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过黑鹰

学问与知识不同

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一般人对于“仁”的解释为“博爱之谓仁”，这是韩愈的话，他的这一观念，是来自墨子的“兼爱”思想。后世的儒家，尤其理学家，经常引用韩愈这句话来解释“仁”，为什么不用儒家自己的祖师爷孟子说的“仁，人心也”来解释呢？孟子并不多解释，直接就指出来了。但是，有一派宋儒，硬要用韩愈的话来解释。

“义，人格也”，“义”是人格，人的行为标准，人生所走的道路。“仁”是心的用，博爱、慈悲，永远保持清明，养其夜气，宁静。

前面曾经说过，读《孟子》这本书，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代的乱世，和我们现代所处身的这个世界，风气败坏是一样的。孟子也提到那个时代的青少年问题，在较安定的社会中，青少年赖皮、堕落；社会不安定时，青年人则凶暴。现在一般社会的风气，也是一样，行为的标准，道德的标准，旧的被破坏了，新的没有建立，乱得不得了，没有路走了。而且，比孟子说的还更糟，不懂得“自由民主”的真精神、真意义，只是拿了“自由民主”的招牌，来“放心而不知求”，不晓得求内在的心性建立根本。所以孟子说：“哀哉！”这样的时代，几乎无法挽救。

孟子说：养鸡养狗，放出去了，鸡犬不回来，还会赶快去找；可是人把自己的心放在外面，散乱得很，也不知道找回来。孟子这种话，是在那里痛哭流涕而说的，如果金圣叹批注《孟子》这本书，相信他一定在这里大批：“此之为孟子之痛哭流涕者也！”

孟子这一段的结论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什么叫做学问？我在《论语别裁》中首先提出来，大家不要搞错了，以为知识就是学问，事实上学问并不是知识，知识最多只能算是学问中的一部分。我看大学毕业的人，硕士也好，博士也好，只是专业训练的一种学位而已，只表示已具有了某项专门知识，但并不见得就有了学问。文章写得好，只是文学好；诗作得好也只是诗好；绘画好也只是绘画艺术好，不算是学问。一字不识的人，他做人做得对，做事做得对，这就是真学问。学学问问，问问学学，如孔子在《论语》中说的：学问以人格行为为基础。所以中国几千年来的教育，古今有一共同目的，就是养成完美的人格，以人格教育为第一，这才是学问的道理。所以孟子也在这里说明，不在书读得好不好。

年轻人或者要以这个道理，似是而非的当作借口，不去读书，说是在做学问，所以功课不好。这是强辞夺理，在学校求学的学龄中，没有好好去读书，就是做人做事没有做对，就是没有达到人格行为的标准，又怎么会是在做学问？学问没有别的，“求其放心而已矣”。每天知道修行，找回自己的心，放在平旦之气中，此心永远清明，养成永远高洁的气质，这是中国学问的精华，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学问之道”的精华。

不过“求其放心”这句话，一般的解释，是把放出去的、散乱的心收回来，把这心定住，这是一种解释。朱熹解释为把“放心”收回来，放在腔子里，我反对这一说法。腔子里的只是心脏，照他这么说，这种心也放进去，那种心也放进去，心脏岂不要爆炸？我单独的另一解释是“放心即放下”，“求其放心”就是求其放下，把一切的恶念、邪念、杂念、妄念放掉，保持夜气，那么正心、正念，自然回来了。而朱熹的解释，只说了一半，并未说得透彻。明朝有一个人写有《幻想诗》，其中有两句说：“一念忽回腔子里，依然瘦骨倚匡床。”幻想了半天，一念回来：“算了罢，这些都是幻想，还是一把瘦骨头，靠到床上睡觉去吧！”

养心与修身

孟子曰：“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则不远秦、楚之路，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

孟子说：假使有一个人，他的无名指弯曲，伸不直，可是并不痛，也没有其他的问题，只是不好看。如果有一位医生，能把他这手指医好伸直，和一般人一样，那么，他只要有钱、有时间，不问多远的路，也一定要去医，目的只为使自己这只手指像一般人一样整齐。

人为了一只指头不好看，就会怕人家笑，而不怕路有多远，跑到别的国家去求治；可是对于自己的心、头脑、学问、智慧不如人家，却不会害羞，不像对待畸形手指那样去求治，这就叫做“不知类”。

人类应该是智慧平等、修养平等，而一般人却不知道，最重要的在心，并不在外面的形态。外形的正常与否，要与别人比较好坏，而心不如人却不知反省，这就不知轻重了，不是人应该有的。

前一段他说到放，这里接着说心的重要，也就是说，人人应该求其放心。放心之道，第一不使自己此心放逸；第二各种不必要的思想、烦恼，统统放下。假使不知道这样修养，就是不知道自己是人，而活在人类中，该感到惭愧。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养之者；至于身，而不知所以养之者；岂爱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孟子说，无论是种植两手合围的桐树，或一手可握的梓树，要想把树养好活长，就要想尽办法去培养；而我们对于自己的身体，却不像培养植物一样去好好保养。

前面孟子是说养心，这里是说养身。难道说，一个人爱护自己的身体，还不如爱护一株草一棵树吗？当然不会。假如一个人种了一棵小树，而自己生病了，却对于自己的病不重视，先去培养这棵小树，我想不会有人这样做的。可是我们人类，一天到晚都在糟蹋自己的身体，这是什么道理呢？“弗思甚也”，这只是不肯用自己的头脑，不会用思想罢了。

孟子曰：“人之于身也，兼所爱；兼所爱，则兼所养也；无尺寸之肤不爱焉，则无尺寸之肤不养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岂有他哉？于己取之而已矣。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今有场师，舍其梧槚，养其樲棘，则为贱场师焉。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则为狼疾人也。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饮食之人，无有失也，则口腹岂适为尺寸之肤哉！”

孟子上面说到放心，就是养心，是修心养性的道理，在佛家来说，也就是修行了。修行第一步先要治心，去掉心上的染污；第二步就是养形，这里孟子是说养身。孟子的养身方法，就是佛家的养气法门，前面孟子也说过：“养吾浩然之气。”这里是讲养身的重要。

关于养身，什么是人的身体？以现代科学的说法，粗略地解剖，有毛、发、爪甲、皮、血、肉、筋、骨、心、肝、脾、胃、肾、肺、膀胱、大小肠等等三十六样东西，再微细地解剖就更多了。可是没有任何一部分，我们不爱护的，因为都属于我们的身体，互有关连。所以孟子说“兼所爱”，于是对于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同样要保养它，没有哪一点不爱惜，每一尺，每一寸，都会去保养。那么人这样去仔细保养自己的身体，是什么理由呢？没有别的理由，只因这个身体是属于自己的；为了爱我自己。爱头发因为头发属于我自己；爱皮肤，因为皮肤属于我自己；怎样去保养，也要由我自己想办法。

可是，我们的身体，有重要的部分，有较不重要的部分；有大的部分，有小的部分。例如头是大的部分，头发是小的部分，头发掉了一两根不要紧，可是头很大，也最重要，不能掉。但是当年老头发差不多脱光的时候，早上洗脸梳发，看到又掉了一两根下来，就很自然地感叹：又掉了两根头发！对于小的，也感到很可忧，也看得很重要。

所以，人体的贵贱与大小，本来是没有标准的，随时间、程度的不同，自己对它的爱惜，也有所不同。由此我们了解，人身的修养也好，做人做事也好，要有远大的眼光，远大的见地，高度的智慧。“无以小害大”，人往往很容易只看小地方，害了大体。在机关、团体之中，人往往为了小地方而使团体受害。在一个团体中，一些人看看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小的地方看得非常精明，对整个团体的大事就胡涂了。所以世界上大英雄少，有大智慧的人少，眼光远大的人少。掉两根头发有什么了不得？有人可偏要抹头油，染呀！烫呀！结果把头皮、头脑弄坏了，只好开刀医脑子，开刀以后什么都不知道了，走了。到那个时候他“安”心了，不放心也“放”心了，所以千万“无以小害大”。

“无以贱害贵”，不要把不相干的事，妨碍了重大的事。大家做人做事要反省，因为随时随地，都会把不相干的小问题，妨碍了重要的大事。一对青年爱侣，或者夫妇之间吵架，往往为了一点芝麻绿豆小事，由吵嘴而打架，由打架而自杀，这是“以贱害贵”。

所以“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大人与小人的差别，并不是个子小就是小人，而是说，修养、学问、见解、人品、道德欠缺，眼光小的，就是小人。个子尽管矮小，没有关系，只要有气魄，有眼光，有修养，就是大人。

孟子并举例说：譬如一个农场的场长，不去把树培养好，偏去培养一些杂树莠草，这就不够当农场场长的资格了，这就叫做“贱场师”。有的人，对于自己的手指非常重视，像弹钢琴的人，就非常重视他的手指，甚至于重价去投保险；可是在他的肩膀或胳膊上，生了一个疮，溃烂了，他也不在乎。

战国时的张仪，差不多也是这样，在他还没有得志的时候，在楚国被人陷害坐牢受刑，被打得奄奄一息，遍体鳞伤。他太太就对他说：你出去求功名富贵，结果弄到这个地步，全身没有一处是完整的，读书有什么用？还是好好守在家里吧！张仪说：没有关系，你不要怕，只要我三寸不烂之舌尚存，获功名如探囊取物。这也是他只顾舌头，不顾全体了。

不过张仪所处的战国时代，游说之风盛行，因为当时学说思想，不像现在，可以写书出版，传播大众；当时是在竹片上刻字，传播流行困难，只有用言辞表达，游旅于各国之间，向那些君主们口头申述。所以在那个时代，舌头对于他们是贵重的，这也是他只顾舌头的原因。在今日，盲哑学校已经有手语表达，平常说话可以用手指代替舌头的功用，著书立说，纸张印刷，也方便之至，张仪如生在今日，也许对于舌头，比较不会那么重视了。这是张仪的故事。

孟子说：人只顾到身体的一部分小处，而忘记了大处，忘记了更重要处，这种人，就叫做“狼疾人”。

他说，“饮食之人”，贪吃的人，如喜欢抽香烟，吃河豚，告诉他有刺激性，会生肺癌，会中毒丧命，他不听，还是照旧吃。人就是这样，贪图小的，不顾大的。这一段大意是如此，其中的道理都很对，几个比喻都不错，可不要忘记前面重要的道理。孟子举这些比喻，是在告诉我们养生、修身的重要，我们一般人，理论上都懂，事实上做不到，也是我经常讲的：“看得破，忍不过；想得到，做不来。”人都犯这个毛病。

大人与小人的区别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

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

公都子问孟子，大家都是人，或为大人，或为小人，是什么理由？古文“钧”与“均”相通，“大人”与“小人”这个问题，在前面已经说过，不再解释了。

孟子说：眼光、度量、气魄、见解等等远大的人就是“大人”；只看到小处，眼光短浅，没有远见，只看到目前，思想、度量狭小的是“小人”。

公都子问：同是人类，为什么有的人识大体，有的人不识大体呢？

孟子说：这个理由很简单，“耳目之官不思”，不识大体的“小人”，是由于没有头脑思想。我们中国常说的聪明，耳的听觉灵敏为聪，眼睛的视觉灵敏为明。所以人的耳目很重要，一般人只管看和听，由于常被外界的物质、人事环境蒙蔽，就只看到眼前的那些状况，又不再加思索，就变成近视、短视，只了解小处，没有远见。“心之官则思”，“心”不是指心脏，而是指管思想的功能。人如果没有思想，只靠反应，只顾暂时，只比动物高明一点点而已。人是有思想的，“思则得之”，不思，则永远不会得，不会高明。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有思想，这是上天给我们生命时，就给了我们的。“立乎其大者”，人之所以号称高于万物，就在此，其他没有思想，没有灵性的生物，是无法与人相比的。这也就是能为“大人”的道理。

孟子这里提出了“思”的重要。比孟子还早的管子，早就提出来：“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说明“思”的功能。孟子之后一千多年，禅宗极力主张“思”的重要，每一个问题，都要用思想用智慧去仔细研究，最后则豁然开朗。所以人没有思想不行，能思想再加研究，没有不通的。“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搞通了以后，自己也不知道是如何想通的。

学佛的人，都说要除去妄想。一般人以为除妄想就是没有思想，这一点大家要搞清楚。如果“无念”、除妄想就是没有思想，何必学佛，学禅宗！干脆学死人多好！死人就根本用不着想了。再不然，用麻醉剂，把自己麻醉了，不会思想，多好！所以，怎么样叫做“无念”，怎么样叫做没有“妄想”？大家都不用脑筋，也不“思之，思之”，以为盘起腿来不要想就是道了，真是大错特错。

人之所以为人，唯一高明之处，就是因为有思想，学佛为什么礼拜佛？我们知道，佛陀在中文的解释：“佛者觉也”，佛是觉悟了的人，觉悟了就是清醒了。又说“悟道”，悟了就是不迷了。迷一定昏，所以叫“昏迷”，这要搞清楚。

学佛的人要注意，八识心存在的功能，唯识的五遍行——作意、触、受、想、思，最后就是思。“思”不是“想”，想是我们脑子里，这个，那个，看书，逛街，乱转乱想的是想。什么是“思”？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心田就是“思”，心田非常清明，一点烦恼都没有，透剔明澈，非常清凉，没有杂念杂想的境界，那个心田就叫做“思”。平常“思想”是一个名词，实际上思是思，想是想，两者是分开的。所以宋儒程明道的诗说：“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那是真的。又如佛家密宗的观想，念咒子，就是“思”的作用，思想精神的力量，超越了宇宙的功能。净土宗的西方极乐世界，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念之间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就是“思入风云变态中”，超越了宇宙的作用，心愿的力量就有这样大。

比孟子更早，中国上古时代，儒道尚未分家，这个“思”叫做“精思”，就是说学道的人，要想修成超凡入圣的神仙，他的工夫就是“精思入神”，进入“神化”的境界。现在打坐修道，作白骨观就是“思”，后世的禅宗叫参话头，这个“参”实实在在就是“思”，是“精思”，就可以“入神”。精神思想的伟大功能，就会有如此大的成就。

据我所了解，现代的青年，只是想而不思。不过，如果对一个年轻人说：“你没有思想。”他一定很生气说：我怎么没有思想！我很聪明，我什么都想得通。那不是思想，那是为了考试硬记的，硬装进去的知识。学问的成就是“精思”来的，禅宗叫做“参”。

所以孟子说上天给我们一个头脑，给我们与众不同的伟大功能就是“思”，人不知道发挥自己的思想，求得大智慧，仅仅靠别人说，别人教，又有什么用？这就是“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怎么“引”？就是禅宗说的，像牛一样被人家牵着鼻子走而已。如果我们不想成为一头牛，就要自己透过自己的智慧去思，这是孟子所说做修养学问的道理。换言之，如果能够做到儒道两家不易的原始文化，精思入神，就是圣人境界了。不用心去求一门学问，就没效果；但是心不要用歪了，不要用小聪明，要用大智慧，这就是“大人”。

这一段由前面的“放心而已矣”，讲到做工夫，讲到“思”的重要，然后讲人格的修养。孟子的学问中心，全在身心两方面；而全部的重点，就在养气。养什么气？养天地浩然之气。孟子养心之道重点在哪里？“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在放心。

天爵人爵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

这里孟子告诉我们人格的修养。我们人生的价值在哪里？现在的人，求的只是“人爵”中“公卿大夫”以外的第三样：钱。

“爵”是爵位，权威的位置。在宇宙间有两种大爵，一种是“天爵”，是形而上的位置；一种是人世间的位置“人爵”。一个人有高尚的学问道德修养，包括“仁、义、忠、信”等，随便哪一条，要坚信不移，不但人格修养要能做到，还要“乐善不倦”——这四个字很重要，只向好的方面做，不怕打击。做好事，有时候做得灰心，遇到打击就不再干，还是不行；要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虽受了打击，还是毫不改变，毫不退缩地做下去，这是“天爵”。这种人，上天给他什么位置，就不知道了，因为上天的爵位，有很多等级。“公卿大夫”，是官做得大，以现代来说，当首相，当总理，当行政院长，或者是有钱，像世界航业巨子欧纳西斯，就是人间的爵位。

中国上古只以道德为做人的标准，“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古人的修养，是成就“天爵”，不问“人爵”如何，来也好，不来也好，听其自然。现在的人，连“人爵”也不修了，只求“钱爵”，认为学问有什么道理！有钱最好！所谓“有钱万事足”。几十年前，小孩读书的课本，先读：

天子重英豪 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现在是“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低”，因为时代变了。但是在我看来，还是读书高，因为读书求“天爵”的人，根本没有考虑现实环境的变化。环境变化无常，只是一个历史偶然过程，从历史上看，这种史实太多了，偶然遇上，算不了什么。这就是庄子说的：“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在人群中看起来，得“人爵”的人了不起，但在形而上看起来，是小人一个；而形而上看来的圣人、菩萨，在人世间既穷又困，他们却是“天之君子，人之小人”。所以人生有两个大道理，一为得“天爵”，一为得“人爵”。

我们从历史上看，得“天爵”的人，释迦牟尼是一个，孔子是一个，孟子是一个，耶稣也是一个，这类都是得“天爵”的人。耶稣虽然被人定罪，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他流出来的血是红的，不像四果罗汉，流的血是白的，这表示他被钉死的痛苦，和我们人是一样的。可是他并没有难过，为了救世人，代世人赎罪。在佛教的观点上，他就是舍己为人，无论如何，他这个念头是非常伟大的。

又像孔子，想救世而救不了，他自己饭都吃不起，还在那里弹琴，人家骂他栖栖遑遑如丧家之犬，忙得野狗一样到处跑。可是他是万世师表，永远不倒的圣人，所谓“天爵”也。至于释迦牟尼，有现成皇帝不当，出来修行传道而当了教主，在当时他并不是为了当教主出来的，教主是后世捧他的。他的精神和教化，永远长存，这也就是“天爵”，是人生的价值。

所以一个人的人生，准备走向哪条路，事先要看清楚。青年朋友不要忘记，“钱爵”（前脚）固然重要，后脚更要留心，不要只顾“钱爵”（前脚）而后脚退不了啦，没有退路了。

孟子感叹：现今的人，“修其天爵”，满口仁义道德，并不是真的，只是一种手段，以求达到个人成功；等到个人的欲望满足了，也就不谈修养了。这种人属于昏瞶，不要只把他当小人看，他最后一定彻底失败，自取灭亡的。

孟子的感叹，是对齐宣王而发的，也成了预言。他说了这话后，不到一百年，战国结束了，所有当时的英雄人物，都成过去。孟子当时的那些王侯，包括齐宣王，那些威风的人物，对孟子不礼貌，看不起的那些人，而今何在哉？可是孟子仍然存在于人们的心中，所以他说“天爵”重要。人类的历史文化，逃不出这个法则，中国已经有五千年的历史，试问有谁能半小时内说出二十个皇帝、五十个宰相、状元的姓名？所以在“人爵”中的“公卿大夫”又有什么意义呢？

“天爵”与“人爵”的差别，究竟有多大？像孔子，连不读书的人都知道他。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学圣人之道，应该效法的是什么人。“天爵”和“人爵”二者，你该走什么路子？孟子都告诉你了。

人贵自立

孟子曰：“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

这是讲做人，有修己以俟天命的意思。在佛家讲做人是自利然后利他，自己连做人的标准都达不到，站不起来，也就不必谈利他了，因为任何利他的事都不可能做到。所以要先求“天爵”，然后自利，再说利他。

一般人，先求富贵，靠人提拔。孟子说：“欲贵者，人之同心。”哪个人不想贵，不想地位高？现代许多人都喜欢上电视，在电视上出名，这都是富贵功名。可是“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我们自己的本身之中，有一个最贵重的东西，没有去找，因为不愿用自己的头脑，去建立自己的人格；只想靠别人帮忙，升官、发财、出名，真是可怜。要知道“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一般人认为这人了不起，所贵重的只是他的“知名度”罢了。只要“知名度”高就是好的，并不问他为什么有“知名度”。

但是“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别人今日看重你，明日亦可以轻视你，像赵孟这个晋国权威大臣，他给谁官做，谁就有官做；给谁富贵，谁就能富贵。可是他一不高兴，也随时剥夺了你的富贵，甚至把你关起来。把他当作靠山又有什么用？到底不像人格、学问，那是自己建立的，不是求人求来的，这才是真的贵。靠外面的因缘凑合起来的功名富贵，是不能算数的。

孟子再引用《诗经·大雅》章《既醉》篇中“既醉以酒，既饱以德”的诗句说：有一种情分是请人吃饭，准备酒肉，当然这是普通一般人；而了不起的人，则以道德、修养、学问，使人能有所成就，所以不愿像普通人那样，贪图别人所给的酒肉口腹享受，而没有仁义的修养。有了人格、道德、修养，在学问方面有了好的成就，大家都知道了，千秋后世都会崇敬。像诸葛亮七擒孟获于边疆之事，直到现代为止，那些地区对于中原过去的人，还是说“你是孔明那边的人”，而肃然起敬。这就是有了“令闻广誉施于身”，有了道德修养学问才是人格成就，那不是人家送的一件漂亮衣服；外面穿的衣服虽漂亮，这漂亮是假的，一时的，要内在真正的美丽才是真的，也是永恒的。

孟子曰：“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此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亦终必亡而已矣。”

这一段，文字很简单，不必多作解释。就是说，在本质上，行仁道可以消弭不仁，就像水能灭火一样。又如个人学佛学道，学好了可以成圣人，在社会上仁道行通了，就不会有不仁的人。但是在个人修养上来讲，不能一蹴而就，像有人学佛打坐，一次就想入定，二次就想悟道，三次就想成佛了。这就是“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这样救火，不但救不了火，反而使火更大。以这种态度、观念来做学问，讲修养，虽然想求仁，结果反而更不仁。以这样心理求道、修道，不如不求道不修道反而更好一些。人心贪多务得，求几天道就想成佛，这贪心多大！这种心理求道，非失败不可。至于社会上的人，行仁义的太少，不仁的人太多，就像用一杯水，想去浇熄一车子燃烧的烈火一样，也就是说，想把这不仁的社会，一下改变为仁义的社会，是不可能的。如果因此认为仁本来就胜不了不仁，那又是错误了，持这种观念的人，就是不仁之中最不仁的了，这种想法也终必灭亡。

孟子曰：“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孟子接着说：稻子、麦子、高粱、粟米等五种谷类是好粮食，如果种下去没有收获，又有何用？我国以农立国，几千年来五谷为粮食的根本，最为重要。但是今天下种，就想明天收成，后天就端到饭桌上食用，绝不可能，一定要等它成熟。不熟的五谷，还不如那种相似谷类的荑草、稗草。其次是做饭，要看煮熟没有，不可以米刚下锅，尚未蒸熟就吃。所谓的仁，也是一样，重点是成熟没有。一般人修道、做学问也是如此，就像饭未熟就拿来吃了，没有用的，一定要下工夫才行。

最后他作结论：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学者亦必志于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

羿是上古三代以前有名的武将，他的太太，就是相传人类第一个登陆月球的嫦娥。羿求得了长生不老的灵药，可是还差一样药引子，要到天山以北的白玉江中找。于是，他叫妻子嫦娥守住已得的药，自己去找药引。但在他回来时，发现嫦娥已经飞向月球去了，因为她在附近找到了药引。当时羿的地位很高，权力很大，武功也很高，尤擅于射箭，在百步之外，拉满了弓，可以射断一根头发。那时，天上有十个太阳，大地上极热，遍地苦旱，他射下了九个太阳。我们要注意，那是大禹治水以前的事，当时中国的河川湖海形势，是不是现在这样，乃至于台湾是不是尚在海底，或与大陆相连？他射下的九个太阳，是不是现在一样的太阳，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是不是和现在一样？这些中国古代有关地球物理的资料，都值得研究，可惜我们没有好好运用。

羿这个人的确是有的，在几十年前，就曾有射箭高超的人，在第一箭射出后，第二箭追上去，射中第一箭的箭尾，破的而入；也有玩两支S Q的，第一枪发出，第二枪射中了先发的子弹。

孟子说，羿教人射箭，一定教人拉满弓，射中目标；跟他学的人，也一定要跟他学到拉满弓的本事，才能射中红心。做学生的，一定要学到和老师一样，但在禅宗而言，这还不够，禅宗祖师说：“见齐于师，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学生的学问、道德，和老师一样，但是老师经验多了很多，学生还差一半。所以希望自己教的学生，超过了老师，这样文化才有进步。

一个工艺的匠人，在教导别人时，“必以规矩”，必定是按规矩教的，学习的人，也一定要照规矩，方的就是方的，圆的就是圆的。如果以为自己很聪明，不必依规矩，一定不会成功，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亦终必亡而已矣。”所以要想成大功立大业的人，必须要走老实踏实的路子，基础上必须依照规矩，不可自作聪明。

《告子》的上篇，从人性的问题，讨论到这里。有人或者会问：人性是人性，谈到拉弓射箭，那和人性有什么关系？实际上，这正是人性问题。举例来说，普通人跟人学修行，想明心见性，在初学的时候，能依规矩去学，或者会有成功的希望，这就是结论。

思过黑鹰

孟子与告子

下篇

圣人的笨学生

任人有问屋庐子曰：“礼与食孰重？”

曰：“礼重。”

“色与礼孰重？”曰：“礼重。”

曰：“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亲迎，则不得妻；不亲迎，则得妻；必亲迎乎？”屋庐子不能对，明日之邹，以告孟子。

孟子曰：“于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应之曰：‘紾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 ，则不得食；则紾之乎？踰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

“任”是任国，在齐楚之间的一个小国家。某国的贤人屋庐子，名连，也是孟子的学生，曾着有一部书，谈《彭聃之法》。

任国那里的一个人，遇到屋庐子，听说他是孟子的学生，想来一定很高明，表示佩服，于是向屋庐子请教：“礼”——守规矩，以及“食”，这两件事，哪一样重要？屋庐子说：礼重要，人一定要守规矩。

这人又问：“色”与“礼”哪一样重要？“色”字在这里，是指男女之间的事，就是现在说的“爱情”。这人就是问：爱情重要呢？还是守规矩重要？屋庐子说：“当然礼重要。”

这个任国人说：好！那么我再问你，如果讲“礼”，守规矩，饭都给人抢光了，自己一定饿死；如果不守规矩，先抢来吃了再说，就不会饿死。难道一定守规矩，让自己饿死吗？如果要遵守“亲迎”的礼，照现代台湾的规矩，要付十万元聘金，还要三千礼饼，的确娶不起，就没有老婆了。如果去乱爱一个女的，或钓一个来，抢一个来，就马上得到老婆。难道一定要去赚十几万元，否则一辈子当光棍吗？

屋庐子被他问得答不出话来。然后他到孟子的家乡，报告孟子说：我们被人问倒了！他详细报告了孟子，向老师搬救兵。

孟子说：这个问题很好答复的，你为什么答不出来呢？你没有把主观的立场和客观的条件弄清楚，舍本而逐末；你把客观的环境当主观，你逻辑头绪不清楚，才会答不出来嘛！一块一方寸的木头，我可以使他比百层大厦还高，你信不信？你不信，我到百层大厦的楼顶，把这块木头举起来，是不是更高？我们说黄金比羽毛重，难道是说一个金戒子比一车子的羽毛重吗？一个客观的现象，就把你吓住了，你碰到逻辑问题就昏了。

讲礼义，要看重点在哪里。把重要和次要情况在礼上做比较，当然弄不清楚。例如剿匪，打进去了，发现土匪已逃，但刚做好的饭菜在那里，又正是吃饭的时候，难道还说，这是别人的饭菜，要讲礼，不能吃，还是去追土匪吧，结果饿死了。这对吗？强盗留下的饭，当然可以吃，不必讲礼了。

娶老婆也是一样的道理，要看轻重大小，是会有伸缩的。有许多青年谈恋爱，因为双方家长反对，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年龄到了去公证结婚不就行了吗！一定要讲礼，等到父母同意，这就是孟子说的，“色”与“礼”的比较，要看孰重孰轻。孟子这时候，一定对这个学生生气，骂他这么笨！替我丢人，你赶快去答复他，对他说：假如你哥哥那里有钱，带一把刀去把哥哥绑起来，就拿得到钱，才有饭吃；如果不这样做，就会饿死；那么你要不要去绑他？你讨不到老婆，可是隔壁有个女孩子，跳过墙去把她抢来，就有老婆，你要不要跳过去把她抢来？

我现在发现，凡是圣人的学生，都是“笨”字号的人物，看看这屋庐子有多笨！

想当圣人的笨人

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

“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食粟而已，如何则可？”

曹国原是周室制度下，属于“伯爵”等级的一个小国，在山东境内。曹交是曹国国君的弟弟，一个风气闭塞地区的小霸王。有一天他到了孟子的国家邹国，因为孔孟常说人人可以为圣人，那时公认大圣人皇帝就是尧舜，他于是跑来问孟子。一开头就这样问：你说的，每个人都可以做皇帝圣人，有这个道理吗？孟子说：对呀！是这样呀！

这等于佛说的，每一个众生都可以成佛。结果突然有一个人跑到佛殿里，问道：法师，你们说，一切众生都是佛，是不是？法师一定说：是。于是那个人就坐下来，对法师说：你叩头，我是佛，你得拜我。曹交似乎就有点这个味道。

这位老兄又问了，他说：我听说文王有十尺高，汤也身长九尺，而我身高九尺四寸，应该当皇帝；可是，我只会吃饭，是一个饭桶而已！请问，要怎么样才可以当圣人皇帝？

曰：“奚有于是？亦为之而已矣。有人于此，力不能胜一匹雏，则为无力人矣；今曰举百钧，则为有力人矣。然则举乌获之任，是亦为乌获而已矣。夫人岂以不胜为患哉？弗为耳。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所不为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孟子碰到这些问题，也是很讨厌的。他说：你问的这个问题真好玩，身材高就可以做圣人，哪有这个道理？你自己要去修啊！有人的力气，连一个小鸡也抓不住，读书人死啃书，身体太弱了，看见小东西都发抖，去抓鸡，鸡展翅一飞，再想追上去，就喘气跑不动了，那是因为他没有力气。有的人一手可以举起一百斤来，那么他是有力气的人，像秦国的勇士乌获一样，能举起千钧重鼎来。人并不怕没有力气，别人力气尽管大，你慢慢去练习，最后虽然举不起一百斤，也可以举八十斤。功夫是练出来的，所以圣人也不是立即可以做到的，需要慢慢修养，慢慢学习，细水长流，也可以做到。

孟子又说：我们和老前辈一同走路，让老前辈走在前面，自己就会走在老前辈的后面。虽然自己走路很快，还会跑步，但是和父母走路，一定要跟在父母后面走，不能说要父母跟在自己后面跑，这就是“弟”的意思。走在长辈的前面就是不礼貌，走慢一点，难道做不到吗？有的人不懂礼貌，走在长辈前面。

不过要注意，现在三楼四楼没有电梯，和年老的人一起下楼，遇到楼梯又窄时，青年人要走在前面，以策安全，预防老人家跌跤，可以挡住。礼仪是因时间、空间、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变通的，原则是礼貌、谦恭、守规矩、爱护别人。又如陪前辈到一处陌生地方，也要先招呼一声，走在他的前面带路，这些都不是做不到的，只是不去做。

孟子又对他说：你说要做到尧舜，而尧舜也不过是讲“孝”、“弟”而已，这很简单，你这位先生只要做到穿尧的衣服，读尧的书，学尧的行为，换言之，只要穿圣人的衣服，读圣人的书，学圣人的行为，慢慢就可以变成圣人，这是潜移默化。假如你穿那个暴虐帝王桀的衣服，学桀的言行，你当然就变成桀了。

曰：“交得见于邹君，可以假馆，愿留而受业于门。”

曰：“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

曹交听了这一番话，心服了。原来的他，大概是挺胸突肚，两手抱胸很高傲的样子，现在改变过来了，对孟子躬身垂手地说道：是！是！你说的是。接着他又说：我要去看你们的国君，可以向他借一幢房子，我愿意留下来，当你的学生。

孟子并不想收这个学生，但是他毕竟是孟子，没有这样明白表示。他说：道是天下的公道，天下的大路，这没有什么难懂，你懂了就好，每个人都可以成道，就看自己肯不肯用功。你回去吧！世界上并不是我孟子一人才有道，世界上高明的老师很多，你去找吧，一定可以找到。

可见孟子的高明，他不愿曹交留在这里做学生，要他回去，这似乎是一件小事，但是关系很大。表面上是孟子不愿收这个学生，实际上是对他好，因为曹与邹这两个地方，交往有了问题，孟子眼光远大，看得清楚，他如果留此人在这里，两个地区之间一旦发生战争，曹交就成为流浪人了。但不便明告诉他，所以叫他赶快回去，把他送走了。

亲情之间

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

孟子曰：“何以之？”曰：“怨。”

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

公孙丑在这里，和老师孟子，讨论两首古诗——《小弁》和《凯风》的怨亲有关问题。“弁”读音为“便”，如“弁目”、“马弁”。现在有许多字，国语的读音和原来的古音，相差很远。音韵学又是一项专门学问，我们在这里不多作讨论了。

这是一首周朝有名的古诗。春秋时候，曾因晋国的太子申生，被后娘逼害，发生了政治上的大问题。而周平王宜臼，在当年被周幽王废掉太子之位时，他的师傅作了《小弁》一首诗。现在公孙丑提出来问，他说：齐国的学者高子说，《小弁》这首诗，是“小人之诗”。孟子说：这是怎么说的？公孙丑说：他说因为这首诗，全篇都是埋怨之辞，都在发牢骚。

这样说起来，假如说是发牢骚，那么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也是发牢骚！如果以发牢骚来看，没有任何一篇好的文学作品不是发牢骚的，《孟子》全书也都是牢骚。

所以孟子说：这位高老先生好顽固，固执他的错误成见，他对于诗的意义，诗的道理搞不懂，没有弄通。比方说吧，越国人要拉弓射我，我们和朋友说起这件事来，一定是谈笑风生地讲，因为问题隔得很远。又例如现在我们谈国际问题，说以色列和埃及之间，闹得非常激烈，我们是在谈笑中去叙述，因为他们的争端，和我们毫不相干，不关痛痒。

孟子举相反的道理说：假如是自己的哥哥，要拉弓来射杀自己，那就不会用谈笑的轻松态度来说这件事了，而是痛哭流泪地说了，因为痛苦、悲伤之故。《小弁》这首诗，的确是埋怨，是牢骚。怎么会不牢骚？父母、兄弟，骨肉之间，闹成这个样子，心里有多痛苦！多悲伤！这种感情的流露，是合乎人性的，有什么错呢？因为他有这种真情的流露，就说他是牢骚埋怨，是小人，那么人就不能流露情感吗？如果流露了情感，就是小人吗？这位高老先生的头脑，未免是水泥做的，如此顽固，简直不通嘛。

曰：“《凯风》何以不怨？”

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公孙丑又问：《凯风》这首诗，又“何以不怨”呢？

《凯风》这首诗是卫国的，是七个兄弟之间发生了问题而作的。

孟子说：《凯风》这首诗的写作，只是兄弟之间的小毛病。在家庭兄弟夫妇之间，随时会吵架，闹一点小意见，彼此之间要原谅，如不能原谅，今天结婚，明天就会离婚了。一个团体中，朋友相处，如果从小地方去挑毛病，一天也处不下去。而《小弁》这首诗的写作，是因为父母兄弟之间，问题太大了，如果不发牢骚，感情不表达出来，就是亲情已经完了，准备分手了，何必再发牢骚！

但父母、兄弟、夫妇、朋友之间，为了一点小毛病就怨恨，这种心理状况，“不可矶也”，就像流水中的一块石头，激起愤怒的浪花，不可以让它扩张。否则小地方不合，就变成了怨恨，做人都成问题。亲属之间，如果心理上越疏远，不孝的心理就越大；如果小事情当大问题来解决，这个不孝也越大。所以孔子说舜是“至孝”的人，是第一个孝子，因为舜是被后娘赶出家门的，前后曾九次被赶出来，甚至到了五十岁，当了宰相回家，对后娘跪下来，还是被赶出去。最后，尧准备请他当皇帝了，陪他回来看父亲，尧还对舜的父亲瞽瞍说：你把儿子教得好，他非常贤能，这都是你的功劳，现在我打算把帝位让给他。瞽瞍听了这番话，眼泪掉下来了，舜看见很难过，抱着父亲为他舐眼泪，结果瞽瞍的眼睛复明。这一下，他对儿子好起来了。所以舜这才是第一大孝子，并不是从美国回来，给父亲一百美金，就算是大孝子。

“墨道”的侠义精神

宋牼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

曰：“先生将何之？”

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

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说之将何如？”

曰：“我将言其不利也。”

这一段是叙述孟子和宋牼对话的一个历史故事，说明孟子处世的态度，也就是师道、臣道、做人处世的态度。

在孟子当时，处处都牵涉到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同时也牵涉到中国文化、思想、哲学，乃至于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

关于宋牼这个人，按照朱熹的批注，认为宋牼就是《庄子》中所说的宋钘。宋钘实际上是墨子学生中的领导人，勉强来比，就像现代大学中的代联会主席。

墨子的学问思想是特有的一派，而他所教育的人才，在当时是有组织的，也可以说在当时是和党派、帮派相似的，但是，我不认为与现在的党派、帮派一样。我曾经讲过一个关于社会学的题目，“中国五千年来的特殊社会”，这种特殊社会，在墨子以前就有，但是自从墨子开始，其形态更为具体而且更见明显。

墨子在孔子之后，孟子之前，关于他的学说也有专书，他的思想是“非战”——反对当时的战争，反对自己称帝称王，以武力侵略别人的土地。他主张“兼爱”，也就是绝对的博爱，爱自己的兄弟父母，亦要同样爱别人的父母兄弟；爱自己的儿女，也爱天下人的儿女；爱自己的国家，也爱别人的国家。兼爱的思想，实际上是孔子提出来的，孔子主张“仁”，那只是原则，而墨子讲的兼爱，则是具体的作法。

在政治方面，墨子是“尚贤”的，绝对主张贤人的政治，不可以私相授受，有道德、学问、人格的人，应该出来做事。“尚同”也是墨子的主张，可以说是大同思想的实施，所以他的学说，有很多长处。他本人学问渊博，学生很多，本事也大。他主张“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从头顶到脚尖，尽其所有，为了救社会、救国家、救世界、救人类，都可以毫无条件、毫无保留地彻底牺牲，奉献出来。

由上古文化流传下来的学派中，孔孟是尊崇尧舜的；墨子的精神，则是走大禹的路线，有功则是德，效法大禹治水的精神，真有功劳，就是道德的完成。大禹治水，九年在外，三过家门而不入，全国那么大的洪水，黄河、长江，九州岛的洪水，由他治理好，天天赤着脚到处跑，晒得又黑又瘦，腿毛磨光了，不成人形，辛苦得很。墨子走的就是这个路线。

墨子的得力学生，在当时称做“巨子”，当时各国都有巨子，势力非常大。他们并不直接参与政治或其他活动，但对任何国家的政治，都会提出善意的建议。

例如，当宋楚两国，正酝酿一次大战的时候，墨子就到楚国去，劝楚国不要打仗。当时楚国著名的公输般，就是后世我们工程师的鼻祖鲁班先师，已经发明了许多新的武器。墨子说：你这些武器全没有用，假使你不相信，你可以拿来和我的武器比一比。公输般把他的新武器拿出来，墨子一看就说，你这个是云梯，我有办法破掉你这项武器，于是以另一种武器克制了云梯的力量。公输般把他的全部武器拿出来，都被墨子破解了，公输般没有办法了，最后说：墨先生，你了不起，可是我最后一样东西还没有拿出来。墨子说：你不必拿出来，也不必说，我早已经知道了，你最后的一手，是把我杀掉。但是，我告诉你，我既然敢来，就不怕你杀了我；我现在只是一个人来，而我的许许多多学生，都是各国的巨子，他们的学问本领和我一样好，甚至比我更高明。你今天杀了我一个墨子，将来会有千千万万的墨子起来，对付你楚国，绝对不会容许你发动侵略战争。这一次的宋楚之战，于是无形中消弭了。

墨子的学生，经常做这一类的工作，中国文化中的侠义精神，就是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精神。这个侠义的义，和孟子所说仁义的义，有所不同，而是帮助困难的人、痛苦的人、弱小的人。认为这些是应该做的侠义，这也就是墨子的精神。

墨子与帮派

我研究中国几千年历史，认为墨子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超越了儒家、道家，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就有这种侠义精神的成分。后世的《三国演义》中的桃园三结义，就是墨子的精神，甚至于描写盗寇的《水浒传》，所谓的忠义堂，也是墨子的精神。现代写的武侠小说，乃至帮会组织，也都属于墨子的精神。

这种社会的形态，从战国以后，经秦汉以迄清朝末年，甚至到抗战胜利以前，这种精神，在今日海外的华侨社会，仍然存在。在汉高祖统一天下后，这种特殊的社会，就有南方、北方、东方、西方、中央等五方。例如项羽下面的名将季布，有一次在和汉高祖的战斗中，汉高祖落败，季布乘胜追击，季布的马头和汉高祖的马尾，已经相连，只差一点，就可以把汉高祖杀死，或者生擒过来。幸亏，汉高祖终于逃过了这次危险，但已恨季布入骨。汉高祖当了皇帝以后，知道季布并未战死，也没有被俘，于是通令天下，悬重赏，缉拿季布，如果有人捉到季布，可以封王；如果窝藏他的，则全家有罪。这时季布已经走投无路了，于是到山东的大侠“朱家”的家里做佣人。过了三天，被朱家看到了，从举止仪态上看，知道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奴役，晚上把他找来，问他究竟是谁？要他坦白说老实话。季布这时知道已经无法隐瞒，于是对朱家说：我就是季布，你把我绑送到刘邦那里，可以封王，又可以发财。朱家笑笑说：你这样逃亡不是办法，跟我去见刘邦。刘邦当亭长出身，还没有发迹时，和朱家这些人都是一起喝酒打牌的朋友，朱家当然能够以老朋友身份去见他。

于是，要季布化装成车夫，替朱家赶马车，直奔长安。当然，以朱家的名声，一路上通行无阻，还有人远迎远送的。过去在大陆的帮会领袖，并不是想象中的一脸横肉，动辄脸红脖子粗，伸出胳膊肌肉鼓鼓的那样的人物，也不像今日在社会上乱闹事的青年，他们都是生活非常朴素，非常讲道德，对人也是客客气气的。

他们到了长安，萧何、陈平，这些地位高的文官、武将，都是朱家的朋友，纷纷请他吃饭，问起他到长安的原因。朱家说，老实告诉你们，我是为季布而来的，季布是一个人才，为什么要缉拿他呢？招降他为自己用不是很好吗？现在还有些边远地方，没有完全平定，像季布这样的人才，如果他向南方投奔到越国，或向北方投向匈奴，岂不是培养了一个大敌人吗？何不取消通缉令，给他一个官位呢？这些文臣武将听了觉得很对，报告汉高祖，刘邦听说是朱家说的，就照办了。最后季布还是做了汉朝的大将。

从这些历史片断看到，在汉代初年，墨家精神仍然存在，不过并不称为帮会或帮派，而叫做“墨道”。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才收拾这种局面，由于当时有游侠郭解，经常拔刀相助而杀人，于是汉武帝就把他杀了，但以后的社会反而比较乱了。汉高祖是深懂安抚特殊社会人物的，汉武帝到底是职业帝王出身，不吃这一套，社会因而就成了问题。所以中国五千年历史中，对这个题目研究起来，很有意思。等于研究现在的美国历史，他们的民主自由思想是怎么来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欧洲移民在这里的生活形态，以及独立之前的政治制度，都有什么关系？或者研究所谓“三K党”、“黑手党”等等，为什么依然存在。

墨子下面的巨子精神，来源如此久远，影响到后世的每一个时代，甚至中华儿女的血液中也存在这种精神。有时候墨子的精神就出来了，这是特有的精神，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特色。

例如，在孟子以前的时代，秦国有一个巨子，只有一个独生子，犯了国家的法令，依法非杀头不可。公文送到秦惠王面前时，宰相报告，这个犯人是某巨子的独生子。秦惠王便派人把这个巨子召来，告诉他依法本来非杀头不可，因为知道是独生子，特赦了他的罪，让巨子把他的独生子带回去管教。这巨子当面谢了秦惠王，可是，他把儿子带回去以后，还是把儿子杀了，送消息到秦惠王那里说：这孩子做的事，国法可以赦免他，可是墨家的家法，不能赦免，所以还是依家法处死。

所以老式的社会，几十年前的青、洪两帮中，完全是儒家、墨家的精神，讲究的是仁义道德，规矩比外面社会的法令还严格，不对的立即处理，家法绝对不能犯。这是说墨家巨子们的精神。

宋牼，就是墨家的巨子，所以他有墨家的精神。

有一天，宋牼准备前往楚国，半路上在河南、湖北之间的石丘这个地方，和孟子碰了面。孟子称他为先生，他的年纪比孟子大，是前辈，所以对他很恭敬。尤其墨家的巨子们，在社会上的声望很高，道德、学问也好，有一方影响之力。所以孟子就问他：“先生将何之？”

对这个“之”字，大家要注意，“之者至也”，在这里是“至”的意思，就是到哪里去。但现在的青年往往只把它看做一个虚字。有一次，我的一个学生，已得了硕士学位，在教书，他的学生写了一篇论文，请他批改。这篇论文中有“卦之”一辞，我这个硕士学生，把它改成“之卦”，然后送来给我看。我看了以后，把这个硕士学生骂了一顿，因为“卦之”是对的，从这卦到那个卦，就名为“卦之”，而他反而改错了。这就是“之”字的运用。

像古诗中“之子欲何之？”现在年轻人读古文，读到这种句子，一定要大骂，一句话五个字，用了两个“之”字，开头“之”，结尾也“之”，在说些什么？其实很简单，意思就是：你要到哪里去？在古文“子”是客气话，孔子、孟子，就是孔先生、孟先生，“之子”就是“你先生”，“之子欲何之？”就是你先生要到哪里去？所以读古文，不可把文章中的“之”字，全看作是虚字，那样就会卦之、之卦，弄不清了。

孟子问宋牼要到哪里去，宋牼说：我听说秦国和楚国在发动战争，又要打起来了。现在我准备到楚国去看楚王，想叫他不要打仗，因为打仗，老百姓死得多，国民的生命财产损失太大，受不了。如果楚王不高兴，我就到秦国去看秦王，说服他不要打仗。这两个国家，总有一个听我的意见。

用现代的眼光看这件事，会觉得很滑稽，以一个平民老百姓的身份，去看别国的君王，想叫他不要打仗，似乎是异想天开。所以要了解，在春秋战国时代，墨家的巨子们，就有这个力量，与现在的在野党派相似，相当厉害。他们去见那些国君，用不着登记，只要拿一张名片递进去，还非见他不可，不然他会发动整个社会反对。所以他要去劝他们不要发动战争，自有他的力量。但是这个力量，并不像现代的帮派那样乱搞的，他们的学问道德，都是在社会上起领导作用的，程度非常高。

这就看到我们中国社会，从上古时代开始，几千年来，有一个特殊的形态，一直存在。后来到汉朝，就是门第观念，是儒家和墨家结合起来的。在宗法社会里，对于一件事情，如有一族的人反对，就会成为很严重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国历史，包括文化、政治、哲学思想、社会、经济等等的历史，这是不可不知道的。否则写出来的书就是外行，因为缺了这一环，就错了。

孟子听了他的话，很客气地自称名字说：我孟轲，不想请教你关于这件事的详细情形，只想听听你劝他们这两个君王不打仗，用什么主旨，准备怎么说。

宋牼说：我将告诉他们，这两个国家打仗，损失都太大，没有一点利益，两败俱伤，以利害关系去劝说他们。

但是，你这一思想，会影响到政治和社会，凡事都以利为前提了。结果做人部下的，“怀利以事其君”，看上面给他的利益多少，才决定是否为老板做事。为人子女的，也“怀利以事其父”，看家庭有多少财产，或者只想读书出来，为自己做事，帮助家里多少钱。兄弟之间，也是如此。于是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变成只有利害，没有仁义了；人与人之间，脑子里只有利害关系了。这一思想影响下去，整个时代都完了，国家也不可能不亡。所以，不能以利为前提。

我们看了孟子这前半段的话，想到《孟子》这本书的第一篇，《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头子，你那么远来看我，“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立刻给他一个反驳，“亦有仁义而已矣”，动辄讲利害是不对的。不过后世三千年来的人，读了《孟子》，都说孟子太迂了，仁义值几毛钱啊！尤其到了今天的人类社会，只有价值观念，只讲利害关系。孟子叫了几千年，也没有人听他的；几千年前也是一样，人人都是以利为目的，人的生活永远在价值的观念上打转。再看几千年文化的演变，不但中国历史如此，西洋的历史也是一样，始终在求利的观念中打转。

由于科学的发展，物质文明的发达，工商业的进步，现在人与人之间，求利的观念，比过去更加严重。这是什么道理？这是一个大问题，孔孟反对了几千年，叫唤了几千年，但是谁也没有被他叫醒。道家也有一首诗，在“名利”两字上加一个“浮”字，“浮名”、“浮利”，意思说名和利，是浮在表面的，随时可以流走的，不是自己的，只是在活着的时候，暂时所属，是“我之所属，非我之所有”。有首诗中的两句：“浮名浮利浓于酒，醉得人间死不醒。”在思想观念上，我们把名利看得很淡，可是在现实上，名利像酒一样，喝醉了永远醒不了。

人类几千年的文化，说得好听一点，是文化，如果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社会经济不安定，人民生活也不安定时，人类如何产生文化？只有饿肚子的文化，只有讨饭的文化。所以古今中外几千年的文明，始终是靠在经济的动力上，这几乎是无法变更的大原则。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有幸而生在那个阶段，比目前的年轻人幸运多了，我们从两根灯草的青油灯下读书开始，下雨天穿钉鞋、打油纸伞的生活，到今天已经漫步太空了。这几十年的变动之快速，超过了过去一两千年的进步。

在如此快速的转变中，看出了什么呢？到今天为止，人类科学进步了，工商业发达了，文化却退步了，落后了，精神文明已衰败到极点。所以我经常说，这个二十世纪的末期，是文化思想、哲学文明空白的时代。物质文明进步得非常快，精神文化的文明，却是一个空白，对历史交不了卷的。几十年前的人，还有他的精神文明思想，现在我们这一代的人则没有。

前天有一个出版社的人，参加一个图书馆的会议后，才知道中国所有的图书馆都不买书的；出版界出书，可没人看。现在写文章，越短越浅，而且头尾不连贯的，越有人看；如果写一篇有内容、有分量的论文，没有人看。短短的笑话有人看，报纸副刊中的“趣谈”，风行一时；如果写一篇学术性的论文“谈趣”，就没有人要看了。日本东京的文化市场低落了，我们的文化市场也低落了，不要看见国际学舍经常开书展，这只限于台北市，离开台北，销售一本书可不容易。所以这一时段的精神文化交白卷了。

我们回过头来看孟老夫子的话：“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文化落后的结果，就是人类头脑思想，生活习惯，只向图利这方面去，精神文明就丧失了。这情形，现在刚开始，有心的人，正在掉眼泪，想挽救这个时代。不过人类到底是人类，受了这种没有精神文明的痛苦以后，依我的看法，不出三五十年，人类将要重新追求精神文明，追求文化，而鄙视物质文明造成的烦恼。所以我一再鼓励年轻人，要想为孔子孟子的文化而努力，现在就要坐冷板凳，吃冷便当；能认真好好努力几十年，孔孟学术就时髦了。

以我为例子，小的时候念书，研究禅、研究佛学，当时被老一辈的人看见，先蹙起眉头，然后斥责：怎么搞这个东西！但我还是不放弃。有的人还委婉地说：你父亲怎么不说你呢？怎么去学这些东西？这是十分客气的话了。我年轻时就是倔强，我说这是我的兴趣，这是学问，不懂就不要批评，如懂就辩论一番，我是为自己的兴趣而学。

由这件事例就知道，应该如古之学者的“为己”，为学问而学问；不要学今之学者的“为人”，表演给别人看，或者为声望、名利而求学问。假如今日为中国文化，为人类文化而努力，在很快的未来，二十一世纪的开始，即会成为了不起的大师，只看今日的努力如何了。

现在回到《孟子》本文，继续看孟子和宋牼的谈话。后半段，我们不去作逐句解说，这是古文的写作技巧，孟子的文章喜欢用对称的形式，上下句子，形式上是排比的。孟子的这种文法，后来形成了八股文的“比”，这类文章，在文学上看，固然很流利，很优美；在现代的观念看来，就感到太啰嗦。他的这一段话，以现代的文字技巧写起来，几个字就解决了，很简单的。

我们知道，孟子在这里和宋牼的谈话，在政治哲学、历史哲学方面，是始终反对以利害观点为出发点的，认为后遗症太大。他并且要大声疾呼，建立真理的目标，毫不妥协。这是一个重点所在。

至于宋牼当时，在听了孟子这一番理论以后，有没有接受，没有下文，在《孟子》这本书上，没有结论，在其他的历史书籍中，也没有结论。孟子说孟子的，墨家的巨子们仍然走墨家的路子。

如果深入的讨论，从后世的纵横家，现在所谓谋略学的立场来看，孟子的观点，不一定完全对；宋牼的主张，在诸子百家中，也不一定完全错。所以在历史的概念上，古文中有一句话说：“先动之以利害，则诱导仁义。”想影响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想影响一个时代社会的思想，先用利害关系，使他同意了某一观念，然后以教育诱导的方法，使他慢慢的，转向到仁爱政治的道德路上。像孟子之道，始终就只是一个招牌，仁义就是仁义；至于达到仁义这一目的所用的方法，是不是正确，不失为一个应加研讨的问题。但是在人文文化的道德规范上，孟子之道是绝对的标准，方方正正，绝不妥协。

接着，下面说孟子做人处世的态度。这里，我们先不要忘记，这时孟子已经接近晚年了，他在国际间的声望已经很高，权威很大，同时也很穷。人越穷，气就越大。

思过黑鹰

利益仁义

曰：“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孟子说：老先生，你的愿望了不起，想为人类社会消弭一场战争灾害。可是，你所提出的口号，你的主义错了。你以利害的关系去说动他们，即使说成功了，也会产生后遗症，因为你是以利为前提而说动他们的左、中、右三军之师，不打仗了，将士官兵都很高兴，退伍回家，可能还拿了奖金，因得利而高兴。

但是，你这一思想，会影响到政治和社会，凡事都以利为前提了。结果做人部下的，“怀利以事其君”，看上面给他的利益多少，才决定是否为老板做事。为人子女的，也“怀利以事其父”，看家庭有多少财产，或者只想读书出来，为自己做事，帮助家里多少钱。兄弟之间，也是如此。于是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变成只有利害，没有仁义了；人与人之间，脑子里只有利害关系了。这一思想影响下去，整个时代都完了，国家也不可能不亡。所以，不能以利为前提。

我们看了孟子这前半段的话，想到《孟子》这本书的第一篇，《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头子，你那么远来看我，“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立刻给他一个反驳，“亦有仁义而已矣”，动辄讲利害是不对的。不过后世三千年来的人，读了《孟子》，都说孟子太迂了，仁义值几毛钱啊！尤其到了今天的人类社会，只有价值观念，只讲利害关系。孟子叫了几千年，也没有人听他的；几千年前也是一样，人人都是以利为目的，人的生活永远在价值的观念上打转。再看几千年文化的演变，不但中国历史如此，西洋的历史也是一样，始终在求利的观念中打转。

由于科学的发展，物质文明的发达，工商业的进步，现在人与人之间，求利的观念，比过去更加严重。这是什么道理？这是一个大问题，孔孟反对了几千年，叫唤了几千年，但是谁也没有被他叫醒。道家也有一首诗，在“名利”两字上加一个“浮”字，“浮名”、“浮利”，意思说名和利，是浮在表面的，随时可以流走的，不是自己的，只是在活着的时候，暂时所属，是“我之所属，非我之所有”。有首诗中的两句：“浮名浮利浓于酒，醉得人间死不醒。”在思想观念上，我们把名利看得很淡，可是在现实上，名利像酒一样，喝醉了永远醒不了。

人类几千年的文化，说得好听一点，是文化，如果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社会经济不安定，人民生活也不安定时，人类如何产生文化？只有饿肚子的文化，只有讨饭的文化。所以古今中外几千年的文明，始终是靠在经济的动力上，这几乎是无法变更的大原则。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有幸而生在那个阶段，比目前的年轻人幸运多了，我们从两根灯草的青油灯下读书开始，下雨天穿钉鞋、打油纸伞的生活，到今天已经漫步太空了。这几十年的变动之快速，超过了过去一两千年的进步。

在如此快速的转变中，看出了什么呢？到今天为止，人类科学进步了，工商业发达了，文化却退步了，落后了，精神文明已衰败到极点。所以我经常说，这个二十世纪的末期，是文化思想、哲学文明空白的时代。物质文明进步得非常快，精神文化的文明，却是一个空白，对历史交不了卷的。几十年前的人，还有他的精神文明思想，现在我们这一代的人则没有。

前天有一个出版社的人，参加一个图书馆的会议后，才知道中国所有的图书馆都不买书的；出版界出书，可没人看。现在写文章，越短越浅，而且头尾不连贯的，越有人看；如果写一篇有内容、有分量的论文，没有人看。短短的笑话有人看，报纸副刊中的“趣谈”，风行一时；如果写一篇学术性的论文“谈趣”，就没有人要看了。日本东京的文化市场低落了，我们的文化市场也低落了，不要看见国际学舍经常开书展，这只限于台北市，离开台北，销售一本书可不容易。所以这一时段的精神文化交白卷了。

我们回过头来看孟老夫子的话：“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文化落后的结果，就是人类头脑思想，生活习惯，只向图利这方面去，精神文明就丧失了。这情形，现在刚开始，有心的人，正在掉眼泪，想挽救这个时代。不过人类到底是人类，受了这种没有精神文明的痛苦以后，依我的看法，不出三五十年，人类将要重新追求精神文明，追求文化，而鄙视物质文明造成的烦恼。所以我一再鼓励年轻人，要想为孔子孟子的文化而努力，现在就要坐冷板凳，吃冷便当；能认真好好努力几十年，孔孟学术就时髦了。

以我为例子，小的时候念书，研究禅、研究佛学，当时被老一辈的人看见，先蹙起眉头，然后斥责：怎么搞这个东西！但我还是不放弃。有的人还委婉地说：你父亲怎么不说你呢？怎么去学这些东西？这是十分客气的话了。我年轻时就是倔强，我说这是我的兴趣，这是学问，不懂就不要批评，如懂就辩论一番，我是为自己的兴趣而学。

由这件事例就知道，应该如古之学者的“为己”，为学问而学问；不要学今之学者的“为人”，表演给别人看，或者为声望、名利而求学问。假如今日为中国文化，为人类文化而努力，在很快的未来，二十一世纪的开始，即会成为了不起的大师，只看今日的努力如何了。

现在回到《孟子》本文，继续看孟子和宋牼的谈话。后半段，我们不去作逐句解说，这是古文的写作技巧，孟子的文章喜欢用对称的形式，上下句子，形式上是排比的。孟子的这种文法，后来形成了八股文的“比”，这类文章，在文学上看，固然很流利，很优美；在现代的观念看来，就感到太啰嗦。他的这一段话，以现代的文字技巧写起来，几个字就解决了，很简单的。

我们知道，孟子在这里和宋牼的谈话，在政治哲学、历史哲学方面，是始终反对以利害观点为出发点的，认为后遗症太大。他并且要大声疾呼，建立真理的目标，毫不妥协。这是一个重点所在。

至于宋牼当时，在听了孟子这一番理论以后，有没有接受，没有下文，在《孟子》这本书上，没有结论，在其他的历史书籍中，也没有结论。孟子说孟子的，墨家的巨子们仍然走墨家的路子。

如果深入的讨论，从后世的纵横家，现在所谓谋略学的立场来看，孟子的观点，不一定完全对；宋牼的主张，在诸子百家中，也不一定完全错。所以在历史的概念上，古文中有一句话说：“先动之以利害，则诱导仁义。”想影响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想影响一个时代社会的思想，先用利害关系，使他同意了某一观念，然后以教育诱导的方法，使他慢慢的，转向到仁爱政治的道德路上。像孟子之道，始终就只是一个招牌，仁义就是仁义；至于达到仁义这一目的所用的方法，是不是正确，不失为一个应加研讨的问题。但是在人文文化的道德规范上，孟子之道是绝对的标准，方方正正，绝不妥协。

接着，下面说孟子做人处世的态度。这里，我们先不要忘记，这时孟子已经接近晚年了，他在国际间的声望已经很高，权威很大，同时也很穷。人越穷，气就越大。

行客拜坐客

孟子居邹，季任为任处守，以币交；受之而不报。处于平陆，储子为相，以币交；受之而不报。他日，由邹之任，见季子；由平陆之齐，不见储子。

屋庐子喜曰：“连得间矣！”

问曰：“夫子之任，见季子；之齐，不见储子——为其为相与？”

曰：“非也。《书》曰：‘享多仪，仪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为其不成享也。”屋庐子悦。

或问之，屋庐子曰：“季子不得之邹，储子得之平陆。”

“孟子居邹”，孟子回到他自己的国家了。

“任”是一个小国家，在周朝，天子分封的诸侯国，有数百之多，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种，因为“子”与“男”是同一等级的，所以孟子在《万章》下篇曾说：“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任”是一个属于子位的诸侯小国，处于齐楚之间。季任是任国国君的弟弟，因为任国的国君，到邻国去访问了，由季任留守，代理国君主政。因为知道孟子的生活条件不好，就送钱给孟子。在这个时候，另有别人送钱给孟子，孟子不受，而季任送的钱他接受了。在中国的古礼是“礼尚往来”，应该回礼的，但是孟子“不报”，没有回礼。

有一次，孟子在齐国的平陆（在前面《公孙丑》篇中，就有“孟子之平陆”的故事），齐国的首相储子，送钱给孟子，孟子也没有回礼。

后来，孟子出国去了，到了任国，特别去看任季子，当面道谢。可是，孟子由平陆到齐国国都的时候，并没有去拜访储子。中国的礼貌，是“行客拜坐客”，出去旅行，是行动中的人，要去拜访旅行所到之地的朋友，就是坐客。因为旅行在外的人，在到处行动忙碌之中，当地的人不便去打扰，这是合理的礼貌，现代的国际外交礼貌，亦是一样。不过行客拜了坐客，当行客离开的时候，除了有特殊原因，坐客应该送行客。

屋庐子看到老师对这两个人不同的待遇，高兴极了，心里想，这一下，我可抓到了老师的漏洞了，我可得问问他了。于是他去问孟子：老师，你平常教我们要讲道德，守规矩，你到了任国去看季子，因为他是任国国君的弟弟，而且正在代理国君当政。可是你到了齐国，没有去看储子，储子也送过礼给你啊！你只看国君，不看宰相吗？他这话的意思，好像说，老师你颇势利的嘛！

孟子说：不是这个道理，《书经》上记载，周公经营雒邑，告诉成王御诸侯之道的《洛诰》上说过，“享多仪，仪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赠送礼物给人，在礼貌上要周到，送的礼物再多，吃的、穿的、用的，还有钞票，但是如果礼貌不周到，不诚恳，就等于没有礼，因为礼物的价值不能代表礼的厚薄。假使一个穷人来拜候，因为他没有东西可以送，虽然没有带礼物，但致敬诚恳，这就是最重的礼了。储子的馈赠，不成其为“享”的，就是说不诚恳。

屋庐子听了孟子的话，不待再多解释，就懂得孟子不去看储子的道理了，很高兴。可是别的同学还是不懂，就问他，老师怎么说？屋庐子说：还是老师对，因为老师住在自己的家乡，与住在齐国的平陆不同。季子在自己的国家代理主政，不能亲自送礼来，只好派使节送来；齐国宰相储子，送礼给老师的时候，老师是住在齐国的平陆，储子真正尊敬老师，应该亲自送到，不应该派人送来。所以他虽然派人送礼，并不表示对老师十分尊敬，老师用不着回报，并不是老师失礼。

由这一点看到，古人的所谓臣道、友道，以及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轻重，和礼仪之间的分寸，是有其道理的。古今中外，乃至于现在、未来，在国际礼貌上，自然形成了一种分寸，不可以草率。

就像卡特访苏联，访日本，为什么不到台湾来？因为没有邦交，这是他的为难处。乃至社会上，朋友的交往，在礼貌上，都有他的道理。什么叫做礼？我常说，礼是人类生活相处的一种艺术，就如同一幅很好的画，你不能在上面去乱涂一笔，那就破坏了整个画面。有人说礼貌是假的，试问哪一幅画不是假的！有谁把一座山、一泓水放到纸上去？可是画在纸上的山水，一看就是山水，而且比原来的山水面貌更美，如果再在上面乱涂一笔，整幅画就完了。

同时这也说明，孟子的立身处世，始终有他的分寸，不马虎，不随便。这一次屋庐子以为抓到了老师的差错，非去问难不可，想难倒老师，结果，还是没有把孟子难倒，因为他自己的学问不够。

两个高人过招

淳于髡曰：“先名实者，为人也；后名实者，自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古代的名人淳于髡，他是滑稽的祖师爷。滑稽古音念“骨”稽，后世则念滑稽，积非成是，大家念成习惯了，我们就依习惯念吧。现在又叫做幽默，滑稽与幽默，似乎没有距离。淳于髡是齐国的赘婿，连姓也改了，古代宗法社会里，对于入赘改姓，是非常严重的事，会被人轻视，可是他并不在乎。而他对于当时齐国的政治、时代、历史有相当影响。他也做过使节，做事无一不滑稽，其实滑稽是他的妙用。齐宣王，以当时国际间霸主的威风，要杀人时，只要他一个笑话，一个滑稽动作，齐宣王的怒气就没有了，别人的生命也保住了。后来汉代的东方朔也和他一样，汉武帝那么大的威风，不管多严重的问题，只要东方朔一到，汉武帝脸上紧张的肌肉就松弛下来了，一笑之下，问题自然烟消云散。甚而在汉武帝给臣子赐肉时，不等主事官到，就私自割了一块带回家给太太。汉武帝不但不生气，反而赐酒一石、肉百斤，给他和太太吃。

齐国三代的君王，对淳于髡都很重视，虽然他言行无一不滑稽，但为人正派，提出政治上的意见，也都很正派，常常左右君王的决定。

在孟子和齐宣王谈得不太融洽，准备卷铺盖走路时，大概淳于髡来看孟子，这一段是两个人的谈话。

淳于髡说：有些人并不一定好名，并不一定想先使自己知名度提高，但实际上，一定先要有知名度，才会有实际的事业可做。名和实两件事，有了名就有实，所以有些人，爱惜自己的名比生命还更重要，目的不是为自己，因为名誉好，然后才有权力，才可以为社会国家做事，目的还是为别人。

有些人对名不重视，做官也没有兴趣，发财也不要，只管自己有道德，表示我有我的真理，我有我的人格，你用官位、钞票诱惑不了我。这些人把名实放在后面，只是为他个人自己，还是很自私自利。

这一下，可狠狠地给了孟子一棒子。

他又说：你在我们齐国的地位不低啊！皇帝把你看作老师，是国师，而且把你排在三卿之间，是最高的顾问；朝廷知道你学问好、道德好，可是你的名气，老百姓实在不知道。齐宣王对你很恭敬，可是在政治上你还没有做出一些事来，而你老先生现在却准备走了。你的理想既是救世救人，难道救世救人是这样自私自利的吗？

由此也可看出淳于髡这个人，一方面为了自己的齐国，一方面也为了孟子，好像对孟子说，你应该做一番事，让大家得到益处才走。

这两位先生在一起很有意思的，两个人的嘴巴都够厉害的。

孟子回答他说：有一种人，不在乎地位高，自己宁可站在低等的位置上，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道德，而在上面的人是没有道德的，所以他就离开，不愿为不道德的人做事，连下位也不要。像伯夷就是这种人格，周武王统一天下，他认为武王的革命是不合礼的，是不道德的，看不起武王，就义不食周粟——不吃周朝的饭，到山上去吃树皮树根，因营养不良而死，这是一种人格。

还有一种人格，像商汤时代的伊尹，只知道救世界、救社会、救人类，他不管那些臭规矩，五次去找汤，四次话不投机，最后还是当了汤的宰相，帮助汤治理好天下。那时，桀是一个非常暴虐的坏君王，他也曾数次去找桀，只要桀王肯用他，他可以把天下治理好；但桀没有用他，最后商汤用了伊尹，把桀打垮了，建立了商朝的天下六百年。这种人以救天下、救人类为目的，自己个人的人格、名誉，不作考虑。第三种人是不问领导人如何，污君也好，官小也好，只要你交给他一个位置，他就会把责任做好，上面尽管滥，全国尽管滥，但是自己管的地方保持好，至少保持了国家民族文化的元气，这是柳下惠。

孟子经常把这三个人，作为人格的典型。他说这三个行为不一样，方法不一样，态度不一样，走的路线不一样，而目的是一样，都是希望对社会、国家、人类有所贡献，都是实行仁道。一个大人君子，实行仁义之道，何必跟着他人典型的路线走呢？人家走过的路线，我何必也去走呢？

谁是关键人物

孟子还了淳于髡一拳，可是淳于髡也不是好缠的人物，他听孟子这样自我标榜，就露出一点他的看家本领，滑稽挖苦的味道来了。

曰：“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

他说：当年你们鲁国——文化的中心——周公的后代鲁缪公的时候，公仪子做宰相，有学问，有道德，旁边还有两位贤人，子柳和孔子的孙子子思。可是鲁国一天一天衰弱下去，领土被剥削，幅员逐渐缩小。由此看来，历史证明，他们这帮书呆子，讲道德学问，理论是高，实际上对国家政治，毫无用处。

他这些话，等于说这些贤人，都是饭桶。当然，他没有直接骂孟子，他骂人是转了十七八个弯，让听话的人听了去头痛。他指的是鲁缪公的时代，可是连孟子的老师子思都骂进去了。双方的对话都很尖锐。

孟子说：这个话很难讲，百里奚是虞国的人才，而虞国的诸侯，不知道用他，结果百里奚只好放牛。秦缪公知道这个名人，就把他从楚国的俘虏中弄来做宰相，结果秦国称霸。同样一个人，能否建立功业，还要看老板好不好才行。

孟子几句话就把问题推开了。可是他们两个，不正面讨论现实问题，不明讲孟子的去留，都讲历史，借历史的故事，来辩论目前的现实问题，所谓借题发挥。这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只在研究历史，好像两个老太婆见面，只说张家长，李家短，不说你的儿子怎样，我的女儿又如何，这样可以免得在现实问题上闹僵，下不了台，但能知道对方的意向。

曰：“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绵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有诸内，必形诸外；为其事而无其功者，髡未尝覩之也。是故无贤者也，有则髡必识之。”

淳于髡又说：从前卫国有位很懂得制乐谱、齐声合唱的王豹，当他在淇水为首长的时候，黄河以西一带的人，受他的影响，都很会齐唱。我们齐国还有一位很会吟诗的绵驹，他住在高唐的时候，我们齐国西边的人，受了他的影响，也都很会唱诗。我们齐国以前还有两位大夫华周和杞梁，他们在庄公伐莒的时候，同时战死，而他们的妻子，都哭得很哀痛。后世流传的民间故事，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就是杞梁的妻子。此事影响后来全国的妇女，在丈夫死时，都哭得非常哀痛，改变了整个国家的风俗。这种风俗，一直流传至今，乃至于有的富贵人家，或因身体不支，或因年老体衰无能哀哀痛哭的，也要雇请善哭的女人，披麻戴孝，在死者的灵前，呼天抢地，代替她去号啕大哭，表达心中的悲痛。女性的职业哭丧，是唐朝以后才有的，这种哭丧者的风俗，自杞梁的妻子开始流传下来，也是中华文化的特点之一。

淳于髡举了这几个例子以后，说出一个道理来。他说：老先生，一个人内在有真正的本事、学问、修养，就会在外面表达出来，做得出来，是可以看见的。如果说一个人，有理想，出来做事却没有成果、功绩，对不住，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贤者。换言之，会吹牛的，亦要吹出一个成果来，你孟老夫子吹了半天，一声不响就卷铺盖跑掉。大概这个社会上没有一个有本领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我一定看得见。

淳于髡等于说，你孟子不是一个有本领的人，如果有本领，我一定看得见。他当面说孟子不是圣贤，没有本领，使孟子面子上很下不去，淳于髡这种话真厉害，讲得相当严重。

曰：“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

孟子怎样答复他呢？他只有讲老实话，但还是讲当时的历史，不讲现实。他说：孔子当时在鲁国作司寇，只三个月就辞职不干了，但是还是住在国内。后来又为什么离开了鲁国？因为齐国的诸侯齐景公，认为如果鲁国再用孔子，不需要三年，鲁国将成为霸主，各国都无法与鲁国抗衡。于是和宰相晏婴商量，想办法离间鲁定公与孔子君臣的关系，送了一班女乐——漂亮的歌舞女郎到鲁国，把鲁定公迷住了。孔子当然反对，但天下最厉害的是美人计，这班美女一到，孔子再反对也没有用，而且又使鲁定公不高兴，所以孔子就要离开鲁国。

但他若在这个时候出国，在鲁国这个周公后裔的礼义之邦，就表明领导人鲁定公一定有重大的失德之处，将来历史上一定记载，孔子的去国，是鲁定公的大过错，而不是孔子的错。孔子为了这个原因，不能离开鲁国，而心里痛苦得很。刚好，此时国家举行祭祀大典，孔子也参加了祭礼，依照古礼，祭祀用过的肉，应该分送到与祭的大臣们家里。可是鲁定公被女乐们迷住了，没有把祭肉送到孔子的家里，于是孔子吩咐学生们准备行李，计划出国。他借这一件小事出去，为鲁定公保留面子，说是因为鲁定公觉得自己和学生们并不重要了，所以出去考察，周游列国，以免暴露了自己国君迷于女色的失德不仁。不知道的人，以为孔子只是为了分不到冷猪肉而出国；稍微明事理的人，也只是以为孔子是为了礼仪上的问题出国而已。

孟子把这故事说给淳于髡听，等于说，不是我老孟想离齐国，是你们齐国的国君，对我已经没有礼貌了。有我不多，无我不少，冷板凳坐不了，只好走了。

所以他最后一句话，“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一个大人君子，他做人处世的方法，不是你们一般人所能了解的，我有当年孔子一样的处境和心情啊！

当然这是个机密，淳于髡还不知道，听了孟子这些话，只好点头说“原来如此”了。

读书人的品格

孟子与淳于髡的谈话，指出了古代知识分子，在立身处世方面，所表现的人格行为的规范。

关于这一方面的理论，在中国文化五经的《礼记》中，有非常重要的《儒行篇》，是有关读书人做人做事遵循的行为标准，等于佛家菩萨道的入世标准。这是今日读书人，尤其是中国读书人，应该拿来一读，作为平日言行参考的。

孟子当时的这一作风，影响了中国后世三千多年来，读书人的高尚行为，后来的《高士传》一书，就是记载历代读书人的高风亮节行为。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表现这种情操的诗词也很多。

例如唐朝末代的高越，他在二十岁多一点的时候，就已经很有才名。有一次他经过山西一带，当地有一位藩镇，就是所谓雄霸一方的封疆大吏，掌有地方的军政大权，实际上，每每自创制度，未必听中央政府的命令，有自立为王的味道。这位藩镇见到高越，非常高兴，有意留他下来为自己做事，并把女儿嫁给他，虽然没有明白说出，但是已经有了相当的暗示。刚好有一位名画家，画了一幅老鹰高飞在天空的《鹰扬图》，请高越在上面题诗。

中国画的画家，不论是画山水、翎毛、花卉、虫兽、鬼神、人物，不但要画得神肖，而且要有深邃的涵义，包含浓厚的哲理。画家多半同时又能够作诗、题字，即便短短两个字的画题，也有其深长的含意，所谓诗、书、画三绝。所以这样的画，是艺术作品，也是文学作品，更是表达思想、意境的哲学作品。最主要的是人人都看得懂，都有感受，都起共鸣。

绘这幅《鹰扬图》的人，大概没有在画上题诗，于是高越就题了一首诗，也表达了自己的意向。

雪爪星眸世所稀 摩天专待振毛衣

虞人莫谩张罗网 未肯平原浅草飞

他是以画上的老鹰自比，意思是说这画上的老鹰，雪白的爪子，明亮如星的眼睛，是世上少见的，它只是暂时栖息在此，随时准备振翅高飞。管理山林的人，不必去张罗网，想把它留住，因为它是不肯在草地上飞的。意思是说，我志向远大，不会留在这个浅草堆中。

再看孟子当时，淳于髡虽代表齐国那样地挽留他，孟子如果是用诗来表达，也同样会说：“未肯平原浅草飞。”就算你齐国的君王来请我当宰相，我也不会在乎的。因此我们又想到陆放翁的两句诗：“花经风雨人方惜，士在江湖道更尊。”这是中国的哲学。我经常说，中国的哲学史，研究起来非常难，诸子百家只是一小部分，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特别多。因为中国文学，不像西方文化。西方的诗人只是诗人，而中国的读书人，都会作诗，如果不会作诗，别说考不上最起码的秀才，连作贡生、廪生、童生的资格都没有。因此，文化的基础不同，读书人作文、作诗、作词、作赋乃至为歌，就会把许多人生道理、哲学思想，统统写在作品里面了。

陆放翁这两句诗，也是名句，他说，花虽然好看，可是人真正爱惜花的时候，是花经过风雨的摧残之后。在孟子而言，当时如果在齐国真的出来当政，以后是不是能在孔子之后，被称作亚圣，万代千秋在孔庙里享冷猪肉，就很难肯定了。因为他同孔子一样，一辈子没有从政做官，因立德立言才有后世的尊崇，这就是“士在江湖道更尊”了。

这也像青年人，在男未婚女未嫁的时候，身价就高，这位小姐，说不定会成为将来的第一夫人；如果一订婚约，价值就已经定了，连男朋友都没有了。这也就是“未肯平原浅草飞”的意思。

再看孟子在平陆，受了齐国宰相储子的礼，不去道谢；而在自己的家乡，受了任国季子的礼物，则去道谢。这个谢与不谢之间，就大有道理，表面上不易看出。世间事，如果不深懂这些道理，分寸之间就很难处理，或处理不当。这类事，在佛教中，尤其是禅宗之中，见得很多。像百丈禅师，被马祖扭一下鼻子，就开悟了；或问一声念佛是谁？被问的开悟了。这些是不管行为，不牵涉道德行为这一面，属于禅宗的顿悟法门。

其实，读书人的高品格，在禅宗中屡见不鲜，如唐代雪窦禅师，是禅宗很高的祖师，学问也高，声望也高，他的禅理哲理都表现在诗文中。当时皇帝的宗室王者，请他吃饭，但是，他素来不出门，如果有居士请他应供，他也绝对不去。请出家人吃饭，或送礼叫做“供应”，出家人接受叫做“应供”。有一次一位王者请他，十分恳切，无法推辞，只好虚与委蛇，说过几天再去。但雪窦第二天派人送一首诗给这位王者：

居士门高谒未期 且隈岩石最相宜

太湖三万六千顷 月在波心说向谁

出家人对于在家学佛的人，不论他在人世间社会的地位如何，上自皇帝，下至平民，都称居士。这首诗是说：你的门第那么高，我一直未能去拜谒，像我这样一个穷和尚，在山上与岩石为伍比较合适。至于说你们想来问道，要我说法，佛法像太湖一样，汪洋浩瀚，深不可测，月亮照在太湖中，正是“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到处都是佛法，何必问我？我又能向谁去说呀。

由这些地方，我们回头再看孟子，当时有多少机会啊！只要他点头，要钱有钱来，要官有官做，可是他就是不点这个头。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儒行”，一个知识分子立身处世的精神。

思过黑鹰

作人的进退之道

居士门高谒未期 且隈岩石最相宜

太湖三万六千顷 月在波心说向谁

出家人对于在家学佛的人，不论他在人世间社会的地位如何，上自皇帝，下至平民，都称居士。这首诗是说：你的门第那么高，我一直未能去拜谒，像我这样一个穷和尚，在山上与岩石为伍比较合适。至于说你们想来问道，要我说法，佛法像太湖一样，汪洋浩瀚，深不可测，月亮照在太湖中，正是“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到处都是佛法，何必问我？我又能向谁去说呀。

可是，青年人要注意，不可错解这种精神，而变成了傲慢。如果没有孟子的风格、道德、学问而自鸣清高，官亦不要，钱也不要，老实说，你想要也没有人给你，你因此饿死也活该，没人同情你。所以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对于人家送上来的礼，绝对不贪图；合于道德的才要，不合道义的则不要。由此可以看到中国文化“儒行”的另一面。宋代的诗人李宗勉，有一首诗：

经行塔下几春秋 每叹无缘到上头

今日登临方觉险 不如归去卧林丘

李宗勉是南宋的诗人，文学修养高，人格也很高。他走过杭州的六和塔有感，作了这首诗。六和塔与雷峰塔齐名，大家都知道雷峰塔，因为小说或戏剧中的《白蛇传》，白蛇娘娘白素贞，与法海和尚斗法失败，被法海关到了雷峰塔。到了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孙传芳南侵，占领杭州的那一天，雷峰塔突然“轰隆”一声塌了，于是民间传说，孙传芳是白蛇的儿子，转世前来救母亲的。这个民间故事，至今并没有人写成小说。

再说六和塔，也是很有名的，塔侧是之江大学，基层的面积约有一两百坪，高七层，成六角形，每层塔檐的每一个飞檐，都悬有“铁马”，现在叫做风铃，终日叮当作响，别有风味。

李宗勉题六和塔的这首诗，意思是说：多年来我常在塔下经过，每次都恨自己太忙，没有办法到塔顶上去。过去到塔顶去是很费脚力的，不像现在有电梯，到了日本上东京塔，走进电梯，一按电钮就上去了，不过这并不好玩。上六和塔，硬是要一层一层爬上去，爬一层，浏览一层，经过了一番辛苦，到了顶层，四顾俯瞰，钱塘江滚滚东流，尽头处，水天一色，美不胜收。但李宗勉别有怀抱，他说今日我总算到了六和塔的塔顶，站在上面才知道，越高越危险，不如回家去吃老米饭，在小树林里摊张草席躺下，还更安稳自在。

这是他考取了功名，做了大官以后，感觉人生平淡才是好；正如没有发过财的人想发财，而真正发过大财的人，才知道钱财如粪土，有大钱的真痛苦。

宋代另有一个邵经国，原来也是做大官的，因为看透了官场中的得失成败而归隐的。也作了一首诗，劝好朋友退休：

闻道先生欲挂冠 先生何日出长安

去时莫待淋头雨 归日须防彻骨寒

已遂平生多少志 莫令末路去留难

二疏毕竟成何事 留取他年作画看

他说：我好几年都听说你不干了，你哪一天回去啊？一个人上台容易下台难，要在恰到好处时，下台一鞠躬，赶快走，不要等到下大雨的时候，淋成落汤鸡才回来。

以前香港有个电影女明星林黛，死后用铜棺装殓，上万的人前往凭吊。我说她死得正是时候，真是有福气，正是“去时莫待淋头雨”，年轻、漂亮，在演戏生涯的巅峰状态时走了，会长时间被人怀念。如果她活到八十岁，变成老太婆之后才死，古人说：“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世界上没有人欣赏迟暮美人的，这就是人生哲学。

所以他劝朋友，现在该下来了，现在不下来，等到冬天才下来，那就太寒冷了。你平生的志愿已经实现了多少呢？不要等到最后，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落得进退两难。人生做事，不晓得自己的分寸，就很危险；做生意也是这样，如不及时改变，等到开始走下坡时，就来不及了，在末路上去留就难了。

最后两句，是指汉代的疏广、疏受两叔侄，二人官至太傅少傅，上朝时一先一后，做了五年，正在被人羡慕，荣誉达到最高峰的时候，辞职回家，善终天年。用这个故事，劝他的朋友及时引退。

还有个宋代的名臣裘万顷，他有一首诗，感慨更多了，讲到了人生哲学，这还是太平盛世中的感慨：

新筑书堂壁未干 马蹄催我上长安

儿时只道为官好 老去才知行路难

千里关山千里念 一番风雨一番寒

何如静坐茅斋下 翠竹苍梧仔细看

他说，家里刚刚盖了一间书房，墙壁还没有干，就骑马到京城去赶考功名。年轻人，一脑子的前途无量、功名富贵、升官发财，样样都好，样样都要。人到老了，才知道人生路途艰难。少年考取功名，为官几十年，是什么味道呢？“千里关山千里念，一番风雨一番寒。”真是名诗名句！如果是现在，别说千里关山，纵然是万里关山，喷射机三两天就可以来回。可是在古代，一离开家出门，越走越远，那时邮政也不发达，越远就越惦念着家；而所经历的事，更是“一番风雨一番寒”，整个人生经验，无不在风雨寒冷之中。当然也就越做越怕，想来想去，还是卷铺盖回家吃老米饭好。农村社会中，回到家里，如乡下人说的“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狗窝”，万事不管，没有责任，看看树，种种竹，多舒适！

了解了这些，再看到孟子答复淳于髡的话，就知道他的抱负，对人生的看法，在齐国是不可留的，也就是“千里关山千里念，一番风雨一番寒”。孟子要回家了，淳于髡责备他，道义上有救国家、救社会、救世界人类的思想，但是几十年来为什么没有做？没有结果？孟子最后答复，“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一个君子大丈夫的所做所为，一般人是不会了解的。

孔子的秘密

下面这一段，是有关历史哲学的问题。中国文化的历史哲学，牵涉到中国政治哲学思想，几千年来，影响很大。

这一段话，也等于答复了淳于髡以后，对齐宣王作一个间接的批评。他这一段话很长，可以摘出来，成为一篇独立的文章，我们还是分作几个小段来讨论。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

这几句话妙不可言。

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关政治哲学，始终是两个路线，互相消长，一个是王道，一个是霸道，这是几千年形成下来的原则。以后世的观点来看西洋文化的政治思想史，同样也可以归纳于王道与霸道两个范畴之中。所以也可以说，这是千古不移的定则。

我们中国的上古史，如果以尧舜时代为分界点，向上倒推到黄帝的这一阶段，太久远了。对于这一阶段的上古史，后来的历史学家，都不敢下一定论，连孔子也不敢下定论。孔子也有注重证据的科学精神，没有历史资料的，不作定论。所以他着《书经》是自尧开始，因为尧以前的历史，无法确定，所以《尧典》为《书经》之首。

称尧、舜、禹为三王，是孔、孟的历史哲学观点，而传统中所谓的三皇，就很古远了，为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每一个皇，都代表中国的上古史，他们是几个兄弟，每个人都统治了十二万年。后来的统治者，至少也统治了八万年。他们的寿命，都是十几万年乃至几十万年，这种账就算不清了。所以最后只好把它删掉，归入神话中去。

真正研究哲学或科学，多半追溯到前一个冰河时期，等于现在美国有些书，说人类的祖先，是从地球的中心出来的。中国甘肃的崆峒山，黄帝陵寝的后面有一个洞，无人敢进，据说如果进去一直往前走，经过三四个月，可以从南京出来。据说地下都是相通的，连我们的老祖宗，伏羲氏、轩辕氏，都还活在那里。

在西藏，布达拉宫后面有一个洞，被封住的，谁也不敢进去，假如进去，可能连骨头也没有了。据说这个洞的出口在北极。

美国现在研究这一类事的书很多，而且以各种证据证明说，空中所发现的飞碟等飞行物体，就是地球中心的那些人，看到我们地球表层的人太不成话了，所以飞出来侦查。有的人失踪，就是被他们带去了；被带去的人可以长生不老，经他们训练了三个月，又飞回来侦查。他们觉得地球表层的人，如果再闹下去，将会不得了，他们就要出来干涉了。

这一类新书，大家读过没有？这种书多得很，假如没有看，就真的很落伍了。古书既不念，新书又不看；既不学古人，又不懂现代人，可叹！

不管如何，西方的这些说法，都是中国道家几千年前已经说过的话。中国道家素来就说地球下面是相通的，现在西方正想用科学方法求证。

像“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广西的桂林与阳朔县为邻，那里的山，都是从平地上突起奇峰的，水也是碧绿的，风景很美。著名的桂林七星山下的七星岩，由向导点着火炬在岩洞中游览，慢慢流连，差不多要一整天的时间才能走出来。就算走马看花地匆匆而过，也要花上半天时间。另外还有许多深不可测的岩洞，有人说，都可以通地下的那个世界。据说，曾经有人在鸭子的身上做一个记号，放到桂林的一个山洞中去，几天之后，这只鸭子，却游行在湖南的湘江之上。

这类中国神话，如果用英文写成小说，拿到美国去出版，一定是畅销书。现在的时代，越说鬼话，越有人听，也越赚钱！

我们讨论三王的问题，谈到中国上古的神话史，其实真正学科学的人看来，一点也不神话。我不是学科学的，但是我的兴趣是多方面的，科学也包括在内。在我看来，这些神话，绝对是合于科学的，而一般人没有看通这个道理。像道家的学说，在古代就曾经有人实验过，而且有的实验成功，获得证实。但是后人把它看成虚幻的神话，把它摒弃了，没有继承这份文化遗产，再进一步的研究，这是十分可惜的事。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因为尧、舜、禹三代，仍然不是太平盛世。那么怎样才是太平盛世呢？这就要看《礼记》中的《礼运篇》了，这是孔子提出来的。三民主义所标榜的“大同世界”，只是《礼运篇》中的一小段，所以要研究大同世界的思想，必须读《礼运篇》的全文。

这篇书上说，有一天孔子靠在走廊的栏杆上，喟然一叹，身旁的子路等学生们，看见老师这样伤感，就关心地问老师，为什么悲叹，孔子说：我悲叹这个时代。我们引用一句文学的话来说，“江水东流，一去不回头”，历史是永远拉不回来的，物质文明越进步，人类的痛苦越大。

学生们听了孔子的感叹，感觉奇怪，就说，有这么严重吗？孔子说就有这么严重。学生们就问孔子，老师你认为怎样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于是孔子就说到上古时代的太平盛世，人类是如何幸福地生活着。人类生活在那么美好的社会，也不会有什么经济问题，个人不必有发财等等欲望，于是孔子说出了大同世界的理想。其实，大同世界的境况，已经是退化一点了，但还是太平的。

再下来，到了尧舜的时代，文化越进步，思想越聪明，工业越发达，物质欲望越提高，人类痛苦也越大。这是《礼运篇》的整个精神。所以真正中国文化哲学的太平盛世，并不是指三王，因为三王之中的尧舜，是德治，以道德来治天下的，不用法律。

最早的法律，是自舜开始的，舜制定了象刑，象征性的刑罚。例如有人犯了罪，做一顶特殊的帽子给他戴上，使人知道他是犯过罪的。到了周文王时代，他看见老百姓犯罪，自己反而哭了，又不能不处罚，就在地上画一个圈，在若干时日内不许犯罪者超出圈外。像这样的时代，已经不能算是太平了。

在周文王以前的夏禹，时代就已经变了，所谓以功立德，有功就有德，人类开始崇尚功绩了；而这个“以功立德”只是招牌，招牌的反面，则是武功。

如果是真正的武功，也还不错，像汉高祖、唐太宗，都是以武功定天下；到了后世的帝王，连武功也没有了，只有“偷功”、“抢功”而已，这就完了。

因此，依照中国文化的历史哲学观点看来，人类的苦难，会越来越大，因为道德的规范不同了。过去的道德是宗教性的，东方、西方都是一样。譬如中国人怕因果、怕轮回、怕下地狱而不敢做不道德的事。现在没有这一套了，现在的道德是经济性的，以“有没有价值”来作为衡量道德的法码。有价值就道德，没有价值的就不道德，道德观念的标准已经变了，这一变易，本质上的差距就会很大。现在的道德以价值作标准，我预言一百年后，也许道德不再论价值，而问是否需要，需要的就是道德的，不需要的就是不道德的了。到了那个时代，就更糟了。

先了解到这些，就可以读懂《孟子》，知道他为什么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

母教的影响

五霸是从春秋时代开始的，孔子着《春秋》这一部书，是一部法律哲学史的判决书，是对历史上五霸的判决书，指五霸犯了人类历史的罪，他们所作所为的影响，使社会风气变坏。所以《春秋》的第一篇，就是“郑伯克段于鄢”，郑伯是第一个提倡霸主政治的人，霸主政治的风气也从他开始。

这一篇是说郑伯使用手段，已经不是道德的政治了，连对自己的兄弟都使用手段。可是这一篇的精神，孔子指出来，政治的败坏，是由家庭教育，尤其是由母教的败坏开始的。

孔子曾经说过：“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意思是说，后世的人，是从《春秋》这部书中了解我；也会由《春秋》而责怪我。但是几千年以来，还没有看到，谁由《春秋》了解了孔子。今日我揭穿了孔子的秘密，虽然他在文字上，没有明白责备郑伯的母亲武姜，但谈到母教问题，他把“郑伯克段于鄢”，放在《春秋》第一篇的安排，就是指家庭教育的问题，尤其是母教最为重要。

有母教，才有家庭教育；家庭教育的败坏，影响了整个社会教育的败坏。春秋时代政治风气、社会风气的败坏，是由郑伯的母亲开始。对自己所生的儿女有偏爱，尤其女性对儿女有偏爱，无形中就影响了这个失爱的大儿子，对母亲用手段，对兄弟用手段，这个罪太大了。孔子把这篇放在最前面，真是妙极了，他的重点也就在这里，因为母教的败坏，家庭的失和，然后才有霸主思想的兴起。

讲到五霸是三王之罪人，想到清朝有一位秀才郑板桥，字写得好，独创一格，画竹子画得更好。他曾经批评三教的后世弟子说：“和尚是释迦的罪人，道士是老子的罪人，秀才是孔子的罪人。”郑板桥的批评，就是由《孟子》这一段话引发而来的，话也说得不完全错，这是研究学术连带的话题。

孟子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其中包括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这五霸是在春秋时代，到了孟子已经是战国时代了。春秋战国这两代四百多年间的战乱，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的一个阶段，所以孟子责备五霸是三王的罪人。

他又骂当代的诸侯：“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不只是五霸，而是有七雄，包括秦、楚、齐、燕、韩、赵、魏等七个大国，是五霸的罪人，比五霸还不如。孟子尽管骂，是骂那些做君主的人，和我们不相干；下面就骂惨了，把当公教人员的知识分子读书人，都骂进去了：“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大夫”就是做官的，知识分子做官又称士大夫，古代的读书人，唯一的出路就是做官，不做官就不必读书。那时的教育，就注重在政途上，所以他说现在做官的知识分子，都是诸侯的罪人。下面是他说的理由。

什么是封建

天子适诸侯曰巡狩，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庆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是故，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五霸者，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天子、诸侯，是古代的一个政治体制，名为封建制度。可是大家不要盲目地鄙视封建两个字，人云亦云地用这两个字骂人。

其实中国古代的封建体制，是真正的民主，详细说起来，又是一个专题，因为与现代一些学者的见解相反。别说年轻的一代，对封建制度的内涵、精神、哲理及其演变，不甚了然，即使现在八九十岁一辈的学者，也没有把书读透彻，只是以前人的意见为意见，前人错了，他跟着错，前人没有弄清楚的，他也不去弄清楚，任其胡涂下去。从孟子这里的话，就可以看到封建时的民主精神。

中国古代政治封建制度的精神，“天子适诸侯”，中央天子，这个大当家的并不好当。尧的时代，每十二年适诸侯，到各地方去拜访地方首长，当然地方首长要以特别的礼节欢迎。但是，天子绝对不接受招待，诸侯如果招待天子，天子要马上还礼的。尧十二年出来一巡，全天下各国走遍，这就是民主精神，在名称上叫做“巡狩”。

舜就是在巡狩途中死亡的，死在湖南。后来传说舜的两个太太，因为哭丈夫，血泪落在当地的竹子上，变成了湖南的一项特产——斑竹。其实这是误传，舜死的时候，已经一百多岁了，他的两个太太，就是尧的两个女儿，至少也有八九十岁了，两个老太太，纵然尚在，也无法去找丈夫了。实际上是舜的两个未婚女儿去哭的。史书上是说“舜之二女”，后人把“舜之二女”混淆了，认为是二妻，才把这件事扯到母亲身上。

到了舜的时候，改为五年一巡狩，禹的时候，则为三年一巡狩。至于各地的诸侯，两三年甚或每年，要到中央向天子“述职”，报告自己在国内所做的行政措施。现在报纸上，常有大使回国述职的新闻，“述职”一词，就是来自上古的政治制度。

当时是农业社会，主政的人，春天出门到各地视察，万一哪里出问题，像种子不够，耕牛不够，中央政府要帮助补贴；水利坏了，派人修建；秋天收成的时候，如果遇到灾荒，中央政府也要免税赋，还要拨粮拨款救济。

天子巡狩到了地方，看到荒地开垦出来了，农业发达；老年人有所归宿，过着悠闲舒适的晚年；有道德学问的人，受到尊重，生活安定；替国家办事的公务人员，聪明智慧超过万人的“俊”，超过千人的“杰”，都是第一流人才，在适当的位置上做事。古代的土地多，皇帝奖励，就将土地连人民，拨给这个诸侯。

近三十年来，大家在台湾，看不到地广人稀的情形，过去在大陆就常常看到这种现象。例如在东北，自清朝开始，设三个省治，叫做东三省；抗战胜利后，划分为九省，还是地广人稀，而且土地肥沃。山东人遇到凶年穷岁，无法生活下去时，就出关去了。年轻夫妇，背一个大包袱，出山海关，跑到东北平原，向远处一望，无垠无际，发现了未开垦的处女地。然后登门求见，地主知道是由关内出来开垦谋生的，就送一匹马、一条牛、够用的农具和粮食，甚至还有繁殖作种的家畜家禽。开垦的人领来，到荒地上搭一个茅棚住下，展开了垦荒的工作，九年以内，不必完粮纳税缴租谷。九年以后，地主也宽厚得很，要开垦的人，看收成能缴多少租谷，他就收多少，各凭良心，绝不会争执，互让互助，淳朴敦厚。在西北地区，尚未开发的土地也多得很。

所以我很感叹，今日台湾的青年，一旦回到大陆去，将如何面对？对大陆的情况，都不了解，都以台北市的头脑看世界，看全中国。现在二十多岁的人，差不多都是“台北头脑”，这是特制品，限台北使用，拿到外面，不一定通行。台湾的物质生活太享受了，“富岁子弟多赖”，赖皮的青年多，努力的少。

古代天子如果到了一个地方，看到土地荒芜；对年老的人没有照顾好；有才能的人没有工作做；头脑聪明，没有真道德、真学问的欺压老百姓的小人在位，那天子只有“让”。所谓“让”，等于我们对一个部下说，老兄，你太不行了，不是骂，是一种婉转而又严重的警告。如果定期的“述职”不到，第一次降级；如果再不到，土地、人民、权利就取消了；第三次还是不到，就派宪兵、警察的部队，把他抓起来了。

这是上古的时代，天子对诸侯，只是宣讨他的错误，并不用兵去攻打。三次不遵守命令，已经九年了，还不改过，才不得已抓起来。而诸侯与诸侯之间，彼此反对时，没有权力责罚对方，只有陈兵到边界，如不能协调，才打仗。

孟子说，五霸已经没有道德了，他们搂住有权力的诸侯，彼此成立联盟，发展个人侵略的欲望。所以五霸是三王的罪人，历史在退步了。

人们常说时代进步了，我认为要看以什么作标准。如果以物质文明作标准，时代是进步了；如果以人文文化的道德作标准，时代则退步了。像我个人，生活经验很多，曾经过原始生活，当年在西藏、西康边界，住的是山洞，蹲在地上，抽出腰刀，割生肉往嘴里送。好朋友选块肉给你，张开嘴就得吃，如果皱一下眉就算失礼。吃得满手的血就向衣服上擦，所以穿的衣服都发亮。手上沾着的油往脸上抹。从来不洗脸，如果脸洗干净了，雪山过来的风一吹，就变成老人，脸皱得像干的橘子皮。那种生活，到现在还使我怀念，精神上的自在，比现在物质文明的都市生活好得多。

五霸之罪人

孟子再说到当代的诸侯，是“五霸之罪人”的事证：

五霸，桓公为盛。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今之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

他说，春秋五霸，第一个成霸业的是齐桓公。齐桓公第一次与诸侯联盟，是历史上有名的“葵丘之会”，在葵丘这个地方大会诸侯。

这时齐桓公的威风，凌驾天下，周天子已经成了傀儡，天下诸侯，不听他的，只听齐桓公的。齐桓公之所以能成霸，是找到了好伙计管仲。管仲当了宰相，一匡天下，一下子就把齐桓公高举成了霸王，他的灵魂就是管仲。

在葵丘大会时的礼节，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先杀牛、羊、猪，祭祀天地。写好联盟各国共同应该遵守的条约，但没有像后世一样的“歃血”为盟。葵丘之会，没有歃血，没有发誓，很礼貌，很文明，只约定五件事：

第一条：任何一个国家，除了不孝的人以外，不杀，这是不随便杀人；诸侯已经确定的继承人，不可以随便换；不可“以妾为妻”，元配不能随便废掉。

第二条：联盟以后，各国要尊敬贤人；有才能的子弟，要予以培养教育。这是提倡道德，以改善社会风气。

第三条：要尊敬老年人，使老有所养，要爱护小孩子，好好培养下一代；要爱护出门在旅途中的人，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第四条：官位不可以世袭，这种世袭的制度，是后来才有的，在上古文化中，没有这种制度的。大概在孟子时代以前，已经开始有了这种情形，而且出了毛病，所以管仲在草拟条约的时候，提出了这一条。关于一般行政，不能专权，要公开；同时公务员的长辈亲属，不能干预公事；用人要用人才，不能随便杀公务人员，要尊敬他们。

对于“无专杀大夫”，后世宋朝做得最好。赵匡胤创下的赵家三百年天下，最尊重大夫，所以宰相和皇帝，是坐下来谈话的，有时候意见不对，宰相可以把公文推回去，也只有宋朝如此。后来明朝和尚皇帝朱元璋，不管你宰相不宰相，与他意见不合时，当场就在朝廷上，拉下去鞭打。所以对士大夫最不客气的是明朝，有点蛮干。

第五条：不可以随便破坏水利，也不可以只顾自己，而将洪水排泄到与盟的邻国去；当盟国遇到荒年时，要开放谷仓去救济，让他来买米，不可以乘他国荒年而囤积居奇；国家做了重大的事情，如开辟土地，建立都市等等，都要向周天子报告，尊敬中央政府。

齐桓公成霸主后，约定这五项，等于汉高祖的约法三章，当时非常公平。在几千年以后看起来，除了妻、妾问题以外，还是非常公平合理的。

在这五项条款以外，同时宣言：这次国际大会以后，加入契约的国家，不准彼此侵略，大家都是好朋友，不要闹意见。

自从这次盟会以后，当时国际之间，就真正安定了几十年，没有发生战争。这也是管仲了不起的地方，以一个书生，捧了一个齐桓公，就做了这么大的功业。孟子骂五霸是三王的罪人，齐桓公是五霸中的第一个霸主，已经是三王的罪人了，还能够做到这样的功业，而且，五项条约，也都有道德的观念。

孟子说：现在各国的诸侯，对于以前齐桓公所订的那五项条约，一项都没有人做到，所以我说，今日的诸侯，又是五霸的罪人了。

战国的诸侯们为什么这么坏？孟子说，老板们之所以坏，是因为用的伙计太坏了。

思过黑鹰

秦桧逢君之恶

孟子曰：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恶；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

“长君之恶”意思是说，现在那些做官的士大夫们，专门喜欢拍马屁，拍长官、领导人的马屁，因而增加了长官的罪恶，这罪还算小，有句俗话：“千错万错，拍马屁没有错。”例如老板喜欢附庸风雅，搜求古董，买来些赝品，还自命行家，部下反而去称道他眼光好，是鉴赏家，这就是“长君之恶”，罪还算小；问题在“逢君之恶”，那就罪大了。所谓“逢君之恶”，是老板有那么一点犯罪败德的意思，还不敢做出来，而部下去满足他这个不正当的欲望。例如，一个首长，想以权势弄钱，可是又不敢弄，有聪明的部下，揣摩出他有这种心理，想办法替他弄到这笔钱，比他所希望的还多。甚至最初不给他知道，等他知道的时候，已经是既成事实了，更得上司的欢心。这就是“逢君之恶”，这种罪可就更大了。

大家都知道，秦桧害死了岳飞，实际上真是天大的冤枉，秦桧之害岳飞，只是“逢君之恶”而已。

希望岳飞不要打仗的，并不是秦桧，而是宋高宗。岳飞为国家对敌人打仗并没有错，而宋高宗身为皇帝，他虽有不打仗的心思，可是讲不出口，无法叫正在前线打胜仗的岳飞向后撤退。事实上，岳飞越是打胜仗，宋高宗的心里就越是着急。而秦桧揣摩到了宋高宗的这种心理，才对付岳飞的。

因为宋高宗的父亲和哥哥，两位老皇帝徽、钦二宗，被金国俘虏，羁留在北方。而岳飞打仗所用的口号是：“直捣黄龙，迎归二圣。”这口号的确响亮，堂堂正正，义正辞严，很能鼓舞民心士气。可是，岳飞一旦成功，实现了这句口号，把徽、钦二宗两位老皇帝接了回来，目前已经安坐在皇帝位置上的高宗，又坐到哪里去呢？他不能说：老岳呀！你不要打了，你把我父亲和哥哥接回来，可把我摆到哪里去呢？岳飞对这个问题，没有想过答案。所以岳飞的口号喊错了，如果是“直捣黄龙，还我河山”，高宗心里还舒服一点，但“直捣黄龙，迎归二圣”，高宗听来，多么刺耳，心里的苦水又吐不出来，脸色却变了又变，难看极了。秦桧懂得了老板的这种心理，所以把岳飞杀了。岳飞精忠是精忠，可是政治头脑，似乎差一点。

秦桧的罪过在哪里？我们再看一件事：徽、钦二宗，父子二人，原来是皇帝，那种生活多舒服，结果成了俘虏，囚禁在北方，这种日子是很不好过的。他们被俘北上时，一路上都作了诗，那种痛苦，比李后主还要痛苦万倍，生活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情况之下。

南宋末年，有一个头衔为昭仪的宫廷女官，等于皇帝的女秘书，名王清惠，当元朝大将伯颜打到临安的时候被俘了。解到北方的路上，填了一阕《满江红》词。大家都能背诵岳飞的《满江红》词，悲壮感人，认为了不起，可是这位昭仪的确文学修养相当好，她的这首《满江红》，更是了不起。原词是：

太液芙蓉，浑不似，旧时颜色。曾记得，承恩雨露，玉楼金阙。名播兰馨妃后里，晕潮莲脸君王侧。忽一声，鼙鼓揭天来，繁华歇！

龙虎散，风云灭，千古恨，凭谁说？对山河百二，泪盈襟血！驿馆夜惊尘土梦，宫车晓碾关山月。问嫦娥，于我肯从容，同圆缺。

后来这阕词，传到南方来，文天祥看到以后，喟叹说，这位昭仪填的这首词太好了，就是最后“同圆缺”三个字不好，可能她的意志不坚定，万一元朝的皇帝要她的时候，她会改嫁了。可是王清惠后来并没有投降，元朝的皇帝问她，究竟要什么？她说希望能给她一个完整的人格，允许她出家去当女道士，她会生生世世感激他的恩惠。后来果然如愿，道号冲华。所以后世有人说文天祥要求太苛了。

到了清朝，有一位诗人名舒位的，作了两首诗为她辩护，写得很好。原诗是：

其一

边月分明绝调弹 乐昌破镜不成圆

南来汉使蛾眉老 北去萧娘细马寒

识字早知忧患始 作人何止笑啼难

曲中会有湘灵瑟 那署冲华乞女冠

其二

荆棘铜驼梦又成 美人消息出倾城

两宫华发应怜妾 三日春潮解避兵

丞相黄冠挥手事 将军碧血断肠声

玉壶无恙金瓯缺 四壁青苔万古情

读了这两首诗，虽然作者舒位，后她千把年，仍然是这位王昭仪的知己。昭仪原本也是妃子，只因为学问好，而做了女官，兼为皇帝的女秘书。她的《满江红》词里，就有“承恩雨露，玉楼金阙。名播兰馨妃后里，晕潮莲脸君王侧”的自我描写。而舒位诗中“识字早知忧患始，作人何止笑啼难”确是名句，道出了人生大哲学，尤其是对王清惠的身世，一语道尽，全部说完了。对整个人生而言，不但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子也是无才便是德，一个人学问越好，知识越好，痛苦越大。他说你王清惠当初何必读书？假如不读书，只是一个普通女子的话，当俘虏、丫鬟都好，烧饭就烧饭，洗衣就洗衣，管他的。“识字早知忧患始”，有了知识，就开始有了痛苦，“作人何止笑啼难”，在这个国破家亡身被俘的时候，不止笑也笑不得，哭也哭不得，甚至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文天祥当初不满她《满江红》词中最后三个字“同圆缺”，认为她可能会变节，但后来证实她头上戴上羽冠，出家做女道士了。——因为女道士头上要戴帽子，所以称做“女冠”——于是舒位咏道：“曲中会有湘灵瑟，那署冲华乞女冠。”意思是指读她这首《满江红》词，这个女人会变节投降吗？以后出家去当女冠，已经退一万步了，可能有她不能死的理由。

他的第二首诗，更说到文天祥，“丞相黄冠挥手事”，据说文天祥被虏后，也曾向忽必烈提出两个条件，一个是把自己杀死，一个是让他出家去当道士。宋代是盛行道教的，不过后世的人为文天祥辩护，说他不曾提出当道士的要求。舒位的诗中则这样说，意思是，一个女人能够不投降，去出家当道士，已经很了不起，不像你文丞相，想当道士那么一挥手的容易，你不能要求一个女性太苛了。“将军碧血断肠声”，兵败如山倒，在失败的时候，就是男子汉也战死了。“玉壶无恙金瓯缺”，王昭仪到底还是保持了她的节操，可是国家还是败亡了，现在剩下的是“四壁青苔万古情”，王昭仪当年的道观，也许只是四壁的青苔，留给千秋万代的人去凭吊了，这种感慨真是太深了。

高宗的烦恼

再回溯到前面徽、钦二宗被俘的时候，金人要秦桧做地下工作，高宗在临安做了皇帝，最初也曾想设法把父亲和哥哥接回来。要知道，世界上权力是比金钱更迷人的，有金钱不一定会有权力；有了权力，似乎不怕没有金钱。所以高宗一当上皇帝，就被权力迷住了。但他在临安，还是怀念在北方的父兄，常常拿了一把徽宗所画的扇子，在手上把玩，平常这把扇子，由一名亲信的太监保管，不许别人碰。有一次秋天到了，太监偷偷把这把扇子带回家里去玩，他有一个好朋友康伯可，是一名才子，这天到太监家喝酒，看见了这把扇子，问清楚就是高宗经常把玩，徽宗所画的那一把，于是设法把这太监支开，在扇子上写了一大堆字。等太监回来看见，吓得变了脸色，但也只好偷偷送回宫里去。第二天宋高宗要来这把扇子一看，问是谁在上面写了字，太监只有跪下来，照实招供是康伯可写的。高宗仔细看去，是一首诗，上面写道：

玉辇宸游事已空 尚余奎藻绘春风

年年花鸟无穷恨 尽在苍梧夕照中

这是康伯可有意写来谏劝高宗，不可以这样不顾父兄危难地继续下去。高宗读了以后，不觉眼泪掉下来了，也没有杀康伯可或那个太监。

对于宋高宗的罪状，还有一项证据。明朝张和仲所著的《千百年眼》这部书中记载：

宋高宗恢复不坚者，忌徽、钦北归，势力轧己也。按《朝野遗记》云：“宋和议成，显仁后（徽宗妃韦氏）将还，钦宗挽其裾曰：‘汝归与九弟言之，吾南归，但为太乙宫主足矣，他无望于九哥也（高宗第九）。’后不能却，为之誓曰：‘吾先归，苟不来迎，瞽吾目。’乃升车。既归朝，所见大异，不敢复言。不久，后失明，募医疗者莫效。有道士应募入宫，金针一拨，左翳脱然，复明。后喜，求终治其右。道士笑曰：‘一目视物足矣，彼一目存誓言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师，圣人也，知吾之隐。’设几而留谢之，皆不答，才啜茶，遽索去。后询其报德，谩曰：‘太后不相忘，略修灵泉县朱仙观足矣。’拂衣出。时上方视朝，仗下，急迹访之，不得。”观此，可知高宗之猜忌矣。又考钦宗在虏，宋止遣巫阪一迎，而不终请。中间，帝与契丹耶律延禧，同拘管鸠翼府者三年，囚于左院者两年，卒为虏奴箭死马足之下。哀哉！高宗忍于其亲，何太甚也！

这是高宗在临安——杭州建都，当了皇帝以后，民心志气为之大振，金人看了，当然恐惧顾忌，于是为了缓和紧张的局势，向南宋求和，先把徽宗的一个太太，也是高宗的养母，送回到南方来。钦宗告诉这位太后，带一个口信给九弟——高宗，想办法把我们父子两人接回去，而且告诉他，我们回去，不会对他有什么要求，退休下来，守一个庙宇——道教为宋朝的国教——到太乙宫这类道观中去当一个主持好了，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要求。换句话说，九弟还是做他的皇帝，只是要接我回去。这些话，就说得这样可怜。

这位皇后答应了钦宗的要求，对他说，我回去一定想办法要他接你们回去，你的话我一定带到，不然我的眼睛就会瞎掉。

可是这位皇后回到临安，看到当时的情形，完全出乎想象之外，大不相同，知道钦宗托她带的口信，说了也没有用，而且可能有害，不敢说出来。后来她的眼睛真的瞎了，皇后的御医治不好，于是公开向民间悬赏求医，也医不好。后来有个道士去应征，大概他和佛法的密宗一样，学了道家的法术，用根金针一挑，就在她左眼中挑出一层薄膜来，她的左眼马上复明，清楚地看得见一切东西。

这位皇太后要他再医右眼，道士说：太后，你曾经赌过的咒，不能不应的，这只右眼就让它看不见，来应你的咒言吧！

皇太后听了他的话，大吃一惊，这件事是一件大秘密，除了她自己和钦宗以外，没有人知道，可以想见这位道士的道行之高。太后心想，这个秘密将来传了出去，历史上写下来多难听！马上派人去追这个道士，已经找不到了。

这些数据，都说明了“逢君之恶”之所以罪更大的道理。

孟子在这里所提出来的，是中华文化历史哲学上，一个非常严正的问题。他指出五霸是三王的罪人，而当时战国时代的七雄等诸侯，又是五霸的罪人。再下来，当时诸侯各国中，在位做官的士大夫们，都在那里“逢君之恶”，为当代诸侯的罪人。所以孟子这些话，等于指摘当时社会上、中、下各阶层，都是历史的罪人。

在战国时代的社会，已经变成这种情况了，等而下之，在后世每一个动乱的时代，都和孟子这里所指摘的差不多。以孟子这一个观念，来看整个人类历史，以及任何国家的动乱，不应该只责备上面少数的领导人物；动乱之所以发生，多半是整个的社会风气发生了问题，也就是整个人类社会的道德崩溃所致。一个时代历史的演变，固然少数有力量的人，可以使它转移，但有时候亦非少数人转移得了。在转移不了时，后世以一个名词“劫数”来形容它，也就等于说，这种动乱的苦难，是由于全人类，或某一区域的全体成员的共同气运所致。这类大的气运所趋，并不是少数人可以挽回的。

师出无名

孟子根据这个观点，再举出一件事实，加以阐述：鲁欲使慎子为将军。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一战胜齐，遂有南阳，然且不可……。”

慎子勃然不悦曰：“此则滑厘所不识也！”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太公之封于齐也，亦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俭于百里。今鲁方百里者五，子以为有王者作，则鲁在所损乎？在所益乎？徒取诸彼以与此，然且仁者不为；况于杀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

这个时候，孟子应该已是晚年，回到他的故乡——邹地了，邹地是鲁国的附属地区。孟子对出兵这件事表示反对，他说：这是不可以的，对方没有什么过错，就没有理由去攻击。对本国来说，鲁国是一个文化深厚的国家，老百姓也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随便把他们送到战场上打仗，就是祸国殃民。而这样祸国殃民的人，“不容于尧、舜之世”。

孟子特别提出来，中国上古文明，以尧舜时代的政治为标榜，认为这样的侵略战是不可以的。有一句成语说“师出无名”，没有理由而去发动一场战争，是不可以的。纵然是现代的世界争霸国家，如美国与苏联之间，谁都不敢先发动战争，怕的是“师出无名”，被世界人类唾骂与攻击。发动一次战争，必须师出有名，要有一个堂堂正正、站得住的理由。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七”事变，日本人在芦沟桥发动侵略我们的战争，也编造了一个令人听来颇为堂皇的假理由，借口他们的一个兵失踪了，武装搜索，侵入我们的领土来。然后提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大东亚民族主义”，实质上都是胡说，是不成其为理由的理由。

战国当时的鲁国，准备派军事家慎滑厘为将军，出兵打仗，去侵略别国。

历史上有许多战争，像圣战、义战，都是师出有名，有其正当理由的。尤其是中国文化，并不是反战，而是对于战争的事，非常慎重，并不轻举妄动。只有为了自卫，或者救世、救人、救别的国家，才用这把刀，等于是医生手中的刀。绝不能为利己而去杀人，那是强盗手中的刀，所以中国军事哲学的道德，简单说是“武德”，而且这不仅是中国有，人类都信守武德。

孟子说：即使你能一战打败齐国，得到胜利，但想占领齐国的南阳，也是不可以的。

孟子在此时此地，的确可以站出来讲话，直言无讳地批评，因为鲁国是周朝式微以后，诸侯中文化最深厚的国家。孟子在齐国、魏国，讲话就比较委婉，态度客气一些，因为是看文化水平的高低，关系程度的深浅，说话的方式就有不同。这一段谈话，也许是在一次国家重要会议席上，面对面所说的。

慎子听了孟子这几句话，脸色一沉，很不高兴地说：你这个道理，我就不懂了。这就是民主政治中的一种精神，在会议席上，虽然发了脾气，心里很不高兴，甚而脸色都已经变了，可是讲话仍不能粗暴。慎子的这一措辞，口头上说不懂，实际上就是不同意孟子的说法。

孟子说：我坦率地告诉你，依照现在的政治制度，管辖土地的划分，规定中央周天子直接管辖的土地，方圆要一千平方里。因为开始分封时，四方的诸侯，有两三百个之多，有的等于现在的一县，也是一国诸侯。如果周天子没有这么大的土地，则没有办法来接待这许多诸侯。而诸侯直辖的土地，依规定是方圆一百平方里，如果不到一百平方里，就不足以保留他们的传统文化。那时的周朝，在政治上统一，在文化上还没有完全统一，各诸侯国的风俗习惯，并不相同。

直到现在，中国因幅员广阔，山川形势各异，气候冷暖晴雨也有很大的差距。而且各地资源的蕴藏，开发的程度，生产的方式，在在都有其特点。这些因素，对风俗、习惯、语言，都发生了影响。如台湾保持了闽南的文化，而在闽南的漳州与泉州的语言习惯，又有差别，闽南与闽北、闽东、闽西，也各不相同。这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质，在全国统一的文化中，各地方仍然保持其特点。

孟子举出齐国与鲁国，这两个兄弟之国为例。

两国的第一代国君，都是了不起的人。鲁国的第一代国君伯禽，是周公旦的儿子，中国几千年文化，是周公奠定的基础。所以后世的孔子，常常做梦也梦到他。齐国的第一代国君姜太公望，是周武王的军师，他帮助武王统一中国，建立了周朝，被分封到齐国。当时的齐国还没有开发，属于滨海之区，地瘠民贫，是一个非常苦寒的地方。

姜太公的故事

历史上的人物，多被后世忘记，能被后代所知而又值得我们效法的，就有姜太公。实际上姜太公并不姓姜，姜只是他祖先的封邑，一个地名。他姓吕名望，有一部明代的神话小说《封神榜》，影响了我国民间的风气六七百年之久，内容是写周武王革命，推FAN殷商纣王的战争，其中神话非常之多。也许在现代的青年看来，认为写得不够好，因为那还是明代的白话文体，民国早年的青年，都非常喜欢看。

例如说，周文王有一百个儿子，其实只有九十九个，最后一个是收养来的，名叫雷震子，也是战死的，成为天上的神，就是雷公。他有翅膀会飞的，专门做惩罚恶人的事。所以民间有传说，凡是被雷殛死的人，都是恶人，纵然今生不曾做恶，也是前生做过大恶。后来怕雷公打错了人，又派一个电母来，两手各拿一面镜子，一面发蓝光，一面发红光，当雷公要打死人之先，由她先照一照，看清楚才打，这就是闪电。也许女人比较细心，所以这项工作，由一个女性的电母来负责。

小说中描写，天上的神，都下凡来帮武王的忙。除了像关公这个后世汉代成的神没有份之外（现在有人说，关公当了玉皇大帝），道教的太上老君、元始天尊，乃至于佛教的准提、文殊、普贤、观音菩萨、孔雀明王等等，都出来帮武王。连儒家的也有来帮忙的，因为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劫数，所以都出来了。周武王革命成功以后，天下太平，凡是战死的人，包括三教的人，都来等姜太公封神。最后把所有的神都封完了，却忘了自己，等想到自己时，所有的位置都满了，没有办法，只好封自己为社稷坛的坛主，当土地公，做最小最小的神。所以民间有句歇后语：姜太公封神——好处都给了别人。

实际上，这部小说，说明了道家的精神，“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这是道家的人生原则，功成了，也有名了，赶快退下来，这也是天地自然的法则。例如一棵木瓜树，长大以后，结出木瓜来，摘下来吃，味道很甜。树老了再也长不出木瓜，就成为枯木，砍下当柴烧，变成灰而四散，就是功成，名遂，身退的自然法则，万物也都离不开这个法则。姜太公封神，也是这个法则，功成而不居，一切佛、菩萨、神仙，都要靠他封，由他发一张文凭才能去当什么神，而他并没有为自己留一个好位置。

大家看这部小说，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有看出它的精神。姜太公那么大的功劳，万古以来盖世功勋，比谁的功劳都大；可是，他只记下了别人的功劳，而忘记了自己，这就是姜太公的伟大处。

再看《封神榜》上叙述姜太公的坐骑，就是他专用的交通工具，很妙。在小说中，各人的坐骑都介绍了，如哪咤三太子，就是托塔天王李靖的三儿子，金咤、木咤，哪咤是老三，削肉还母，析骨还父后，用莲花把他的尸首拼起来，复活了不能走路，就脚踏风火轮，比谁都跑得快。好像上古时代，中国就发明了摩托车。

这些地方，如果仅把它当做神话看，意味就仅此而已。进一步看，就发现中国古代的科学幻想，非常之高明合理，许多幻想，都在千年之后，见诸实现。比起今日那些西方的科幻小说、科幻电影来，眼光远大得多。

再看姜太公的坐骑，叫做四不象，既不像老虎，又不像狮子，什么都不像，又什么都像，麒、麟、狮、象、豹各自的长处它都有。这又是哲学的意味，象征一个人的修养学问，要想做到四不象那样高明，是最难的，只有姜太公做到了。这也就是孔子说的“君子不器”，做什么就是什么。

假如说，倒霉的人要供奉一位“倒霉祖师”，那就是姜太公，他从出生直到七十九岁，都在倒霉之中。穷得没有饭吃，去卖面粉，突然来一阵龙卷风，把他的面粉吹得无影无踪。后来改卖豆豉，这是黄豆煮熟了用盐渍过的东西，却突然会长出嫩芽来。又卖咸鱼，也会变成臭腐的生鱼。以致老太婆守了他一辈子，挨了一辈子的饿，再也守不住了，只好跟他闹离婚，另谋生路去。他离婚以后，一个人孤苦伶仃，就到渭水河边去钓鱼了。人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仍然不改变他的作风，绝对不用歪歪曲曲的手段，仍然是讲道德，守直道，用的鱼钩是直的。所以后世也有一句歇后语：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不愿者回头走。这也是中国文化中，读书人的一种人生哲学。

他最后钓上了一个周文王，这时姜太公已经八十岁了，而周文王比他年纪更大，已经九十多岁了。周文王是由于祖宗托梦给他，所谓“飞熊入梦”，他醒后用卜卦详梦，卦中指出有姜太公这样一个圣人，找他帮助自己，天下可以得到太平。结果在渭水河边把姜太公找到了，请他当自己的老师，于是请姜太公坐上车子，周文王自己推车。九十多岁的人了，推车是相当辛苦吃力的。推了一阵以后，姜太公问他推了多远，周文王说八百零八步，姜太公说：你推了这样远，已很辛苦了，也就够了，才没有让文王再推下去。回去以后，周文王请他当军师，把三军部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一切都归他管。于是他帮助周朝革命，把纣王打垮，建立了周朝八百零八年的天下。到孟子的时代，周朝已经有七百年的历史了。

这是虚构的小说，没有读过的人，不妨读一遍。它的文字，是明代的古老白话文，读起来也许文艺的评价不高，但是用智慧去读，就可以看透其中所涵蕴的科学与哲学的道理。每一件事物，都别有含意，真是意味深长。如果读出来其中的味道了，就会看了又想再看。

在正史的记载，周朝革命成功以后分封，姜太公封在齐国，是土地最贫瘠的地方，他走到半路上，一度不想前去就国，连这个诸侯都不想当了，住在旅馆里三天，没有继续往前走。可是高人上面有高人，姜太公已经很高明了，可是他所住的旅馆那位老板，已经一百多岁了，是一位比姜太公更高明的有道之士。这一天早上把姜太公叫起床来，对他说：我看你乖乖地就国去吧！姜太公说：我这么大的功劳，只给我这么一个烂地方，我将来怎么去养活老百姓？旅馆老板说：这是天子的命令，你辛苦了一辈子，最后怎么可以做违抗命令的事呢？于是骂了姜太公一顿。姜太公经他这一骂，悟了！立刻就国。以后用海水晒盐做商业，所以到孟子的时代，齐国仍然是天下第一的富强国家。

介绍了姜太公的故事，回来再讨论《孟子》本文。

慎子逢君之恶

孟子说，周公是皇帝的兄弟，封在鲁国当诸侯；姜太公盖世的功劳，封在齐国当诸侯。当时中国有的是土地，而这两个人功劳那么大，中央封给他一千里，也不怕没有土地，不封一千里，五百里也可以，但仍然守法，依照规定只封给百里。这就是民主法治的基本精神，不管功劳多大，人人要守法，诸侯封地规定百里，不问功劳多大，还是只能封给百里。而现在鲁国的土地，实际上已经有五百里，是受封当年的五倍了。

鲁国是周公的后代，周朝的文化，是周公建立起来的，所以在诸侯各国之中，鲁国的文化最为深厚，也是在春秋与战国时代，最不会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到了孟子这个时代，连鲁国的土地，都已扩充了四倍，却还是当时扩充最少的。由这一点可以知道，当时的风气败坏到什么程度了。

孟子说：鲁国是代表中国王道文化的中心，现在土地扩充到五百里了，请问你慎先生，假使有一天，中央政府又出了一位圣明天子，周朝又恢复到初年的制度，对于鲁国该怎么处理？是请求再增加土地呢？还是守法把四百里土地退回去，只保留百里？

孟子又说：没有理由地去侵占别人的土地，扩充自己的权利，这是一个讲仁义的人，推行仁政的国家，所不愿也不能做的事情；更何况你想出兵打仗，以杀人的手段，来侵略别人的土地，这样应该吗？

最后他提出积极的意见对慎滑厘说：作为一个了不起的大臣，一个高级干部，应该以仁道来辅助领袖，使他留万古仁圣之名；帮助老板去侵略别人，并不是一个大臣应该做的事。

这一段是孟子说明，慎子是“逢君之恶”，鲁国的诸侯并没有想要去侵略别人，而是慎子去怂恿起来的。等于几十年前的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之初，日本有许多学者、文臣，都极力反对，因为自幼学中国文化，思想观念，尚知仁义。日本的少壮派军人，发动这次战争，结果是害了自己，害了中国，害了全世界，直到现在。

在同样的原则下，历史的故事，现在仍然可以看到在重演。所以不要认为孔孟之道很迂腐，我们是身历其境的人，今日的青年，是不能了解的；我们则深知，日本当时是违反了孔孟的这个原则。当战争爆发之初，日本的一位哲学家，东京帝大的教授跳楼自杀了，他说不忍心看到将来自己的国家灭亡。最后他的预言真的说中了——日本是无条件投降，假如不是我们以德报怨，不是“先总统”在四强会议中主张保留天皇，并且不要求战争赔偿的话，今日何来日本？这位教授就是根据这一个原则而自杀的。

思过黑鹰

助桀为虐的人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孟子接着说：现在一般做大官，当高级干部的人，都是“逢君之恶”，用种种的手段，以各种借口，去扩充国君的欲望，去侵略别人的土地。等于说慎子，自认为会作战，有军事天才，挑拨鲁国的诸侯，实行军国主义的政策，口里说，为国君扩大领土，使财政经济发达，成为霸主。现在的人认为，这样是国家最好的大臣；以中国文化而言，这不是“良臣”，而是“民贼”。

所以后世说，孟子是站在帝制的民主政治立场，以民为中心的。他说一个大臣，做高级干部的，对老板要有好的建议，不可以为了自己的私利，做违背天良的事。一个国家的领袖不“乡道”，不以实施仁政为目的，一味地只想富国强兵，而大臣去帮着他“辟土地，充府库”，这就是像助夏桀为虐一样。

他又说：有的大臣，认为自己能够像苏秦那样，替老板邀约许多诸侯来，建立自己的霸主地位，去侵略别人，一定打胜仗。现在人认为他是“良臣”，古代则认为他是“民贼”，因为这样，只是帮助暴虐的国君，造成领导的错误。

最后他说：现在时代的风气，大家都说不要落伍，应该跟着时代走，但是现代社会的败坏风气，如果不能改变过来，向良好的路上走，纵然有人说把这世界都交给我，全球的财产也给我，“不能一朝居也”，而我连一天也不能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这样的世界，实在看不下去了。

孟子始终以人类的文化为重点，这些话，看来好像没有多大道理，等到经过一番人生历练，懂了事，尤其是研究历史以后，再拿出《四书》来读，那真是意味无穷。不过体会这种味道，付出的代价也很大，不知道要看过多少人的血泪辛酸，经历过多少变乱忧患，才会懂得历史，懂得古人所说的道理。

再看看历史，慎子这一型的思想，所造成的时代悲剧，南北朝时代的五胡乱华，各个政权的突起，都是违背了孔孟的原则，所以没有一个政权能够长久。后来南唐五代，几十年间，也经过了十个国家的兴衰起落，也无一不是违反了孔孟的这个原则。

再看汉、唐、宋，这几个延绵百年以上的大时代，虽然在政治上没有完全符合孔孟之道，但仍然部分符合了孔孟之道，而且以实行孔孟之道为标榜，所以能够持续政权达几百年。

其中宋朝天下，也称赵家天下三百年，实际上三百年当中，差不多一半时间只有半壁江山，黄河以北，辽、金、元，相替侵凌，西北还有夏，这是文人政治天下，那么可怜！所以一定说文人主政就怎么好，并不尽然，一定要文武并重。

北宋的徽、钦二帝都被金人俘虏，后来南宋联合元把金人打垮；元回过头来吃掉宋朝，这段历史很热闹。所以研究宋史，一定同时要研究辽、金、元史。今日的青年，欲了解未来的中国，需要研究春秋战国的历史和南北宋包括辽、金、元的历史。金朝的末代有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就是完颜亮，曾被封为海陵王。他气魄很大，根本不把南宋放在眼中，派人到临安偷偷绘下当地风景做屏风，并把自己立马雄姿，绘在吴山第一峰上，并题了一首诗说：

万里车书尽混同 江南岂有别疆封

提兵百万西湖上 立马吴山第一峰

就是说天下由他统一了，文字、语言都统一了。混同是东北有一条江，名混同江，天下都是他们混同江上人的了。在长江南岸，怎么还有一个宋朝呢？这是不可以的！我要提百万雄兵打到西湖来，站在吴山的最高峰上，俯视临安你南宋的京城，睥睨天下。真是好大的口气，也就是慎子这一型人物的口气。

后来他果然率领了六七十万大军，号称百万，南侵宋朝。这时岳飞已死，却被宋朝的一个文人虞允文，在采石矶，一战就把他打败了；在退到瓜洲的时候，被一个部下杀死。他在统兵南侵之前，他的太后再三劝阻他，他竟然杀死了自己的太后，并杀了几百宋朝的文武官员，然后南下。结果被一个部下杀死，也是因果报应。

历史上这一类的事例很多，希望青年们把“经”与“史”合起来研究，可以发现哲学思想和政治哲学的道理。

下面转到另一个主题。

了不起起不了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

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这是一件非常妙的事情。白圭这个人，在司马迁《史记》的《货殖列传》中，曾经标榜过他。这个人赤手空拳，白手成家，发了大财。他做生意的原则是“人弃我取”，别人不要，跌价的东西，他就收买，到了这样东西涨价了，他就卖出去，大赚一笔，由此而发大财。而他的生活，省吃俭用，和现在乡下的土财主一样，一个馒头都不愿意多吃，要留到发酸才吃；一件衣服补了又补还是穿，就这样白手成家。

有一句俗语：“白手而置千金，必有过人之长。”财富如此，学问也是如此。一个人没有读过书，后来绘画很好；或者从来没上过学校的人，后来学问也很好，都是“必有过人之长”。人有恒心，有毅力，一定成功，因为这种人一定有头脑，有思想。白圭就是这样一个人，因为他有一套经济哲学思想。

因此他对孟子说：我认为经济思想、财政政策要改，税捐由现行的十分抽一，改为二十分之一，就可以了。如果哪一个国家把财经交给我，我一定能够办到政府财税收入够用了。你以为如何？

孟子对他说，你这个思想，这种办法，是野蛮人的办法。我且问你，有万户以上人口的地区，只有一个人做陶器，可不可以？白圭说，不可以，一个人做的陶器，数量太少，不够一万户人家用。

孟子说，像没有开化的“貉”地的野蛮民族，一切文明设施都没有，过着原始生活，也没有政府机构、公教人员，他们的酋长向部落抽取二十分之一的税，当然够用了。现在我们居住在中原地区的人，有国家，有文化，有政治制度；教育要教育的经费，办社会福利要有社会福利的经费，保卫国家要军费、治安经费，一个文明进步的社会，可不可以取消了这些，恢复为原始的社会呢？你刚才说了，一个一万户人的国家，只有一个人制陶器，就会不够用，难道要我们回到原始的社会中去吗？

某种主义的思想，认为要走“回复到原始社会去”的路线才对。尤其是像“人民公社”、“土法炼钢”、“人力代兽力耕田”、“挑灯夜战”等等，都是这个走回原始的想法，乃“貉道也”。可以说，历史为我们证明，这是走不通的。

孟子说，一个国家的财经政策，抽税的比率，轻于尧舜时代，比尧舜时代抽得更少的，社会不会进步，不过是小野蛮与大野蛮的分别而已。但是，如果重于尧舜之道，把税拼命加重，也是错误的，这等于夏朝最暴虐的亡国皇帝桀，个人为了纵欲、享受，而把税赋加重，造成了民不聊生。

非常有趣的，在共产思想刚输入中国的时候，当时的青年，竟然误认为这就是上古井田制度的精神。

讲到井田制度，中国历史上也有两个人，曾经想要改变当时的现成政制，而恢复井田制度，实行土地国有，财产公有，取消私有财产制的。一个是王莽，一个是王安石。

王莽要恢复古制，实行公田制度，他把孔孟的思想搞错了。宋朝的王安石，也是这个思想，实行青苗法，最后失败了，而且最惨。宋朝的理宗虽然是一个好皇帝，却是一个书呆子，他的谥号所以为“理”字，是因为他学问很好，讲道理，对于理学、二程、朱熹他们这一派的孔孟之道，非常相信，对宋代五大儒非常尊敬。他是好人一个，用的宰相是贾似道，是秦桧以后的第一奸相，比秦桧的威风还大。皇帝准许他一个月只须上三次朝，参加三次中央的会议，见到皇帝也可以不拜。

许多趋炎附势的人，对贾似道更是大拍马屁。有一则很著名的故事，他在杭州的葛岭，盖了一处田庄别墅，规模非常宏大，亭台楼阁，山水湖沼，找些羽士美人，在里面斗蟋蟀玩。落成的那天，他带了许多门客，都是朝廷的大官，包括六部部长之流，跟在他后面，到处参观浏览。他说，什么都好，就是不闻鸡犬之声。这时就突然有犬吠声，大家觉得奇怪，哪里突然跑出狗来，循声一看，原来是一位部长级的人，在那里学狗叫，向他讨好。拍马之道，就有这样厉害。

贾似道这个人，历史上骂他是奸臣，老实说，他有理想，有才具，可是书读坏了，在南宋那个战争的时代，还要恢复公田制度，收成政府得六成，人民得四成，调查普天下的土地和人口，重新分配。就在同时北方的敌人要打过来了，他还在搞这些事，这就是书读迂了。所以当时有人作了一首诗：

三分天下二分亡 又把山河寸寸量

纵使一丘添一亩 也应不似旧封疆

他说中国的天下，三分已经两分都被异族占领了，只剩下三分之一的版图，你还要一寸一寸地去量，想要合理分配。你这样去量，也不可能把领土量得多起来，你老兄上欺天子，下瞒老百姓，去秘密议和；你不设法收复土地，却在这局促的江南量来量去。纵然把一分土地量成了一亩地，也不是那些失去的旧河山，并且还可能把这最后的土地也送给人家。果然，后来送给元朝了，这是贾似道的胡涂。

《孟子》这一段，所讲白圭经济思想严重的错误，由此可以知道，历史上的错误事件，实在又多又严重。

所以我常劝年轻人多读历史，但不希望像现代史学家们那样的读法，抓一个题目，写一篇论文，说上一大堆，而且多半侧重考据，某人的年代如何，某事的真伪怎样。像这样研究历史，对今日及后世，没有多大补益。读历史，不要为了得学位，要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接受教训，准备做人做事。即使去做一个小主管，一个校长，乃至一个寺庙的主持，也要懂得历史，知道依据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去处理人和事。

孟子固然指出了白圭经济思想的错误，但后来司马迁写《史记》，却很佩服这个人。司马迁也不是乱佩服他的，白圭的白手起家，赤手空拳而成巨富，并非一般人所能办到的。前面说过的，他“必有过人之长”，的确有了不起的地方，令人不能不佩服。

可是，一个人的了不起，还是有其限度的。所以，当一个人获得了不起的成功时，自己要忘记自己的了不起，要赶快谦卑下来。如果获得了不起的成功以后，不忘记自己的了不起，甚至由一件事情获得了不起的成功，便以为自己事事都了不起，那么就会成为“起不了”。可是人是最容易犯这种错误的，这是年轻人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千万不可因一事之成功，便自满傲慢，这样必终归失败。切切记住这几句话：人到达“了不起”的时候，要忘记自己的“了不起”；如果不忘记自己的“了不起”，就会“起不了”。

这位白圭老兄，就犯了这个不忘记自己了不起的错误。他是了不起，成功了，可是成功以后，以为自己很伟大，好像什么都懂！所以对国家的财政，也大提其意见，其实他的意见错了。

十多年前，一个朋友劝告学经济的青年，毕业以后，不要到银行做事。他说，年轻到银行，为他人数钞票的结果，是圈圈越画越多，房子越住越大，车子越坐越新，心脏越来越狭。意思是说，看惯了金钱数字的人，心量就越来越窄小了。他的这几句话，一时视为名言。再看贾似道的“又把山河寸寸量”，也正如数钱，几角几分几厘，都在那里计算，心量非常狭窄，所以当时有些人，被他整得很惨。白圭也是这样，白手成家，心量一小，也就小看了天下事，小看了他人。当他的经济思想被批驳了以后，他又提出另一个问题来。

禹王的神话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

孟子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

从这段话看来，白圭好像是孟子的朋友。这位有钱人，能和孟子交上朋友，还是很了不起的。

他对孟子说：如果由我来改革国家的水利工程，我比禹王还要做得好。他这个牛皮可吹得大了，人只要成功到了那种地步，不管什么出身，都会昏了头，变成“起不了”啦。从这句话，可知他发财以后，拥有许多土地，为了开垦，可能也兴修了一些灌溉的水利工程，筑了些堤岸渠圳塘堰之类的设施。由于他自己也是生活刻苦，又能与僮仆同苦乐，大概工程进行得相当顺利迅速，于是他就认为自己能够治理全国的水利，比禹王更好。

今日的青年人要注意，将来一旦回到大陆去，水利是一个大问题，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到今天为止，还没有解决。中国大陆的水利，不像台湾，即以黄河一条河流的水患来说，就烦透了人，三年五年就出一次问题。渐渐的，长江的淤沙已多，河床上升，也要出问题。中国过去的读书人，为民族国家利益最留心的，就是农田、水利两件事。中国是农业立国的文化，农田水利，对国家仍有深远重大的贡献，还是要留意。工商业的发达，固然重要，但还在其次，先要将农业立国的基础打稳，才谈得上工商业，至少也得齐头并进。

大禹治水，禹的父亲鲧，就是因治水而牺牲。因为鲧治水九年没有成功，自请处分。但他劳碌九年，非常辛苦，仍有部分小功，皇帝不忍心处分，他便投水自尽；可仍于心不甘，变成一个水里的怪兽——黄熊。注意，不是熊字，这字的下面只有三点，是只有三只足的龟。所以禹王永远不提这个名字，这是他最伤心的。而禹王治水的本事，是从他父亲那里传来的；当他父亲鲧治水时，大禹是反对父亲的治水计划的。古人讲孝道，向父亲提出建议后被斥责，他只有暗暗地哭，不敢再讲了。鲧是绝顶聪明的人，他的治水办法，和现代有些人的办法一样，北水南调，南水北调，这里筑堤，那里筑坝。禹认为不行，水是防堵不了的，要顺着水性治理，要阻挡也挡不住的，所以不能用筑堤防的方法，只能疏导，让它流走。但鲧用防堵的方法，九年之中，全国水利还是给他做成功一半；但最后仍然是垮了。

白圭说他来治理国家的水利，会比大禹还好，倒不是存心吹牛，而是犯了一个错误，以自己一点农村水利的眼光，来看大禹的治水问题。

所以孟子对他说：老兄，你不要随便讲话，你错了！禹王的治水，是顺水之道，他到处开山，把几条大河，疏导入海，真是奇迹。尤其黄河长江的工程，后世的水利专家们，到实地去研究，认为简直不可想象。上古时代的人口并不多，即使以几千万的壮丁，用十三年的时间，恐怕未必能够做到。

只有从中国上古的科学神话上看，可以做到。神话上的说法，又是女性的伟大，禹王治水，主要是得了瑶池圣母——王母娘娘的帮助，还有伏羲氏、轩辕氏帮忙。给了他两个宝圭，比现代的X光、红外线、紫外线还厉害，只要用这两个圭一照，地心都为之照穿。后来华山的龙门峡，如果以现代的技术去开山，要动员一百万人用炸药去炸，才可能炸开。禹王没有办法，只好去请王母娘娘帮忙，把各路神仙都请来了，结果由“巨灵之神”帮忙。大禹请求舜下命令，自龙门峡起，一直到海口为止，所有下游的老百姓，在若干天以内，统统搬到高地上去，然后由巨灵之神，站在那里，两脚跨开站稳，用两手将一座山用力撑开，只费了半个时辰，就开了龙门峡。

现在有一本书出版，叫做《上古神话演义》，完全是说三代的神话故事。这本书的作者，是有学问的，完全根据《山海经》等书写的。

不过开龙门峡这件事，的确是一件疑案。禹王自己，后来也用了神通，他开衡山的时候，觉得麻烦王母娘娘这些神仙们太多了，这次不好意思再麻烦他们，这次他要自己开，到衡山去施工。他的两个太太，是九尾玄狐成仙后生的女儿，他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只有四天的婚姻生活。这时两个太太去看他，并且要告诉他，第二个太太已经怀孕了。可是他忙于工作，没有时间谈话，叫两个太太在山下等他，在开好山以后再谈。于是他一个人跑到山上去，并吩咐两个太太闭上眼睛，不可以向山上去看他。上山后他摇身一变，变回他的本命元神——一个大熊，用尾巴打鼓开山。他的二太太年纪轻，不相信丈夫能够打鼓开山，姐姐告诉他，听丈夫的话不要去看，不知道就不要去知道。可是这个年轻人硬是睁开眼睛去看，没有看见丈夫，只见一只大熊，用尾巴打鼓，两手执斧开山。她想我的丈夫原来是一只大狗熊，一气之下，站在那里化成石头了。大禹开了山下来，看见大太太在哭，问起原因，原来二太太已经变成了石头，知道她看见了自己的元神。于是说：好！你既然不愿看见我，那么你走你的，把儿子还我。所以弄开石头，把儿子抱出来。因此禹的儿子名启，是开启石头得的。

中国的上古史，就是神话史。上古史上说我们的祖宗是从天上下来的，不是像达尔文所说是猴子变的；猴子只是达尔文的祖宗，我们的祖宗是天神变的。

现在再看孟子对白圭说的话。

他说，你老兄治水，把自己的水利筑好，把水放到邻国去，邻国遭水灾了，你这样叫做懂得水利吗？水利是为天下的老百姓利益而开发的。所以孔子对大禹的治水，也无话可说，大禹治水，不但是为天下万民，也是为千秋万代谋了福利。

今日中国人有饭吃，也是受了大禹治水的恩惠，甚至包括台湾。据《山海经》的说法，大禹不但到过台湾，甚至南美、北美、欧洲、北极他都去过。因为王母娘娘派给他十六名大将，天上七名，地下九名，他的部下有一个人会养龙，他有两条龙为坐骑，要到哪里，骑上龙背就去了。所以治天下的水利，能够十三年成功，如果没有那么多人才，是办不到的。换言之，在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自然科学。例如有一种科学的交通工具，是真实的，在《史记》中就有记载，现代西方人用来到山上滑雪的雪橇，我们中国，远在禹王时代就发明了。他若到泥沼地带，就用泥橇，一滑就如飞行一样，滑出去了。这不能不承认他的科学头脑。

孟子到这里，从人君之道，说到人臣之道，再说到社会的进步繁荣以后，再说到人心思想的问题，战争的问题，经济思想的问题，种种问题都来了。下面加一句孟子平常所说的话，作为转接。

孟子曰：“君子不亮，恶乎执！”

他这句话，只短短的七个字，但问题来了。

这个“亮”字，古人的批注，与“谅”字同，就是胸襟宽大，原谅别人，能容人。但下面“恶乎执”，一个真有学问道德的人，绝不执着，不固执。这解释也有道理，真聪明的人绝对不固执；固执的人，不但不聪明，还是笨蛋中的笨蛋。

不过我的解释，因为下面有“恶乎执”，上面这个“亮”字，不必去解释与“谅”字同，“亮”字就是“亮”字，如果“亮”解释成“谅”，那么“亮”就变成“不亮”了。

有一个笑话，清代名臣左宗棠，喜欢自比为诸葛亮，而号称小诸葛。他以一介书生出身，平回疆以后，威震西北，出将入相。一次和一位老朋友谈话，谈到得意处，他摇头晃脑地说：“此诸葛之所以为亮也。”含义是我就是诸葛亮一样，有那么聪明。虽是自吹，倒也高明而含蓄。不过因为左宗棠脾气不大好，怨他的人也不少，他的这位老朋友学问也很好，但并不全部赞同他，听了左宗棠这句话后，就故意讲到一件左宗棠办得很笨的事。左宗棠听后拉长了脸，闷声不响，于是这位朋友说：“此诸葛之所以为猪也。”

所以孟子这句话，“亮”就是“亮”的意思，以“谅”字来脚注，是多余的。如果硬如是解释，那也是“诸葛之所以为猪”了。

“君子不亮”的意思是，一个真聪明的人，并不认为自己是聪明人，“恶乎执”，因此不固执成见。

徒善亦足以为政

鲁欲使乐正子为政。孟子曰：“吾闻之，喜而不寐。”

公孙丑曰：“乐正子强乎？”

曰：“否。”

“有知虑乎？”

曰：“否。”

“多闻识乎？”

曰：“否。”

“然则奚为喜而不寐？”

曰：“其为人也好善。”

“好善足乎？”

曰：“好善优于天下，而况鲁国乎？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则人将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声音颜色，距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与谗谄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

有一天，马路新闻说，鲁国准备请乐正子出来当政做宰相。消息传到了孟子的耳朵里，他就说：我听到这消息，如果是真的，那我要高兴得睡不着觉了。大家还记得，乐正子是孟子的学生，曾经挨了孟子好几次骂。如今大家听见孟子这样说，心想你这位孟老夫子，原来私心如此之重，听见你的学生要出来当宰相了，会高兴得失眠。大家心中虽这样想，但不好意思说。可是，公孙丑是孟子自己的学生，就问起来了。

他说：老师！你把我们那位老同学乐正子，看得那么强啊！他那么棒吗？孟子说：他并不算强！

公孙丑说：那么他的智慧很高啰？孟子说：他智慧也不算高。

公孙丑说：那么是因为他学问很渊博，书读得多，什么都很懂吧？孟子说：什么都没有。

他说：老师！你把我们那位老同学乐正子，看得那么强啊！他那么棒吗？孟子说：他并不算强！

公孙丑说：那么他的智慧很高啰？孟子说：他智慧也不算高。

公孙丑说：那么是因为他学问很渊博，书读得多，什么都很懂吧？孟子说：什么都没有。

公孙丑似乎有点吃瘪了，他说：老师！你老人家说，听到他出来当政的消息，会高兴得失眠，一夜都睡不着，这是为了什么？孟子说：我告诉你，这些长处他都没有，乐正子的才具是中下，他就是品德好，节操好，善良的本性好。

公孙丑又提出问题来了，他说：老师！做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仅仅是个好人，道德好，没有本事行吗？

孟子说：我告诉你，人只要品行好，道德好，就是治天下第一流的人才，更何况去治理鲁国这样一个小小的国家。

老实说，孟子这几句话，其中有很大的感慨。我们看到春秋战国，乃至于后世任何一代，在战乱的时候，一般人所希望的人物，都是要有道德，不希望有本事。这个时候，社会上所需要的也是道德，有本事而无道德的人，只有危害社会，危害国家，危害世界人类。

在现代，我们这几十年的教育，训练出来的青年，每个人的本领都很高明，可是我经常教青年们，宁可作为一个老实人。将来社会上成功的人，一定是老实人，因为人人的手段都很高明，自己能不耍手段，老老实实，最后就成功了。因为老实人喜欢老实人，好人喜欢好人，玩手段的人亦喜欢老实人，坏人亦喜欢好人。大家都在玩手段，有一天尔虞我诈到了极点的时候，老实的好人就成功了。

所以孟子对公孙丑也是说：你要知道，在这个时代，人心大乱大变，如果有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真正是行仁政，讲人道，讲民主，讲自由，好善的，天下人将“轻千里而来”，都不嫌路远，而向这个道德仁政的地方来。相反的，在这个时代，人人都耍手段，玩本事，如果再来一个不好善的人当政，不但自己的国家，没有办法治好，即使是别的人，也会“訑訑”。这两个字，现代在球场上还可以常常看得到，就是当对方的球员打得粗鲁的时候，或者裁判执法不公时，在观众席上，就会有人发出“嘘嘘”之声，所谓“开汽水”。这种类似开汽水瓶时，大量气体迅速自瓶口喷出的声音，包含了责备、攻讦、厌恶、鄙弃许许多多不友善的意义。

打丫鬟骂小姐

下面两段文字，等于是《告子》上下篇的结论。孟子指出中国文化中《礼记·儒行》篇的精神，说明一个知识分子，受教育的目的是人格的养成，尤其对于立身出处的认识，更为重要。

所谓立身，就是长大成人以后，在世间做怎样的人？站在一个什么立场上？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人格？

所谓出处，等于走出大门，第一步跨出去的时候，就要好好选择方向，往什么地方走，怎样走。也可叫做出身。

所谓“品格”，品与格是有分别的。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规格，纵然是爱笑、爱哭的人，也是他的一格，笑为笑格，哭为哭格。杞梁妻善哭，哭就是她人格中的一部分。有的人方正，有的人随和，这都是“格”。人品则不同，例如有人视富贵如浮云，看到功名富贵来到，并没有什么高兴，反而讨厌；如果请他尽义务帮忙一件事，他却很高兴，这就是人品。

出身与出处也有连带的关系。例如现在社会上很喜欢谈到青少年的出路问题。也许有的人抱持一个“有路就出”的态度，俗语所谓“有奶便是娘”，只要有钱可赚，叫别人爷爷都可以，甚至鲜廉寡耻、违背良心的事都去干。有的人则不计较待遇，只求有学习的机会，增加人生的历练，能进德修业的事才做，这就是出处的问题。孟子这里所说的出处，是一种影射。

所谓影射，以前有句俗语说：“打丫鬟骂小姐”，本来是骂小姐的，但不方便直接指着主人身份的小姐骂，于是就把仆人身份的丫鬟拉来揍一顿，一边打，一边责备这个丫鬟的错误。但事实上，这些错误都是小姐造成的，所以这些责骂的话，便从丫鬟的身上，投射到小姐的身上，小姐同样有挨骂、受责备的感受，间接收到教训小姐的效果。挨打的丫鬟，实际上只是小姐的替身而已。

戏剧中有一出《打龙袍》的戏，是根据小说编出来的。剧中叙述包拯执法如山，宋仁宗的生母，由于后宫后妃之间的争风吃醋，互相倾轧，而被撵出了皇宫流落在民间，连眼睛也哭瞎了。仁宗当了皇帝以后，却没有下命令去把生母找回来。有一次包拯出去办案，坐在轿子里，突然吹来一阵龙卷风，把包拯戴的官帽吹跑了。在古代，官帽吹掉了是不吉利的，像丢了大印一样，可能构成犯罪，要丢官的。于是随行的衙役们拼命去追，发现官帽落在一间民房的屋顶上，丝毫无损。包公觉得很奇怪，于是亲到民房去查，才发现了仁宗的生母，也就是当今的皇太后。

于是先接回去奉养，因为不方便突然去报告，而且怕仁宗不相信。等到元宵节，皇帝招待文武百官赏花灯的时候，他也带了这位双眼失明的老太太去观灯。最初，仁宗和一些官员，觉得瞎子怎么看得见嘛，好奇怪。因为仁宗相当慈悲，所以也有人在猜想，也许是一桩大罪案里被告的母亲，包老黑故意把她弄来，以便请仁宗发悲心特赦的。到了观灯的时候，这个瞎眼老太太，就详细数说她当年陪老皇帝赏花灯的情形。仁宗听见觉得奇怪，就把她找来问话，她流着眼泪，说出当年被迫害的一段秘密，并道出了仁宗身上的特征。这时仁宗“噗”的一声跪下来，认了母亲。

包拯老臣，认为仁宗有不孝之罪，跪下来请求皇帝接受国法的制裁，以示范天下。一番大道理，说得仁宗无话可说，只好接受国法的处罚。包拯判决，应该揍他一顿，但是皇帝是打不得的，于是想出变通的办法，让皇帝脱下平常所穿的龙袍来，由包拯在这件衣服上抽几鞭，以代替皇帝挨打。这也就是龙袍影射了皇帝的意思。

这个故事，同时也影射了国法超越一切之上。一个国家，上自帝王，下至百姓，必须要守法，否则国家社会就会纷乱。