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的冬天，我在汉阳归元寺受了比丘尼菩萨大戒，得戒和尚是当时归元寺的方丈通林老和尚。
解放前出家人受戒，比丘和比丘尼都是同堂受戒，那一年一起受戒的共有五百多位戒兄，第一次和这么多的戒兄弟们在一起，上殿过堂，学习生活了一个月，感觉十分新鲜，特别殊胜，格外法喜!在心中留下了一辈子的印象，至今难忘。
受戒圆满后，离开戒堂，回到栖隐寺。按照佛门的规矩，出了戒堂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向自己的剃度师父顶礼谢戒。但我的师父已经去世了，没有师父接受我谢戒，这个时候我心中好难过，特别的想念师父。
没有师父，我就对着师父的相片，就当师父还活着，就在眼前一样。按照在戒堂里引礼师父教导的仪轨，首先在师父相前展大具，至诚地向师父顶礼三拜，感谢师父成就我剃度受戒之恩;又在师父相前长跪合掌，恭敬地捧起戒牒，顶在额头上，心中恳切地请师父查验戒牒，许久才站起身来。
我受戒前后正是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战争的残酷，蔓延到了武汉，人民的生活极度困难，老百姓都处在水深火热当中，饿死冻死，病了没钱诊，死了无人埋的现象很多，沿路有冻死骨，都是真实的事。
因为老百姓的生活困难，寺院里的生活就更不用说了。当时武汉一些有钱的大居士都跑到重庆躲避战争去了，我师父家里的人一直是护持我们寺院的，但师父去世久了，又遇到抗日战争，师父家里的人也慢慢少了供养，寺院里常常吃了上餐愁下餐，日子一天比一天紧张。
由于这些内外的因缘，我们栖隐寺的生活，真的到了揭不开锅盖的时候了。没有吃的，当家师父只有叫大家打饿七念佛。日本人投降以后，遇到开不了火的时候，我们栖隐寺也是打饿七念佛。师父们以这样修行的方式应对饥饿，是希望以打饿七念佛，用佛法来安顿身心，转移心中的境界。
我那个时候还小，不太懂事，一遇到打饿七，几天见不到粮食，感觉太苦、太难熬了。实在忍不住的时候，饿得慌，还饿得哭。记得有一次正在打饿七当中，大众师父们一起念佛，可能是我太饿了，不小心哭出声来。当家师父看到我哭，走过来就打我两巴掌，说我哭动了别人的心念，还嘱咐我说再要哭，就回房间去，在被子里躲藏着哭。有时候实在太饿了，没办法只能喝杯白开水。
好在这样的生活不是太长，打饿七念佛，会感应到居士送一些粮食来，就可以解七，恢复到平时清淡的生活，一天两餐，至少不会饿肚子。
旧社会出家人生活很苦。寺院主要的经济来源，是依靠经忏佛事，没有经忏佛事，就没有收入。隔壁的佛教正信会，是太虚大师在武汉创办的居士共修道场，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都打七念佛共修，我们寺院里的师父们常常去那里参加打七，赚一点钱作零用，解决手头上的暂时困难。但这样有钱赚的事，不是每一个人每次都能去参加的，寺院里要排班，轮到谁谁就去，轮到我去我总是特别高兴，有一点钱赚，手头要宽厚些，想买点什么不会发愁。
我们栖隐寺在汉口繁华的六渡桥，一向经商的人多，汉正街更是生意人多，有钱的人也比较多。栖隐寺的经忏佛事天天都有，七个人一班，不是念经就是拜忏，有时翻排(即做两班佛事)，有时晚殿还要再加一堂普佛，总有念不完的经。那时候我二十多岁，年纪轻，身体好，每天念经，声音洪亮，从不嘶哑，跟我同一班念经的其他师父们，都愿意跟我在一个班，因为我念经肯出声音，不怕吃亏。
在栖隐寺的旁边，有一个殡仪馆，是抗日战争前，太虚大师来武汉弘法，在汉口创建佛教正信会的时候，正信会的第一届会长王森甫负责修建的，汉口的居民去世了都在这里火化。有些佛教徒的亲人眷属去世了，送来这里火化，就会来请我们寺院里的师父们去，在死人跟前念佛诵经，按惯例给寺院一些钱，这一桩事也是栖隐寺的经济来源之一。
我当时有一件最苦恼、蛮想不通的事：如果遇到当天的佛事是那一位官家的，或是有特殊关系的人家，寺院里派人去念佛诵经，只是结缘，不收钱的，只要类似这样没有钱的事，师父们就会叫上我;有时晚上半夜三更，突然发生的事，无论多晚，睡得好好的，都一定会有人来叫：慈学快起来。听到这叫声要我去，那就一定要起来，去为死人守夜念佛。
提起这桩事来，我感到最悲惨的有一件事：那是49年的春节，48年腊月三十的晚上，栖隐寺的每一个人都沉浸在过年的喜悦当中，守岁、吃普茶，大家都高高兴兴的。不幸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当家师父派人来叫我，说有佛事，要我去殡仪馆参加念佛诵经。想到要去殡仪馆熬夜，要去守死尸，我心中过年的喜悦一下子冲散了。
这个死人，是上海的一个大老板，到武汉来收钱的，跟欠钱的人家起了冲突，一时激动脑溢血而去世。因为客死在武汉，没有家可以回，又不能运回上海，只好送到殡仪馆里来停几天。他的家人从上海赶来武汉后，因为有钱，就请我们出家人去念佛诵经。
那时候我在栖隐寺当维那师。一般初一十五，特别是春节，寺院里都要举行重大的佛事活动。明天既是初一，又是春节，特别重要的一天。
佛门中所有的佛事活动，都是以维那师为主，今天晚上叫我去熬一个夜，明天凌晨三点早殿的普佛我要做维那，怎么办呢?
我怕自己熬一夜到时候真的吃不消，误了常住过年普佛的大事，就去跟当家师父说明因为这些原因，我今晚不能去守夜念佛。还没等我说完，她就说不去不行。我说要去念佛，明早普佛谁来领众呢?当家师父说先去念佛，到了上殿的时候再来领众上殿，青年人未必这点苦也不能吃?我说换个人行吗?主要是早殿我要领众上殿做维那，过年的普佛又不能误了。当家师父说，你不去谁去呢?换了别人还不是跟你一样，不想去没理由找个理由来说不能去。
听当家师父这么一说，我只好带着一肚子的委屈，大年三十的晚上，到殡仪馆去参加守夜念佛。
我们一共有七个人，到了殡仪馆，分两条长板凳坐下来念佛，实际上就是为死人守尸。我坐的这一条板凳坐三个人，正好旁边有个空位置，还可以再坐一个人。上海大老板家里来了一个儿子，人称三少爷，看我旁边还可以坐下一个人，就坐下来了。刚开始坐下来随着我们一起念佛，念了一会儿，坐不住了就往我身上倒。看他这样，我是个出家人，不习惯他这样，就去推他，他没有防备，也可能是我推的太重了，没想到把他推倒摔到地下去了。
三少爷爬起来后，心里有点生气，说你们武汉的师姑胆子好大，力气也大，可以推倒我;还说这么封建，我跟你坐一下有什么关系呢?在我们上海，哪个尼姑庵，我都去过，那些师姑都不像你这样，我想坐哪就坐哪，你把我推倒了，这个账看你怎么算?
哎呀!就跟我扯皮，不依不饶的，闹了半个晚上。
天亮了，是1949年的正月初一，寺院里来了好多拜年的香客，个个都是欢欢喜喜的，每个人的脸上都有过年的笑容，唯独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想起晚上发生的事，心里好难过。
按照栖隐寺为殡仪馆守夜念佛的惯例，这一个晚上，上海人应该给我们十块钱，就因为我推倒了他家的三少爷，他们只给五块钱。我一听说只给五块钱，就跑去跟他们评理，找他们要钱。三少爷一看是我来要钱，生气地说，我在你旁边坐一下，有什么关系，你不要我坐，还把我推倒了，想要钱，一分也不给你。
守了一晚上的夜，没有拿到钱，我们一起守夜念佛的几个师父都着急，一起来帮忙找上海人要钱。最后三少爷说，叫我们7个人跟他一起合影留念后再给钱，我说我们只念经，不照相，他说不照相就不给钱。我听他这样说，就回栖隐寺去，想请当家师父来要钱。
为死人守了一夜，还念了一晚上的佛，我疲倦了;上海人蛮不讲理，仗势欺人，我很生气;想到出家人，就是这样被人欺负，心里也很难过。
栖隐寺那时的规矩，熬一个夜念佛的人，常住可以下面条吃，赏劳大家。按人算，一个人二两面，总共有一斤半。但大家都觉得太少了，不够吃，去库房领面条的时候，库房师父本来称好了面，又抓了一点下来。面条实在太少了，大家一看这样，有两个小师父就把常住的包菜偷了一把，洗干净丢到锅里，正要煮好的时候，三少爷来了，他把锅盖一揭开，看了看说，你们武汉的师姑好大的肚子，要吃这么多;又提起昨天晚上的事，说我推倒了他，说我好凶，不像一个出家人……
看三少爷这样，我怕又惹出祸来，不敢做声。师父们都跟他说，我们七个人为你家念了一晚上的佛，我们都念得口干舌燥，我们都饿了，吃得下去;还说吃饭是我们自己的事，不跟你相干，他一听这话，就说怎么不相干呢?你们刚才不是找我要钱吗?
说到要钱了，我们心中都不安。这祸是因为我引起的，我只好去跟当家师父顶礼说，上海人不给钱，是因为我们不跟他照相，不敢说把三少爷推到地上去了的事。
当家师父听了我说守夜没有钱，叫我赶快去找上海人要，我说人家就是不给钱，我要不来，你们大人去要可能要得来的。她听到我说，钱要不来，就打我，打得很厉害。
我伤心地哭了，从当家师父那里哭泣着跑出来，找到三少爷要钱，说你不给钱，害我挨了打，赶快给念佛守夜的钱给我啊!
三少爷看我哭了，说给钱可以，应该给你们10块的，你把我推倒了，赔偿我5块，那就给你5块吧，说时掏出5块钱递给我。我当时好生气，心想有钱的人这么蛮横不讲道理，太欺负出家人了……接到5块钱，就愤怒地把钱撕了，一边撕一边说，不要你的臭钱，不要你的臭钱……撕完了把钱丢在地上，转身就跑回栖隐寺，到自己的房间，关上门，大哭了一场。
上海人真的再也不给钱了，无论当家师父怎么说，他们就是不给钱。三少爷不给钱，还跟当家师父说，你们这个小师父太坏了，胆子好大。我说了给钱，照个相就给钱，有什么关系呢?她说出家人只念经，不照相。如果跟我照了相，我就一定给钱，她不干;我在她身边坐了一下，她不让我坐，把我推倒了，我说你推倒了我，只给5元钱，送到她手上，她不要，还把钱撕了丢到地上，还叫我怎么给钱呢?难道要我给两次钱吗?
当家师父听上海人这么一说了，钱真的没有了。叫人把我从房间里喊到客堂来，她拿出供桌上清规的香板，在我身上上下打，浑身腿子膀子都打青了。许多师父看她打我，都不敢过来扯，只有老纠察师父，看她那样打我打了好半天，跑来转弯，叫我跪下来求忏悔。当家师父说，不要她忏悔，叫她拿10块钱出来，赔给常住。还说要迁单，赶我离开栖隐寺。
听到当家师父说这样的话，要赔10块钱给常住，还要迁单。大年初一我能到哪里去呢?
实在想不起来能到哪里去，没有办法，最后就想到死，心想人总是要死的，死了就了了……啊!我一下子晕倒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客堂里有好多人，我的师叔、师伯们都来转弯求情，叫我跪香求忏悔。
那样的年代，10块钱我是拿不出来的，在师叔师伯们的帮助下，凑足10块钱，我赔给了常住。
为了不被迁单，能在栖隐寺留下来，大年初一，我委曲地在大雄宝殿释迦牟尼佛前跪香。跪了很久很久，一双腿跪直了，站起来的时候，都不会走路了。
跪香的时候，我伤心地哭了。在佛前一边哭一边想，我在栖隐寺出家二十多年了，出家一天到晚以做佛事为主，出家就是靠佛事赚钱混口吃饭。有钱的人那样轻视出家人，欺负出家人，觉得自己做一个应付僧好苦啊……!
想到这一些，我跪在佛前就发愿：佛啊!您在经中说：出家修行可以解脱生死，可以离苦得乐，我要修行，我要离苦得乐，以后宁坐蒲团饥饿死，不做人间应付僧。
1949年的春节，我经历了一次生死痛苦的选择，可以说旧社会出家人生活好苦啊!苦不堪言!现在想起来，历历在目，点点在心，几十年来从来都没有忘记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