，我只好又想其它的心思。听到摇铃要上课了，我就悄悄的上楼去，有时在门外站着听听。

　　教室的外面是个娱乐室，正信会的居士们可以在那里弹风琴，唱赞，打兵乓球。娱乐室和教室只用个布帘隔开，里面在上课，我经常在娱乐室里偷听教室里法师讲课，一堂课下来，我就把饭菜再送进去。

　　有一次是大醒法师的课，他看我下课了才送饭，问我：你今天的饭菜为什么冷冰冰哪?听法师一问，我吓得哭起来，信口说是锅里煮冷了的。大醒法师听了一笑，重复了一遍我说的话：锅里煮冷了的。然后就把饭菜兑开水吃了。看到法师这样，并没有责备我，我的胆子大了，天天那样，借送饭菜的机会，在布帘外面站着听课，好几次了，都没有被人发现，心里可高兴啊!

　　那一天我正在布帘外听课，忽然大醒法师一边讲课，一边走出来了，我吓得没了主张，抱在怀里的饭菜碗掉下来，碗摔破了，饭菜撒到了地下。

　　我的大师兄在教室里听课，看到这情境，跑出来就打我两嘴巴，大醒法师问说：“慈圆，你为什么打她?”她说：“我是她的大师兄，她做错了事，可以打她。”还说：“我不仅敢打她，还要她赔这个碗，赔这些饭菜呢。”大醒法师说：“放牛娃赔得起牛吗?她为我送饭，要赔我来赔，你进去。”

　　等大师兄进去了，大醒法师就悄悄地问我：“你刚才是不是站在这里听课?”我一边哭一边说：“是的，您莫跟我大师兄说，她回去了，告诉我师父了，师父还要打我的。”大醒法师说：“你莫哭莫哭，把眼泪揩了到里面去听课。”说完就带我到他的房里，拿一个小板凳，放在讲台边，叫我坐着听课，他又开始继续讲课。

　　这是我第一次坐在汉口佛教女子研究部的教室里听大醒法师讲课，当时的内容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印象很深刻，毕竟是第一次啊!

　　大醒法师讲完了以后，就叫我复讲，我站起来把听到的讲了一遍，还自己讲了个小故事，讲完了法师就叫我坐下。

　　接下来，大醒法师又叫我大师兄慈圆站起来讲。大师兄站起来，不知道怎么讲，看她站了好半天，大醒法师说：“你刚才说她做错了事，打她，她在外面偷听，能够讲出来，还讲了个小故事。你坐在里面听，怎么讲不出来呢?你说你是她大师兄，可以打她，不行!以后再不可以打她，你日后再打她，我等你师爷(太虚大师)回来，告诉你师爷打你。”

　　下课了，大醒法师把我大师兄慈圆叫到跟前说：“你回去和你师父说，叫她过来读书。”大师兄说：“她要做照客，不能来。”法师说：“做什么照客，就是当丫头，莫把她浪费了，跟你师父说，一定让她来读书。”

　　我的大师兄回到栖隐寺，跟师父说：“大法师要慈学去读书。”师父听了不想答应，就叫大师兄去跟大醒法师说，我们三个师兄弟都来读书，寺院里没有人做事。师父还教大师兄说：明年我们就要毕业了，等我们毕业了，再让慈学来读书。

　　听了大师兄转答的这些话，大醒法师说：“等到明年，不是又浪费了慈学一年的光阴吗?要不然我今年就办甲乙两个班，慈学来读乙班，你们寺院里还有几个不识字的一起来读书，都来读乙班。”

　　就这样在大醒法师的善巧安排下，我终于可以读书了，在太虚大师创办的汉口佛教女子研究部学习佛法，读的是乙班。我一生中对佛法有一点认识和理解，那时候在女子研究部学习，打下了一点基础。

　　佛教女子研究部的教学楼现在还保存着。我们学习了不到一个学期，太虚大师派大醒法师到宁波雪窦寺去当方丈，这个学校就停办了。

　　研究部停办后，看着这些青年学生没书读了，我的师父在栖隐寺又接着开了八敬学院，主要负责人有三个，我的师父德融法师、超荃法师、轮空法师，办了一学期后，超荃法师、轮空法师因诸多因缘相继离开了学院，太虚大师要我师父一人担当起来。师父当家平时寺务繁忙，不能分身，叫我的大师兄慈圆代管八敬学院的日常事务。

　　我师父是汉口八敬学院的创办人之一，学院就在我们寺院院子里，但是，自从我在女子研究部停学回寺院后，师父和大师兄根本就不让我去八敬学院读书，一定要我还是去当照客、做香灯、打杂。看到别人都能读书，唯独我不能，偷听的机会也没有了，心里好向往也好难过啊!

　　1937年正月，八敬学院要开学典礼，我师父请佛教正信会的董事们来参加，办了素斋饭请董事们吃，我是照客，招呼端茶倒水添饭。

　　那一天，正好遇到大醒法师，法舫法师也来了，在开学典礼会上，我给他们倒茶水，大醒法师问我说：慈学你来了?读书要好好的读啊!听他这样一问，我把嘴巴一翘，就哭起来了，摇摇头说：我是来给你们打把子，端茶倒水的，师父还是不让我读书，要我当照客。听我这样说，大醒法师说把你师父喊来，我来跟她讲。我三步两步跑去喊师父，师父问有什么事?我口里说不知道，其实心里蛮高兴的。

　　师父来了后，大醒法师说：德融师，你办八敬学院，培养青年人读书，你自己的徒弟不培养，以前你师父(太虚大师)还说这个娃有出息，他讲这话那时是32年，现在37年，你耽误她多少年了?5年了，太可惜了!让她来读书啊!寺院里的事可以多找几个人帮忙做。

　　听大醒法师这样说，师父连连答应说好，等客人吃完了饭，再让她回房去拿衣单到学院里来。法舫法师和大醒法师都说不行，你把衣单送到学院来，要她回房去拿，就拿不出来的，你寺院里那些知客们又把她留着做照客，不让她读书，可惜了啊!

　　就这样，在法舫法师和大醒法师的一再要求下，我师父真的当天就把我的衣单送到八敬学院来了。

　　我住到八敬学院里了，在那儿读书，特别的用心读，别人玩，我不玩，别人中午睡觉我也不睡觉，实在想睡就在桌子上趴一下，有时怕影响了别人，就躲在楼上平台去看书，总觉得我读书机会来之不易，要珍惜。

　　我这一生中，初闻佛法的因缘，比别人难。有机会闻佛法，两次都是大醒法师的成就，大醒法师的恩我报不完啊!

　　现在想起来，善知识常说佛法难闻，真的是难闻啊!

宣真

1941年我在汉阳归元寺受戒，得戒和尚是当时归元寺的方丈通林老和尚。
　　在我的出家经历中，我感觉到受戒比别人难。

　　解放前在湖北有规矩是年年传戒，基本上都是传冬戒。为了要多一些人来受戒，传戒的寺院上半年就到各处寺院去走走，主要是了解有没有要受戒的人，如果有就预约戒子来受戒。从我16岁剃头以后，年年有人到我们寺庙去接，我的师父就是不让我受戒，说我太小了，一定要到20岁才去受戒。

　　不知道为什么师父要这样，我看寺院里其它的小师父，一剃头就受戒，有的还是为了受戒才剃头，唯独只有我，剃头很久了也不让我受戒。

　　我们栖隐寺年年都有小师父去受戒，看到送别人去受戒，我就哭;再看到接别人受戒回来，我又要哭。还不敢当着人哭出声来，只能是偷着哭。

　　师父说要20岁受戒，在那等待的四年中，没等到去受戒，我的师父就圆寂了，那是日本人进武汉的第二年，我还只有十八九岁。

　　师父不在了，等于是失去了依靠。好在我十岁来栖隐寺出家，在师父身边渐渐长大，许多事情自己还能做，但是没有师父了，我还没有受戒，以后要受戒，那是很难的。

　　师父去世的第二年，寺院里又要送一批小师父去受戒，老纠察师父为了成就我去受戒，说我师父不在了，就叫我转拜她为师，马上就去受戒，我没有答应;我的师叔师伯们也是争相着来跟我说，送我去受戒，说师父不在了，她们就是我的师父。听到师叔师伯们说这一些话，我都不答应，回答她们说，出生一个父母，出家一个师父，师父死了，也是我的师父，我是不会再转拜师父的。她们就威胁说，不转拜师父就受不了戒。我就坚决地说，受不了戒，就不受，一定不转拜师父。

　　1941年，归元寺有冬戒。师父在世的时候，说我年纪小了不能受戒，现在20岁了可以受戒，师父又不在世了，我好想去受戒，谁来管我受戒的事呢?

　　按照师父生前的嘱咐，我20岁和师兄一起去受戒。春天的时候，归元寺到我们寺院来接了我们师兄二人，已经挑我们的被子去了。又看我功课熟，人也机灵，当时就定了：我受戒当沙弥头。

　　旧社会受戒是有规矩的，谁当沙弥头，是需要出双份的戒费，而且在戒堂里要打斋供众，最起码是两个上堂斋，要花好多的钱。

　　我要去受戒了，连师父也没有，还需要比别人多花几倍的钱，怎么办呢?

　　我的师父德融当家师，出生在汉阳的大户人家，出家前是家中的大小姐。师父的四哥孙惠卿，在清末民初，当过汉阳县的县长，家财田地广大。我师父出家后，她们家自然成为我们寺院的大护法了，大小用钱的事情都是她们家里来承担，师父能当家，也就是这个原因。

　　师父不在世了，我们兄弟二人要去受戒，当然也就是师父的俗家人能帮忙。师父的哥嫂特别好，听说我们要去受戒，还听说我要当沙弥头，为我们准备了受戒时的一切费用，亲自送我们兄弟二人去归元寺受戒，安好了单才回去。

　　后来听寺院里的师父们讲，归元寺一开始就选我受戒当沙弥头，就是看到我师父俗家的地位，拿得出钱来，否则的话，我是一定当不了沙弥头的。

　　我盼受戒盼了四年，终于盼来了受戒，心中特别的高兴;我师父的哥嫂亲自送我们去受戒，交完了所需要的一切费用，戒堂里选了我当沙弥头，又按规矩打了两个上堂斋。看到师父的俗家人这样为我们用钱，护持我们受戒，虽然师父不在世了，但师父在我们的心中仍然活着。

　　那个时候受戒时间很长，进堂到出堂前后要一个多月。“文ge”之后，现在受戒的时间改得很短了，只有十五天、或长一点二十天。一个多月的时间，一开始就教规矩，行礼仪，学梵呗……接下来受沙弥戒，受了之后条条学、条条背，然后受比丘尼戒、菩萨大戒都是一样，受了就学，就背，花的时间长，背不下来的，就是罚跪。大家都罚过跪的，不跪的是极少数。

　　受戒的生活，我感觉非常快乐，因为我当了沙弥头，还是有点小骄傲，总想去表现一下自己;师父的俗家人来为我供上堂斋，觉得是为我撑了天大的面子，好光荣的，现在想起来，真是好笑，太幼稚了!

　　受完沙弥戒后，客堂里通知我们全体新戒排班，一一核对登记时填表的详细资料，为填戒牒、印同戒录作准备。引礼师中由二师父负责，点到谁的名谁就上前去。我是沙弥头，一开始就是我，二师父问我，你师父是谁?我回答上德下融。又问怎么没见你师父来呀?我说师父往生了。二师父说师父往生了怎么能受戒呢?重新拜师父吧?我说师父往生了还是我的师父，怎么不能受戒呢?我再不拜师父了。

　　二师父听我这样说得很坚定，就缓和了一下口气跟我讲道理，说师父往生了，受戒是不得戒的。要不然你就拜我，我给个名字你受戒。听二师父这样说，他是引礼师，我不答应但又不敢做声，我不做声，他以为我答应了，就用毛笔在登记表上把我填写的师父名字涂抹了。我一看就急了，上前去把二师父正在涂抹的笔往上一拖，毛笔拖下来了，笔头上的墨汁抹到了二师父的手上。二师父看我这样，生气地照我脸上就是一巴掌，我哭起来，跑出客堂去找大师父评理。

　　见到大师父后，我只是哭还没说什么，大师父竟然哈哈大笑，原来是二师父打我的时候，手上的墨印在我的脸上，我的泪水流下来，最后弄成一个大黑脸，但我自己不知道，看不到自己。

　　大师父看我哭的难过，拿出一条巾，叫我到水龙头上洗干净了脸。我把事情的经过向大师父说了一遍，大师父听了也说师父往生了，要重新拜师父，不拜师父受戒不得戒。我说师父往生了，但还是我的师父，我受的是释迦牟尼佛的戒，那就拜释迦牟尼佛为师吧。

　　因为我坚持不重新拜师父，闹了客堂，又不答应二师父的要求，他们说我犯了戒规，不要我受戒。

　　这时候我好像从刚来受戒时的天堂，一下子掉到了地狱，心里难过极了。受不成戒了，怎么办呢?戒费也交了，戒堂里是不退的，花了师父俗家人那么多的钱，拿什么去还呢?我心里急得要死，恨不得找个洞钻进去。

　　得到不要我受戒的消息，我就睡在床上哭，不吃不喝。不能受戒，只能打算走了，一起来受戒的戒兄弟们看到我要走了，个个舍不得，劝我莫走，一起想办法。最后还是大师父出的主意，叫我去找我师父的俗家人。她们来了，去找得戒和尚，总算是让我不重新再拜师父，也让我受了大戒。

宣真

1941年的冬天，我在归元寺受了比丘尼菩萨大戒，还当了沙弥头。

　　受戒，对于每一个出家人来说，是一生中最大的事，也是一辈子应当记得的事。而我在归元寺受戒，有一些比别人更特殊的事，真的是一生难忘。

　　归元寺传戒，解放前一向以来是很有名的，也是清规最严的。当时曾经有人编了个顺口溜，这样的形容说：“归元寺的戒，一天八百拜，跪的青石板(地下)，睡的黄花菜(稻草)，吃的糙米饭，咽的臭腌菜。”可见在归元寺受戒，是非常辛苦的啊!

　　我到归元寺受戒，真实的感受到了规矩好严!去受戒首先是到客堂里登记挂单，跪在那里，头也不敢抬;知客师父来了，吓得真哆嗦;一听知客师父问话，脸就红了;回答的时候，声音只在喉咙管里，小到只有自己听得到。唉!去受戒怕那些师父们啊，真的是怕到心里去了。

　　旧社会归元寺受戒的时间一般有一个多月，每天要拜佛，按规定是800拜。一到晚上引礼师父就到大雄宝殿的佛前，点长长的三枝香，拜完了又来点; 拜佛的方式是戒子们集体拜，沙弥头负责打上下引磬，分东南单，一边唱一边拜，所以花的时候很多，每个晚上常常会拜到十一点左右再休息。

　　改革开放后，归元寺传了三次戒，昌明和尚慈悲，把这老规矩改了。这三次传戒，我都参加了，负责比丘尼新戒的引礼工作。看到新时代归元寺传戒，我想起了自己那时候在归元寺受戒的情形，也编了几句话来形容：“归元寺的戒，一天百八拜，跪的棕蒲团，睡的棉丝被，吃的白米饭，咽的上好菜”。我们旧社会受戒的800拜，改成了108拜，几乎拜佛就拜得很少了，受戒时间也比较短，差不多二十天左右就圆满了。

　　一般受戒的时候都是吃过堂饭，500多人一起受戒，一起过堂吃饭，因为人太多，斋堂小，一张桌子平时只能坐六个人，这时候硬是要挤下十个人，每天吃一餐饭，有时候挤得气都喘不过来。吃饭是不能讲话的，行堂师父来打饭菜，或用眼睛说话，或打手势，或用点头、摇头，表示要或是不要。行堂打了多少，就得吃完，一点也不能剩下。

　　每天吃饭都是我最担惊受怕的一桩事，没去受戒的时候，就听说过那时流行的歌谣：“一进归元门，纠察叫普仁，斋堂撒粒饭，一耳光打死人。”这是形容归元寺的规矩狠，吃饭掉了一粒饭、一根菜，都要拈到口里吃了，要不然被纠察普仁师父看到了，那是要打香板的。所以我们受戒的时候，吃饭也是一件辛苦的事。

　　旧社会归元寺受戒时间长，前后一个多月。还没有去的时候，就听许多老人们说，归元寺的师父们狠，特别受戒的引礼师父更是狠，有的人还形容引礼师父说：“大师父打，二师父骂，三师父拨梨壳，四师父揪耳朵”。等我真的到了归元寺受戒，看到四位引礼师父，个个都是高高大大的，我胆子小，见了师父们，脸就红了，不敢说话，有时候吓得直躲。

　　改革开放后，全国各地传戒，我参加归元寺的传戒，还参加了庐山东林寺果一法师主持的三次传戒，做引礼工作，那情形就不一样了，基本上是“大师父演清规、二师父讲戒律、三师父教念唱、四师父习威仪”，新时代传戒，引礼师父基本上不打人，可好的。

　　旧社会受戒，一定要背五堂功课和毗尼53咒，特别是归元寺受戒，那更是严格，背不了功课和毗尼53咒，那是不能进戒堂，也受不了戒的。

　　这53咒，就是从早上一睁眼到晚上脱鞋上床，一天生活中的许多事，穿衣吃饭，行住坐卧，都是要持咒子的。比如说眼睛一睁开，就要念“睡眠始窹，当愿众生，一切智觉，周顾十方。唵地利日哩莎诃(七遍)” 。

　　听到打钟，就念“愿此钟声超法界，铁围幽暗悉皆闻，闻尘清净证圆通，一切众生成正觉”。“闻钟声，烦恼轻，智慧长，菩提增。离地狱，出火坑，愿成佛，度众生。唵　伽啰帝耶　莎诃(三遍) ”。

　　起床后脚下床的时候，就念“从朝寅旦直至暮，一切众生自回护，若于足下伤其形，愿汝实时生净土。唵　逸帝律尼　莎诃(三遍)”。这是说从早上到晚上，我走路的话，一切众生自已要回避护念，假如我不小心，把你踩死了的话，希望你们和一切众生能往生净土。

　　甚至到了卫生间，仍然有咒，那就念“大小便时，当愿众生，弃贪嗔痴，蠲除罪法。唵　很鲁陀耶　莎诃(三遍) 　”。这上厕所的咒子，是叫我们学佛的人，要把贪嗔痴看作是大小便一样，一定要舍弃。

　　有佛法真是好，每念一个咒都是先利人再利已，所有的咒子中都有说当愿众生，修行就是为众生修啊!

　　我们要洗手，就念咒“以水盥掌，当愿众生，得清净手，受持佛法。”;喝茶漱口时，就念“漱口连心净，吻水百花香，三业恒清净，同佛往西方。”。这些咒多好啊!我受戒70多年了，53咒现在每天都还有三、四十个咒子在念。眼睛一睁开，心中的咒子自然而来，八识田中这种子种下去了。

　　记得受戒的时候考功课、背53咒，我还得了四筒饼子，想想也真有意义。

　　那一天考功课背毗尼53咒的时候，羯磨和尚在上面坐，引礼师父在两边坐，戒兄弟们都坐在地下，轮到我考了，就上前去跪在当中，我一口气背下来，53咒都背完了，台上的师父们好象还没有看清楚我，等我下来往回走的时候，羯磨和尚看我个头小说，这小伢背得好快呀!

　　归元寺求戒有个规矩，是这样的：沙弥头背下来了，是有奖的。奖的东西很多，都是归元寺的宝贝，用一个长方形的木盘装好，先供在佛前，里面有皇帝敕的玉印，皇帝敕的朝珠，好得很，那是大珍珠玛瑙啊!都是真正的，一大串放在里面;再就是大红祖衣，黄海青;还有小念佛珠，外加一个大如意、拂尘，另外就是四筒饼子，四筒芝麻饼子。

　　按戒堂的规矩，我是沙弥头，背了五堂功课，也背了毗尼53咒，是要得奖品的。羯磨和尚真的兑现，叫引礼师父带我上前去领条盘里的东西，我去了把条盘托起来，拿着就走，一路跑回住房，仔细地看这些奖品，都是宝贝!从来没有见过的，心里真的是高兴啊!

　　我求戒的时候只有二十岁，引礼师父和戒兄们都说我最调皮，又天真又不懂事。并不知道这一条盘东西是不能全部奖给我的。

　　引礼师父看我把那个条盘拿着就走，跑回住房了，几个师父跟着来要，说不能全部给我，应当要还回去，我听了哪里想还回去呢，哪一个人来要我都不把。还反问他们说，我背功课得的，为什么都要拿回去?师父们说这些宝贝，明年再传戒还要奉新戒用。我说你们这些师父传戒，教导我们不打妄语，那你们奖给我的东西，为什么又要回去呢?不是说奖的吗?你们哄骗我，是不是打了妄语呢?既然是我得的，为什么又要我还呢?

　　我就是不想还……哎呀!把他们问得没话答复。后来，四师父来要我不把，三师父来要也不把，二师父来要还是不把，最后大师父来要，我看不把不行了。大师父说，我把四筒饼子给你吃，其它的东西还给我，明年要传戒还要用。我说我今年求戒，明年又不来，你们师父们骗人啊!

　　大师父说，你呀，守规矩啊!你是沙弥头，你是最听话的，又是佛学院里来的，最懂道理的，嗨!他把蛮多高帽子给我戴，好!就还了所有的宝贝，我只得了四筒饼子。这是求戒时蛮有意义的一桩事，终身难忘啊!

　　受戒的时候，还发生了一桩有趣的事，想起来就好笑：一个月的受戒圆满后，最大的事，就是要给我们发戒牒、发同戒录。戒牒，同戒录要印刷，先要按登记薄核对号条。

　　有一天得戒和尚要我和另外的沙弥头，一起召集戒兄弟排队，500人一起排队，人太多了，从客堂一直排到大殿、到天王殿，都是新戒子。我正在负责排队，忽然看到有个戒兄头被打破了，正在流血。那时候到哪里去找止血药呢，我只好到大殿香炉里抓一把香灰，蒙在流血的地方，慢慢的血就不流了。

　　我一边为她涂香灰，一边问她头怎么破的?她说引礼师父打的。我说为什么打你?她说听到叫我的名字，我走到桌子前，去了就站着，二师父说问讯，我就回答说娘家姓王，婆家姓张，答完了二师父不说话就是一香板打来，我不知道二师父为什么打我，站在那里呆了。

　　等一下二师父又说问讯，我又大声音地回答了一遍，说娘家姓王，婆家姓张，还说我在师家面前不敢打妄语。说完了我看二师父更生气了，又是一香板再打来，我为了躲香板，身子一歪就倒地了，头碰到地下，我觉得好疼啊!然来已经流血了。

　　听她这么一说，我心里又好气又好笑，跟她讲你怎么这样回答呀，怪不得二师父打你的，他叫你问讯，就是叫你作揖，不是问你娘家姓、婆家姓。戒兄们听了，也都哭笑不得。

　　受完三坛大戒，快要出堂了。按照那时候的老规矩，受戒出堂是要烧戒疤的。烧之前，师兄们互相把头剃得光光的，用笔帽蘸墨，在头上预测好位置，画上整整齐齐的圈圈，然后用事前备好的氟碳香，加一点粘性东西，比如糯米桨、熟红枣、牙膏之类，混在一起粘到头上预测好的圈圈上，接着用一根香点火，一个个地在头上点着，慢慢地烧完了，就落在头上，成为一个疤痕，就是戒疤。

　　烧戒疤有烧369、12个的，这是看你发几个愿，就烧几个。有的人发愿9个，就烧9个，或是发愿6个，就烧6个。我发愿想烧12个，引礼师父看我个头小，长得又不高，怕我受不了，不让我烧12个。我硬是不答应，非要烧12个，最后怕引礼师父们管着我，不让烧12个，乘他们不注意，找了一个人少的地方，还是烧了12个，戒疤至今还在。

　　我烧戒疤的时候，跪在哪里一动不动，在旁边等候烧的戒兄们看着我烧，问我痛不痛，我说不痛。其实还是有点痛的，毕竟是血肉之躯嘛!特别是当香要烧完，落下去的时候，就像火燎一样，也像蚂蚁扎了一下，因为有毅力还是忍得住的。但是有的小戒兄还是疼得哭了。

　　当时有一个最小的戒兄，他叫果祥，只有八岁，引礼师父只给他烧3个戒疤。他受戒的时候小，但很机灵，当了得戒和尚的侍者，十年之后，他十八岁，在归元寺通过三次抓阄，当了方丈和尚，这在归元寺寺志上有记载，历史上有的。

　　烧戒疤的时候，有一个人，我一生难忘，就是我的师兄慈真师。

　　我们烧戒疤的时候用的都是氟碳香，引礼们事前准备好了的，她烧戒疤的时候，她不要氟碳香，自己去用平时供佛用的粗香，找人帮忙点着了，因为这是生香，烧得很慢。

　　香点著后慈真师兄跪在哪里，突然间就倒地了。戒兄们看她烧戒疤倒地了，有人就说：你这个师兄活不久了的，我当时听了还不以为然。真的，到了第二年的冬天，她就得了肺病，旧社会叫百日痨，从起病到死，前后只有100天。

　　那一年正是日本人打到了武汉，到处丢炸弹，我们住在汉口，是重难区，只好到处躲炸弹。但是日本人丢炸弹不丢汉阳。眼看着慈真师兄不行了，我们就用担架抬着她，想抬到归元寺去躲藏一下，没过几天就死了。

　　师兄走了后，我总在想：师兄怎么倒下去了呢?为什么别人说她活不久的，真的她就死呢?哎!这桩事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想明白。

　　受戒几十年了，许多人问我，为什么要烧戒疤呀?有什么含义吗?

　　烧戒疤，佛陀在世时，并没有这样的规定，印度佛教也没有这个事。烧戒疤是我们中国佛教有的，最初是缘起于元代初年，有一位志德和尚(1235— 1322年)曾受到元朝皇帝忽必烈的尊重。他在天禧寺主持传戒时，规定受戒的人，都必须用香火灼烧头顶和手指，以显示虔诚信佛的决心，这是出家人烧戒疤的开始。

　　烧戒疤又叫燃顶供佛，又称为点“戒疤”，因为是受戒的时候烧的所以叫“戒疤”，这是汉传佛教的一种标记，代表着出家人，已经受了大戒，表明用自己的身体来供养佛。

　　烧戒疤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受戒的人对三宝的信心，对佛法的恭敬供养心，也代表了我们出家人终身献身佛教的誓愿。

　　在《大佛顶首楞严经》卷六，有这样一段经文说：“其有比丘发心决定修三摩地，能于如来形像之前，身燃一灯，烧一指，及于身上爇一香炷，我说是人无始宿债一时酬毕。”这是说燃顶供佛可以消除业障。

　　当然，烧戒疤只是汉传佛教的特色，改革开放落实宗教政策，佛教恢复传戒以后，1983年12月，在中国佛教协会理事扩大会议上，作出了《关于汉族佛教寺庙剃度传戒问题的决议》。决议中说：受戒时在受戒人头顶烧戒疤的做法“并非佛教原有的仪制，因有损身体健康，今后一律废止”。从那以后，烧戒疤的事，对于新受戒出家人基本上就废止了!

　　也有人问我，受戒的地方，叫忏悔堂，受戒的时候拜不拜忏呢?想想那时候受戒，基本上没有拜忏，都是拜佛，以拜佛来代替拜忏，代替忏悔。

　　还有人问我，你们受戒好苦啊，受得了吗?为什么要吃苦呢?我说旧社会受戒真的是很苦，睡稻草，跪石板，喝米汤，吃糙米，咽臭腌菜……哪一样都是现在的人想象不到的，但是我们受过了，并没有感觉到苦，更没有因为苦而不受戒。

　　因为佛法讲，吃苦是了苦，修行不吃苦，怎么能成佛呢?哪里有坐享其成的呢?世间人不是讲了吗，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啊!

宣真

1937年7月7日，以卢沟桥事变的发生为导火线，日本人对我国疯狂进攻，发动一场惨无人道的侵略战争，战火的硝烟染污了我们祖国大好的河山，也染污了佛门清修的境界;战争给我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zai 难，也给我们出家人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日本人所到之处，明目张胆地杀人放火，残忍连妊娠与小孩都不放过，甚至是佛门圣地也随意践踏。我生不逢时，生活在那zai 难深重的年代，亲身经历也饱尝了战争的恐慌和摧残，真是永生难忘!

　　日本人侵略中国的铁蹄很快践踏到了中原，战火的硝烟迅速蔓延到了武汉。我们每天都能看到日本人的飞机在武汉三镇的空中盘旋，有时候突然间飞机从空中扔出几个黑乎乎的东西下来，落到地面的时候火光四起。后来听大人们说，那黑乎乎的东西叫炸弹，落到地面爆炸时震得人耳朵发聋，接着就倒下一大片房屋。老百姓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苦不堪言!

　　那时候我只有十六岁多，正在太虚大师创办的武昌佛学院女众部(八敬学院)读书。佛学院的房子是一个大资本家捐的，房子好高大，一口檐的，在当时要算得上是顶好的房子了。

　　那位大资本家捐这栋房子的时候，太虚法师原本打算是修养老院的，后来汉口佛教正信会创办的女子佛学研究部刚刚停办了，太虚大师想借武昌佛学院的力量，办佛学院的女众部培养比丘尼，就把那栋房子改为办佛学院用，起名为八敬学院，期待比丘尼能行持八敬法，让正法久住。

　　八敬学院在汉口王家墩，那时候是郊区，周边都是菜农，离城市中心蛮远的，附近是王家墩飞机场。日本人侵略武汉的时候，每天用飞机向地面丢炸弹，就是想炸掉这个飞机场，我们佛学院跟飞机场蛮近的，住在那样的地方，哪里能安心读书啊!

　　为了预防日本人轰炸，武汉抗日军团组织了大量的空军保护老百姓，发现飞机要来，就紧急拉响警报，提醒市民躲避。

　　小时候我不懂事，不晓得战争和炸弹的危害性，听到拉了警报，就知道是有飞机要来了，不仅不去躲还好奇，心里想到要去看看飞机是个什么模样，一个人总是偷偷地往楼顶上跑，为看飞机跑上楼去了好几回，但总是被发现，被赶着下来了，一回也没有看到飞机，为这事还挨了一回打的。

　　日本人的侵略一刻也没有停止，时刻都在发生，抗日军团的反击也时刻没有松懈。

　　记得当时是夏季，我们八敬学院正好在举行三个月的结夏安居。因为飞机场附近经常丢炸弹很危险，法师们说只好作法移居，让大家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学生们都要回到自己的寺院去，特别是城市中心的寺院，比较安全，因为城市中心日本人是不丢炸弹的。

　　同学们差不多都准备要走了，但我不肯走。我想的是要在佛学院读书。为了来读书费了好大的周折，找了一些人说好话要求，我师父才让我来的。现在如果回到栖隐寺去，我的师父一定又要叫我继续去当照客，做杂事。想到战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开学，即使开学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希望再来读书。

　　正好当时有个因缘让我有借口可以留下来了，就是寺院里有个瞎子婆婆，双目不见，办佛学院的时候装修这栋房子，她把自己所有的钱都送到庙里了，听说是出过蛮多钱的，做了蛮大的功德。当时寺院就承诺她在寺院养老送终，她也就指望着这一生的后事都由庙里管。

　　瞎子婆婆一个人无儿无女的，也根本就没有一个可以托付的人照顾她。她的钱已经交到庙里了，哪里想到遇到这残酷的战争呢?她现在既没有可以投靠的亲友，又没有人照顾她。我本来是不想回到师父那里去，就借口说留下来照顾她，陪伴这个瞎子婆婆。法师们听我这样说，也就同意我留下来。

　　就这样我被留下来呆在佛学院，最高兴的是寺院里清净、有佛菩萨，还可以看书学习。但是平时很多人住在一起读书的佛学院里，宽大的寺院里，一下子看不到人了，说实在的我心里还是蛮虚的。特别是看到我们栖隐寺来上佛学院的几个师兄弟们都回去了，心里更是不好受，还担心怕她们回去了，师父看我没回去，既怕师父生气，又怕师兄们回去说七说八的，总而言之我心里蛮复杂的。

　　同学们都走了，我收拾了一个合适的房间与瞎子婆婆住到了一起，一方面是有个伴可以互相照应，另一方面说真的那么大的地方，特别是到了夜晚，我好害怕啊!

　　在佛学院附近有许多的抗战空军，飞机来了他们就负责拉警报，每次警报响过之后，我就赶紧牵着瞎子婆婆往外走，找地方躲。有一天正牵着老人家往外走，竟然被一位军官看到了，这位军官就对手下人说，看这个小师父牵个瞎子婆婆蛮可怜的，你们要想办法给她们弄个防空洞安住下来，不要跑出跑进的，这样好危险的!

　　栖隐寺的同学们回去后，我的师父看我没回去，问明了原因，师父就不放心，叫我大师兄来接我回去。我想我是可以回去的，但我要是走了，这瞎子婆婆怎么办呢?我答应了法师们的，说留下来照顾她，就应该守信用，那是一定不能丢下她，自己一个人走的;想到这里的种种危险，又想到她孤独一人，怎么生存呢? 生活起居都很困难……想来想去，我决定还是留下来，照顾这个可怜的瞎子婆婆吧!

　　我的大师兄看我坚决不肯回去，也看到瞎子婆婆实在可怜，没人照顾，就找了一个种菜园的爹爹，在菜地的埂上挖了个洞，刚好能够容得下两个人的一个洞。洞的上面放了一些菜地里用的木板、柴禾搁住，支撑起来，还在上面放了两棵树压着。

　　这个洞就给我和瞎子婆婆当防空洞用，警报拉响了，我就赶紧牵着老人家到防空洞躲避一下。听到飞机嗡嗡地飞过去以后，我又牵着老人家回到佛学院来。

　　像这样每天躲飞机丢炸弹的日子过了很久，还是那个空军军官，同情我和瞎子婆婆的处境。有一天亲自来佛学院，关心地跟我说，小师父你们不要去那个防空洞了，很危险的，一阵大风雨就能淋倒的那些木板柴禾架子，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还能躲得过炸弹吗?以后他就叫他手下的军人们来，要我和瞎子婆婆一起到他们军人的防空洞去住。

　　军人们的防空洞好大的，抗日军团里的军人都住在那里。军人们都不是武汉本地人，也没有带家眷，在军团里头有好多女子，那些女子用现在的话说就叫三陪女吧，整天陪侍那些军人享受，在那样危险的环境里，还有心思花天酒地、跳舞唱歌、及时行乐。

　　那时我年龄不大，在寺院里呆久了，整天陪伴青灯古佛，看不惯他们吃喝玩乐，更看不惯他们轻薄的行为，总是把老人家送进去了后，自己就跑出来，飞机不丢炸弹了，再进去接瞎子婆婆回佛学院的房间来。

　　那样战火纷飞的环境，真是好难啊!出家人就更难了!国难当头，教难深重!

　　在这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在延安通电全国，要求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保家卫国，一致抗日。

　　我们的佛教领袖圆瑛法师、太虚大师极积响应毛主席在延安的号召，带头主张抗日救亡。

　　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时候，太虚大师正在庐山东林寺专心著述，但大师忧国忧教，于1937年7月16日在庐山通电全国佛教界，号召佛教界应该积极做好准备，应对这场劫难;号召佛教徒，要团结起来，极积投身抗日救亡中去。

　　太虚大师的电文后来刊发在《海潮音》第十八卷八月号(1937年8月出版于武昌)，电文大意这样说：

　　兹值我国或东亚或全球大难临头，我等均应本佛慈悲：

　　1、恳切修持佛法，以祈祷侵略国止息凶暴，确保人类和平。

　　2、于政府统一指挥之下，准备奋勇护国。

　　3、练习后防工作，如救护伤兵，收容难民，掩埋死亡，灌输民众防空防毒等战时常识诸项。

　　电文最后说“各各随宜尽力为要”!

　　我体会太虚大师电文的意思，第一条是恳切希望佛弟子：国难当头要修持佛法，倡导和平，不忘佛弟子的本分事，以大智慧观缘起，以大慈悲解灾免难。

　　第二条是希望佛弟子：要服从政府统一指挥，团结起来奋勇护国。

　　第三条是希望佛弟子要做到：修行不忘国难，要投身抗日救国，救死扶伤，即使不能上前线也要做好后勤保障、服务、宣传等工作。

　　1938年7月太虚大师指示汉口佛教正信会举行祈祷世界和平七七(49天)法会，为国家祈福消灾，为人民祈福消灾!

　　从太虚大师的主张，特别是电文的三条主要内容，可以看得出太虚大师的菩萨情怀和佛子本色!

　　日本人侵略时期，汉口成为重灾区，佛教界的领袖和大德法师们，极积响应圆瑛法师、太虚大师的号召，积极抗日。汉口佛教正信会李基鸿会长和罗奉僧、钟益亭副会长等人组成救护队投身抗日。李基鸿等居士还集资购棺木、买担架、雇劳力，组织一切力量抗战，真正显示了佛教牺牲小家、保卫国家的菩萨心肠。

　　三佛寺的大鑫和尚，后来是宝通寺的方丈，把三佛寺的青年比丘组织起来，成立了武汉佛教抗日救护队;归元寺、宝通寺都相继组织了青年比丘，参加武汉佛教抗日救护队。这个救护队最后挑选了一百多位身体强壮的比丘大僧参加，汉口香山寺的海镜大和尚是救护队队长，亲自带队与抗日军团的军人们一起上前线支援抗日，佛教界的僧人为抗日、为保护家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我们栖隐寺在六渡桥，是武汉的中心，属于比丘尼道场，考虑到比丘尼不方便参加抗日救护队上前线去，就组织成立了一个抗日护理队，负责护理战场上退下来的伤员。我师父把汉口红十字会的医生、护士请到寺院里来，教中青年师父们学习护理知识，演习包扎伤员。

　　那时我还比较小，只有十六岁多，师父们演习包扎伤员的时候，就把我当作伤员作试验，让我躺在木板上，在我的身体上演习包扎。一天下来要在身上缠好几次的绷带，拆了缠，缠了拆，反复地做试验。

　　我好不懂事，看他们这样折腾我，心里不耐烦，很生气，说你们光缠我一个人，应该换个人来缠。他们说你身体瘦个子小，好缠些，他们还教育我，说出家人要听话，要爱国……

　　日本人在武汉丢炸弹，炸死了不少的人。佛教正信会的李基鸿(子宽)理事长，遵从太虚大师指示，号召武汉四众，启建仁王护国法会，他发慈悲心做了上千副的棺材，把我们栖隐寺的大殿都堆满了，过道上也放满了棺材。救护队里的人都是随叫随到，只要发现有人被炸死了，就帮忙收尸体，装进棺材抬到我们栖隐寺的殡仪馆来准备火化。只要是抬了人来，我的师父安排栖隐寺的师父们，为炸死了的人擦洗身体后再火化，并安排师父在殡仪馆，整天轮班为死人诵经作超度。

　　日本人的飞机不停地往地面丢炸弹，经常有人被炸弹炸死了，只要是救护队的人发现了，就会装进棺材抬到栖隐寺来，我们寺院的师父们没日没夜地守在殡仪馆诵经。有一次我连续熬了三个夜班，实在困了倒在地上就睡着了，他们叫醒我的时候，我一看睡在死人的尸体上，吓得半死，回来后发烧好几天。想起这些，日本人真是惨无人道，害死了多少无辜的中国人啊!

　　听救护队的师父们说，他们收尸的时候，有时收到的死人，离栖隐寺的殡仪馆太远了，实在抬不回来，只好抬到附近的郊区去挖个土坑埋了，遇到紧急情况警报一拉，炸得很厉害，就先躲起来，炸过之后再抬走。

　　师父们还说，抬死人去埋的时候，时间紧迫又怕炸弹来，只能挖得很浅，刚好把死人埋进去，盖上一层薄土就算了。

　　极为悲惨的是到了后来棺材越来越少，敌机轰炸次数越来越多，被炸死的人也是越来越多，眼看着棺材快没有了，到最后只得将死尸无头的、缺胳膊的、少腿的合起来装进一幅棺村，以装满(其实无一整尸)为原则，送到郊区掩埋。

　　战乱的年代，到处都是狗子，这些狗子大部分都是资本家养的。因为战乱，资本家们有钱，为了保命就自己先跑路了，丢下这些狗就成了野狗。野狗没人管，也没有吃的，饿极了就去吃人的尸体，郊外埋死人的地方，基本上成了野狗的餐厅，想起来很可怕，惨不忍睹!

　　八年抗战武汉沦陷七年，武汉三镇惨遭日本帝国主义者铁蹄的蹂躏，侵略者的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日本人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面对横行霸道的日本人，不屈不挠的武汉人民以及佛教界、广大佛教徒，积极投身到全民抗战运动中，极大地彰显了爱国抗日的满腔热忱。

　　让我记忆最为深刻的一件事，就是日本人侵略武汉的时候，经常去动员武汉三镇各大丛林寺院的诸山长老们，企图成立一个由长老们出面牵头的、实为日本僧人领导组成的所谓“东亚佛教会”或“日中友好佛教联合会”。

　　但是，日本的诡计，武汉三镇的高僧大德们哪里肯服从!如归元寺的通林、续莲，宝通寺的问贤、博雅、源成等;莲溪寺的体空、东昌等，古德寺的龙波、仁玉等，;三佛寺的大鑫方丈等，这些大德方丈们私下约定好，异口同声地表态，说我们出家的目的是为了要“了生死、成佛道”!修行要超出三界，脱离轮回，必须闭门苦修。既然割爱辞亲遁入空门，成立个什么会，加入个什么组织，不在出家修行之内，一定会影响修持的……师父们拿这些话为借口，智慧地谢绝了日本人的要求，避免了佛教受日本人的控制，使日本人不可告人的目的未能得逞。

　　武汉佛教界的前辈们，在抗日战争中不但保持了民族气节，也保持了僧格，更可贵的是保持了国格，在残酷的抗日战争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普见

1932年，我十岁五个月的时候，得了童子痨病，就是肺结核，在那个年代是相当不好治的病。我的母亲带我看了好多医生，医生们除了看病之外，都会说出一个大至相同的话：得了这个病是治不好的，迟早都会死，还叫我母亲早一点准备一口棺材。
　　但母亲并不把医生的话当真，心中总揣着一线希望能够治好，为我四处求医治病，但真的是无药能治，终日不见好转。无奈之下，母亲只好送我到了汉口清济寺，一方面想尽心竭力地求佛菩萨的神灵，一方面也确实是无医可治，没有办法的办法。可奇怪的是我在寺院住下来后，童子痨却不治而痊愈了。

　　出家八十多年来，我常常回忆起自己出家时的种种现象，总认为得了这个病，大概就是我的出家因缘吧。

　　我病好了后，就在清济寺住下来了，也打算就在这里出家，还拜了一个师父，但是这个师父当时并没有剃头。

　　师父收了八个徒弟，我是最小的。师父没有剃头，没有正式出家，我们八个徒弟也都没剃头。其中二师兄是中年来庙里的，她结婚以后，生了两个儿子，都得病死了，因为这桩事她受了刺激，得了神经病。诊好了一些，她的家人就把她送到庙里来了。毕竟她是得过神经病的人，虽然好了但还是经常发病。

　　那时候我只有10岁多，梳头，洗澡都不太会，又曾经生过一场大病，身体比较虚弱，而且特别矮小，师父就要她负责招呼我。二师兄正常的时候，她好我也好;她不正常的时候，就该我受罪。神经病要是发了，想起她的儿子来，就抱着我哭，把我当作她的儿子，又喊又叫;生气的时候，把我当出气筒，有时揪着我打，我吓得直喊直哭，身上常常被她揪青了。

　　在清济寺住了几个月后，我拜的那个师父死了。我大姑看我没师父了，又太小了没人照顾，就到清济寺把我领出去，送到汉口六渡桥的栖隐寺，拜了当家德融师父，在栖隐寺我出家了。

　　当时的栖隐寺是挂了钟板的丛林，也是武汉市比较有规模的女众寺院，常住挂单的出家师父很多，也经常有人来这里发心出家。凡是来栖隐寺发心出家的人，师父都会接收，一般都会选在菩萨圣诞吉祥日剃度。经常有人来栖隐寺出家，也经常有人剃头，看到别人剃度，我也想剃头，但师父总是不答应为我剃。

　　记得我十五的那一年，来栖隐寺好几年了，功课全部学会了，师父还不为我剃度。眼看又到了菩萨的圣诞日，听说又有人要剃度，已经在客堂里交了剃头普佛钱，这一次我心里想跟着别人一起剃。

　　晚上我就到师父房间去，求师父想要剃度，见师父已经睡了，就跪在师父的床头，跟师父说：师父慈悲，弟子想出家，成就弟子明天也剃度。师父听我说要剃度，就转过身向里边睡，把背心对着我，不说话。我看师父不说话，心里想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呢?

　　师父也不叫我起来，我就只好一直跪在那里。不知跪了多久，师父翻过身来，问我几点钟，我说11点，师父说你这小的孩子想剃度，别做梦!起来回去睡觉，明天早上还要上殿呢……

　　我看师父不答应，心里凉了;跪久了的腿趴下来，半天都起不来，好不容易起来后哭着回到房间，倒在床上睡着哭，哭到睡着了还在抽泣。

　　同房住的二师兄看到我哭泣着想剃度，就拿出剃刀来跟我剃，叫我莫哭。真的把脑壳后面的头发都剃了，留下前面的头发，不敢剃光。

　　就这样我的头被二师兄剃了一半，前边没有剃的头发长，挡着剃了的，不注意的时候，看不到后脑壳剃了的，但走路的时候，有时一跑一跳就露出了后面的光脑壳。有一天不小心被师父看到了，一问这是谁干的?我只好如实的回答说是二师兄。这下可不得了了，连累二师兄挨骂又挨打，师父还要二师兄到大殿去跪香。

　　师父非常生气，打了骂了二师兄后，要她把我的头发接起来，说我丢人显眼。没办法，二师兄只好用墨水把我剃了的头皮都涂黑，涂上去的墨水流下来，把我的褂子也染黑了，师父看到后又打她。

　　看到二师兄，因为我的事被师父打骂，我吓得躲在远远的地方看、流眼泪，心里好难过，也很可怜她。从此再也不敢跟人说我想剃头的事了。

　　但是在我的心中，却是非常非常想剃头，想出家。

　　第二年我16岁，终于剃度出家了，想起这件事，真的是因缘不可思议。



　　事情是这样的，五台山有一位老和尚，当时有84岁，他发心朝拜峨眉山，从五台山下来路过武汉。那时候太虚大师在武汉弘法，创办的佛教正信会里有很多大居士，商界政界的都有，还有的居士他们自己就是轮船公司的老板。太虚大师要求这些居士们护持佛法，老板们经济比较富裕的，就送一些船票车票给佛教正信会，供养出家人，方便他们去朝拜九华山、峨眉山，不用到车站码头去亲自买票，车票船票都放在正信会。那些上下朝山的出家人都可以到正信会去拿票。

　　这位五台山来的老和尚，到了汉口后，想乘船到成都去朝拜峨眉山，听说太虚大师的正信会拿得到票，就来到正信会，船票是拿到了，但要再等三天才能走。

　　正信会的居士们非常好，看老和尚84岁的年纪，老人家要在武汉等三天时间才能去朝拜，担心他的吃住，把他送到哪里去呢?

　　当然也不敢贸然地请老和尚到哪里去住，首先去问他说，您老人家武汉有熟人吗?老和尚说我在五台山，一个人住了几十年的山洞，在五台山都没有一个熟人，更何况这里，哪里会有熟人呢?

　　正信会的居士们对老和尚说，因为轮船来回一趟要一个星期，三天三夜后轮船才能从四川下来，离开船的时间还早，必须等几天。您老人家在这里没有熟人，就要找个地方住几天，

　　老和尚说不要紧，我是个住惯了山洞的人，不怕没地方住，我到趸船上坐3天3夜，不就行了吗?

　　居士们很慈悲，听老和尚说到趸船上坐3天3夜，心想那肯定不行，这么大的年纪，白天坐还不要紧，万一晚上坐着被江风吹凉了，伤风感冒的，那可就麻烦了。

　　居士们就一起商量说，还是住在寺院里方便，而我们寺院跟正信会隔壁，又近又最方便……就这样大家商量了一下，就把老和尚送到我们栖隐寺来了。

　　老和尚住在我们栖隐寺的这几天，我的师父要我给他当侍者，说是老和尚有什么需要的，好叫我跑跑腿。

　　老和尚看到我跟前跑后的，也蛮高兴，天天告诉我打坐。我师父还叫一些小沙弥尼来跟着老和尚学打坐，几个晚上，老和尚都是打坐，不倒单。

　　第二天，老和尚听说汉口唐家墩广讲寺里有一位惟宽老法师道德高尚，修行蛮好，而且还有神通，就想去拜会惟宽老法师，我师父要我陪同老和尚一起去。

　　要出门的时候，我身上都没有一件好衣服穿，师父看我穿的破衣服，就说衣服太破了不行，穿出去见不得人，要正信会的居士们拿了一件桃红色旗袍来，要我穿着出门，我一看是个桃红色，马上说我才不穿红衣服哩，红衣服是女孩子穿的。师父说你不也是女孩子吗?我说我是女孩子，但我是要出家的女孩子，我就是不爱穿红色衣服的。师父看我犟着不穿，后来重新选了一件素雅色的旗袍，要我穿著出门陪老和尚到广讲寺去。

　　去了唐家墩广讲寺，到客堂去顶礼，才知道那时候惟宽老法师正在闭关，说明了来意后，经护关的侍者通报，就请五台山的老和尚到关房里面去了，他们在关房里，可能谈的很投机，我记得谈话的时间很久才出来。

　　陪同老和尚回来的路上，我就把自己想剃度的事情讲给老和尚听。我跟老和尚说说，我欠(想)剃头啊!但师父从来都不让我剃。如果师父真的不给我剃的话，我就跟着去您那个山上，我也去住山洞，我去了跟您做侍者。

　　老和尚说我的山洞只能住一个人，你去了我就住不下了。还说你一个女孩子，还带着头发，我是个出家人，带着你住在一起，怎么样也不方便。

　　我一个劲的求老和尚，要他把我带去剃度出家。我说你的山洞小，我可以跟您把山洞爬(趴)大一些，只要能剃度，可以出家就好。老和尚看我苦苦哀求，把我前额的头发趴起来看了看说：小姑娘，你可以出家，但不能住山，你不是住山的命，还说你出家了，将来一定要做大事的。

　　我说要做什么大事呢?帐子应该很大的吧，昨天我给师父洗帐子，洗一床帐子，挨了三次打。

　　第一次挨打，是因为我洗的时候没有打肥皂;

　　第二次挨打，是因为打了肥皂，没有透干净，就晒上去，流了肥皂沫子出来，被师父看到了;

　　第三次挨打，是因为把账子晒在殿堂前面，有佛菩萨的地方，是一定不应该晒的。

　　我问老和尚，我以后要做什么样的大事呢?还有比帐子更大的事吗?我洗一床帐子的事，都做不了，挨了三次打，我不敢相信自己还能做什么大事。

　　正好那一天是我师父俗家哥哥的生日，师父家里的人都信佛，做生日祈福，请了法师在武昌莲溪寺讲药师经，我师父也到武昌听经去了。

　　我们回到寺院后，师父还没有回来，很多人都围着老和尚听开示。老和尚突然问谁有剃头刀，大家都说没有，但师父的嫂子说今天买了个新剪刀，老和尚就叫她去把剪刀拿来。接着又问说，慈学的师父回来了没?大家说已经晚上十点多钟，师父可能回来了。

　　听说师父可能回来了，老和尚叫我说，慈学你去给你师父磕三个头，不说做什么。我心里想到底是要做什么呢?我自己也并不知道，白天里我跟老和尚说欠剃度，是不是我剃头的机会来了呢?

　　我们一群人聚集在大殿的右边，师父的房在大殿左边，我绕了一个圈，到了师父房间，在那儿跟师父磕三个头，师父问我为什么磕头?我说老和尚叫我磕的，不知道为什么。

　　磕完头起身就回到老和尚这里来，我跪在那儿，老和尚就把我的头发用剪刀剪了，剪得长短不一。还没有完全剪完，我师父来了，看到老和尚这样，没开口问可能心里也明白，老和尚这是想为我剃度，就对老和尚说，我还没打算跟她剃头，又没有钱给她做衣服呀!现今日本人来了，社会很乱，庙里没有收入，经常打饿七，她太小了，饿得直哭，等她以后大一点再剃，看你把头发剪得这样乱，怎么办呢?

　　师父又说您想给慈学剃度，先要跟我说一声，哪有晚上剃度的呢?我现在拜普佛也来不及，普佛钱也没有准备……?

　　老和尚没等师父说完，就说：什么也不要准备了，因为这个娃前生挡了别人出家，今生剃度出家很难。如果她今天不剃头，今生都不能剃头!12点过了就剃不成的，来不及了，明天拜普佛剃都不行!

　　老和尚还说，我给她剃度不要钱!不要钱!剃了就好!

　　老和尚不停地说，她前世挡了别人出家的善路，今生出家这么难，一切都是因果啊!

　　听老和尚这样一说，我师父不让剃已经不行了，也就再也不作声了。眼看着老和尚硬是在十二点前把我的头剃了，我非常欢喜、非常高兴。

　　剃度当天的晚上，我做了一个梦，迷迷糊糊地梦见了一个狗熊，床有多长，狗熊有多长。狗熊往床上来，压住了我的右手，我用左手去推它，不但没有推开，它反倒用口把我的无名指吸进去了，我念南无观音菩萨，念着念着念醒了。

　　早上起来以后，我左手的无名指莫名其妙地就破皮流血了，慢慢地腐烂，很长时间脓和血分不清地流。

　　几十年了，我这个手指头烂成这个样子，少了半节。

　　三天以后，老和尚要走了，我去送老和尚。等船的时候，我把梦的情形讲给老和尚听，又把化脓流血的手指伸给老和尚看，问老和尚说这是什么因果呢?

　　老和尚说我前生挡别人出家的善根，结了恶缘，今生来出家，业缘找来了，流脓流血是还报受罪的。

　　听了老和尚的话，想起我的剃度因缘，怪不得经历了那么多的艰难都剃不成的，幸亏这位老和尚从五台山来武汉，成就了我剃度的殊胜因缘。

　　我总在想，五台山的老和尚，可能就是菩萨特地派来为我剃度的吧!

　　我出家以后从小就觉得剃度难、因果狠。长大成人了，每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从因果上想。

　　因果真实不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